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 锐

李湘生，男，1917年出生于梅县，年轻时曾就读丙村中学。1937年，时值全民抗战时期，李湘生毅然投笔从戎。1938年秋，李湘生前往印尼谋生，由于经营有方，业务不断拓展，事业如日中天。李湘生秉承客家精神，积极回馈社会，在印尼，李湘生积极兴办学校，修筑道路桥梁，兴办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积极协助当地政府改善治安。不仅如此，李湘生还在家乡梅州积极捐助公益事业。

一、苦涩的童年

梅江环绕着梅州市区，静静地东流大约20多公里后，便与石窟河交汇，这个交汇点就是梅县丙村镇。从丙村圩镇的西南，往白宫方向大约5公里左右就到了郑均村。1917年11月25日，李湘生（字瑞祥）就诞生在这个小山村。和千千万万崇文重教的客家人一样，李湘生的父母也将希望寄托在唯一的儿子身上，刚满六岁的李湘生，就被父母送入本村的私塾学堂崇原学堂，接受启蒙教育。

郑均村处在丙村圩与白宫圩（现在是梅江区西阳镇）之间，村民都有前往白宫谋生的习惯。李湘生的父亲李鸿发也与村民一样前往白宫圩，做点小生意谋生，为了更好的教育儿子，李鸿发将年幼的李湘生也带到了白宫圩读书、学习做生意。李湘生10岁那年，李鸿发一病不起，留下年轻的妻子和年幼的儿子。

李湘生家的经济来源主要靠李湘生的母亲沿村卖些针头线脑，赚些钱度日，面对母亲的艰辛，李湘生毅然辍学回家帮衬母亲。天有不测风云，一天晚上，李湘生的母亲突生急病，奄奄一息。救母心切的李湘生，不顾年幼，不惧野兽，不顾山高路远，翻过大山，前往白宫为母亲寻医抓药，经过十几公里的山路，直到凌晨，李湘生才赶回家，母亲吃了药，病情得以稳定下来。

为减轻母亲的负担，12岁那年李湘生再次来到白宫圩，在一家亲戚开的杂货店里当了一名小伙计。有一天早上，母亲专门前往白宫看望儿子，正好赶上瘦小单薄的李湘生在开店门，看到他几乎使出全部的力气，才能勉强开启厚重的门板时，母亲抱住儿子大哭起来。李湘生母亲遂向东家辞了这份差事，带回儿子，下定决心无论再穷再苦也要让儿子读书谋出路，苦涩的童年，更加坚定了李湘生报效亲人和家乡的决心。

1931年，梅县城乡推广新式教育，梅县第一任县长卢耕甫发动社会贤达，在白宫圩兴办白宫公学，这个消息激发了李湘生和母亲的希望。经过努力拼搏，李湘生考入了白宫公学。李湘生的努力没有辜负母亲，从四年级到高小毕业，李湘生成绩一直都很好。1934年，李湘生直接考入丙村中学。1937年7月7日，北平发生了七七卢沟桥事变，中国山河沦陷，人民遭受蹂躏，不愿做亡国奴的中国抗日将士，为了保家卫国，与入侵的日寇展开了殊死的决战，不做亡国奴的吼声向梅县传来，这时李湘生高中毕业了。

受到传统思想“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影响，具有“家国情怀”的客家男儿纷纷摩拳擦掌，梅县学界在梅城迅速成立了学生抗日联合会，开展抗日救亡工作，掀起了报名从军的热潮，刚刚毕业的李湘生毅然投笔从戎，奔赴抗日前线。

因李湘生年轻，有文化，不到半年，李湘生即被擢升为少尉文书，这段难忘的军旅生涯，使李湘生客家人骨子里的坚强意志和吃苦耐劳的精神得以加强，为其以后在商界的拼搏成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也正是因为这段军旅生涯，铸就了李湘生关心乡亲、爱国爱乡的一颗红心。

二、飘洋过海

为了有更好的发展，李湘生的母亲决定送李湘生飘洋过番（下南洋）。经过亲戚的介绍，她了解到印尼万隆居住着不少丙村、雁洋一带的同乡客家人，就将过番之地定在万隆，将儿子委托给雁洋姓叶的水客。当时印尼还是荷兰统治，按照荷印政府规定，如果中国人要去印尼投奔亲友，必须是父子或母子关系的直系亲属，方可办理签证和居留准字。熟悉情况的叶姓水客，为了将李湘生顺利带出去，就在万隆找好一户叶氏本家华侨，办好手续，将李湘生改名换姓为叶瑞祥（JAPSOEISIONG），以叶家儿子的名义前往印尼，李湘生在印尼也使用过叶瑞祥这个名字。

