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 源

(河南工程学院 人文社科学院，郑州 451191)

西晋洛下文士雅集的文化内涵

冯 源

(河南工程学院 人文社科学院，郑州 451191)

西晋洛下文士的雅集，体现着“群”的行为方式，体现着士人的依附心态，体现着上至天子、下至士人对情感的注重及维系。从某种意义上说，西晋洛下文士的雅集，践行着《诗经》时代朝廷及乡人雅化的行为方式，反映出他们对河洛传统礼乐文化的认同。

西晋；洛下文士；雅集

《四库全书总目》云：“考宴集唱和之盛，始于金谷、兰亭。”[1]这句话明确指出了以诗文唱和为主要特征的雅集始盛于西晋的事实。西晋洛下文士雅集主要有两大类型：其一为西晋政治主导者组织的雅集，分别为晋武帝华林园雅集、愍怀太子东宫雅集、贾谧府邸雅集、成都王司马颖处雅集等；其二为西晋洛下文士自发组织的雅集，包括张华的同好之会、石崇金谷园雅集、二陆处的东南士人雅集等*有关西晋洛下文士雅集的时间、地点、规模及赋诗等，可参看拙文《西晋洛下文士雅集考论》(《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16年7期)。，均具有重要的文学史意义。学界对西晋洛下文士雅集中的诗文创作、诗文赏析、品评讥弹等文学活动有一定程度的关注*参看俞士玲《西晋文学考论》下编第一章所论(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10-213页)。，但对雅集本身所蕴含的文化内涵缺乏应有的探讨。因此，本文拟对西晋洛下文士雅集的文化内涵着力发掘，以期拓展、深化对西晋文学的研究。

一、“群”的行为方式

西晋洛下文士的雅集形式多样，除了沿袭前代由政治主导者来组织外，还首开文士自发组织的先河，其规模、频次均较前代有很大发展。

首先，它体现着“群”的行为方式。“群”，语出孔子诗教，孔子在《论语·阳货》中首次提出“诗……可以群”[2]1710的观点，何晏注引孔安国之语释“群”：“群居相切磋”[2]5486上，即朋友通过群居切磋《诗》可以获得琢磨之益。孔子提到的“诗”即《诗经》，“诗可以群”代表着孔子对《诗》应用功能的体认，是对《诗》系群体创作并应用于群体的总结。基于此，我们可以将“群”的内涵延展为两个向度：其一，作《诗》过程以“群”。此处的“群”为群体之意，指向《诗》创作的集体性特点。吴承学先生指出:“唱和是较早出现的诗歌集体性创作的形态，其渊源甚早，《诗·郑风·萚兮》云：‘萚兮萚兮，风其吹女；叔兮伯兮，倡予和女。’孔子也说过：‘与人歌而善， 必使反之，而后和之。’(《论语·述而》)《礼记·乐记》谓‘倡和清浊，迭相为经。’孔颖达疏：‘先发声者为倡，后应声者为和’。”[3]吴先生所指出的乃是民间唱和之风。法国汉学家葛兰言先生致力于《诗经》研究，他论证《诗经》中大多数的情歌来自于民间节庆仪式，青年男女聚集在一起，用唱和的形式即兴创作出诗歌[4]。

其次，《诗》在应用过程中可以发挥“群”的功用。此处的“群”为合群、乐群之意，是“诗可以群”在原初实践层面上的功能之一。《诗》是周代礼乐文化的载体，“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5]562下A。在周代，用于乡里礼乐活动的《诗》篇是风诗。如《仪礼·燕礼》云：“遂歌乡乐《周南》：《关雎》《葛覃》《卷耳》；《召南》：《鹊巢》《采蘩》《采蘋》。” 郑玄注曰：“乡乐者，《风》也。”[6]燕礼中用到了《周南》和《召南》中的诗篇，皆为《风》诗，此为《风》诗“用之乡人”的实例。其目的之一便是和乐乡党，用《诗》来达到“群”的作用。《诗》在周代应用范围非常广泛，诚如朱熹所云：“昔周盛时，上自郊庙朝廷而下达于乡党闾巷，其言粹然无不出于正者，圣人固已协之声律，而用之乡人、用之邦国，以化天下。”[7]由于《诗》具备诗、乐、舞三者合一的特点，在“化”天下的同时，亦起到“群”的作用，以之和乐天下。

此外，“诗可以群”与“以文会友，以友辅仁”之语相关联。《论语集释》注引刘源渌《冷语》曰：“文者，礼乐法度刑政纲纪之文。当时文武之道未坠于地，识大识小，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孔子宪章文武，教门弟子，以此讲学，以此修德，如所谓两君相会，揖让而入门，入门而县兴，揖让而升堂，升堂而乐奏，君子于是知仁焉。”[8]刘源渌之语即是将“文”置于周代礼乐文化的语境中来阐释。

