蔺文龙

(山西大学 文学院，太原 030006)

【哲政阐赜】

论王通的儒风变古及其典范意义

蔺文龙

(山西大学 文学院，太原 030006)

魏晋南北朝以来，佛、道势力迅速膨胀，儒学式微，王通以道自任，主张儒风变古，自觉地祭起弘扬儒学的大旗。他跳出传统经学章句注疏的藩篱，把儒学与现实结合，认为儒学的复兴与重振应该利用、吸收和凭借释道二教的资源，以实现“三教归儒”、重建儒学新体系的最终目的。王通提出“三教可一”“穷理尽性”的理论，承认了三教独立存在的价值，坚守儒学正统的立场，使儒学真正融化并吸收释、道二教的思想因素成为可能，在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史上有重要典范意义。

王通；儒风变古；三教可一

王通(公元584—617年)，字仲淹，谥号文中子,隋朝河东郡(今山西永济县)龙门人。河东王氏世代以儒学传家,具有深厚家学渊源。王通自幼博览群书，胸怀济世安民之志，一生授王佐之道。“(通)受《书》于东海李育，学《诗》于会稽夏琠，问礼于河东关子明，正《乐》于北平霍汲，考《易》于族父仲华。”[1]263隋文帝仁寿二年(公元603年)，王通进献《太平十二策》，虽受文帝赏识，但未获重用。王通继而退居河汾，收徒讲学，门人弟子往来受业者千余人，名重一时，俨然为隋唐之际思想文化界之翘楚。他倡导王道，以孔孟之道为立身行事之本，提出“三教可一”的理论试图挽救儒学衰微不振的局面，对中国隋唐之后的思想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一、儒风变古的迫切性

儒学在汉代确立为国家的统治学说之后，并非长期稳居独尊地位，而是始终处于动态变革之中。儒学在成为统治学说之初，就有众多分歧，汉代有齐学、鲁学之分，以后更是“言人人殊”，注疏层出不穷。北方自永嘉之乱后，“二都鞠为茂草，儒生罕有或存，坟典灭而莫纪，经沦学废，奄若秦皇”[2]，经学沦丧十分严重。加之中原政权更替不迭，统治者或重玄老，或崇佛教，而儒学衰微，经学诠释本就纷乱不一，这时非但家法不能守，反倒徒增滋乱。北朝以来，书籍渐聚，学校恢复，经学昌盛，乃至形成与江南“南学”并立的“北学”，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称其为“经学分立时代”[3]。总体而言，经学呈衰败之势，主要因为北朝经学基本上承袭汉代师法、家法，固守章句之学而无创新。晋南渡之后受玄学清谈世风和佛教传播的影响，学者多以玄言解经注经，而疏于训诂；北朝较多继承了汉末的经学传统，重训诂，死守章句。无论这些家法、师法有多少，都是基于《五经》进行诠释，这种诠释往往采用注疏体形式，多固守旧说而无新见，儒学则深陷于空洞琐碎的经义中不能自拔。儒风变古，势在必行。

