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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服务外包下植物繁殖材料检验检疫现状和监管模式研究

2017-02-01黄晓璪沈若刚上海浦江出入境检验检疫局200002

上海农业科技 2017年2期
关键词:进境原种外包

许 瑛 黄晓璪 沈若刚 (上海浦江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200002)

国际服务外包下植物繁殖材料检验检疫现状和监管模式研究

许 瑛 黄晓璪 沈若刚 (上海浦江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200002)

近年来,在我国植物繁殖材料生产企业中,已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参与到国际服务外包这一贸易新业态行列中,承接了大量的繁殖材料生产环节的外包。根据国际服务外包下植物繁殖材料检验检疫的现状及存在问题,通过对上海国际服务外包下两种主要农产品的疫情及关键控制点进行分析,提出相关监管工作要点,从而创新服务外包下植物繁殖材料检验检疫的监管模式,以期达到准确检疫、快速放行的目的。

国际服务外包;繁殖材料;检验检疫现状;问题;监管模式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的不断发展,国际服务贸易迅速增长。服务外包作为发达国家企业降低成本、增强竞争力的重要商业行为,已成为一种全球化趋势[1]。除了信息技术等传统领域之外,越来越多的企业把服务外包的目光投向农业生产领域。我国也充分认识到服务外包对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特殊意义,国务院在2014年12月发布的《关于促进服务外包产业加快发展的意见》(国发〔2014〕67号)中明确提出“要创新服务外包检验检疫监管模式,对承接国际服务外包业务所需样机、样本、试剂等简化审批程序,实施分类管理,提供通关便利。”近年来,我国多家大型农业生产企业相继涉猎植物繁殖材料繁育外包项目,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以外繁最为发达的甘肃省为例,2004年出口额达4000万美元,且每年以20%的速度递增。上海各类繁殖材料生产企业亦相继涉及服务外包,进口亲本或原种,利用种植条件、人力资源进行生产再出口。

1 国际服务外包下繁殖材料检验检疫的现状及存在问题

服务外包下繁殖材料的检疫既包括亲本或原种的进境检疫,又包括所繁育出的繁殖材料的出境检疫。

现存的检疫模式存在以下问题:(1)引进的亲本或原种品种多,涉及的国家或地区复杂,传带疫情的可能性较大[2]。目前我国繁殖材料进境主要实行针对性检疫,即主要针对检疫性的有害生物进行检测。在实际运用中对国外关注而非检疫性的有害生物缺乏有效的防控措施。(2)在服务外包下繁殖材料的检疫工作中,繁育田一旦发生病虫害,会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田间发病率与亲本或原种携带疫情的关系,以及如何在产地疫情调查时及时发现并有效防控是繁育过程中急需控制的环节。(3)境外供应商在与繁育企业签订委托繁育合同中会详细罗列所繁育的繁殖材料不能携带的病虫害名录,并要求在繁育期间进行产地疫情调查[3]。某些病害可能是亲本或原种带来的,但不属于我国认定的检疫性有害生物,因此在进境时没有被截获,而其实已被境外供应商列入病害名录,从而影响了繁殖材料出境。

2 上海国际服务外包下两种主要农产品的疫情及关键控制点分析

上海国际服务外包下繁殖材料主要有两种:一是为日本种子供应商繁育蚕豆种子,二是为韩国种子供应商繁育洋葱种子。本研究通过对这两种产品的疫情分析来寻找检验检疫关键控制点,从而优化现有的植物繁殖材料监管模式。

2.1 日本蚕豆种子的疫情分析

目前,经过我国有害生物检疫信息系统检索,日本蚕豆种子上存在有害生物 79种,包括病毒21种、昆虫10种、细菌8种、线虫3种、杂草7种、真菌30种。其中南芥菜花叶病毒Arabis mosaic virus(ArMV)、菜豆象Acanthoscelides obtectus(Say)、鳞球茎线虫Ditylenchus dipsaci(Kuhn) Filipjev、硬雀麦Bromus rubens L.、豌豆脚腐病菌Phoma pinodella(L.K.Jones) Morgan-Jones & K.B.Burch等21种为我国检疫性有害生物,其他均为日本蚕豆种子可能携带的有害生物。