西晋推崇礼乐文化，重视礼乐文化建设，因此，作为礼乐文化载体的《诗经》在西晋备受推崇。晋武帝与傅玄、荀勖、张华等股肱之臣对《诗经》的“文治”功能有深刻体认，除了在官学上分置传郑玄《诗经》、王肃《诗经》的博士外，荀勖依照《周礼》创制西晋雅乐体系，并与傅玄、张华等人一道创作出大量的雅乐歌辞。夏侯湛补《周诗》、束皙作《补亡诗》，亦从侧面反映出西晋具有较为完备的礼乐体系。西晋诗人多推崇《诗经》“雅颂”诗学观，即便入洛之初“不推中国士人”的二陆兄弟，亦逐渐融入并自觉接受洛阳文士的“雅颂”诗学观。如陆机《文赋》云：“济文武之将坠，宣风声于不泯”[9]；陆云《与兄平原书》中，感叹自己写诗“与颂虽同体，然佳不如颂”[10]。总之，《诗经》时代的礼乐精神已渗透进西晋文士的精神血脉中，他们自觉获得了礼乐文化身份认同，追求《诗经》时代风雅的生活方式，聚集在一起饮酒、赋诗，包含着对“群”的体认，具有愉悦、和洽的社会功效，是礼乐精神的外化。

从西晋诗人的赠答诗中，可以看出他们对“以文会友”的深刻体认，先来看挚虞《答杜育诗》：

越有杜生，既文且哲。龙跃颍豫，有声彰澈。赖兹三益，如琢如切。好以义结，友以文会。岂伊在高，分定倾盖。其人如玉，美彼生刍。钟鼓匪乐，安用百壶。老夫灌灌，离群索居。怀恋结好，心焉怅如。[11]759

诗中明确有“好以义结，友以文会”之语，是为传统的礼乐文化观；挚虞是西晋名，对自己的“离群索居”有怅然若失之感，正表明自己对“群”的注重与体认。

再来看枣嵩《赠杜方叔诗》：

爰有良木，结基崇岸。孤根挺茂，艳此丰干。晞曜朝阳，接润辰汉。如彼芳松，繁华冬粲。

厥艳伊何，重英累茂。厥粲伊何，既苗而秀。绰矣杜生，应期特授。人以位瞻，而能义富。

浩浩万区，悠悠俗网。变化无际，谁鉴其象。慎微将来，积著在往。惟子居之，久而不爽。

名以实显，形端景立。弘之匪他，唯我所执。文莫如人，瞻望弗及。若在闻一，其殆知十。

肇允发纵，履霜之始。乃自童矇，芳葩桑梓。鸣鹤在阴，縻爵君子。羽仪上京，弱冠来仕。

在动能跃，处静思默。既宣厥文，亦茂其德。韫玉蓬林，亢衡上国。洪音振朗，晖曜四塞。

达节无累，贵彼修身。不求善己，而务得人。进替惟意，与时屈申。万物云云，飘若埃尘。

假翼严阿，束翮景云。挫锐者易，鲜能解纷。德之休明，卓焉出群。岂独吴起，高谢田文。

余与吾生，处非先后。神结倾盖，情固白首。推年下交，以文会友。忠焉之诲，望子善诱。

积细靡队，一覆斯崇。训致以道，坚冰则终。虽小必大，无往不隆。嗟我良朋，敬承清风。[11]773

此诗洋洋十章，沿袭着西晋赠答诗中一贯的颂美基调，然细品此诗，枣嵩对后生杜方叔的称赞并非浮泛之言。诗称杜方叔有松柏之质，“义富”“慎微”，故而能够“鸣鹤在阴，縻爵君子”；“既宣厥文，亦茂其德”，文为礼乐之文，德为礼乐之内核。枣嵩对杜方叔的欣赏，反映出彼此的礼乐价值观，正是在此基础之上，二人能够结倾盖之好。

成公绥《延宾赋》亦体现着文士之间以文会友的平等交往：“延宾命客，集我友生。高谈清宴，讲道研精。訚訚侃侃，娱心肆情。”[12]此外，张华的《上巳篇》、阮修的《上巳会诗》及成公绥的《洛褉赋》，均为西晋诗人以文会友、自由自在“群”集状态下的作品。不论是最能体现士大夫阶层雅致的由文士自发组织的雅集，如金谷园雅集等，还是由政治主导者发起的雅集，如晋武帝主持的华林园雅集等，均能体现出对“群”的行为方式的高度认同，“群”意识是雅集中的自然流露。