王通之家世传经学，其《时变论》《五经决录》《政大论》《政小论》《皇极谠义》等皆以创通大义、贯串群经为主，非传统“章句之儒”一路。他论历代得失及帝王之道，不讲训诂注释，也不据汉魏各家之注论经义，对于那种固守家法、师法的章句之学和博综各家之说的学风予以猛烈的批评。他在《中说·周公》中说：“刘炫见子谈六经，唱其端，终日不竭。子曰：‘何其多也！’炫曰：‘先儒异同，不可不述也。’子曰：‘一以贯之可矣。尔以尼父为多学而识之耶？’炫退。子谓门人曰：‘荣华其言，小成其道，难矣哉！’”[1]105王通认为刘炫解经繁言赘句，只求先儒注传之同异，不能贯通群经，融通大义，只能是小成其道。他痛斥当时经学之失：“子曰：盖九师兴而《易》道微，三传作而《春秋》散……故齐、韩、毛、郑，《诗》之末也，大戴、小戴，《礼》之衰也。《书》残于古、今，《诗》失于齐、鲁，汝知之乎!”[1]57章句之儒的注与孔子本义日渐疏离，不可避免地走向繁琐的章句之学，而走上章句注疏方向的经学则是一种僵化的经学，久之竟流于形式而成为弊病，极大地妨碍了经学的发展。唐初为了抗衡佛道力量不断增长以及“儒学多门、章句繁杂”[4]4941的情形，唐太宗强调以儒家思想作为立国理论，下令整理《五经正义》。然而唐太宗崇尚儒学“亦不过承继南北朝以来正义义疏繁琐之章句学耳”[5]。唐高宗嗣位后，“薄于儒术”，武则天称制，“国子生徒不复以经学为意”[4]4942，而到唐中后期，“王公士庶，奔走施舍，唯恐在后，百姓有废业破产烧顶灼臂而求供养者”[4]4198，士大夫也有弃儒从释者。开元十六年(公元728年)，国子祭酒杨玚奏曰：“今明经习《左氏》者十无二三”，“《周礼》《仪礼》《公羊》《谷梁》殆将绝废。”[4]4820王通早已意识到章句之学的发展势必造成儒学的严重危机，所以他强调以义理之学替代章句训诂，跳出传统经学藩篱，把儒学与现实结合，以经世致用来应对时局变化。他说：“《书》以辩事，《诗》以正性，《礼》以制行，《乐》以和德，《春秋元经》以举往，《易》以知来，先王之蕴尽矣。”[1]198日本学者安进小太郎在其《经学史》中多次探讨汉唐章句之学与宋儒义理之学的差异，他十分赞同同胞诸桥辙次先生的论断：“学问的实用化，即努力于以经书的解释匡救时势。宋儒经常感叹汉唐的学问无益于经世之用。”[6]王通于儒学的想法，正如宋儒一样，是将经学的实用化置于重要地位。

其二是统治者提倡佛教，严重威胁到儒学的统治地位。隋朝以降，一统的王朝需要有统一的思想，以修身为起点，进而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学说最适宜充当这一角色。然而在佛、道之风披靡天下、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下，儒学则式微不振。南北朝以来，东晋的孙绰以佛教为本；南齐的张融认为三教本一，无本末之别；梁武帝定佛教为国教，以佛喻日，儒、道为众星，明确主张佛教是“正道”。儒学日益“玄学化”“佛学化”，地位每况愈下。隋统一全国后，文帝废除北周禁佛政策，于是“天下之人，从风而靡，竞相景慕，民间佛经，多于‘六经’数十百倍”[7]1099。自中央到地方，虽庠序重设，然“空有建学之名，而无弘道之实”[7]1706。即便如杨素、苏夔、李德林等当朝肱股之臣亦“言政不及化”“言声不及雅”“言文不及理”，天下儒者无礼、无乐、无文，到处都是尸位素餐者，则“王道何以兴乎？”[1]12儒学发展步履维艰，危机重重，已经到了非对其自身改造不可的地步了。改造和振兴儒学的重任就落在王通身上。王通身处隋末乱世，曾上言《太平十二策》以“尊王道，推霸略，稽今验古”[1]263兜售自己，“如有用我，则执此以往”[1]202，然“有道无位”，终以失败告终，只好带着“我道不行，今知之矣”的无奈，归隐乡间，著述授徒来彰显其志。王通效法孔子续“六经”，传学布道，在他看来，“圣人达而赏罚行，圣人穷而褒贬作。皇极所以复建，而斯文不丧也”[1]9。这正是王通虽居魏阙之下，江湖之远，仍以复兴王道、重塑儒家正统为己任的原因。他曾言:“千载而下，有申周公之事者，吾不得而见也”，“千载而下，有绍宣尼之业者，吾不得而让也。”[1]52吾“续《书》，以存汉晋之实；续《诗》，以辩六代之俗；修《元经》，以断南北之疑；赞《易》道，以申先师之旨；正《礼》《乐》，以旌后王之失，如斯而已矣”[1]160。儒学具有观先君之业、建义明道、垂则立训的功能，只有通过执古以御今的方式，在不悖于理的前提下，对儒学加以适当改造和调整，儒学才能真正承担起恢复王道、延续儒家道统的历史使命，才能够重新成为社会意识形态的主导。

