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 谦

（山西省文化旅游研究院，山西 太原 030002）

孝义薛颉堡村遗址和田子方籍贯考

殷 谦

（山西省文化旅游研究院，山西 太原 030002）

薛颉堡村遗址位于山西省孝义市下堡镇，薛颉堡遗址和田家大院遗存丰富，具有重要的历史学术研究和文物考古，以及古村落保护和旅游开发等多重价值。

孝义薛颉堡村；田子方籍贯；地名

一、地名考略

薛颉堡村遗址位于山西省孝义市下堡镇（明时为下堡寨），该村今为“昔页颉堡村”，由于任何字典中都没出现过这个“昔页(昔+页)”字，该村用“昔”来代替“昔页”字，故称“昔颉堡村”。我在昔颉堡考察时得知，村人也不知村子从何时叫作昔颉堡，又为何叫作昔颉堡。据查史料。在清雍正、乾隆、光绪版本的《孝义县志》中确实有这个地方，譬如雍正和乾隆版本中均提到“薛頡堡”和“昔頁頡堡”，时而前者，时而后者，莫衷一是，不知怎的，而光绪版本中册皆称之为“昔頁頡堡”。除此之外，纵考诸史籍，也就明万历版本的《汾州府志》提及过此处，如《汾州府志（明·万历）·卷二·三十五·景致》：“孝义县，薛颉晚照……”

皆曰“薛頡堡”，而未见“昔頁頡堡”者，由此看见，所谓“昔頁頡堡”本为“薛頡堡”无疑。那么，为何又有“昔頁頡堡”一说？“薛”与“昔”字音相近，晋南方言更同，久而久之，实俗讹为“昔頁頡堡”。

薛颉堡村历史悠久，甚至于《山海经》都有提及。如《山海经》：“狐岐之山，胜水出焉。”《北山经之首》：“北次二经之首，在河之东，其首枕汾，曰管涔之山，汾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河”。汾河与管涔山、河 (黄河)，不论世俗之称，还是史籍记载，何时都未曾改过。“又北二百里 ,曰狐歧之山”，这里所说的狐岐山，实为薛颉山。不仅如此，战国时期的魏国河西之地，其中也包括薛颉村这一方水土。

据明·万历《汾州府志·沿革》（卷二·五一）记载：“孝义县，唐虞夏商属冀州，周职方属并州，春秋战国赵魏之地，名中阳。”而孝义县在秦汉时是太原郡的兹氏县。《元和郡县图志》：“汾州西河县本汉兹氏县也，晋改兹氏为隰城县。”又《左傳·桓三年》：“逐翼侯于汾隰。”《註》：“汾隰，汾水邊也。”《後漢·西羌傳》：“昔晉侯敗北戎于汾、隰。”《前漢·地理志》：“西河郡隰城。”到东汉三国时，“魏始置中阳县，属西河郡”，又到晋西河国永嘉中时，中阳县与兹氏合并：“併兹氏，属隰城，置永安县”。又到北齐时，于天保元年“倂介休入永安”，到了后周宣政元年时，“又分去介休”。毋庸置疑，无论历史如何演变，但这里所说的隰城，即今孝义。

明·万历《汾州府志·沿革》（卷二·五一）特别提到孝义县名的来历，孝义县在隋朝时，为汾州永安县，到了唐朝贞观元年时，因为此永安县（孝义）名与彼涪州永安县同，恰当时此永安县有个名叫郑兴的人有孝行，“遂改为孝义”。《元和郡县图志》：“孝义县本汉兹氏县地，魏移西河郡中阳于今理，永嘉后省入隰城。北魏太和十七年分隰城置永安县，贞观元年，以县名与涪州县名同，改为孝义。”

《唐书地理志》中记载：“河东道汾州，领县五，在今府境者西河、孝义、介休、平遥四县。西河即隰城，孝义即永安。”明·万历《汾州府志·沿革》（卷二·五一）还提到，在唐高祖武德三年的时候，“秦王擊宋金刚，尉迟恭以永安降后定河东道汾州孝义县”，又到宋时，孝义县又变成了汾州中阳县，后来仍改为孝义县。又见《宋史地理志》记载：“汾州孝义，太平兴国元年改为中阳，后复为孝义。”