1938年深秋时节，21岁的李湘生脱下军装，在水客的引领下，以叶瑞祥的名字从梅县松口古镇火轮码头，登上一艘木炭作燃料的蒸汽小火轮，与送行的母亲洒泪惜别，踏上了“七天七夜水茫茫” 飘洋过番之路。经过汕头、香港、越南西贡、新加坡，经过生与死的海上颠簸，李湘生到达了巴达维亚（印尼首都雅加达旧称），再转西爪哇省首府万隆，年轻的李湘生开始了异国他乡的谋生之路。

三、艰苦创业

“万隆(Bandung)古称“勃良安”，意为“仙之国”，现在的意思是“山连山”，是印尼第三大城市，被誉为“爪哇的巴黎”和印尼“花都”。由于李湘生在老家念过中学，又有军队的砺炼，见过世面，能写会算，很快就得到了同乡的喜欢。在同乡介绍下，李湘生来到南区芝卡卡（Ckakak）街，在“金隆米店”做职员。米店丘老板亲切温和，在日本人没有占领印尼之前，米店和工厂的生意也算顺风顺水。

李湘生为了更好的融入当地社会，努力学会了万隆本地人说的巽他族方言，使用了印尼文名字苏利亚维查雅（SURYAWIDJA-J A）。由于李湘生工作踏实，待人和蔼，处事得体，深得老板的器重，很快他就在生意场中独挡一面。在当地客家乡亲中积累了一定的人脉资源，在叔婆的撮合下，很快就获得了祖籍在梅县松口镇车田村梁杞缘的芳心。

1938年8月，武汉会战后，中国的抗日战争进入了艰苦漫长的相持阶段。为了支持祖国，印尼各地华侨社团采取多种形式发动募捐，他们还动员举办婚事的人家参加集体婚礼，把结婚贺仪（礼金）捐献出来，送回祖国，为祖国抗战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有着“家国情怀”的新郎李湘生和新娘梁杞缘放弃了西式婚礼，报名参加为抗战募捐的集体婚礼。1940年6月30日，容纳800多人的万隆南区卡都查帝街（Jl.Gardujati）20号玉融公会会馆的礼堂，座无虚席，笑语欢声，喜气洋洋。一场别开生面的集体婚礼开始了，五对新郎新娘一起登台亮相，这是七十多年前的万隆侨社的第一次，也是难忘的一次集体婚礼。

婚后，考虑到芝明利是个民风纯朴的小丘老板辞了工作，搬到芝明利开了一间“亚弄”店，开始了婚后的新生活。

日本侵略印尼之前，印尼的政权一直掌握在荷兰殖民者手里。爪哇各地所呈现的，基本是一幅平静祥和的景象，普通华人和原住民相处得非常融洽，小镇上的百姓虽穷，却安居乐业。在日寇登陆前，潜入印尼的日本特工还鼓动各地的印尼暴徒，乘无政府状态之机，对华人进行抢掠、杀戮，并把华人的房子拆光、烧光。

1942年1月，日寇南侵印尼。在日本侵略者登陆爪哇岛之前，统治印尼的荷兰军队已经先行撤离，日军在荷军撤走后故意不登陆，让印尼各地处于无政府状态多日。3月9日，万隆被攻陷，盟军投降，爪哇岛全部沦陷。在各地登陆的日军司令官，操控着印尼人和华侨的生杀大权。1942年1月至1945年8月，日寇在印尼野蛮统治了三年时间（史称日据时代），日寇对印尼的经济实施重重搜刮，将印尼市面上的布料都抢走，即便是以纺织工业著称的万隆，市场也严重窒息，十分冷落，市民缺衣少穿。不论是印尼土著，或者是穷苦的华侨，因为没有衣服穿，就用装米的麻袋，做成简单的上衣，或者下裙围在身上御寒。

