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燕娜

（南京邮电大学，南京，210023）

音乐传播是一种特殊的信息传播活动，音乐传播的内容就是“信息化了的音乐文化“。音乐作品在被创作之初，它的艺术价值和审美价值是相对独立的；但当它作为信息进入传播活动之后，它作为信息的价值和意义则会出现在生产、传输以及接受等多个动态的环节，以及社会中的各传播主体为之交流及共享的过程当中。这就等于是说，同一部音乐作品，在截然不同的社会环境中传播，可能产生迥异的甚至相反的传播结果，而这个结果是和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社会阶层的审美观念、人文意识、文化消费观念密不可分的。目前，传媒文化高速发展演变，音乐传播活动及其结果受其影响自不待言。本文拟以当前音乐传播活动的一个热点——音乐类电视真人秀节目为视角，尝试观察其在当今传媒文化的主要特点影响之下展现出的一些特征，并由此展开一些评析。

虽然传媒文化的演化趋势必然是复杂的，但全球化、本土化、分众化几大方面恐怕不可能不是题中应有之义。下面，笔者即按照这三个方面逐一论述。

一、全球化：流行音乐“古典化”、“古典音乐”流行化

传媒文化中的“全球化”趋势，是近几年来相关领域最令人瞩目的话题之一。在全球经济、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情况下，各国之间具有共性的文化样式逐渐普及推广，有成为全球“行业标准”的趋势。①参见庄晓东主编《文化传播：历史、理论与现实》，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73页。对电视机前的广大观众来说，最直观的传媒“全球化”，恐怕就是一批形态新颖、制作精良的选秀型节目——特别是音乐类选秀节目远渡重洋，经过本土化的改造之后登上了我国的荧屏和网络。这不仅满足了我国受众（特别是青年受众）张扬生命活力、追求精神释放的需要，同时也推动了华语音乐的传播，为此前显得疲软的华语流行音乐市场注入了一针强心剂。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要数2012年7月，由浙江卫视联合星空传媒旗下的灿星制作并推出的《中国好声音》。它源自荷兰节目《荷兰好声音》（The Voice of Holland），其节目的“模式宝典”经过了英国、美国、韩国、德国等版本的不断完善，被引入中国时已经相当全面而成熟。该节目的母版制作方也要求中国的节目组尽可能遵循“宝典”：不但节目标识、节目包装、舞台背景布置、摄像机位等数十个方面都有严格规定，学员的选曲、歌曲的编排也都有相应的意见和建议，就连乐队问题上也要求必须是现场演奏，以增加节目的震撼力。这档节目自7月13日在浙江卫视开播后，不足两个月就在全国范围内取得巨大反响，收视率几乎“秒杀”同行。当然，我们必须看到，《中国好声音》的巨大成功，除了源于母版节目模式成熟、各方面早已经过许多市场的考验以外，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即尽量围绕音乐本身做节目，不刻意以其他元素为噱头，纯粹以选手的歌声作为引起观众情感共鸣的第一要素，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回归了音乐选秀的本原。

音乐类真人秀节目制作之初，大多以“全民选秀”这一形式为重点，唱功往往被摆在第二位，而“娱乐”才是真正的目的。选手唱的、专家评的，也基本上都是所谓“流行歌曲”，应该说这是由大众传媒文化的“商品性、通俗性、流行性、娱乐性”四个特征所决定的。品质不高的音乐选秀节目，其参赛选手选择的曲目有不少都存在歌词语言匮乏、老化、千篇一律，曲调始终在同一个调性上进行，相对单调乏味的问题，这些音乐表现出来的人生感受，大多也比较消极，或者有无病呻吟的嫌疑，其艺术价值已然可以打上大问号，遂更无审美品位可言。好在这种局面已经被后来的几个优秀节目打破。