二、儒风变古的途径

一是倡导王道。隋末之世，儒学式微，已不能适应新王朝建立的需要。王通曾言“王道之驳久矣，大义之芜甚矣，《诗》《书》可以不续乎”[1]51，他一生捍卫周孔之道统，宣扬儒学，推崇以“五常”为重心的王道思想。“千载而下，有申周公之事者，吾不得而见也；千载而下，有绍宣尼之业者，吾不得而让也。”[1]52王通之教正是继素王之道。其《中说》，首列《王道》，其次《天地》，再次《事君》，继之《问易》《礼乐》《述史》《魏相》《立命》，终之《关朗》，正是其法天地，立圣王、倡教化、兴文立制、穷理尽性之王道思想的高度凝炼。他说：“四民不分，五等不建，六官不职，九服不序”，则“皇《坟》帝《典》不得而识”[1]252，不以三代之法治天下，国则危。贾琼因汉武帝从来没有接受过劝谏，而称其暴虐，王通却说武帝为英明之主，虽不听劝谏，然可以“悦而容之”，“故贤人攒于朝，直言属于耳。斯有志于道，故能知晦则康帝业”[1]154。武帝借观乎人文，完成以化成天下的壮举。王通认为这正是圣王事业，即所谓王道。王通乐而好道，勤而不倦，屡伸己说，而承先人之志。他在陈述写作《元经》的原因时，极力批判晋、宋、齐、梁、陈五朝弃先王之道而致国亡，主张君子当“大其言，极其败，于是乎扫地而求更新也”[1]179。房玄龄对薛收说“大道不行已知之矣，先生何必汲汲于此呢”？薛收云：“修之之道：从师无常，诲而不倦；穷而不滥，死而后已；得时则行，失时则蟠。此先王之道所以续而不坠也，古者谓之继时。”[1]241历代儒者前仆后继，延续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之道，而王通俨然是此种正统意识的继承者、弘扬者，其学“颇近于正而粗有可用之实”[8]，正如宋代叶适所言王通是“以圣人之心处后世之变”[9]。

董常尝言：“夫子自秦归晋，宅居汾阳，然后三才五常各得其所。”[1]72 000多年前的孟子就提出仁、义、礼、智“四德”。西汉时期董仲舒首先把“仁义礼知信”作为整体道德要求，概括为“五常之道”[10]。王通认为，做任何事情都需要抓根本，为政的根本就是“明王道”。他云：“天下之危，与天下安之；天下之失，与天下正之。千变万化，五常守中焉。”[1]114这就是说，天下的安危、得失，需要举天下之力共同来治理；而天下的安危、得失又是时刻处于千变万化之中，此消彼长的。尽管为政者治理天下，头绪繁多，但其最根本原则就是“守中”，即坚守“中道”。他所说的“中道”，实际上就是仁义礼智信“五常”的统一，即由周公创立、孔子述作的儒学之道。“薛收问仁，子曰：五常之始也。问性，子曰：五常之本也。问道，子曰：五常一也。”[1]181他认为人的本性是仁义礼智信，五常同时又统一在道中。这与理学家将“理”或“心”作为万物本源的思想是一致的。

“仁”是古代社会人伦思想系统的核心，是五常的基础。孟子云：“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11]王通特别重视仁义，因为仁义是教化之本。先王之道的实施都是从仁义始，继而发扬道德、兴起礼乐。因此王通强调在上者，无论面对何种情况，在处理具体问题时，都要以仁义为先，这正是儒家以仁义为核心的一贯精神的体现。王通虽十分重视仁义，却认为仁义需由礼来节制。

礼是通向仁者，达到大中至正之道的门户所在，得礼则道在其中。“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辩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12]礼是人道之极，圣人以礼节制天下。礼废，则天下无成人，无家道，遗其亲，忘其祖。他又强调礼是实践仁义的凭借，“申之以礼乐，可以成人矣”[1]155，圣人明礼，故“能辩上下，定民志”[1]159。正如张怀承所说，“仁义是一种精神、一种境界和胸怀、一种德行，但仅有仁义是不够的，还需要礼来约束和规范，只有这些才能真正实现社会生活的良好制序和人际关系”[13]。礼作为个人行为的规范和准绳，规定个人对家族、国家的权利、义务，是维护社会生活，调节人际关系的方式和手段。

“信”从来都被儒家视为“立人之道”和“立政之本”。孔子说：“信则人任焉。”孔子将“信”作为“仁”的重要体现，是贤者必备的品德。“父母安之，兄弟爱之，朋友信之，施之于有政”[1]147，如此道就等同于实行矣，王通继承并发扬了孔子这种理论。如果发生“上失其道，民散久矣”的情况，统治者“导之以德，悬之以信”不啻为一种行之有效的治世之法。王通希望在上者都能够通过不断地加强自身修养，在治民、使民时能够“推之以诚”“镇之以静”，使百姓敬服，就能达到“不言而信，不行而谨”[1]110的圣人之道。王通重视五常之道，倡导主体的一切行为均应以礼为准，这正是其恢复治国安邦之道、纲常名教之理的政治要求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反映。

