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馨玮

（上海大学，上海 200072）

从受众角度解读歌唱类选秀节目

张馨玮

（上海大学，上海 200072）

本文对中国内地近五年的演唱类选秀节目中的人物元素进行了归纳及总结，对其演进轨迹进行阶段性考察。同时，从受众心理角度对真人秀人物元素的变迁成因进行了初步归纳。

真人选秀；人物元素；受众成因

真人选秀作为综艺节目中最受关注也是内容涉及最多元的节目类型，在近年的荧屏上占据重镇。尹鸿的《电视真人秀的节目元素分析》一文中提及从真人秀的制作角度可以把真人秀解构为七个基本元素，而通过对电视真人秀人物元素的解构，我们可以探查真人选秀节目为什么受观众追捧的原由，以及洞察当代社会对物质与精神的诉求，并对之后的荧屏走向有一定的把握。

就此，本文一方面对中国近五年荧屏上真人选秀节目的人物元素进行历时性考察，另一方面，在此基础上试图从受众角度归纳真人选秀节目中人物元素演变的原因。

一、中国歌唱类选秀节目中人物元素的变化过程

如果把1984年中央电视台的《全国青年歌手大奖赛》作为内地选秀节目的开端，选秀节目已经在荧屏上活跃了30年。胡智峰在《多元类型的“井喷”：中国电视综艺节目内容生产的新景观》中提及新时期以来的综艺真人秀时代分为“一枝独秀”时期和百家争鸣时期，其中“一枝独秀”时期为2004年至2012年，分别由《超级女声》及《星光大道》等所代表的类型“此消彼长”般“独大”地占据着综艺节目的荧屏；而2012年末至今，综艺类型已百家齐放、多元并存。但笔者认为除了编年的角度从节目类型发展阶段去划分综艺外，对于综艺节目研究本身来说，从综艺节目的人物元素着手可以进行更长远的探讨，用以分析受众为何会把目光停留在一档节目上。

（一）素人明星化时期

真人选秀节目在内地的第一个里程碑无疑是湖南卫视2004年的《超级女声》，它标志着全民狂欢式的草根选秀时代正式被开启。零门槛的参与方式满足了观众的自我表现欲，产生全民狂欢的高收视。

素人选秀的特点在于在一个大众媒介中去实现普通人的舞台梦想。以海选开始，采用逐层淘汰的制度，并角逐出最后的胜出者，实现成为演艺明星的梦想。它的价值在于在养成过程中也实现了普通民众对阶层的想象力。

直到2006年东方卫视与湖南卫视相继推出《舞林大会》明星版和《舞动奇迹》，荧屏上的各档选秀节目都在不遗余力地利用“素人”选秀去激发观众的参与感及群体认同感，2012年《中国好声音》等一系列节目的出现再一次把这一类型时期推向高峰。

（二）明星竞争化时期

就在电视受众对素人真人选秀节目产生审美疲劳的时候，明星真人秀的出现为选秀综艺节打开了新的一条道路。学者Dyer曾指出：明星在电视节目中呈现出来的是一种被加工过的形象，即第三人形象，是通过具有影响力的大众媒介、大众的主观期望以及其他辅助媒介相互作用而制造出的一种构成。综艺与明星的结合实现了明星与电视的“双赢”，借助真人秀的“真”，以展示明星自我形象的真实。而利用大众对明星的窥探欲，在节目中设置的比拼挑战环节的刺激与冲突被激化，借以提高收视率。明星真人秀最大的特定就在于节目的参与主体是明星，节目拉近了与受众的距离，更能引起共鸣。从特征上说，多个不同类型的明星间的相处也映射了普通人际间的竞争与共生，将参与的明星通过镜头真实地向观众展现他们普通人的一面，满足观众的偷窥欲及好奇心。

（三）星素同台化时期

2016年的综艺档出现了人物元素的新类型：星素结合。一种以素人群众为主体，明星艺人为配角为素人服务的星素结合的新形势再一次激起观众对于选秀综艺的热情。在中国荧屏上创此先例的是湖南卫视的《我想和你唱》，节目力求去实现素人与明星处于平等地位的状态，素人可以在网络中就与偶像进行同框演唱，而且还能通过选票和明星点名机制与明星在现实舞台上有同台合作的机会，实现线上连动线下、现实结合虚拟的模式。近期东方卫视的《天籁之战》更是把这一选择权实时落在素人手中，由素人挑选明星、选择歌曲，挑战明星。