到了金天会四年，“婁室入汾州，后定汾阳军节度孝义县。”到元朝时，孝义县域有了变化，《汾州府志（乾隆）·卷二十三·古迹》：“温泉故县在孝义县西九十里，高唐山之西。《元和郡县图志》至元五年，割温泉县之半置巡检司，隶本县。”最后到明朝时，“为山西布政司汾州孝义县，编户三十里，后裁二里为二十八里，今属汾州府。”这其中一里，就有“独但里”，即辖今薛颉堡、贤者村一带。

清·雍正四年《孝义县志·卷十·古迹》：“板谷关，县西二十八里独柦（但）村。旧志汉文帝时置关守戎。”记载中所提及的“独但村”即是薛颉堡所在地。从清乾隆三十五年《孝义县志》记载可得知，“独但里”在清乾隆时就与“贤者里”合并为“独贤里”。

清·乾隆三十五年《孝义县志·第三册·里甲村庄》：“宣化坊辖县治前三里，那家里、独但里、贤者里。那家里辖九村……以上九村今倂独贤里。独但里辖十六村，南榆苑、板峪……以上十四村今倂独贤里。桃树沟、独但村，以上二村今无。贤者里辖二十三村，贤者村、高村、神安、胡家窑、下堡村、薛颉村……以上十九村今倂独贤里……”

薛颉村与狐岐山又有着密切的联系，不然为何独这里被称之为薛颉村？

《山海经》记载：“岐山，狐岐之山（在今汾州介休县），胜水出焉。”狐岐山东北会于汾，《禹贡》曰：“治梁及岐”，是也。明·万历《汾州府志·卷三·二十七·桥梁》：“孝义县，胜水桥，在县南二里。”又《一统志》中记载：“山在孝义县西八十里。胜水，一名孝水，水自山东至县西，南北二川合流……东迳六壁城南。”这里说的六壁城应该是今孝义县西的六壁村。

明·万历《汾州府志·卷二·十五·山川》：“狐岐山，一名薛颉山，在县西八十里，按《余贡》注，岐山今在汾州介休县，意蔡文定时介休尚属孝义，故二邑山川多有重名，狐岐山今盤村原是也。”又《汾州府志（乾隆）·卷三·山川》：“薛颉嶺之左，曰龙隐山，东南距孝义县治六十里。金沙河、半月池诸胜与薛颉嶺连罔而在南，曰狐岐山。晁以道释禹贡治梁及岐，谓冀州之岐山即此山也，东距县治百里高七里许，其南麓有原曰盤重原，原东溪涧，俗呼孝河，北川者也东入胜水。”又见《汾州府志（乾隆）·卷四·山川》记载：“盤重原在狐岐山下。”

据考证，薛颉村来源于薛颉山，战国时这里已经是一个人口居住密集的村落，其中，我国著名的儒家代表之人物之一、子贡的再传弟子田子方就是薛颉村的人，辩见下文。而狐岐山与薛颉山或同出一脉，但仍然是两山。《孝义县新志》：“薛颉狐岐寔两山，薛颉跨汾阳宁乡孝义三县之界。狐岐则全在孝义境内。山西通志误云，狐岐一名薛颉。”此又一证。

二、田子方籍贯考

田子方，名无择。古圣先贤之一，他是东郭顺子的学生，即孔子的弟子子贡的再传弟子，是战国时期的大儒之一，为时人所重。当时的孔伋、曾申等大儒都非常敬仰他，并与他相随。《吕氏春秋·当染》记载其被“魏文侯友之”，不但魏文侯将他视为好友，并且从《说苑·尊贤》《吕氏·举难》《察贤》《史记·魏世家》等重要史籍都说“文侯师田子方”，可以说田子方对魏文侯来说是亦师亦友的关系。《世家》记载魏文侯之子，即太子击遇田子方，其都不曾将太子放在眼里，太子击见他傲慢少礼，无视权贵，于是问他到底是如我这样的权贵者值得骄傲，还是像你这样的贫贱者值得骄傲？结果反而被田子方家训斥一顿，田子方的意思是，当然是贫贱者值得骄傲，你们这样的权贵者如果骄傲，严重了会失去权贵，甚至都会导致丧国，而贫贱者则无所谓，我光脚不怕穿鞋的，大不了去别的国家就是了,最后的结果是太子击给田子方赔礼道歉。

魏文侯的礼贤下士是闻名天下的，在收罗人才方面甚于战国诸侯，当时文人墨客从此发迹，社会地位之高前所未有，以至于像《韩非·外储左上》《吕览》等史籍上所说的：“弃田耘，卖宅圃，而随文学者，邑之半。”可见当时文学盛况空前，亦是人才济济。