二、依附心态

西晋洛下文士的雅集，还体现着依附心态，尤其是在政治主导者所组织的雅集中。

试看西晋诗人王赞的《三月三日诗》：

招摇启运，寒暑代新。亹亹不舍，如彼行云。猗猗季月，穆穆和春。皇储降止，宴及嘉宾。嘉宾伊何，具惟姻族。如彼葛藟，衍于樛木。郁郁近侍，严严台狱。庶寮鳞次，以崇天禄。如彼昆山，列此琚玉。巍巍天阶，亦降列宿。右载元首，左光储副。大祚无穷，天地为寿。[11]760

王赞太康中为太子舍人，惠帝时拜侍中，由“皇储降止”诗句看，此诗当作于太康年间太子舍人任上。诗云皇太子于上巳节大宴姻族，用“如彼葛藟，衍于樛木”比喻姻族对皇太子的依附。“如彼葛藟，衍于樛木”语出《诗·周南·樛木》：“南有樛木，葛藟累之。乐只君子，福履绥之。南有樛木，葛藟荒之。乐只君子，福履将之。南有樛木，葛藟萦之。乐只君子，福履成之。”毛诗序云：“樛木，后妃逮下也。言能逮下，而无嫉妒之心焉。”[5]585在此，“葛藟”与“樛木”是一种依附关系。翟相君先生在《〈周南·樛木〉的时代和地域》一文中，经过详加考证，认为“《樛木》是东周王室洛邑(今河南省洛阳市)的作品”[13]；王赞《三月三日诗》中“葛藟”与“樛木”的比喻关系与《诗·周南·樛木》篇相仿，但对象有所不同；《樛木》为颂诗，颂赞后妃逮下之德，《三月三日诗》亦为颂美基调，颂赞的是皇太子对姻亲的眷顾。总之，《三月三日诗》的写作地域、颂美基调、“葛藟”“樛木”的比喻，与《诗·周南·樛木》篇并无二致。通过对比可知，依附意识在河洛地域早有渊源，而《诗经》时代距离西晋已有500余年之久，从中可看出河洛传统文化的积淀、传承及对士人的浸染。

此种依附意识的表达广泛见诸西晋诗歌中，多有以“樛”“葛”比喻依附关系者。如张华的《晋中宫所歌》：

先皇统大业，玄化渐八维。仪刑孚万邦，内训隆壶闱。皇英垂帝典，大雅咏三妃。执德宣隆教，正位理厥机。含章体柔顺，率礼蹈谦祗。螽斯弘慈惠，樛木逮幽微。徽时穆清风，高义邈不追。遗荣参日月，百世仰馀晖。[11]825-826

此诗创作时间无考，主旨关乎后宫内训，于颂赞中蕴含着劝诫，其中“樛木逮幽微”之语，显然喻后妃逮下。此诗立足于樛木的立场，颂扬其有主动逮下之德，阐明众妃对后妃的依附关系。

又如欧阳建的《答石崇赠诗》：

於铄我舅，明德塞违。……咨余冲人，艰苦攸离。过庭无闻，顽固匪移。寔赖慈诲，导之轨仪。仰遵嘉咏，俯蹈明规。如葛斯曼，如樛之垂。……[11]647

欧阳建与石崇为甥舅关系，诗中欧阳建以“如葛斯曼”比喻自己对舅父的依托，以“如樛之垂”比喻舅父对自己的关爱之情。林家骊与笔者合著的《〈诗·樛木〉之“樛”“葛”意蕴生成考论》一文，对“樛”“葛”的文化意蕴有较为细致的发掘，指出“在‘樛’、‘葛’意蕴的生成过程中，不论其表现形态如何，位尊者和位卑者始终以共生共荣的姿态出现：‘樛’能逮下，而‘葛’则乐于附上，体现出位尊者对位卑者的爱护以及位卑者对位尊者的依附心态，二者的关系是融洽的、谐美的，是‘有安乐之象’的”[14]。这阐明了洛下文士在文化心理上对依附关系的把握与体认。

除了用“樛”“葛”做喻体外，西晋诗歌还用别的意象来表示依附关系。如曹摅的《赠石崇诗》：

……浮萍依水，寄生附林。托根清流，委积重阴。愿树之茂，乐川之深。太阳移宿，葵藿倾心。至诚苟著，虽微难禁。况与夫子，利齐断金。敢敷中怀，贡之所钦。[11]751

该诗用浮萍依水等喻体表达与石崇的依附关系。而在曹摅的另外一首诗《答赵景猷诗》中，则交织着诗人的“群”意识与“依附”意识：

……泉竭龙逝，树茂鸟聚。郁彼北林，招其侪侣。嗟我孤根，枝页胥胥。岁寒靡托，远播江渚。济济京华，俊乂并凑。悠悠遐裔，我独是赴。哀此离群，悲彼孤陋。非无新好，人则惟旧。……[11]753

