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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美海权博弈的“二元性”

2017-02-25 16:57:21 《现代军事》 2016年6期

信强

在建设海洋强国战略的驱动下,中国的海上力量稳步发展,在深海远洋的活动日益频繁,从而与多年来独霸海洋的美国产生了更多地缘利益碰撞。美国从全球战略、海洋安全战略以及海军战略等不同层面的战略利益出发,利用中国与部分周边国家之间的海洋领土争端,竭力对方兴未艾的中国海权发展进行牵制和打压,导致中美海上摩擦和冲突频发。但是另一方面,美国也不希望两同关系因此遭到严重破坏,甚至因意外事件和战略误判导致直接对抗,故而也积极寻求与中国开展务实的海上安全合作,由此导致中美海权博弈呈现出了战略冲突与战术合作并存、近海冲突与远洋合作并存、传统安全领域冲突与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并存的“二元性”特征。

近年来,随着中国吹响建设海洋强国的号角,中国正在逐渐从传统的“重陆轻海”的陆权思维,向“陆海并重”、“陆海统筹”的战略思维转变。依托日新月异的海军现代化进程,以及海上维权执法能力的迅速发展,中国海上力量超越近海,迈向远洋已成为“新常态”。与此同时,中国海权力量的发展也引发了周边部分国家,尤其是美国这一海洋霸主的警惕和忧虑。为了维系美国在亚太地区乃至全球地缘政治与安全格局中的支配地位,牵制中国突破西太平洋第一岛链防御体系的步伐,美国在中国东南海疆频频对中国发难,也导致中美海权博弈不断升级和激化。

中美海权冲突的持续升温

海洋方向成为中美两国战略博弈的重要战场已是不争的事实。在美国奥巴马政府大力推动“亚太再平衡”战略,试图在西太平洋地区加强对中国战略围堵的背景下,2012年4月中菲黄岩岛对峙事件的爆发,以及同年9月日本野田内阁公然将钓鱼岛“国有化”,导致中国与部分周边国家的海洋领土争议日益凸显,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势,中国东南海疆也由此进入多事之秋。尽管中国始终坚持“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原则,希望以和平的方式妥善解决海洋领土争端,但是日本、菲律宾和越南等国却一再罔顾中国的警告,不断制造事端。这些国家之所以敢于如此恣意妄为,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美国基于自身的战略考虑,在台前幕后发挥了十分重要而消极的作用。利用中国与有关国家之间的海洋争议,美国—方面可以趁机将这些国家纳入其战略轨道,强化其在亚洲地区的战略主导权,另一方面则可以借此牵制中国在海洋方向上的发展,压缩中国的地缘战略空间。毋庸讳言,美国的这一图谋遭到了中国的堅决反对和抵制,从而使得中美海上摩擦和冲突持续升温。

首先,美国力促亚太同盟体系的“现代化”,在亚太加强针对中国的前沿军事存在。为了更加有效地牵制中国海权的发展,美国—直在谋求使其主导的亚太地区同盟体系“现代化”,敦促其盟国以及战略伙伴加强与美国以及彼此之间的安全合作,同时分担美国的责任和负担。诚如前任美国国防部长查克·哈格尔所言:“亚太地区不断变化的安全形势使美国的伙伴关系和联盟成为地区稳定不可缺少的错。”而为了“建立一个合作性区域架构”,美国必须“现代化我们的联盟,帮助盟友和合作伙伴开发新的和先进的能力,并鼓励他们更紧密地合作。”基于这一目的,同时配合美国全球军力部署的调整,亦即在2020年前将海空军力量的60%部署在太平洋地区,美国开始向中国周边调兵遣将,巩固其在亚太地区的前沿部署和前沿存在。例如,面对中日钓鱼岛争议,美国一再公开支持日本安倍政府解禁集体自卫权,鼓励日本整军经武,并推动美日防卫合作指针的修订,以便“确保我们的同盟不断发展,以及日本自卫队的能力不断增长以反映变化的安全环境”。近年来,美国开始在嘉手纳基地进驻最先进的F-22A隐身战斗机,在冲绳部署MV-22“鱼鹰”倾转旋翼机,在三泽基地首次部署2架“全球鹰”无人侦察机,同时开工建设第2个x波段导弹防御预警雷达站,以强化美日情报、监视、侦察、快速反应和打击能力,共同应对所谓的钓鱼岛“不测事态”。