结合从日本进境的蚕豆原种情况,考虑有害生物在国内是否有分布及分布情况,传入、定殖及扩散的可能性和经济重要性,以及繁育出的种子出口日本的要求,确定需要进一步加强检测的有害生物名单,包括豆荚斑螟E t i e l l a zinckenella(Treitschke)、丁香假单胞菌丁香致病变种Pseudomonas syringae pv.syringae van Hall、豌豆胞囊线虫Heterodera goettingiana Liebscher、豌豆壳二胞菌Ascochyta pisiLib、尖镰孢Fusarium oxysporum Schltdl. 1824五种。

2.2 韩国洋葱种子的疫情分析

经过我国有害生物检疫信息系统检索,韩国洋葱种子上存在有害生物 38种,包括病毒3种、昆虫1种、细菌6种、线虫3种、杂草8种、真菌17种。其中番茄斑萎病毒Tomato spotted wilt virus(TSWV)、草莓滑刃线虫Aphelenchoides fragariae(Ritzema Bos)Christie、豚草Ambrosia artemisiifolia L.1828、菜豆拟茎点霉Phomopsis phaseol (Desm.)Sacc.1915等6种为我国检疫性有害生物,其他均为韩国洋葱种子可能携带的有害生物。

结合从韩国进境的洋葱原种情况,考虑有害生物在国内是否有分布及分布情况,传入、定殖及扩散的可能性和经济重要性,以及繁育出的种子出境韩国的要求,确定需要进一步加强检测的有害生物名单,包括水稻干尖线虫Aphelenchoides besseyi Christie、尖镰孢Fusarium oxysporum Schltdl.1824、藤仓赤霉Gibberella fujikuroi(Sawada)Wollenw.1931三种。

2.3 日本蚕豆种子繁殖和韩国洋葱种子繁殖的检验检疫关键控制点分析

日本种子供应商对输回日本的蚕豆种子要求严格,对制种过程提出种种生产要求,尤其在种子繁育期间要求做好产地疫情调查,并要求注明整个繁育过程中禁止携带的有害生物。韩国种子供应商也对洋葱制种过程提出了详细要求,要求种球储存时达到无菌无病,以保证来年的种子质量。由此可见,服务外包下繁殖材料的检疫工作不能只停留在进出境两个环节,检疫的关键还应深入到繁育的整个过程,须做好繁育过程的产地疫情调查。

3 国际服务外包下植物繁殖材料的检验检疫监管模式

3.1 加强理论研究、夯实监管基础

对服务外包下的植物繁殖材料,应根据国别、产品进行风险分析,以有害生物风险评估为基础,按检疫风险高低实行风险分级管理。对风险大的品种,要加大进口审批力度或禁止进境[4]。同时要加强口岸鉴定技术,不断研究和完善口岸检疫除害处理工作,尤其是加大对繁殖材料实施有效除害处理的研究,加快通关速度。监管部门还应加强对生产环节及质量控制的研究,完善对产品追踪和溯源管理机制,建立科学的溯源体系。

3.2 优化监管模式、提升管理水平

3.2.1 国际服务外包下植物繁殖材料的进境监管前置

亲本或原种的进境检疫是服务外包下植物繁殖材料检疫的重点,它不同于一般植物产品的进境检疫,亲本或原种种植地的病虫害发生情况直接影响到繁殖材料的质量[5]。现已有报检前审批备案环节,需要农林部门的审批单,建议进境植物的审批与检疫部门保持一致性,应严格进境繁殖材料审批,改变多部门管理的现状。同时在进行风险分析的基础上,对部分进口产品开展境外预检工作,加强准入体系评估,以便降低进口产品检疫风险。