二是提出“三教可一”论。南北朝后期，佛教在统治者的大力支持下已发展成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道教也有了长足的发展，而儒学失去独尊地位，受到佛、道的严重挑战。为了维护社会的稳定与统治者的整体利益，必须加强意识形态的控制，以确保政治一统。然儒、释、道三教相互斗争，彼此削弱，无法真正满足新兴封建国家对统一思想文化的迫切需求。一些儒者主张强行废除佛道二教，以保障儒学独尊地位。王通明确反对将佛、道与儒学一起作为统治者的意识形态，认为这样会导致“政恶多门”的局面。但他也不主张强行废止佛、道二教，因为用暴力的行政手段遏制业已成为民众普遍信仰的佛、道二教，必将引发信奉者更为强烈的反抗情绪。同时废佛、止道也会产生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不利于国家之长治久安。作为一位具有大局观的思想家，王通在对待佛、道问题上，表现出较一般人更多的理性。《中说》云：“或问佛子。曰：‘圣人也’。曰：‘其教如何?’曰：‘西方之教也，中国则泥。轩车不可以适越，冠冕不可以之胡，古之道也。’”[1]108王通并不否认佛教对于现实生活的指导意义与作用，但是佛教作为来自西方的学说，有其特定的产生背景，就像“轩车不可以适越，冠冕不可以之胡”一样，未必适应中国的实际环境。王通十分欣赏道家的“名实相生，利用相成，是非相明，去就相安”[1]140“自知者英，自胜者雄”[1]119等唯物主义的观点。但他又云“长生说”是欺人之谈，“仁义不修，孝悌不立，奚为长生！”[1]166生命的意义与价值不在于生命过程的长与短，而在于能否在有限的生命中修习仁义、重视孝悌。儒家在毁佛、排道之前，总是极力夸大其祸国殃民，蛊惑人心的负面作用，王通不同意这种偏执之论。他云：“《诗》、《书》盛而秦(周)世灭，非仲尼之罪也；虚炫长而晋室乱，非老庄之罪也；斋戒修而梁国亡，非释迦之罪也；《易》不云乎，苟非其人，道不虚行。”[1]107在王通看来，儒、释、道三教只是一种学说，它们可以对政治发生相当的影响，但并不必然地决定政治的进程和结果。一个政权的覆灭，起决定作用的是人，而不是某种学说。前人把晋、梁亡国的根本原因归之于谈玄、佞佛，释氏，这极不符合历史事实。

对于三教之间的关系，王通不是简单地要求废除佛、道，儒学一统，而是认为三教各有所长，同时又各有缺陷，应“善述九流”[1]98，“共叙九畴”[1]97。在王通看来，包括儒学在内的“九流”都有其不可偏废的方面，也各有弊端，没有绝对完美的思想理论。王通非常重视各家思想学说，反对固执己见，墨守成规，强调儒家应以“不度不执，不常不遂”[1]69的态度,吸收释、道二家之长，使三教相互融通，最终达到三教一统的目的。“王通对佛老采取宽容的、同情和理解的态度，从总体上视为与中国传统思想，甚至儒家思想同质的一种思想体系。”[14]这样，王通便站在儒学的立场上，对释、道二教进行了批判和扬弃，既承认它们的价值与意义，又拒斥他们的虚诞成分。

从儒、释、道三家倡导的价值目标所反映的精神实质来看，儒家追求现实的功名，以整体利益作为价值目标；道家追求的是生命永恒，以精神独立自由为价值目标；佛教则追求生命的超越，以彻底的觉悟为价值目标。儒、释、道三种价值观念，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的三重目标，三者相互补充，相得益彰。基于此种认识，王通提出了“三教可一”论。有学者认为：“所谓‘三教可一’，不是三教合一，组成一个新的宗教，而是‘可一’于‘使民不倦’这一传统儒学的政治教化目的。所以，王通的‘三教可一’思想，不是纯粹学术性观点，而是带有明显政治教化性质的实用观点。”[15]这个观点无疑是正确的。从王通的一贯思想来看，他说的“可一”，不是“合一”，而是在相互依存的基础上，使儒学吸收佛、道的哲学精华，以增强其思辨能力，继续保持儒学的统治地位，维持以儒学为主导的思想统一，最终达到“使民不倦”的目的。

