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道琛

（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北京 100081）

中国民间观音信仰的特点

杜道琛

（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北京 100081）

本文主要讨论的是作为中国民间宗教的观音信仰，在这种信仰体系中，印度佛教被中国汉族地区的本土文化改造，成为了一种以中国民间文化为主体的民间观音信仰。这种民间信仰具有信仰历史悠久、信仰具有功利性、具有“女神崇拜”的特点、儒释道充分交融四大特征。

观音信仰；融合；女神崇拜

引言

佛教于西汉末年传入中国，这种外来的异质宗教迅速地与中国文化相融合，发展成了中国式的宗教信仰。其中最有特点的部分就是“观音信仰”。“从唐宋时期的造像及其他资料显示，在普通民众信仰中，观音这位体现‘他力救济’‘现世利益’的菩萨，已取得了凌驾乃至超越佛祖的地位，以至于在明清时期出现‘家家阿弥陀，户户有观音’的盛况。”

中国的观音信仰，大体可以分为三类，一是汉传佛教信仰体系中关于观音的内容；二是藏传佛教信仰体系中关于观音的内容；三是作为中国民间宗教的观音信仰。以上三类观音信仰中，内容来源与分布范围都是不同的：第一类的内容是印度大乘佛教与中国汉族地区文化对话产生的，主要流传于汉族地区；第二类是印度大乘佛教中的密宗与中国西藏地区文化对话产生的，主要流传于蒙、藏地区；第三类是印度的大乘佛教与中国儒家文化和道教文化结合的产物，是不为正统的汉传、藏传佛教所认可的。本文主要讨论的就是作为中国民间宗教的观音信仰。

一、信仰历史悠久

公元前后，佛教以西域小国为中介，开始传入中国内地，佛教经典翻译工作作为当时佛教传播的主要手段，也随之展开。观音菩萨传入中国的时间较晚，但观音信仰传入中国之初也是以译经的方式。在从东汉到魏晋的一系列传经、译经活动中，“观世音”及其简化说法“观音”作为译名渐渐得到使用，并最终通行起来。

观音信仰在中国的兴起和发展，可以被分为兴起阶段、发展变迁阶段、本土化阶段。

（一）兴起阶段——魏晋南北朝时期

除了西晋短暂的统一以外，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大部分时间充斥着分裂、割据与战乱。各少数民族（匈奴、鲜卑、揭、氏、羌等）逐鹿中原，各政权之间战争频繁爆发，人们长期陷于战争的灾难中，生存与安全被战争所威胁，毫无安全感。人们无力改变这种现实，只好祈祷神灵的恩赐。这为观音信仰的传播与兴起提供了条件。

西晋竺法护于太康七年（286年）译出《正法华经》。《法华经》中《普门品》一卷，宣扬了观世音的菩萨心肠，并指出观世音菩萨有能力为世人解除灾难，帮助世人脱离苦海达到极乐。这恰恰与当时人们脱离纷乱、躲避灾祸的心理诉求相符合。同时《观世音经》与当时社会流行的儒家“孝道”思想冲突较少，有些人甚至将它与《孝经》等同。如《南史·皇侃传》记载：“侃性至孝，常日限讲《孝经》二十遍，比拟《观世音经》。”这使得观音信仰易为人们所接受。并且《法华经》的修行简易，呼观音名号即可得解脱，经书内容通俗易懂。加上僧人的广泛宣传，观音信仰在当时社会迅速流行起来。

（二）发展变迁阶段——隋唐时期

隋唐时期，观音崇拜十分狂热，《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经》《观自在菩萨随心咒》《千唯罗尼观世音菩萨咒》《观自在菩萨随心咒》和《清净观世音陀罗尼》等与观音有关的经文都在这一时期被僧人们不断译出。

唐宣宗大中元年（847年），普陀山开始建立观音庙，到唐咸通四年（863年），普陀山“观音道场”遂成事实。百姓对观音的崇拜表现在称念观音名号、大量制造观音的石像、绣像等。帝王也对观音顶礼膜拜，秦王李世民在平定王世充、窦建德后，在河南荣阳广武山于夜雨朦胧中见“东南之际，光焰射天”，“观音菩萨，金身毕露”。李世民“顿首拜瞻”。