在芝明利小镇，李湘生和太太梁杞缘开的小店亦被洗劫一空。当时他们的大女儿惠珠刚满一岁，而梁杞缘又怀着第二个孩子，可是风云突变，形势危急，乡下已经无法谋生，一家人被迫离开那失去宁静和温馨的小镇，匆匆迁回万隆市区另谋出路。

要养家糊口，却无法开店，李湘生只好起早贪黑去贩卖蔬菜。为赚一点蝇头小利，李湘生必须不顾艰辛和危险，每天半夜摸黑出门到乡下，去农民的菜地采购，再运到万隆的巴刹（市场）批发给卖菜的摊贩。梁杞缘曾在一篇回忆李湘生的文章里感叹说：“生活的困难及情势的恶劣，双重地压迫着我们”。但在梁杞缘眼里，“丈夫是个有志气的青年，他勤奋，敢吃苦，在恶劣的环境中更显示出他那不屈不挠，勇往直前的精神。他为了家庭，为了前途而勇于奋斗，虽然几经挫折，仍然豪气干云，丝毫不感到气馁。”

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印尼获得独立。印尼国军占领万隆，荷兰殖民者企图卷土重来，先后在爪哇岛发动两次“警卫行动”，战事不断。1946年3月24日，英荷联军向印尼国军发出最后通牒，命令国军应于当晚十二时以前，全部撤离万隆市。印尼国军因使用的是简单竹枪武器，抵御不过英荷联军的大型枪炮，迫于无奈，惟有实行坚壁清野、焦土抗击英荷联军的空城计。印尼国军一面率领原住民撤退，一面把万隆市数以千计的华人谋生的商店与住宅，及一切不可估计的财物建筑物烧毁成灰烬，造成经久不息的烽火连绵，锦绣山城烧成一片火海，这就是众所周知的“万隆火海”(Bandung Lautan Api)。时局混乱，人心惶惶，前途渺茫，广大华侨华人处于生活无处、流离失所的水深火热之中。

纵然很长一段时间内处在最恶劣的环境中，客家人也能默默地工作，不停地奋斗，直到重新崛起。李家长女惠珠回忆，母亲生前和她说过，当年避难时，他们曾与一些邻里乡亲同住在芝巴达克街的淦瑞巷（Gang…Kamsui），就在如今“万年堂”的佛堂后面，李湘生一家与一起避难的华侨，彼此都相处得很好。患难中结下的友情是不容易淡忘的，战后几十年，他们仍保持友好来往。

为适应市场需要，李湘生又与他人合作，先后合资开办过草纸厂、肥皂厂和纱笼厂。纱笼是一种在印度尼西亚乡下流行的服装，类似筒裙，由一块长方形的布系于腰间，布的上面印有各种图案。乡村男女，一块纱笼在身，白天出门可当衣穿，晚上睡觉可当被盖，下河洗澡又可以当浴巾用，一物多用，简单美观，男人女人都很喜欢。以现在的眼光看，那个时期李湘生开办的工厂，规模都不大，就是几间手工业作坊而已，但是他兴致很高，干劲十足。从采购原料到生产制作、市场销售，一切都亲力亲为，整天忙得不亦乐乎。李家开纱笼厂的时候，大女儿惠珠和二女儿惠珍已上小学，妈妈又生了一个弟弟振强。看到爸爸忙得不可开交，晚上在家做完功课后，小姐妹俩就会和妈妈一起围坐在灯下，帮着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

得益于经营小生意的阅历和经验累积，得益于勤奋机敏，善于审时度势眼光，也得益于当时的时代背景，人生之路得到改变的李湘生从一个小阿弄店的普通买卖人，逐步成长为做产品、办实业的华侨工商业者，事业走上了轨道。自1950年起，李湘生逐步改变买卖杂货和手工小作坊的生意，转向工厂化的纺织业生产领域，他独资在万隆芝者拉史街开设了一间毛巾厂，取名为永兴公司染织厂，同时也继续加工生产纱笼。为了推动产品的销售，李湘生当时已采用购物送赠品的市场营销手段与策略。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印尼的华人工商企业的外部环境很不让人乐观，有时风云突变，形势难以预料。那些年，虽然印尼开国总统苏加诺大权在握，并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大放光彩。但实际上，苏加诺时代，在经济政策方面针对华人出台的限制和打压手段是最多的。面对大多数印尼当地人手中没有多少钱，持有大面值钞票的人群基本上是华侨工商业者。1956 年3月，苏加诺制定极端政策，大力推行一套“量身定制”的带有种族主义性质的“阿萨阿特运动”（Gerakan Assaat），突然下令印尼货币贬值，将面值500盾和1000盾的大面值的钞票贬值为50盾和100盾，使持有大面值钞票的人，一夜之间就损失了90%的币值，差不多弄到倾家荡产。同年8月，印尼政府又突然降低印尼的汇率比价，并断然冻结了存款，规定凡是银行存款在2.5万盾以上者其超额的部分就要冻结90%，用其作为政府发行200亿盾债券的基金，从而使华侨经济又遭一劫。