总之，王通一方面渴望儒学的复兴与重振，另一方面也没有像先前的儒者那样盲目排斥佛道，相反，他期望在容忍释、道二教独立存在的同时，应该利用、吸收和凭借释道二教的资源，从而实现“三教归儒”的最终目的，重建儒学的新体系。

三、儒风变古的典范意义

中国文化在历代都具有强大的整合功能，释、道二教的发展过程，也是与儒家主流文化矛盾斗争、调和互融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言，王通弘扬儒学，标榜王道，提出“三教可一”“穷理尽性”的理论，在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史上有重要典范意义。

首先，王道自任的使命感泽溉后人。穷愁困厄历来是重任在肩者所由之途，仁者生命的价值在于以天下为任的文化使命感和责任心。既以文化托命自身，以弘济苍生为心，慨然当任天下之重，每至国家正统思想临危之际，无论在朝在野，儒者都常以天命在兹自勉。董常之亡，王通奔丧，当地人不肯接待，他被饿得面黄饥瘦，仍注《易》不辍。他告诫弟子：“困而不忧，穷而不慑，通能之，斯学之力也。”[1]189他的学生常以先生不仕而感到惋惜，叔恬深谙王通之志。他说：“孝悌为社稷，不言为宗庙，无所不知为富贵，无所不极为死生，天下宗之，夫子之道足矣。”[1]199王通虽无由出仕，其王道思想借助其续“六经”之举得到充分施展，又安用仕？王通常常感慨，自司马迁、班固以来，史书繁多而杂乱，以致出现“天人之意其否而不交乎！制理者参而不一乎！陈事者乱而无绪乎！”[1]6的情况，王道之晦暗不明久矣。魏晋至隋，儒学颓废，王道丧失极为严重，不仅庠序无闻，甚至于“儒道坠泥途，诗书填坑阱”[4]4953，所以王通感慨“仲尼之述，广大悉备，历千载而不用，悲夫！”[1]263“甚矣！王道难行也。”[1]91王通一族六世弘扬儒学，以继承儒家大道为己任，然未尝得其用，故续《诗》《书》，正《礼》《乐》，修《元经》，赞《易》道，以志其皇极之道。在他看来，要恢复儒学就要“服先人之义，稽仲尼之心”，这样“天人之事，帝王之道”就会昭昭然明矣！[1]1他云：“太古不可复，是未知先王之有化也。”[1]233当然，王通复古，不是惟古是从，实以复古而通变。王通曰：“通其变，天下无弊法；执其方，天下无善教。”[1]97作为一传道者，他续“六经”以明周、孔之道，传达其济世安民的务实精神。这种天命在兹的使命感正是文化命脉传统所系的核心所在。“盖自孟子历两汉数百年而仅称扬雄，历六朝数百年而仅称王通。历唐三百年而唯一韩愈，六经之学，其着于世者若此而是匪难乎！”[16]王通之后，华夏历遭劫难，继统而立者，不绝如缕，韩愈、柳宗元、陆象山、叶适、朱熹、李贽无不受其滋溉。为了与佛、道相抗衡，消弥其社会影响与危害，韩愈认为有必要重振儒学，恢复儒家道统。“夫所谓先王之教者何也？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其文《诗》《书》《易》《春秋》，其法社乐刑政，其民士农工贾，其位君臣、父子、师友、宾主、昆弟、夫妇，其服麻丝，其居宫室，其食粟米果蔬鱼肉，其为道易明，而其为教易行也。”[17]这种以仁义为中心的道，正是对王通“王道”思想的延伸。宋代孙复、石介对王通、韩愈备加推崇，而朱熹则将韩愈的代相传授的系统正式命名为“道统”，其影响可见一般。