隋唐时期，我国观音形象逐步脱离印度传说的模式。

（三）本土化阶段——宋代及其后

宋代政治上崇文抑武，社会获得了长期的安定，经济繁荣得到有力的保证。城市商品经济的高度发达，新兴市民阶层的兴起，市民文艺也同时勃兴，这对宗教信仰也提出了新的要求。与市民思潮相呼应，禅宗日益兴盛，佛教日益世俗化，转向佛我一如的平民膜拜体系，并与净土宗相互依附，迅速而广泛地传到广大士大夫中去，元、明、清以后继续这一趋势。

彼时，观音形象基本定型，观音的身世也完全中国化。北齐天宝年间，出现了楚庄王三女妙善香山证道成观音的传说，宋哲宗元符三年所刻蒋之奇《香山大悲菩萨传》详细叙述了妙善出家的故事。这个故事成功地将儒家的“孝亲”思想溶入佛教之中，使观音成为佛教和儒家完美的结合，从一个侧面反映宋代以后儒释合一的趋势。后人不断补充对于妙善的讲述，突出妙善的孝以及“孝感动天”的民间思想，民众在接受的过程中，故事本身的道德教化色彩也愈来愈浓厚。这反映出妙善故事在传播中，随着佛教世俗化的传播趋势，也逐渐褪去浓厚的宗教色彩，而带有明显的世俗观念，逐渐发展成为以孝道为中心的道德教化故事。自此，观音具有中国化的身世，完完全全成为中国民间的神抵，观音信仰也完全中国化。

二、信仰具有功利性

在中国，老百姓很少以彼岸世界为目的进行纯粹的宗教行为（如教义的理解与诠释、周期性的宗教活动等）。中国老百姓对超自然力量的尊崇是以此岸世界的满足为目的的，是一种为了生存的诉求行为。

中国百姓只有遇到困难时，才到庙里去求神仙。宗教信念、供奉行为都是以欲求的满足为前提条件。在功利主义心理作用下，民众对崇拜偶像要求“有求必应”。

观音在中国民间信仰体系中具有重要的地位，老百姓将观音定义为一种“全能神”式的存在，观音全知全能，具有创造力、保护力，也具有启示作用。中国民间有“无事不登三宝殿”“临时抱佛脚”“用菩萨时挂菩萨，不用菩萨时卷菩萨”等俗语，这些俗语充分体现了中国百姓对观音信仰的功利主义态度。在各种灵验传说中，观音掌控着生育、医疗与智慧等，可以迅速、简单地解决现实中的各种问题，满足人们的功利主义心理，这种“灵验”（偶尔的满足）故事的累积不停地刺激着信徒们“功利主义”的心理需求。

此岸世界中的“功利需求”是具体的，因群体和阶层的不同而体现出差异，老年人喜欢追求福、寿，年轻人更在意禄、财，女性群体普遍看重观音在生育方面的超能力，她们供奉送子观音。

观音娘娘的庇护并非是无条件的，这种条件分为物质的和精神的。如上文所说，现实中的观音信仰者会在有困难、需求的时候，备好物资去祭拜观音，这可以看作物质上的敬神或“贿”神。另外，还有一种与观音的精神交易：在传统儒家自省精神的引导下和道教成仙方法的影响下，与佛教轮回转世学说结合后，就在中国表现为道德的反思与伦理的反省。通过这种方式，中国的民间观音信仰也得以实现另一种功利：通过对社会伦理的规范从而换来拯救。

三、具有“女神崇拜”的特点

中国人的信仰体系中，有一条稳定的“女神崇拜”线索，这条线索以不同的女神和不同的故事，融入到各个时期的中华文化中去。观音信仰自传入中国开始就不停地被本土化、世俗化，进而在宋朝最终女性化，女性观音的形象渐渐取代了之前的诸多女性神灵而居于了民间信仰神仙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对于一个提倡“唯女子与小人难养”，宣扬男尊女卑的古老国度而言，女性的观音信仰竟能如此深入人心，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一）观音菩萨的女性化