《庄子·外篇·田子方》有一段有趣的记载：“子方出，文侯傥然，终日不言。召前立臣而语之曰：“远矣，全德之君子！”当文侯见过田子方之后，表现出的状态是这样的，子方告辞离去，文侯竟一副怅然有所失的样子，神情恍惚，整天都不说话。他当着自己的大臣对子方的评价是：“真是太深奥玄妙了，他真是一位德行完备的君子！”又据《高士传》记载：“段干木少贫贱，心志不遂，乃师事卜子夏与田子方。李克、翟璜、吴起等居于魏，皆为将，惟段干木守道不仕。”这段记载说明，段干木还是卜子夏与田子方的弟子，可见田子方在儒士中的地位和影响不亚于卜子夏。

从魏文侯对田子方的态度以及田子方对太子击的态度来看，田子方是儒士中的佼佼者，也肯定了其在当时儒家群体中的先驱者的地位。子方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魏国，与卜子夏、段干木并称“三贤”。

一直以来，田子方的籍贯并没有确切定论，由于田子方是子贡的再传弟子，亦为孔门大儒之一，所以一般都认为他是齐国人。 据《庄子·田子方》记载，田子方自称他的老师是“东郭苑顺子”。东郭顺子，齐国人，《说杂言篇》中称“东郭子惠”，而在《尚书大传·略说》中称之为“东郭子思”。又考《左传》《墨子 非儒》《诗·终》等史籍，“东郭惠子”就是东郭顺子。按《吕氏春秋》中记载“田子方学于子贡”而推之，东郭顺子正是子贡的弟子，而田子方则为子贡的再传弟子。若是因其师为齐人，其弟子亦为齐人，未免牵强，难道在当时，其他国家的人就不能去别的国家拜师学艺吗？

《史记·魏世家》记载：“文侯师田子方”。可知其名辈在卜子夏和段干木间。《说苑·奉使篇》：“（田子方）尝使齐。”又载：“有舍人毋择，为魏文侯献鹄于齐侯。”所谓“舍人毋择”便是田无泽。若田子方是齐国人，就不大可能作为使者出使齐国了，这些记载说明田子方不是齐国人。

有学者凭史料记载魏文侯“东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文侯以为相”来判断田子方就是齐国人，理由是齐在魏之东，此亦附会之论。魏文侯与田子方和段干木来往时，卜子夏已年近百余岁，且不说子夏有无如此高寿，就算卜子夏百余岁尚在世，如此高龄又岂能为魏文侯师，给魏国做顾问呢？这段记载颇令人生疑。考史籍得知，段干木不愿入朝为官，而只有田子方做过魏文侯的宰相，这也合乎情理。所以说，只凭这段可疑的记载就说田子方是齐国人，不能令人信服。

那么，田子方究竟何许人？《史记·魏世家》记载：“李克谓翟璜曰，魏成子东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又《史记·孔子弟子列传》记载：“孔子既没，子夏居西河教授，为魏文侯师。”这里说明卜子夏、田子方和段干木三人都曾与魏文侯有关，并且都曾是他罗致到身边辅佐他的人才，魏文侯“东得”此三人，记载明了。但是，这其中仍有疑点，上文《高士传》记载，“惟段干木守道不仕”，言外之意是说，其他人都去辅佐魏文侯而入仕，唯独段干木坚持本色，不愿为魏文侯所用。又《孟子》记载，魏文侯欲见子夏的学生段干木，段干木却“逾垣而避之”，也就是翻墙而逃，避而不见，这说明对段干木而言，魏文侯于“东”而未得。所以说，至于田子方是魏文侯“东得”还是“西得”，或“南得”“北得”，皆不能成为定论。话说回来，即使是魏文侯东得田子方，那也不能说田子方就是齐国人。

《说苑》记载：“田子方渡西河，造翟璜。”这里的“造”字应该是“遇”字之形误。说明田子方通过西河遇到了翟璜。又《韩非·外储说右下》记载：“田子方从齐之魏，望翟璜……”这里说明西河在齐、魏之间，也就是黄河以西。魏国都城在安邑，笔者对魏国时“安邑”之地理位置在运城夏县仍有疑贰，安邑为秦代置县，北魏太和十一年（487年）改为北安邑县，隋代以南安邑县改名，治所即今山西省运城县东北安邑，而战国时“安邑”究竟于何处，并无详尽确实的记载。即使魏国都城在运城之安邑，那么当时田子方所在地是孝义下堡镇的薛颉堡村，地理位置亦在东，魏文侯东得田子方即此。