再以美澳同盟而言,2014年8月,在美澳年度外长和防长“2+2”会谈之后,澳大利亚防长大卫·约翰斯顿和外长朱莉·毕晓普对外宣称,澳大利亚对中国在南海的影响地区稳定的行为表示“关切”,欢迎美国在亚洲扮演主要角色,同时决定向美军开放珀斯港允许美国军舰驻泊,增加美军航母和潜艇进出斯特灵海军基地的频率,准许美军在科科斯群岛上建设无人侦察机基地,设立空军C波段大功率雷达地面监测站,并准备与美日两国联合研制开发新型潜艇。截止至2014年底,已有1000多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在澳大利亚达尔文港实现轮流驻防,并与澳大利亚军队展开频繁的联合训练和演习。

近两年来,随着菲律宾与中国在南海摩擦加剧,美军以港口访问、举行联合军演的名义频繁进出菲律宾,并以所谓“轮换”驻扎的名义大幅扩大在菲律宾的军事存在,美国事实上已经形同在菲实现了“永久驻扎”。2014年4月28日,美菲两国签署有效期10年的《美菲加强防务合作协议》,主旨是允许美国军队使用菲国军事基地,预先在菲律宾部署先进战斗机和军舰,并增加在菲律宾的轮换部署。该协议的签署不仅反映了美菲“强劲与持久的战略伙伴关系”,同时也为美国保持在南海海域的前沿存在提供了更大的便利条件。

其次,大幅改善和提升与越南等战略伙伴国家的军事安全关系。近年来,美国—直在积极拉拢东盟国家,以便于在其“重返”东南亚的过程中,塑造更加有利的地缘政治和安全环境。例如,2014年1月,美国首次与印尼签署了出售8架AH-64“阿帕奇”武装直升机的采购合同,以帮助印尼加强对马六甲海峡的控制。2014年4月,美国宣布与马来西亚建立“全面合作伙伴关系”,又于6月首次派遣最先进的F-22A战斗机与马来西亚空军展开联合军事演习。此外,美国在持续向新加坡部署多艘近海战斗舰的同时,还积极倡议将新加坡樟宜海军基地建设成为一个区域指挥和控制节点,借以强化其在南海南部的快速反应能力。

在与南海周边诸多伙伴国家加强联系之余,美国对越南可谓情有独钟。利用越南对中国长期存在的安全疑虑和畏惧,美国竭力推动与越南安全与军事关系的升级。2012年6月3日,时任美国防部长莱昂·帕内塔对金兰湾进行了“历史性的”访问,并登上了在金兰湾驻泊的美军“理查德·伯德”号补给舰。2013年7月,越南国家主席张晋创访问美国,美越宣布建立“全面伙伴关系”。2014年8月14日,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丁·邓普西抵达河内,成为数十年来首位访问越南的美国最高军事长官。10月2日,美国宣布将部分解除对越南出售杀伤性武器的禁令,以帮助越南加强海上安全,标志着美越安全关系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第三,罔顾历史与事实,配合日本、菲律宾和越南向中国发难。为了拉拢日菲越等国,美国屡屡不问是非,颠倒黑白,在国际场合与上述国家领导人遥相呼应,一唱一和地对中国横加指责。例如,在东海方向,面对因日本单方面挑衅而引起的钓鱼岛争端,美国却罔顾是非曲直,一再以承担《美日安保条约》的义务为名向中国施压。2014年4月,奥巴马总统在访日期间明确宣称:“尖阁诸岛由日本管理,因此在《美日安保条约》第五条的适用范围之内。我们反对任何破坏日本对这些岛屿管辖权的单边行动。”这是有史以来美国总统首次明确宣称钓鱼岛适用于《日美安保条约》,也使得美国此前在这一问题上保持多年的“战略模糊”转为“战略清晰”。2014年4月11日,美国驻冲绳最高指挥官约翰·威斯勒中将公开表示,如果中国武装占领钓鱼岛,美国海军陆战队有充分能力夺回该岛屿。这是美军高级将领首次在公开场合表明会以武力方式直接介入钓鱼岛争端。