隋唐之前，我国的观音形象以胡人男子形象为主。隋唐时期，我国出现了一些女性观音的形象。唐代中后期有“杨贵妃观音”之说。宋代《释道缄集》一书，曾说唐代菩萨“皆端庄严似伎女之貌，故今夸宫娃为菩萨也”。但在这一时期仍然存在男性观音。

唐代中国女性的地位较以往有所提高，中国甚至出现了绝无仅有的女皇帝武则天，女性在信仰活动中不再作为男性的附庸，而是具有了相当的独立性，这导致了女性信徒的增加，专门满足女性信徒内心需求的宗教神灵就显得特别有需要。同时，佛教在唐代终于形成了如禅宗、华严宗、天台宗、密宗、净土宗等宗派，这标志着佛教从教义教理上开始了中国化。佛教教义、教理的中国化，女性信徒的增加，分别为女性观音的出现提供了信仰基础和宗教理论基础。

宋代以后，女性观音定型。宋代人对观音的描述也表达了观音的女性形象和女性美，如鱼篮观音，寿涯禅师曾作《咏鱼篮观音诗》，称：“窈窕风姿都无赛，清冷湿露金栏坏”。

自宋、元，迄明、清，观音的女身形象完全定型，观音的女形造像遍布全国各地，直到今天还是如此。

（二）原母神与女神崇拜

观音最终能以女性形象成为中国百姓心中的庇佑神与福神，是华夏民族对上古母性崇拜的沿袭，是中国独有的女神崇拜与佛教观世音救苦救难思想结合的产物。

在漫长的母系氏族社会中，由于“知母不知父”（《吕氏春秋·恃君览》）的婚制状况，导致女性处于生育环节的绝对地位。这种对氏族的绝对影响力反映在信仰层面，就会出现原母神崇拜，这正是最初的女神崇拜。原母神的角色和智能会在神话传播的过程中逐渐分化，进而不同的女神会被逐渐派生出来。

（三）从女娲到观音

中国古人神话——信仰体系中的女神，具有典型的原母神特征。《山海经》中记述了女蜗、西王母、羲和等，她们的主要神迹都是关乎生命的起源，关于她们的传说多为生殖隐喻。这些都可被统一类称为母性神。《山海经·大荒西经》“女娲”条云：“有神十人，名曰女蜗之肠，化为神，处栗广之野，横道而处。”这里面说的就是女蜗用“化（生）”的方式创造了万物和生命，这是对原母神的隐秘的提及。

自古以来，华夏族十分重视生命的存在与延续问题。此岸世界中的生命问题无非就是此生的平安健康与后代的繁衍兴旺，作为女性神的观音，不仅全知全能，而且慈悲善良，因此可以作为民众追求现世健康平安、人丁兴旺的一种手段。民众将“送子”这种超自然能力赋予给她，是将原母神的生殖神性附加在了佛教观音之上。可以这么说，“送子观音”这种女神形象，是源自原母神的生殖崇拜的内化与源自佛教观音“大慈大悲”的统一。

四、儒释道充分交融

在儒、释、道三种文化交融了千百年后，观音信仰已经完全实现了本土化。这种本土化，既包括对此岸世界秩序进行规范的本土化，又包括对彼岸世界解释的本土化。在这个过程中，佛教与儒家文化结合，“三纲五常”与“大慈大悲”、《孝经》与《观音经》等思想、文本层面的巧妙结合，使观音信仰具有了忠、孝等伦理特点，从而实现了对观音信仰现世层面的理论构建；佛教与道教文化结合，佛教的禁欲主义与道教的生活欲念相碰撞，佛教的观音菩萨与道教的女真人叠加，除厄脱苦与修真成仙并行，天国观念与玉皇大帝杂糅之后，民间观音信仰的彼岸世界也被完整地构建了出来。

这正体现了异质文化在传播过程中与本土文化的融合与再创造。

[1]孙昌武.游学集录[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

[2]徐建融.观音宝像[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3]邢莉.观音信仰[M],北京：学苑出版社，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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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道琛（1991-），男，河南郑州人，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宗教学转业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宗教学、科学技术与宗教、宗教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