此诗当为曹摅外出就任之作，诗歌生动表达出作者“远播江渚”的离群之怨及“岁寒靡托”的孤根之悲。

东南士人陆机的《园葵诗》更是别出心裁地用“玄景”“葵”来表达自己的依附意识：

种葵北园中，葵生郁萋萋。朝荣东北倾，夕颖西南晞。零露垂鲜泽，朗月耀其辉。时逝柔风戢，岁暮商猋飞。曾云无温夜，严霜有凝威。幸蒙高墉德，玄景荫素蕤。丰条并春盛，落叶后秋衰。庆彼晚凋福，忘此孤生悲。[11]690

此诗《文选》卷二十九有载，诗之本事及诗意，皆有清晰注解。李善注云：“《晋书》：赵王伦篡位，迁帝于金墉城。后诸王共诛伦，复帝位。齐王冏谮机为伦作禅文，赖成都王颖救之免。故作此诗，以葵为喻谢颖。”李周翰注曰：“葵之为物，倾心向阳。如臣事君，以心敬也，故托之为诗也。”此诗写出了陆机深沉的“孤生”之悲。诗人以“玄景”比喻成都王司马颖荫庇自己的恩德，不禁“庆彼晚凋福，忘此孤生悲”。《晋书》卷五十四《陆机传》：“时成都王颖推功不居，劳谦下士。机既感全济之恩，又见朝廷屡有变难，谓颖必能康隆晋室，遂委身焉。”[15]陆机感念司马颖的全济之恩，委身事之，以为从此便有了稳固的依托。入洛之初“志气高爽……不推中国士人”的陆机，在经历一番世俗的沉浮后，却生出了沉痛的“孤生”意识，因此，他自觉融入河洛士人的价值体系中，发现“群”之意趣，寻求“依附”之所，由贾谧“二十四友”到委身成都王，皆可视为此种意识的流露。

三、结语

由以上考察可以看出，西晋洛下文士的雅集，体现着“群”的行为方式，体现着士人的依附心态，体现着上至天子、下至士人对情感的注重及维系，其中包含着复杂的政治因素和情感因素。从根本上说，雅集在西晋的盛行，缘于礼乐文化在西晋倍受尊崇的地位。西晋文士乃至政治主导者追寻的是《诗经》时代雅化的行为方式，在更深的精神层面，是他们对河洛传统礼乐文化的认同。历史地看，西晋洛下文士的雅集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某种范式作用，如久负盛名的东晋兰亭雅集，其精神上的源头即来自西晋金谷园雅集，而其对后世文士雅集的文学文化影响，亦可谓深远而持久。

[1][清]永瑢.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1965.

[2][宋]邢昺.论语注疏[M]∥[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北京：中华书局，2009.

[3]吴承学，何志军.诗可以群——魏晋南北朝诗歌创作形态考察及其文学观念[J].中国社会科学，2001(5)：165-174，208.

[4]葛兰言.古代中国的节庆与歌谣[M].赵丙祥，张宏明，译.南宁：广西大学出版社，2005：73-75.

[5][唐]孔颖达.毛诗正义[M]∥[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北京：中华书局，2009.

[6][唐]贾公彦.仪礼注疏[M]∥[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北京：中华书局，2009：2208上B.

[7][宋]朱熹.诗集传·序[M]．北京：中华书局，1958：1.

[8]程树德.论语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90：878.

[9][晋]陆机.陆机集[M]．金涛声，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2：5.

[10][晋]陆云.陆云集[M]．黄葵，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8：144.

[11]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M]．北京：中华书局，1983.

[12][清]严可均.全晋文 [M].北京：中华书局，1958：1795上B.

[13]翟相君.《周南·樛木》的时代和地域[J].东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2)：104-106.

[14]林家骊，冯源.《诗·樛木》之“樛”“葛”意蕴生成考论[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3(3) ：177-180.

[15][唐]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1479.

Cultural Connotation of The Luoyang Poets’ Symposium in West Jin Dynasty

FENG Yuan

(CollegeofHumanitiesandSocialScience，HenanUniversityofEngineering，Zhengzhou451191，China)

Luoyang poets’symposium in West Jin Dynasty, embodied the behavior of “group”, the scholars’dependent mentality and the abundant attention to emotion between the son of Heavenand the scholars. In a sense, Luoyang poets’symposium in West Jin Dynasty, practiced elegant behavior of the imperial court and fellow villager in the era of the book of songs, which reflected to the identity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ritual and musical system of Heluo Region.

West Jin Dynasty; Luoyang poets; symposium

10.15926/j.cnki.hkdsk.2017.02.003

2016-07-14

河南工程学院博士基金(D2014030)

冯源(1974— )，女，河南方城人，讲师，博士，主要从事周秦汉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

I206.2

A

1672-3910(2017)02-0013-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