星素结合的特点就在于并不为了造星而是更多地把关注点落在互动和平民的权利上，让观众引导节目结果，增加随机性和不确定因素，丰富观感。

二、歌唱类选秀节目中人物元素变化的原因

（一）信息爆炸导致惊喜感的丧失

一旦某款节目爆红之后，随之而来的就是大量同质化内容的出现，并从各个渠道衍生推广，这也是为什么即使我们身处一个“井喷”时代，也没有觉得节目内容的百花齐放，只是相同模式在不同主题类型中的叠加延伸。

一旦一档栏目被播出，无论观看的真实人数为多少，渠道宣传的增加让受众成倍地增加，再层出不穷的节目也会因为媒介渠道的繁多已经满足不了现在观众，他们期待每一季甚至每一集都能玩出新花样。

（二）娱乐平权时代的分享与自由

从素人到明星再到星素结合转变的驱动力就是源于对收视率的考量。但为什么如此改变会导致观众买账呢？因为观众不满足于单纯地只做一个鉴赏者，他们更想参与到这场娱乐盛宴中，获得“权力”。普通民众对电视真人秀节目有着极强的参与热情，这与个人文化权力的满足实现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真人选秀节目有着极强的平民化以及互动性，从最开始的“不论身份、不设门槛、谁都可以报名”（出自超级女声），就可以看出节目对草根阶层赋予了特有的亲和力，节目在策划理念上还体现出了分权意识，比如《中国梦想秀》把普通人、平凡人的大起大悲、梦想故事搬上了竞演舞台，让观众理解认同选手的遭遇，把自身情感投射到选手及节目中。比如《中国好声音》让现场观众与专业评委导师、大众媒体共同评判，把观众不仅仅作为观看者存在，而《我是歌手》则给了观众更大的权利，直接把竞演歌手去留命运、比赛结果交到现场观众手里，让普通民众不仅仅是在通过观看的行为从事收视率的生产，更通过与节目组进行权力的分享，深度介入收视率生产。换句话说，电视真人选秀综艺的权力分享机制，让普通民众走向了一个重要的位置，让自己的受众反过来去促使他们的同类群体给予节目支持和认同。诸如大众评审团模式，此类把普通民众的地位抬高的机制，在赋予了其群体一定文化权力的同时，也使他们从客体边缘人物走向舞台中心，成为整档真人选秀节目的主角之一，去推动故事的发生和进程，观众在参与“草根”和“明星”被选的过程中即是在协同生产，而这一行为的促成有效地激发了普通民众对电视真人选秀节目的参与热情。

三、结语

在大众意识里，节目本身增加或改变某个人物设定去牵引节目机制并不是影响普罗大众对一档节目喜爱或者厌恶的决定因素，但实际上人物元素恰恰是选秀综艺的核心。这种决定性在于它本身起源于节目元素组合又发酵于受众的意识形态里，隐匿在各种传播渠道下话题中却最终归于节目和被代表的个人身上。

当我们意识到被一档综艺选秀深深“套牢”时，回过头才发现我们记忆下的是一个又一个人物及故事，也正因为如此，受到大环境影响下的电视综艺选秀节目几十年如一日地安排节目节奏，却在人物元素上日新月异地努力。而当我们弄明白这些人物元素因为受众的哪些原因变化后，随着传媒新风的逐渐流动，就这一问题的探讨与摸索会让我们这代以及下一代综艺人更明白观众需要什么。

[1]刘俊，胡智锋.多元类型的“井喷”：中国电视综艺节目内容生产的新景观[G].中国电视，2015（2）.

[2]萧盈盈.中国综艺节目的类型演变及其文化语境.

[3][美]道格拉斯·凯尔纳.媒体奇观——当代美国社会文化透视.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21）.

[4]舒伯特·马歇尔·麦克卢汉（Herbert Marshall Mcluhan）.何道宽议，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33.

[5]黄芳.我国明星真人秀类节目研究[D].厦门大学，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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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馨玮（1994-），女，汉族，上海，学生，硕士，上海大学，研究方向：戏剧影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