在南海方向,美国更是屡屡颠倒黑白,配合菲越等国对中国的南海维权行为“口诛笔伐”。以中菲仁爱礁争端为例。2014年3月9日,正在仁爱礁海域进行巡航的中国海警编队发现2艘装载施工材料、悬挂菲律宾国旗的船舶正在向仁爱礁靠近,试图对其非法驻扎在坦克登陆舰上的士兵进行轮换,提供补给,以在仁爱礁继续“保持菲律宾的存在”。菲方船只随即遭到中国海警船的拦截和驱离。然而,3月12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珍·普萨基却颠倒黑白地指责中国海警的驱离行动“属于挑衅行为”,“引发了地区紧张局势”。3月31日,国务院副发言人玛丽·哈尔夫—方面毫不隐讳地扬言“菲律宾不必害怕任何形式的报复”,另—方面则要求中国“允许菲律宾继续保持其在阿云金暗沙(即仁爱礁)的军事存在,避免进一步的挑衅行为”。又如,针对2014年5月发生在西沙群岛附近海域的981钻井平台事件,当981钻井平台开赴西沙进行正常的钻探作业之际,越方派出大批船只进行强力干扰,从而引发近年来中越之间最严重的一次海上摩擦。尽管981平台所处位置属于毫无争议的中建岛毗连区内,但是美国却不加掩饰地对中国大加抨击。2014年5月7日,国务院发言人普萨基指责中国部署钻井平台的行为“具有挑衅性,引起了局势紧张……其方式有损于地区的和平与稳定。”5月14日,总统国家安全顾问苏珊·赖斯则声称:“中国正成为人们忧虑的对象”,有关国家“正日益对他们所认为的中国的挑衅和侵略行为感到不安和反感”。

再如,為了对菲越等国侵犯中国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行为加以反制,中国于2014年开始着手在南海部分岛礁开展填海造岛行动。尽管数十年来美国对菲越等国的类似行为熟视无睹,但是却对中国新近采取的行为迅速做出反应。2014年7月11日,美国助理国务卿帮办迈克尔·富克斯率先抛出“三不建议”,要求中国冻结在有争议岛礁填海造地、施工建设、设立据点等“改变现状的行为”。2015年3月4日,美国防部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施大伟表示:中国在南海的填海工程“将对该地区的安全与稳定造成潜在负面影响”。

第四,加大对华海空抵近监视和侦察的力度。为了保持对中国军力发展的“实时监控”,美国军舰和军机多年来一直在中国沿海海域和上空实施抵近侦察,而为了维护中国国土安全,中国舰机也会紧急出海或是升空进行拦截,这种“猫鼠游戏”几乎每天都在中国的领海和领空附近上演。近年来,随着中国海空军装备升级换代,巡航活动范围急剧扩大,美军舰机对华抵近侦察不仅范围扩大、频度提高、距离也日益缩小。每当中国军队在有关海空域举行演习、训练或试验时,美方更是常常不请自来,有时甚至公然闯入中方事先公布的演习或者训练区域。例如2013年12月,正当“辽宁”号航母编队在南海进行巡航训练之际,便遭到美国“考彭斯”号巡洋舰的尾随、跟踪和骚扰,期间“考彭斯”号甚至多次闯入航母编队的内防区,在编队内肆意穿行,严重违反了国际公认的航行安全规范。对此,中国海军编队派出1艘登陆舰进行拦截,2舰一度相距仅有30米距离,最终“考彭斯”号巡洋舰被迫紧急转向规避,两舰才没有发生直接碰撞。事后,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塞缪尔·洛克利尔上将公然批评中国海军“训练不足”、“缺乏经验”,而美军则“享有在公海采取各类行动的自由”,要求中国“避免采取类似危险行动”。

2014年8月19日,美国海军1架P-3反潜机和1架P-8“海神”巡逻机飞抵海南岛以东216千米附近空域进行抵近侦察,中国海军航空兵1架“歼-11”战斗机起飞进行例行性识别查证。事后,五角大楼再次恶人先告状,指责中国战机“危险接近”美军飞机,声称中国战机在拦截过程中距美机最近距离仅有9米,是“令人深感担忧的挑衅”。直至今日,美军舰机依然在中国沿海实施常态化的抵近侦察,其侦察频率和时长甚至在不断增加。

中美海上合作的稳健推进

在中美海权博弈的过程中,尽管冲突和摩擦频发,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并没有妨碍两国在不同的问题领域开展务实的海上合作,并取得了一系列建设性成果。事实上,根据两国最高领导人所达成的战略和政治共识,中美两军在努力构建中美新型军事关系这一目标的驱动下,海上军事交流与合作的水平也得到了稳步提升。例如2014年4月7日,时任美国国防部长查克·哈格尔访华,并于当日参观了“辽宁”号航空母舰,成为首位获邀参观“辽宁舰”的外国官员。时隔仅1个月,美方则投桃报李,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房峰辉上将赴美访问期间,邀请中方代表团参观了“里根”号航空母舰。2014年7月15日,海军司令员吴胜利会见来访的美国海军作战部长乔纳森·格林纳特,呼吁两国海军积极探讨建立合作对话机制,加强舰队之间的交流,同时妥善处置海上情况,有效管控风险。格林纳特则回应希望继续增进彼此信任,推动两国海军关系健康良性发展。在中美最高领导人以及军方高层的合力推动下,两国海洋安全合作也取得了诸多令人瞩目的积极进展。