2013年，湖南卫视引入韩国MBC电视台热播综艺节目《我是歌手》，并打出了“首档歌手音乐对决综艺秀”的旗号，每季固定邀请七位线上专业歌手竞演，而其现场乐队也是由管弦乐队和现代电声乐队混合组成，乐手几乎都是国内外知名的。这样的设定，为歌曲音乐部分的多元融合提供了充足的可能性。众所周知，一般的华语流行歌曲的伴奏多用电声乐器和打击乐，通常“声多情少”，在音乐较为喧哗的同时，容易有伴奏音型单一、和声编排简单的缺憾。而管弦乐器作为交响乐队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过去通常只出现在古典音乐当中，“交响化”的伴奏，可以让一首相对简单的流行歌曲拥有更为丰富的和声色彩，使其音乐更具强烈的立体感，由此让情歌更加缠绵悱恻，让悲歌更加催人泪下，让壮歌更加鼓舞人心，极好地烘托和细化歌曲的意境与氛围。例如，在《我是歌手》第四季第九期中，“踢馆歌手”金志文现场演唱了一首《往事只能回味》。这首歌最初由中国台湾地区的歌手尤雅演唱，全曲节奏轻快，充满浓郁的闽南特色。而在金志文的改编版本当中，钢琴作为唯一的旋律乐器，衬托着歌者略带嘶哑的声音，缓缓地流出，经过精心设计的、如同行云流水般复杂的下行音阶，引出了一段带有中国风味的华彩，不仅让人听觉上为之一振，更是平添了一层古韵。第二段主题重复时，特别助阵的美声合唱团以浑厚的伴唱声衬托出男歌手高音部分仿佛闪着金属光泽的音色，既显得华丽唯美，又增添了浓浓的时代感。可以说，古典音乐与流行音乐相融合，以更加“接地气”的方式去普及音乐文化是值得多多尝试的：流行音乐能借助古典音乐来提升格调和品质，古典音乐也能通过流行的编曲手法拉近与观众的距离，呼应更多受众的审美期待。

还有一个典型的单曲例子是歌手平安在参加第一期《中国好声音》时演唱的一首经典歌曲《我爱你中国》。这首美声歌曲曾在祖国的大江南北传唱，尽管歌词质朴无华，却有动人心魄的激情，高亢的美声把海外游子眷念祖国的无限深情抒发得淋漓尽致。而平安在参赛时则尝试用轻摇滚的风格演绎这首歌曲，这使得他的表演更具有时代感，当然，他的歌声依然激昂，台风也很大气，代表了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表达对祖国的热爱的新方式。即便是在境外最大的在线视频网站YouTube上，他演唱这首歌的视频也已获得了超过千万的点击量，或许已成为该站历史上被最多的外国人听到的中文歌曲。当然，就《中国好声音》这个节目而言，一大批经常出现在央视各大晚会的主流歌唱家，还有在国际上早已享有相当知名度的外国歌手，都受邀参加了节目，同台竞技。在这个过程中，各种唱法、各种语言相互融合、碰撞、感染，产生出大量富有新意的优秀的音乐，给电视和网络上的观众以新鲜而纯粹的音乐享受，充分诠释了“音乐是世界的语言“。

二、本土化：流行音乐民族化

“本土化”这个概念，实际上是随着全球化进程而出现的。传媒文化的核心起点是传媒产品，它具有文化产品的典型特质；而对受众来说，本土的传媒产品更容易被接受，从而被购买。随着社会的发展、物质文明的极大丰富，人们对非物质文化的需要和追求越来越多，尽管世界文化交流和互动日趋频繁和深入，舶来文化要想被更好地接受，也必须要在它的构成要素之中出现具有本土色彩的特征，从而在某种意义上被纳入本土文化中来。所以，“本土化”不仅是各传媒平台拉拢受众最重要的手段之一，也是国家保护本民族文化发展、维护自我生存空间的必要措施。

随着全球化的进程，东西方文化在音乐上不断碰撞和融合，一大批内地原创流行音乐的出现，基本瓦解了欧美、港台歌曲霸占流行音乐舞台的局面，给受众带来了更多的惊喜。《中国好歌曲》是这类作品集中展现的一个舞台。该节目是由灿星制作团队自主研发的原创音乐真人秀，首次聚焦于原创作品，让音乐创作者成为主角，意图挖掘更多的优秀创作人才，为华语乐坛输送新的创作力量，重塑中国流行音乐的生命力与原创精神。该节目共播出了三季，一大批极具本民族特色和个人风格的作品登上节目并受到好评。第一季中，最终进入四强的选手谢帝的《明天不上班》是此间一部典型作品。谢帝作为嘻哈说唱歌手，在这首歌里描述了自己真实的心情：因为日常工作压力过大，不想上班，更不想被上班的烦心事束缚。他把自己的真情实感都用歌词表现出来，并用四川方言演唱，创作出了这首有趣而动人的RAP歌曲。歌曲全长还不到3分钟，歌词约700字，谢帝的风格十分自然随意，吐露出广大上班族的心声，让“工作的压力”和“生活的感慨”在轻松的氛围中得以排解。另外，比较典型的例子还有歌手苏运莹打破流行音乐常规模式以口语化风格创作的《野子》，刘胡轶用我国诗人木心的同名小诗《从前慢》改编成的特别“文艺”的“可读的歌曲”，杭盖乐队创作的极具蒙古族民族特色的、大量用到“呼麦”等蒙古族音乐元素的摇滚《杭盖》等。这些歌曲的传播者（也就是创作者）们在浓郁的民族文化环境中成长，因文化的熏陶，在传播处理音乐文化信息的同时，融合了在此文化环境中获得的思维习惯、表述方式、审美观念等；而节目的受众对这些歌曲的喜爱及推广，又反映出他们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正是这种认同引导着人们热爱和忠实本民族的文化，从而也保存和扩散了民族文化的影响力。