笔者更认为，所谓“西河”并不是一条河，实际上它是一个地域的统称，即地域名。《晋志》：“西河郡统县四，离石、隰城、中阳、介休。”

《仲尼弟子列传》载：“孔子既没，子夏居西河教授。”这里说的西河指某一地域，而并非子夏居住西河畔教授。若按此说法，西河这片地域，即是当时的孝义一带，田子方是孝义人，他和卜子夏以及段干木就在此。见《正义》中载：“西河郡今汾州也。”子夏所教处在哪里？《括地志》中有记载：“谒泉山一名隐泉山，在汾州隰城县北四十里。”这即是子夏教授的具体地点。

也有记载说卜子夏居西河教授只是唐朝时的一个传说，如《汾州府志（乾隆）·卷二十三·冢墓》：“徒因北魏置西河郡于兹氏，唐人遂传合子夏社教西河，在是间。”

对于西河郡为汾州，诸如《方舆纪要》《郡国利病书》《困学纪闻》，以及孙星衍的《校水经注》均从《正义》之说，需要强调的是，当时的汾州包括孝义等地在内。《元和郡县图志》记载：“孝义本汉兹氏县地，曹魏移西河郡中阳县于今理。永嘉後省入隰城。後魏又分隰城，于灵石县东三十里置永安县。”又引《太康地记》和《地道记》之记载：“西河有中阳城也。”《孝义县志》：“以县西二十五里故城，当魏中阳城。”又《汾州府志（乾隆）·卷五·山川》载：“《水经注》胜水东经中阳故城南，又东合文水，今城南俗呼孝河者，即《水经注》之胜水，以地望考之，县城即魏晋中阳故城也。”又《山海经》载：“胜水出（狐岐山）焉，而东北流注于汾水。”胜水即今孝义县“孝河”，此又一证。

对于所谓卜子夏退老在龙门附近的河滨石窟之间，这都是史籍记载或后世之人考辩不严谨所造成的，简直就是妄说，故当阙疑。细考《吕氏春秋》《淮南子》《尸子》等史籍，都说“龙门未辟，吕梁未凿，河出孟门之上。” 薛氏季宜更是直言：“《传》称禹凿孟门，儒者多未之信。”

史载明确，凿凿有据，根据史籍所记，田子方是孝义下堡镇薛颉村人。

说到吴起这个人，他是卫国人，原本是在鲁国为官，也是听说魏文侯是一位贤明的君主，所以离开鲁国投奔魏国，为西河守将。《汾州府志（乾隆）·卷二十三·古迹》：“旧志又有吴城在孝义县西南七十八里，《史记》魏吴起为西河太守时筑以拒秦。”司马迁《史记》中说吴起为西河太守，此处为笔误，当为西河守，守为守将，而非郡守，因为汉景帝中二年始更郡守为太守，前此并无“太守”之称。有此可见，当时包括魏文侯、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吴起在内的大人物都聚集在这里。

又有史料可为佐证。《元和郡县图志》记载：“孝义县，魏文侯墳在县西五里，段干木墓在县东北二十五里。”又《孝义县志》载：“三子墓在县西北七里，俗指为卜子夏、段干木、田子方墓。”

《汾州府志（乾隆）·卷二十三·冢墓》：“周魏文侯墓，宋嘉佑中，汾州通判谢景初撰碑云，考图牒则曰魏文侯都之墓在孝义县西五里，他日涉郡守团池，见唐开元二十年孝义令杨仲昌所作魏文侯碑在焉，其旁记墓在胜水之阳，与其周环高大甚备，至大中十年，刺史崔驞自孝义移于此，已而得魏文侯之藏于是使李令改石别刻杨氏之碑，与其所记墓之所在周环高大并崔驞所列者尽铙而立之墓侧。”

卜子夏居西河教授，而段干木又师事卜子夏和田子方。根据这些记载可以定论，田子方是今孝义下堡镇薛颉堡村人，并为薛颉堡村田氏之祖确凿不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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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李启谦.孔门弟子研究[M].济南：齐鲁书社，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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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谦，笔名北野，（1977-），汉族，新疆伊犁人，当代独立文化学者、知名作家，文艺评论家。其主要研究地方历史文化和元代历史文化，曾发表《怀仁城的记忆》（上，下）、《道殿祖师显密思想简论及其籍贯考》《元朝名臣赵璧事迹考论》等学术文章，影响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