首先,两国海上安全合作机制化程度得到显著提升。随着中美两国在中国近海水域甚至远洋相遇以及互动日益频繁,如何避免不必要的摩擦和意外事件,也引起了中美最高领导人的极大关注。早在2013年6月的安纳伯格庄园峰会期间,习近平主席便提出建立“两个互信机制”——“建立重大军事行动相互通报信任措施机制”和“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的倡议,并得到奥巴马总统的积极回应。2014年11月12日,中美两国元首共同宣布,“建立重大军事行动相互通报信任措施机制谅解备忘录”和“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谅解备忘录”已签署生效。上述两个互信机制不仅为中美两军关系长期稳定发展提供了机制化保障,有利于推动两军新型军事关系的建构,也有助于促进两国海军深化对彼此战略意图的了解,增强战略互信,预防海上风险和管控危机。

在技术操作层面,两国海军领导人为了确保海军舰船之间的通信误解不会演变成冲突,在2014年4月第14届“西太平洋海军论坛年会”上,中美携手推动该论坛的21个成员国海军一致通过了《海上意外相遇规则》。该规则是指当各国海军舰艇或航空器在不期相遇时,应采取哪些安全措施和手段减少相互干扰和不确定性、方便进行通信。规则对海军舰机的法律地位、权利义务以及海上意外相遇时的海上安全程序、通信程序、信号简语、基本机动指南等做了明确规定,以防止在海上发生不测或通讯不畅等问题,减少和平时期各国海空军事行为的误解误判。2014年12月11日,中美海军舰艇在亚丁湾首次根据《海上意外相遇规则》的要求进行了运用演练,取得了良好效果。相较于这一事先规划好的“意外相遇”,时隔仅3个月,即2015年2月23日,正在南海执行训练行动的中国海军“衡水”号护卫舰,与美国海军“沃斯堡”号濒海战斗舰真正“不期而遇”,两舰随即使用《海上意外相遇规则》作为信号协议,按照相关行为规则表明各自战舰航行意向与执行任务,进行了一次名符其实的“意外相遇”演练。

其次,中美两国海军实质性军事合作取得重大突破。2014年6月9日,由“海口”号驱逐舰为首的中国海军舰艇编队起航前往关岛,与美军舰艇会合后一起航渡至夏威夷参加“环太平洋一2014”军事演习。这是中国海军首次参加这一由美国主导的全球最大规模的海上军事演习,标志着中美海军合作迈上了一个历史性的新台阶。中国共计派出4艘水面舰艇,1100余名官兵参演,在参加“环太平洋-2014”演习的全部23个国家中,中国参演舰艇和人员的数量仅次于美国。此外,根据“环太平洋”联合军演的习惯做法,一般只邀请首次参加者观摩演习,但是经过中美两国协商,中国海军舰艇编队破例获准参加火炮射击、综合演习、海上安全行动、水面舰艇演练、军事医学交流、人道主义救援减灾和潜水等7个科目。

第三,中美两国在应对海上非传统安全威胁方面的合作进一步强化。2014年3月,马来西亚航空公司MH370客机与空中交通管制中心失去联系,机上239名乘客中有154名中国公民和3名美国公民。以中美两国为首的13个国家随即展开大规模的海空搜救行动。中国派出了以“井冈山”号船坞登陆舰、“海口”号驱逐舰为首的10余艘军舰和多艘民用商船,搭载直升机以及救援设备,展开紧急救援。而美国海军则派遣“平克尼”号和“基德”号两艘驱逐舰,配合多架海上巡逻机参加搜救。两国海军在搜救过程中互通信息,密切联系,开展了深度合作,是两国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又一次成功合作。2014年8月,美国海军第七舰队旗舰“蓝岭”号两栖指挥舰抵达青岛访问,并于8月8日与我海军“盐城”号护卫舰在青岛外海举行了海上搜救、通信等科目的联合演习。2014年12月,美国海军“斯特莱特”号驱逐舰与中国海军“运城号”护卫舰利用护航间隙,在索马里海域展开了一场全要素、多课目的联合反海盗演练。

中美海权博弈的“二元性”