三、分众化：单一类型音乐真人秀的崛起

随着网络特别是智能手机等新媒体的出现，传统的大众传播的格局发生了近乎根本性的改变，分众传播的时代已经到来。以往的大众传播模式追求受众规模，而现在的传播模式越来越像是个性化的“私人订制”，不少媒体单位已经把目光从宽泛的大众市场转向了有待积极开拓的“小众市场”，传播的“有效性”的重要程度超过了“覆盖性”。“音乐传播中，音乐信息的生产者和传递者应该懂得如何针对音乐受众，找到最适合的符号表达方式，才能保证音乐传递的有效性。”①王建元主编《音乐传播与音乐传播学》，东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7页。当下越来越多的音乐类真人秀，自然也需要通过研究受众的需求差异来策划、制作，单一类型的音乐类真人秀节目由此应运而生，它对参加竞演的音乐的类型有明确要求，而擅长、熟悉该节目中音乐类型的或是非常注重节目中所呈现的音乐的专业性的观众，都是这类节目所要重点针对的。虽然单一类型音乐类真人秀节目的历史还不长，但其体现出的专业化、细分化反映了音乐类真人秀节目积极创新、发掘市场的新趋势。

（一）按照人口要素分众

目前最受追捧的音乐类真人秀节目的受众群被设定为城市中15至40岁的中青年观众。这一群体当中的大多数人都喜欢流行音乐，以流行音乐为传播内容的节目最大限度地满足了他们的需求和期待。这些节目的播放时间基本在周末晚上22点前后，符合中青年观众群体的工作生活规律。

随着近些年来“二胎”政策的有条件放开（写作本文时已全面放开），8至15岁少年儿童的数量较以往大为增加，他们和成人一样享有同等的参与和观看电视节目的权利，为电视带来了更大的市场。同时，因为少儿处在生长发育期，心理和生理有特殊性，所以电视节目制作方也要让节目符合更高的要求，拒绝低俗、色情和暴力等。当然，各大电视台也在纷纷推出特别面向少儿受众的音乐真人秀节目。它们借鉴一般的音乐真人秀节目的成功经验，以感化教育为主要特点，以亲子互动为宣传手段，获得了成功。这方面，湖南金鹰卡通频道、北京卫视等具有探索及创新意识的电视台相继推出的《中国新声代》（2013年）、《音乐大师课》（2015）等节目堪称代表。“非选秀类”、“去除奖金化功利化”、“推广优秀中华传统文化”、“打造和谐的亲子关系”等标签的添助，让少儿音乐类真人秀节目在制作中力求紧贴少年儿童真实的生活状态，保持他们的天真烂漫，更通过他们的视角去展示对生活和社会的看法，避免了节目过度商业化、娱乐化，在揽获了大批少儿及家长观众，获得较高收视率的同时，也获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对青少年的健康成长起到了传递“正能量”的作用。