其二，“三教可一”的理论可以更好地处理出世与入世的关系。“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进则为儒，退则为道，而再退则为佛。儒家以社会为安身立命之所，通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建功立业，具有强烈的入世性。道家则以高迈、超逸的态度直面社会和人生，追求精神的自由与独立。而佛教是出世的宗教，以追求生命的超越为目标，以无我之心待人待物，最终悟性成佛。林语堂《吾国与吾民》认为:“每一个中国人当他成功发达而得意的时候都是孔教徒,失败的时候都是道教徒。”[18]李约瑟曾说：“无论如何，儒家和道家至今仍构成中国思想的背景，并且在今后很长时间内仍将如此，德效骞说得好：‘儒家思想是成功者或希望成功的人的哲学。道家思想则是失败者或尝到过成功的痛苦的人的哲学。’道家思想和行为的模式包括各种对传统习俗的反抗，个人从社会上退隐，爱好并研究自然，拒绝出任官职，以及对《道德经》中悖论式的‘无欲’的话的体现，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中国人性格中有许多最吸引人的因素都来源于道家思想。中国如果没有道家思想，就会像是一棵某些深根已经烂掉了的大树。”[19]似乎三教水火不融。王通撇开历来学者对三教的成见，强调儒、道、佛不总是简单的前后相继的关系，也可能存在交叉，三者在以儒学为主的前提下，可以共存并协调发展，所谓“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所以提出“三教可一”说。“三教调和”之论起于东汉末年的牟子，南北朝时更是盛行。孙绰、宗炳、梁武帝等人多儒玄双修、儒释双修，不囿一教一宗。但这些学说只是停留在理论层面并未在现实实践中真正实行，而王通则是以儒家身份大力倡导儒、释、道三教互通互融、互补互利，“这是儒、释、道三者关系由引互排拒为主向相互融合方向转变，并形成以儒学为主体的混合型意识形态的一个信号”[20]。这样三者相互融合、互为补充，又各自独立，这对于构建国人的理想人格具有典范意义。

其三，“穷理尽性”的理论对宋明理学产生具有开创意义。隋代儒学地位不断下降，逐渐丧失了和佛、道竞争的能力，必须进行改造才能挽救自身的危机。王通认为：“通其变，天下无弊法；执其方，天下无善教。”[1]97儒学必须面对不断变化的现实，广收博纳，成为一个开放的思想体系，才能保持其主导地位，在与佛、道的斗争中占得先机。王通对儒风变古的贡献还在于提出了“穷理尽性”的理论。他说：“‘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言道之难进也。故君子思过而预防之，所以有诫也。”[1]126-127在王通看来，“道心”是人潜在的深层思想，“人心”是人后天行为的结果。如果“人心”过度膨胀，就会抑制“道心”，就须“以性制情”，故君子须“思过而预防之”。王通说：“以性制情者鲜矣。我未见处岐路而不迟回者，《易》曰：直、方、大，不习无不利，则不疑其所行也。”[1]235他特别重视人本性的发明、“道心”的培养，并认为“穷理尽性以至于天命”是达到“以性制情”的方式手段。如此就可以尽人之本性，达到“明三纲，达五常”的境地。王通对“人心”和“道心”的思考以及思考中所孕育的新因素，“对唐宋意识形态上的变化，对于理学的产生，显然具有开创性的意义”[21]。

总之，王通的儒学变古思想不仅承认三教独立存在的价值，坚守了儒学的立场，而且改变了以往儒、道凭借本土文化反对外来佛教，把佛教与儒学绝对对立起来的思想及主张，为封建统治阶级，尤其是儒家士大夫们部分接纳和吸收佛、道思想提供了理论基础，使儒学真正融化、吸收释、道二教的思想因素成为可能，在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史上有重要典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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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尹协理，魏明.王通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205.

Theory of Wang Tong’s Confucianism and the Model Significance

LIN Wen-long

(LiteratureCollege,ShanxiUniversity,Taiyuan030006,China)

Since the Wei Jin Dynasties, Buddhism, Taoism forces rapidly expanded, Confucianism declined, Wang Tong advocated Confucianism restoring ancient ways and combined Confucianism with reality, in order to realize the ultimate goal of the new system of “three religions to one”. Wang Tong admited the value of the three religions exist independently, sticked to the position of Confucian orthodoxy, melted Buddhism,and Taoism .It is important role model significance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ideology and culture.

Wang Tong； confucianism restoring ancient ways； make three religions become one

10.15926/j.cnki.hkdsk.2017.02.006

2016-06-24

蔺文龙(1976— )，男，山西洪洞人，讲师，博士生，主要从事经学与传统文化研究。

K244

A

1672-3910(2017)02-0028-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