对于中国而言,东南海疆所面临的最突出的问题是东海和南海争端,但是最根本、最实质的问题则是中美围绕海权所展开的地缘战略博弈。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国家利益边疆的拓展,捍卫海洋领土主权,维护海洋权益成为中国国家安全战略日益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走向远洋和深海已然是大势所趋,也是必然的战略选择。然而,这势必会与视太平洋为其“内湖”的美国的

海洋霸权发生碰撞,美国也必然会千方百计地加以阻碍和干扰。近年来,美国一方面强势推动“重返亚太”战略,加强在中国周边的前沿部署,保持对华海空抵近侦察,扩大军事存在,对中国海上力量的崛起进行牵制。与此同时,美国将钓鱼岛问题和南海问题视为求之不得的战略“抓手”,借机深化与日菲越等周边国家的安全合作,试图在海洋问题上结成“利益共同体”共同抗衡中国。

但是在另一方面,美国从自身战略利益出发,也不希望与实力迅速攀升的中国的关系陷入持续紧张,更不愿意为他国火中取栗,甚至因此被动地卷入一场与中国的直接冲突。为此,美国也在积极寻求可行合作模式,有针对性地与中国开展安全对话与交流,以便将中美海上摩擦保持在可控的范围之内,防止因突发事件和误判引发外交和军事危机,导致中美关系遭到不可挽回的损害。这也导致在总体态势上,中美海权博弈呈现出冲突与合作并存的“二元性”特征。

首先,就博弈層次而言,中美在战略层次上存在结构性冲突,但是在战术层次则积极推动功能性合作。

对于中国而言,作为一个传统的陆权大国,决意进军和经略海洋无疑是一项重大的战略决策,也是中国将矢志追求和推动的一个长远战略目标。但是,美国在冷战期间以及冷战后依托其强大的综合国力,广泛的同盟体系,尤其是实力超群的海军力量,在中国近海海域乃至全球建立起的海洋霸权,是中国冲出近海、走向远洋的最大障碍,也是中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海洋强国所必须跨越的门槛。而美国基于自身战略利益考虑,也绝不乐见中国海权的崛起。

第一,在全球战略层面,作为综合国力傲视全球的霸主,美国不会泰然接受中国实力崛起成为一个与其平起平坐的超级大国。目前,中国已被美国视为最有可能对其全球霸权构成挑战的潜在威胁和对手,因此势必对中国的一举一动保持高度警惕,严加防范。

第二,在海洋安全战略层面,作为一个数十年来独霸海洋的海权超级大国,美国不会坐视中国从一个雄踞欧亚大陆东端的陆权大国顺利成长为一个海洋大国,进而成为一个可以与其分庭抗礼的海权强国,对美国的海洋支配地位造成挑战。

第三,在海军战略层面,作为一支宣称要保卫美国全球利益,因而必须拥有绝对优势以“确保进入任何海域的海军,美国对于中国近年来突飞猛进的海空军事现代化进程,尤其是所谓的“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的迅速增强忧心忡忡。基于此,利用一切手段牵制中国跨越近海藩篱,阻滞中国挺进全球大洋的步伐,可以说是美国对华战略的不二之选,这也是导致中美海权博弈日益加剧和激化的深层动因。

尽管中美两国在战略层次上存在着结构性矛盾,很难在短期内实现调和,但是频频爆发的海空摩擦,也使得双方均深切认识到意外事件可能产生的巨大破坏性。为此,两国在战术层面始终在探索如何建立有效的机制,力图通过加强战术合作以管控可能的军事摩擦。例如早在1998年1月,两国便在北京签署了《关于建立加强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的协定》,同意建立年度磋商机制,并于同年7月在北京举行了两国首次海上军事安全磋商会晤。2008年2月,两国国防部在上海签订《关于建立直通保密电话通信线路的协定》,决定建立中美军事热线,以便于两国防长可以使用直通电话进行即时交流和沟通。2014年两国相继签署的《海上意外相遇规则》、《建立重大军事行动相互通报信任措施机制》和《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这三项重要协定,均体现了中美力图在日常行动中避免擦枪走火,防止引发重大危机,促进中美海上安全合作的意愿。

其次,就地理区位而言,中美在中国近海海域冲突不断,但是在远洋则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合作。

