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秀丽

（山东省济宁市博物馆，山东 济宁 272000）

章学诚通史观初探
——《文史通义·释通》篇释读

高秀丽

（山东省济宁市博物馆，山东 济宁 272000）

《释通》篇是章学诚《文史通义》中重要的一篇史论，集中体现了章学诚的通史观念。《释通》篇论述了“通史”的产生和发展演变，分析了通史体裁的优缺点，并对修通史工作作出展望。本文试对《释通》篇进行解构，以此初步认识章学诚的通史观念。

章学诚；《文史通义》；通史；《释通》

章学诚是清代著名的史学理论研究学者，撰有著名的《文史通义》传世。《文史通义》反映了《释通》篇收录于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章学诚在这篇文章里集中论述了作为通史之“通”的含义及由来，并且对通史及断代史分别作了分析，尤其是对通史的长短得失阐述详尽。在撰文方法上，章学诚针对部分史部著作提出独到之评价，以此来例证通史长短和他的通史观念。

章学诚在《释通》开篇引用《周易》，“惟君子为能通天下之志”，将习通史抬升到“君子”的高度。章学诚不恪守《论语》中将“君子”定义为克己复礼的贤人，而认为是“以文明为德，同人之时，能达天下之志”者，成为君子的关键是“能达天下之志”，即在识人、识物时，更看重对全局的洞察。次引《尚书》，“乃命重、黎，绝地天通”，命绝地天通者，是颛顼，绝地天通即隔绝天人之间的沟通，使人不知天命，“天”不干扰人事。其实际目的，现在多以为是分离政治与宗教，使宗教为政治服务，亘古时候宗教在人事中居于最崇高地位，巫觋、祭师往往是一个社会组织中的领导者，他兼治宗教和政治，统领一切。随着社会文明发展，人们对事物了解愈加深入，宗教说法越来越得不到认可，人们不将生死、贵贱、寿夭全部交托给天命，而越来越重视人事，即重视世俗政治，渴望通过人事努力解决生死、贵贱、寿夭的问题，遂发动战争、掠夺财富、制定等级秩序，而享有至高无上地位的巫觋、祭师阻碍这个过程的发展，因而需要伟大的人物发起一场变革，使政治和宗教分离，使政治的地位上升以满足人们需求，使宗教下降到辅助政治统治的地位。这场伟大变革落到了颛顼身上，因而他得以跻身五帝之列。可是变革总会造成重大的影响，章学诚指出，既然天人隔绝，人的祈祷无法得到天的保佑，便会使“人有匿志”，人们不再向天倾述近来所发生的事情，于是乎先王“以文明出治，通明伦类，而广同人之量”，扩大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宗教失去领导作用，人事发生大乱，“世有棼治”，于是乎先王“以人官分职，绝不为通，而严畔援之防”，发挥政治管理的职能，授予各类官职，对应各类事务，各司其职，互不越职，严防“畔援”。自此以后，官职的区分越来越清晰，各自的职责越来越明确。其中“治书”者，就是五史：内史、 外史、太史、小史、御史。五史记载一切应当记载的史料，百官管理一切应当管理的事务。五史所记事件、百官所管事务统一起来即构成了整个天下，“惟君子为能通天下之志”，君子就是要看清五史所记、百官所管，洞察整个天下的局势。

但是自“夫子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尤其汉初经秦火之丧乱，诸经沦落，往后虽极力挽救，亦不能完全恢复原貌，各家各持己见，一经而有诸说，“《春秋》分为五，《诗》分为四；然而治《公羊》者，不议《左》《谷》，业《韩诗》者，不杂齐、鲁；专门之业，斯其盛也。自后师法渐衰，学者聪明旁溢，异论纷起。”于是乎有“深识远览之士，惧《尔雅》训诂之篇，不足以尽绝代离辞，同实殊号，而缀学之徒，无由汇其指归也”，“深识远览之士”即具有远见卓识的人，他们“总五经之要，辨六艺之文，石渠《杂议》之属”，“离经而别自为书”，此便是“通”的先导；到刘向时，“总校《五经》，编录三礼，其于戴氏诸记，标分品目，以类相从，而义非专一，若《檀弓》、《礼运》诸篇，俱题通论”，“通”自此显著起来；“班固承建初之诏，作《白虎通义》。应劭愍时流之失，作《风俗通义》”，此便是“通”作为书名的源起；“自是依经起义，则有集解、集注、 异同、然否诸名；离经为书，则有六艺、圣证、匡谬、兼明诸目。其书虽不标通，而体实存通之义”，自此“通”得到广泛应用，虽不明确标明，却自觉应用 了“通”的含义。以上是章学诚论述“通”之发展演变。