受到冲击后，李湘生的永兴公司也被这荒唐透顶的政策压得喘不过气来，差点倒闭。长女李惠珠当时已上中学，对此事颇有印象：“那一年印尼盾突然贬值九十巴仙（90%），我爸爸也是措手不及，损失惨重。平时爸爸再忙再累，晚上回到家里见到妈妈和我们几个孩子，都是有说有笑。那段时间他回来，就不大说话了，总是心事重重，但没有悲观消沉，而是更加频繁在外面跑，四处联络朋友，积极想办法应对时局。后来我知道，爸爸在雅加达的一些朋友拿钱出来帮忙周转，才使我们家的生意渡过难关。”

凭着刚强的毅力，锐意经营，凭着几十年的诚实信用，凭着几十年积聚的人脉资源，李湘生开始利用银行贷款购置机器，扩大业务。1960年后，李湘生的业务得到了快速发展，为以后大规模扩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生意做得风声水起，事业日渐走向辉煌。

当时的印尼军方实权人物纳苏蒂安将军提出了“逐岛防御”战略，在此战略思想指导下，印尼建国以来，从1948年开始扩军，1960年军队人数达到顶端，最多时期总兵力达到50万人，包括服装在内的军需品供应量随之大增，交给生产厂家的订单自然也是水涨船高。1960年前后，李湘生的工厂成功接到了军部的订单，永德士公司崛起了，业务快速发展，扩建了分厂，并将永兴公司改名为永德士公司。规模不断扩大，又陆续建起了三间工厂，分别成立了织布厂、漂染部、成衣部和制鞋部，成为万隆地区数百家纺织企业中，最早崭露头角、享誉四方的巨头之一。

经过几年努力，从生产毛巾、手套、袜子等小物件入手，赢得了声誉，然后是军用布料、各军兵种制服、迷彩服、军鞋军靴、防弹衣和野战帐篷等大宗物资，产品从聚酯纤维、纺纱、织布、印染到成衣，一步一步敲开了军方所需物资的大门。凭着真诚、耐心与执着，李湘生的永德士公司专攻军方生意，当年，李湘生从德国引进了一流的机械设备，为永德士开办了制鞋厂，专门生产军鞋、战靴，供应印尼三军将士。

李湘生曾经感言：我四五十岁的时候，几乎把全部身心都投入到生产经营中了。我每天早晨醒来，脑子里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军品的产量和品质，怎样才能做出更适用并耐久的军服、军鞋、帽子、手套、还有毛巾……。李湘生去世后，如今代表家族管理经营永德士企业的，是次公子李振健。在振健记忆中，父亲对产品质量极端重视，父亲认为，别的企业标榜质量就是生命，或者只是一个口号， 但对我们军品生产商而言，产品质量，真的就等同于生命一样。

李湘生时刻注意处理好与军方各阶层人士的关系。悉心照顾退伍军警人员的生活，永德士公司还曾经聘用了200多名退伍军人和退休的警察，其中包括一名退休将领。从1960年到1976年这十六年里，是李湘生人生中最年富力强，智勇双全的时代，在他的带领下，创立了著名企业永德士（YUNTEX）集团，成为印尼一流的企业，李湘生也成为印尼工商业的巨子。

四、以德报怨

中国侨民一向以谦虚和坚忍著称，“以德报怨”，对大部分人而言，这句话实在是说易行难，但是在李湘生的经历中，就不乏这样的事例。李湘生说，做人要宽宏大量，不能因为吃过亏就老是记恨人和事。他如果不是走投无路，是不会来求我的，我若不管不问，那他岂不是还要再去欺骗别人。李湘生的子女们回忆，几乎从来没有听到父亲在背后骂过别人和说过人家的坏话。平生待人处事以和为贵，以德报怨天地宽。