3.2.2 加强繁殖材料进境时检测

在入境亲本或原种的检测工作中,不但要出具进口国国家官方检疫机关的《植物检疫证书》,不得携带有我国农业部和国家检验检疫机关所公布的检疫性有害生物,而且对于携带可能性大的有害生物也应纳入检测范围内。建议将境外发生严重、亲本或原种传带可能性大、境外又对繁育出的植物材料提出严格检疫要求的病害检测与检疫性病害同等对待,并进行重点检测。同时,不断加强我国进境植物检疫防御体系建设,完善口岸检疫配套设施,提高口岸检测技术水平,对风险较大的产品实行指定口岸进口,并对配套符合条件的电子视频实施查验,以此加强进境亲本或原种的检疫工作。对于检疫合格的产品,及时通知检疫审批单位做好繁殖材料繁育期间的疫情监测工作[6]。

3.2.3 检检联动、检企联动,健全生产管理程序

由于地方农业植保部门对繁育地的病虫害发生情况比较了解,因此为准确掌握制种田病虫害发生的情况,建议加强检验检疫部门与地方农、林部门的沟通合作,检检联动,在检疫性病虫害最明显的生长期共同对产地病虫害进行共同调查与防治,共同建立防御疫情的应急机制,有效制止疫情扩散。同时加强检企联动,不定期对繁育企业植保员和实验室检测人员进行植物检疫技术培训,帮助企业建立疫情检测实验室,增强其检疫意识,在繁育期间主动通报大田病虫害发生情况,逐步建立口岸检验检疫牵头,地方农、林部门积极参与,以繁育企业为基础的疫情监测系统。

在此系统下,加强对繁殖材料栽培生产及质量监控技术的研究,实现产品质量安全全程追溯,加强生产、贮藏、运输等环节的追溯管理,推进实现农药、肥料等重要生产资料信息可追溯,建立质量追溯体系,实现追溯信息可查询、来源可追溯、去向可跟踪、责任可追究。

3.2.4 加强产地疫情监测、逐步推进出境检疫前置、减少出口环节检测工作

产地疫情调查是检验亲本或原种和出口繁殖材料是否符合进出口检疫要求的有效方法,既是对亲本或原种疫情的跟踪检疫,又是对出口繁殖材料的产地检疫。根据繁殖材料产品种类的不同,选择适宜的时期进行产地疫情调查和实验室检验,为出境繁殖材料的检疫出证提供可靠依据[7]。建议根据境外原种或亲本提供商的国家标准以及不同产品制定分级管理,对风险较大的试验田加大监管力度,有效减少疫情的发生;在繁育期间,对繁育企业加强规范化管理,建立完善的“田间档案”;对繁育企业进行诚信管理,对服务外包下的繁殖材料逐步推进出境检疫前置、减少出口环节检测工作。

出境检疫前置是将繁殖材料出境时所需的实验室检测前置到繁育过程中。对于出境需检测的项目,通过进一步实验,根据各病虫害发生特性,考虑将其前置至采收前甚至盛花期,尽量减少出境时的检测项目。在保证出口繁殖材料质量的前提下,大大缩短出境时间,为企业降低通关成本,达到准确检疫、快速放行的目的。以此提高国际农业服务外包质量,促进上海地区乃至全国农业国际服务外包业的发展。

[1] 徐江伟.江西服务外包产业发展模式及对策研究[D].江西:江西师范大学,2013.

[2] 朱勇,侯建雄.甘肃外繁种子检疫现状及其对策[J].植物检疫, 2000,14(3):172-175.

[3] 侯建雄,涂光杰,白桦,等.结合实际搞好外繁种子检疫工作[J].中国进出境动植检,1998(2):18-19.

[4] 刘伟.外繁蔬菜种子检疫中存在的问题及管理对策[J].植物检疫,2000,14(5):315-316.

[5] 吴大军.进境兰花有害生物风险分析与检疫[J].广东农业科学,2011,38(18):54-58.

[6] 白桦,刘菁.为了特色农业的明天—甘肃检验检疫局外繁种子检疫重点实验室建设发展侧记[J].中国检验检疫,2005(3):10-11.

[7] 侯建雄,李铁夫,刘志杰.外繁种子检验检疫监管模式的探讨[J].检验检疫科学,2006,16 (B12):67-69.

2016-1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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