自近代以来,“有海无防”的中国屡屡遭到西方列强来自海上的入侵,丧权失地,饱受屈辱。时至今日,由黄海、东海和黄海构成的中国近海海域依然是中国海洋权益最为集中的核心区域,更是攸关中国国家安全的关键区域。在这一区域,中国不仅面临着遏制台独分裂活动、实现国家统一大业的历史使命,也面临着保卫钓鱼岛和南沙群岛等事关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严峻挑战,同时还面临着维护国家海洋方向安全、捍卫海洋权益的艰巨任务。由于上述这些问题无不涉及中国的核心国家利益,因此中国也绝对没有任何妥协让步的空间。而美国为了维系以其为核心的亚太安全体系,安抚对中国崛起焦虑不安的盟友和伙伴,防止中国成功突破第一岛链防御体系进而挑战美国的海上霸权,也在中国近海海域采取了一系列对华防范和制衡措施,从而使得这一区域成为中美海权博弈最为激烈的前沿阵地。

然而,中美两国在中国近海摩擦不断的同时,却在深海远洋找到了合作的机会和舞台。在远洋合作方面,近年来中美所取得的最突出成就无疑当属两国海军在亚丁湾开展的护航行动。自2009年12月中国开始派遣首批海军编队赴亚丁湾海域展开护航行动以来,中美海军并肩作战,情报共享,逐步积累互信,并积极探索合作之道。2012年9月,中国海军“益阳”号护卫舰与美国海军“丘吉尔”号驱逐舰在亚丁湾举行了有史以来首次反海盗联合演习。2013年8月,中国海军“哈尔滨”号驱逐舰和“微山湖”号补给舰,与美国海军“梅森”号驱逐舰再次举行联合反海盗演习,此次联合演习历时2天,并创下中美海军对海火炮射击、中美海军特战队员联合行动、中美海军直升机夜间对海上目标跟踪监视、两军直升机首次互降对方军舰等多项创举。

第三,就问题领域而言,中美在传统安全领域冲突不断,但是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则携手合作。

中美海权冲突主要集中在传统安全领域,包括美国持续数十年的对台军售以及对中国大陆实现国家统一的阻挠;支持日、菲、越等国在东海和南海对华挑衅,损害中国领土主权完整;以中国為假想敌在西太平洋加强前沿军事存在;有增无减的对华海空抵近侦察和情报搜集,如此种种,不一而足。美国上述严重侵犯中国国家安全利益的行为,自然遭到了中国的强烈反对和针锋相对的坚决斗争,两国关系也一再因之出现严重波折。

与上述具有零和博弈特征的中美海权冲突相比,两国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则具有日益增多的共同利益,并开展了互利双赢的合作,以共同应对形式多样的非传统安全威胁。例如2003年7月,中美两国签署了《集装箱安全倡议》原则协议,防止恐怖主义分子利用海运集装箱藏匿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保障国际贸易供应链的安全。为了应对因自然灾害或海难造成的人道主义危机,2006年9月和11月,中美两国海军舰艇编队先后在美国加州和中国南海海域举行了首次海上联合搜救演习。2013年9月,中国由“青岛”号驱逐舰率领的海军编队在夏威夷与美国“伊利湖”号巡洋舰率领的海军编队举行了海上联合搜救演习,双方共有1000余名官兵围绕编队通信、直升机编队飞行、舰机协同、船只搜救等科目展开行动,并实现了两军直升机首次编队飞行、首次成立联合损管队、空中兵力首次联合搜索同一海域等多项突破性进展。又如在人道主义救援方面,2013年11月,菲律宾因强台风“海燕”的袭击而遭受重创。美国派出“华盛顿”号航空母舰前往救灾,中国也随即派出“和平方舟”号医院船赶赴菲律宾,为数千名菲律宾受灾民众提供医疗救治。2014年7月,中国首次参加“环太平洋”军事演习期间,“和平方舟”号又与参演的美国海军“仁慈”号医院船紧密合作,共同参与了大规模的灾害救援和医疗撤离训练。

结语

建设海洋强国是中国面向21世纪所提出的宏伟目标和重大部署。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建设海洋强国对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然而,中国海权的发展却招致了美国无端的疑虑和猜忌。为了延续其在亚太地区的领导地位,维护以其为轴心的安全同盟体系,防止中国蓝水海军的雄心挑战美国的海洋霸权,美国与其盟友不断在中国周边海域寻衅滋事,制造事端,引爆了中美之间一系列海洋摩擦和冲突。但是在另一方面,双方也通过积极开展对话交流,建构制度化的合作机制,强化危机管控等措施,以避免两国因海上意外事件或战略误判引爆外交甚至军事危机,从而使得冲突与合作“双轨”并行不悖成为中美海权博弈的基本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