曾经有一个亲友，当年是李家的业内同行，李湘生一直待他不薄，生意上也时常照顾他。可是后来有一次因为工厂订单的关系，便见利忘义，设计诬陷李家的公司，抢走大把订单，还说了不少有损李湘生声誉的坏话。李湘生知道后，自然十分生气、懊恼，其家人也感到非常气愤。但是李湘生并没有采取反击行动，而是默默地做好自己工厂的事情，一切顺其自然。没想到两年之后，这个亲友因经营不善，加上他此前在军部结识的人事关系因故中断，他的工厂马上失去订单，生产难以为继，并且债台高筑，濒临破产倒闭。无奈之下，那位亲友只好来找在军部人脉深厚的李湘生求助。而李湘生也不计前嫌，出面帮他疏通了关系，使他的企业起死回生，转危为安。家人对此很不理解，李湘生解释说：“我们帮助别人，雪中送炭好过锦上添花。他现在这个样子，也只有我才能救他。我这次在关键时候帮了他一把，并不求他感恩戴德，至少他以后不会再做对不起我们的事了。做人要有胸怀，要讲气度，计较太多，失去的会更多。”

五、热心公益

事业辉煌，李湘生成为当地知名富商。但他平时生活却很省俭，从不在人前显耀财富。遇上捐助公益事业的事，忙前忙后，出钱出力，异常积极。他生平被人们颂扬的事迹很多。

1976年，李湘生因见印尼各地水灾、地震等自然灾害突发，众多灾民惨不忍睹，怜爱之情跃然胸臆。他深刻地认识到，独善不如众善，只有先创造一个华族联谊沟通的平台，集中华族的社会力量，才能广泛开展赈灾济困，扶危助贫等社会福利慈善工作，以融入印尼社会，促进华族与友族的团结。但当时属新秩序时期，成立社团非常困难。万隆市当时的殡仪馆已不敷日益壮大的华裔居民需要，李湘生有意将福华殡仪馆扩大面积，由闽粤两籍华裔共同合办，可惜福华占地仅有千余平方米，诚恐将来不敷应用。万隆市幅员广阔，人口日增，李湘生认为还是多建一座殡仪馆，更合大众需要。后来又成立了“渤良安福利基金会”，基金会成立后，不但对丧葬之家提供了诸多方便，使华族的传统丧事不再妨碍友族邻居的安宁，而且连年来对社会公益贡献良多。如马者连加遭水灾，土崩、牙律、苏加巫眉等地遭受地震，以及加隆贡火山爆发所造成严重灾害，万隆南部芝达龙河水灾等等，基金会都积极参加救灾工作。

李湘生任第二、三届主席期间，对渤良安福利基金会作出进一步发展的宏谋大计。1982年前后，计划加建治丧厅，以备需求之不足；另建骨灰亭；兴建百氏祠，以利春秋两祭及各氏族藉此团结统一；设立纺织技术专业学校，以便招收一些高中毕业后而无法升学的有志青年，开展专门技术职业教育，为国家、为社会培养专业人才。

除了创办渤良安福利基金会外，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始，李湘生为筹立万隆李氏宗亲会，捐助巨资，亲策亲为，筹建会所，联系宗亲，敦睦族谊。尤以对族中孤寡、贫寒子弟，尽力照顾，建议给予互助金，惠及贫困，宗亲无不交口称誉。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李湘生在梅县乡下的寡母去世了，老家又无兄弟姊妹。那时印尼和中国处在战火之中，迢迢万里，兵荒马乱，想回梅县老家送母亲最后一程的想法都未能实现。六十年代，他的事业做起来了，可是印尼又爆发了“九三零”事件，之后便是印中两国交恶，外交关系中断，广大华侨亦被迫和祖国断了联系。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实施改革开放，中印两国民间商贸活动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中印关系得到改善。

1980年开始，李湘生参加了吴世友组织的一次募捐活动，与吴世友、林正芳、陈桂魁、梁晋璜等几位乡贤各捐港币5000元，为梅县松口中学修建了新校大道，安装教室门窗等。从1938年李湘生南渡印尼至1981年10月，整整四十六年，李湘生携夫人梁杞缘，还有妻弟梁世耿夫妇第一次回到祖国广东梅县，回到夫人的老家松口镇、车田村，以及他自己的家乡丙村和郑均三方村，探望了久别的亲属。1983年10月，李湘生第二次回乡，率领印尼部分客籍华商企业家由香港回大陆：一是去广州参加当年举办的秋季广交会，二是和大家一起回梅县老家探亲。1982年他又寄来人民币13万5千元，捐助修建了老家丙村郑均三方村通往白宫圩镇的山间公路。