（二）按照心理、文化要素分众

音乐在社会环境中被传播，传播对象亦是处在社会关系中的人，因此音乐也具有强烈的社会性。英国著名音乐社会学者西蒙·弗里斯在其著作《表演的仪式：论大众音乐的价值》中，强调了音乐与社会环境及身份认同之间的关系。在他看来，音乐的意义并非文本本身所固有的，而是在环境中生成、受不同环境的影响的。20世纪，70年代的人们钟情摇滚，80年代的人们爱听民谣，90年代华语流行音乐开始进入主流，大众音乐在类型和风格上的不断演化，是和社会文明的发展进程与社会群体的文化认知程度密切相关的。而作为出生于中国经济迅速发展时期的“90后”，追求新潮、崇尚自我、张扬个性、非主流……都可以作为形容他们的关键词。为了提高收视率和竞争力，为了在众多同类节目中独树一帜，许多电视台或制作公司不仅在节目形式上积极创新，更在音乐的类型上力求有所侧重，试图推动“小众化”的收视热潮，符合“新新人类”的兴趣。2016年，江苏卫视率先推出了专注电子音乐的选秀节目《盖世音雄》（又称《盖世音雄会》）。该节目邀请了4位著名音乐人出任队长，每位队长拥有4组队员，每组队员由电音制作人、歌手和DJ组成——电音制作人负责混编歌曲，DJ现场打碟，歌手则将以与众不同的形式演绎这首歌。每场由观众投票选出最受欢迎的一首歌曲，最后将合力形成一张电音大碟。电子音乐传入我国后，很快就以其极富动感的节奏、奇幻多变的音色受到诸多年轻人的追捧，但大多数人对其的理解只局限于晚间室内休闲场所的气氛乐、DJ打碟等。而《盖世音雄》填补了电音在电视上的空缺。为了使电音更接“地气”，吸引更多的观众，在编排上，节目组选择的大多数歌曲都是国内观众耳熟能详的经典歌曲，包括通俗歌曲、民族歌曲、儿童歌曲等，每首歌由改编制作到现场演绎的过程，也都被做成简短的VCR，展现在观众面前。这样做不仅是照顾“90后”的青年人的喜好，也是希望“80后”、“70后”甚至年龄更大的观众能够了解这种外来的音乐形式。为了增加趣味性和话题性，节目组更是请来了在国际上名噪一时的歌手“鸟叔”加入评委阵容；而在参赛选手中，也有像窦靖童这样身份特殊的，他们的出场也引起了观众的轰动。

如果说《盖世音雄》的热播符合了当代青年追求时尚个性的潮流，那么另一档或许原本更为小众的音乐选秀类网络综艺《中国有嘻哈》则更能体现如今的年轻人坚持信念、决然向前的生活态度。音乐不仅是个人社会身份形成的基础，也是社会文化群体构建的基础。有着彼此重合的音乐兴趣的人走到一起，形成友谊，并建立密切的社交活动，有助于逐渐形成集体文化。嘻哈音乐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由日本、韩国传入我国后，最初的传播是十分小众的，往往由城市或地区范围内的青年爱好者们组成一个“圈子”，开展与之相关的各种活动。然而发展至今，至少在当代城市年轻人的眼里，嘻哈音乐俨然已是流行音乐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嘻哈文化也成为他们中不少人的一种休闲方式。流行歌曲通常曲调婉转，表达起私人情感时极尽缠绵悱恻之势，但听多了也令人渐生审美疲劳；嘻哈音乐以快速念诵对白为特点，不仅能够更直接地表达年轻人对生活的体验，而且它以词韵代替节奏的方式更是年轻人彰显个性的绝佳途径。我们在这档节目中，可以见到富于幽默感的家乡土话、方言词汇RAP，可以见到以大段英语说唱为主的流行RAP，更有将英语、汉语甚至其戏曲念白等融为一体的多元RAP等。嘻哈音乐的曲式几乎不受传统音乐作品架构的影响，取材也更加广泛，既能反映市井草根的悲欢况味，也能吟诗诵文以表露我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内涵。无论是阳春白雪一些还是下里巴人一点，无不反映出当代年轻人对自我文化身份的认同：不卑不亢，对生活抱有自信，乐意弘扬民族传统文化精神。

大众传媒创造了崭新的文化形态。处于产业时代的音乐信息在传播过程中，受到了多重社会因素的影响，逐渐和其他文化主体一样，具有了商品性、通俗性、流行性及趣味性等特征。这些特征的确立，标志着音乐艺术更频繁摘掉“高不可攀”的帽子，成为大众文化的核心门类之一。学者周宪说：“媒介作为一种文化的技术逻辑和力量，无情地创造着大众的文化习性，在不断加剧的媒体化过程中，我们似乎看到了一些征兆：不是媒介来适应主题，而是相反，是主题不断地适应媒体。”①周宪著《中国当代审美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65页。无论是全球化、本土化，还是分众化，应该说都是社会文化经济适应媒体市场发展的必然结果。音乐类真人秀节目虽然以传播音乐为主要内容，但也担负着传播先进大众文化的社会责任，所以，在面对外来的、内在的各种新的机遇和挑战时，需要不断自我调整，以适应和满足广大观众的健康娱乐需要和精神文化需求，提高其审美情趣和文化生活品质，引导正确的价值观及社会观，发挥好寓教于乐的作用。

[1]蒋晓丽等著《奇观与全景——传媒文化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

[2]刘文辉《传媒的“文化力”——关于中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传媒发展的文化学考察》，载《东南学术》2010年第4期。

[3]袁小芳《新媒体语境下我国音乐类真人秀的创新与发展》，载《新闻传播》2016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