“《太史》百三十篇，自名一子；班固《五行》、《地理》，上溯夏、周”，“梁武帝以迁、固而下，断代为书，于是上起三皇，下讫梁代，撰为《通史》一编， 欲以包罗众史。史籍标通，此滥觞也”，自此“通”应用到史籍上，遂成通史，通史作为史书的一种重要体裁，以《史记》为典范，纷纷出世。“总古今之学术，而纪传一规乎史迁，郑樵《通志》作焉。统前史之书志，而撰述取法乎官《礼》，杜佑《通典》作焉。而编次总括乎荀、袁，司马光《资治通鉴》作焉。汇公私之述作，而铨录略仿乎孔、萧，裴潾《太和通选》作焉”，“史部之通，于斯为极盛也”。此外，还有“高氏《小史》、姚氏《统史》之属，则撙节繁文，自就隐括者也。罗氏《路史》、邓氏《函史》之属，则自具别裁，成其家言者也。范氏《五代通录》，熊氏《九朝通略》，标通而限以朝代者也。李氏《南》《北史》，薛、欧《五代史》，断代而仍行通法者也……其余纪传故事之流，补缉纂录之策，纷然杂起，虽不能一律以绳，要皆仿萧梁《通史》之义，而取便耳目”，此是“通”的手法在史书编撰中得到自觉应用。

另外，章学诚也指出了一些著作错误地应用了“通”的手法。第一种错误应用，如一些学者“囿于见闻”，使“训诂流而为经解，一变而入于子部儒家，再变而入于俗儒语录，三变而入于庸师讲章”，这些作品皆是“出于经解之通，而失其本旨者也”；或使“载笔汇而有通史，一变而流为史钞，再变而流为策士之括类，三变而流为兔园之摘比”，这些著作皆“出于史部之通，而亡其大原者也”。第二种错误应用，是一些著作“以语录讲章之混合，则经不为经，子不成子也。策括类摘之淆杂，则史不成史，集不为集也。四部不能收，九流无所别，纷纭杂出，妄欲附于通裁”。

章学诚在阐述“通”之由来演变，并论述用“通”法的著作，尤其是史部著作（即通史）后，对通史进行了深入探索。首先他举出通史的长短得失。“通史之修，其便有六：一曰免重复，二曰均类例，三曰便铨配，四曰平是非，五曰去牴牾，六曰详邻事。其长有二：一曰具翦裁，二曰立家法。其弊有三：一曰无短长，二曰仍原题，三曰忘标目”。其次他对每一项长短得失都详细地作了论述，通史便利之处：一曰免重复，即避免“人物事实，同出并见”，一人而有数传，一事而重复记载，通史使“总合为书，事可互见，文无重出”；二曰均类例，即体例均一，“通前后而勒成一家，则例由义起，自就隐括”；三曰便铨配，即使“一门血脉相承”，因以“相附而彰”、“见时世盛衰”；四曰平是非，即“衡鉴至公，庶几笔削平允，而折衷定矣”，使人物事实得到公正客观的记载；五曰去牴牾，即“统合”“断代”，使“裁制”、“详略”同；六曰详邻事，即详记“四裔外国”之人物事实。 通史长处：一曰具翦裁，即“通合诸史……括其凡例……补其缺略，截其浮辞，平突填砌，乃就一家绳尺”，使“文省前人，事详往牒”；二曰立家法， 即“辨名正物，诸子之意，寓于史裁，终为不朽之业”，即司马迁之所谓“成一家之言”。通史短处：一曰无短长，即“纂辑之书，略以次比，本无增损，但易标题”，因而“学者宁习本书，怠窥新录”；二曰仍原题，即“诸史异同，各为品目，作者不为更定，自就新裁”；三曰忘题目，即“《独行》、《方伎》、《文苑》、《列女》诸篇，其人不尽涉於世事，一例编次”，而不标明年代背景，使得读者“读其书不知其世”。

对通史长短得失作出详细论述后，章学诚又反复对“通”作更为详尽的解释。 本文体例，章学诚先叙“通”之由来，再叙“通”之手法，所采用的方法是例举采“通”法著作，其中重点评论通史，最后对“通”的含义深入探讨。“《说文》训通为达，自此之彼之谓也。通者，所以通天下之不通也”。“读《易》如 无《书》，读《书》如无《诗》。《尔雅》治训诂，小学明六书”、“六卿联事， 职官之书”，这些著作“通之谓也”，读之都能够贯通天下人物事实，而“魏了翁取赵宋一代之掌故，亦标其名谓之《国朝通典》”、“潘迪取有元御史之职守，亦名其书谓之《宪台通纪》”以及“州郡志书”就不是通史了。

末了，章学诚发出深深的喟叹：“良由识乏通材，遂使书同胥史矣！”缺乏有见识的通才，使史书变成了衙门小吏的文书。渴望当世有通才，继承司马迁之伟业，创作出真正“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通史。但章学诚在渴望通才的时候，又警惕一些“横通”之士，如书商、藏书家、刻书家之流，因“所接名流既多，习闻清言名论”，也能谈学论道，其实自己并无什么心得，这类人便 是“横通”，而不是《释通》篇中向往的通才。紧随《释通》篇，章学诚又专门撰文介绍了“横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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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秀丽（1975-），女，山东济宁人，南京大学历史系在职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明清史与中国古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