图1 李湘生捐资助学

在三方村，李湘生不仅出钱修路，还斥资修整了祖坟，重新翻修了他当年生活过的祖屋宅院，特别请人在院内新建了一层平房，房顶上面修建了一个大大的晒台，方便让乡亲们用来晒谷子。房屋下面隔成十多个小间，作为猪舍，让附近的几户亲属都能在此养猪，找一条生财之道，改善生活。黎达荣说：“总之，他能想到的可以帮助到家乡亲戚的地方，他都做了。”

1983年11月初，李湘生由梅县返回万隆以后，仍念念不忘家乡的公益事业。此后，他又拿出12万港币，在他少年时就读过的梅县丙村中学、白宫小学和西阳中学等三所学校，分别设立了奖教奖学基金。当他听说梅州最大的综合性医院黄塘医院需要扩建时，与一批海外侨贤踊跃捐资助建，为这座拥有百年历史的医疗机构晋升为国家三级甲等医院贡献了一份力量。

正当李湘生全身心投入到筹划创办纺织技术专业学校，抱病出国考察，拟聘请专家前来协助开办技术学校事务之时，可惜未酬所愿，终因操劳过度，竟于1984年6月21日溘然长逝。一代侨贤遽尔长辞，这是印尼社会和华族之辈莫大损失。治丧期间，各方人士纷纷前来吊唁。6月27日出殡之时，西爪哇省警察总长亲临致词悼念，对李湘生生前造福印尼社会的功绩给予高度评价，并对遗属颁发了本应在7月5日警察建立日颁发的奖状。治丧仪式隆重，备极哀荣。

在当地华商及华社知名人物中，有两位前辈被后人树立了纪念铜像。一位是福清籍侨贤纪端生，他的儿子便是后来的赫赫有名的煤矿大王、现任印尼中华总商会主席，另一位就是李湘生。作为印尼民主改革之前的华社元老，李湘生和他那一辈侨领如同启明星一样，点燃了那个时代华人社会慈善事业的光芒。李湘生作为万隆一代侨贤，凝铸了梅州客家人的光辉形象，也是印尼华社及社会各界的楷模，正如侨民所言：只有李湘生享有此殊荣。

六、妻贤子孝

图2 李湘生铜像

李湘生是著名企业家，也是印尼华社的杰出侨领。他和梁杞缘夫妇二人，在对待子女与照顾亲友的种种琐细事情上，流露出关爱体贴，无微不至。李湘生的家庭温馨和睦、尊老爱幼，妻贤子孝，充满欢乐。在儿女们心目中，从小到大，他们最不缺少的，就是父母的关爱与温暖的亲情。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梁杞缘先后生下了大女儿惠珠、二女儿惠珍、大公子振强和三女儿惠琴。进入五十年代，又接连诞生了次公子振健、三公子振国、四公子振民、五公子振山。早年在中国参加过抗战的李湘生，他对祖国同胞积贫积弱的沉痛印象非常深刻，希望下一代能够改变这一切，便以“强健国民”四个字，分别为前四个儿子取名：振强、振健、振国、振民。最小的儿子出生后，他又为这个兄弟中的老五取名：振山。1959年最小的女儿惠玉出生，这对相敬如鬓的恩爱伉俪，一共养育了五男四女九位儿女。

客家人秉承“崇文重教”的优良传统，李湘生十分重视子女的教育。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起，李湘生在外面开工厂，每天早出晚归，家里的事情就全部由梁杞缘打理，奋斗十年事业有成，孩子们接受了良好教育，大姐惠珠，是一位多才多艺的美术家和报馆记者；长子振强和二姐惠珍送到椰城中山中学念书；其余六个兄弟姊妹都先后被父母送往国外求学深造。三姐惠琴、二哥振健前往加拿大；三弟振国去了德国；四弟振民、小弟振山和小妹惠玉，则是先到新加坡就读中学，后来又都去加拿大，美国读完大学，均能继承德业，光大慈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