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 瑛

（兰州市博物馆，甘肃 兰州 730000）

张掖大佛寺藏《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及书法艺术

孔 瑛

（兰州市博物馆，甘肃 兰州 730000）

张掖大佛寺珍藏明代官版《大明三藏圣教北藏》及金银书《大般若波罗蜜多经》是国内现存最为完整的佛经。这部佛经对我们研究明代书法及其佛教艺术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它不仅是书法艺术与佛学意境完美契合，也是我国宗教典籍的奇葩，更是书法领域的瑰宝！

金银书；《大般若波罗蜜多经》；明代书法；台阁体

中国书法历史源远流长，在异彩纷呈的书法类型里，写经体呈现出生生不息的生命力，在书法艺术领域里面占有浓重的一笔。驰名中外的张掖大佛寺镇寺之宝《大明三藏圣教北藏》及金银泥书《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属国家一级文物，《大般若波罗蜜多经》更被奉为国宝。大佛寺现存《大般若波罗蜜多经》为558卷，以千字文排序，置三十函，每函五本，每本两卷，合为十卷。每册页长38厘米，宽12.7厘米，每半页85字。封皮以绫锦装帧，刺绣龙纹图案，庄严奢华。此本经书保存完整、装潢考究，不仅是佛教圣典的实物资料，也为我们研究明代书法提供了重要的文物和史料依据，它是书法艺术与佛学意境相互契合的典范和瑰宝!

从汉魏始，佛教逐渐传入中国，至南北朝期间一直战乱频繁，人们亟待精神寄托与慰籍，佛教得以迅速盛行并影响国人。佛经的翻译与书写便成为历代统治阶级非常重视的一件大事。经书作为传播佛法最好的信息载体，自北魏以来，写经体就渐渐在佛教内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化，无形之中它已浸润着书法领域，并呈经久不衰之势！张掖大佛寺所珍藏的金银泥书《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就是我国佛教经籍写经体书法中的奇珍异宝，在佛典版本上堪称一绝！其庄重典雅、结体俊逸、精美绝伦的金泥银泥楷书令观者赏心阅目、心旷神怡！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简称《大般若经》《般若经》，是宣说诸法皆空之义的大乘般若类经典的汇编，是《大明三藏圣教北藏》的首部。《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十记：“法师于西域得三本，到此翻译之日，文有疑错，即校三本以定之，慇懃省覆，方乃著文”。认为世俗认识及其面对的一切对象，均属“因缘和合”，假而不实，唯有通过“般若”才能把握“真理”，达到觉悟解脱。《大般若经》汇集了般若类16种经典（即十六会）唐玄奘译，共600卷。唐以后在国内迅速流传，影响广泛，很长时期内被统治者奉为“镇国之典”，后世诸类大藏经也多以此经为首部 。崇信佛教的人认为，凡是诵读、书写、流通此经者，均可见莫大功德，获得正觉。明正统六年（1441年），皇帝御赐《大明三藏圣教北藏》首部《大般若波罗蜜多经》抵达张掖。钦差镇守陕西甘肃等处御马监兼尚宝监太监鲁安公王贵（法名朵尔只省巴）发愿为“上以图报列圣宠赐之洪恩，下以孝资宗祖栽培之厚德，更计显考昭勇将军王公、显妣吴氏太淑人，由乎善利泛慈航，登彼岸于菩提，次及己躬雪衍，尤增富寿于景运”，集地方书法绘画名士以《北藏》首部《大般若波罗蜜多经》为蓝本，用金泥银泥恭笔书写绘画《大般若波罗蜜多经》600卷。史料显示，王贵上对皇帝宠幸感恩图报，以求镇国消灾，又为崇佛礼佛积聚功德，为此他不惜巨资开展此项规模浩大的书写工程。岂料王贵“未竟志愿，不遂而殁”，后由他的副手尚宝监、左少监李贵继承其遗志，组织书法名家继续坚持抄写佛经，终于在明英宗正统七年（1442年）完成了这部长达二十多万字手抄经卷，成就了今天我们能够欣赏到的美轮美奂佛教艺术经藉。

在印刷技术已经比较成熟的明代，《大般若波罗密多经》集书法名士之力费时耗力地去抄写此本佛经典籍，足见当时朝廷极为重视此事，故而对书写的纸张选材、书体章法都进行严格要求和规范。

经书纸张选用当时极其名贵的“绀青纸”，又称“瓷青纸”。此纸要比常用宣纸密度高，是古时书法和写经的专用特种纸张，纸质均匀细腻、光而不滑、纹理清晰。而最重要的是这种纸还具备莹韧坚挺、经久不脆，耐老化、不褪色等优点。事实证明“绀青纸”与专供本部经文金银粉楷书相得益彰，才使得我们能看到今天张掖大佛寺所藏《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历经数百年后依然保存完美如新！

经书通篇采用金泥银泥手写楷书完成，序言全部采用金泥书写，经文内容皆用银泥书写，金银泥俱由货真价实的真金白银研磨成粉末特制调和使用，耗资巨大。抄经时如遇到“佛”“菩萨”“世尊”“菩萨摩柯萨”等尊称，皆用金泥重描。由于金属的特性不同于墨汁和书画颜料，金银粉书写开笔较一般用墨用色要难，且书写者要达到精确工整，除有深厚的功力、纯熟的技巧，还须保持虔诚恭敬、心静气和，才能心手双畅，达到“契于妙”的完美境界。如果书写者心浮气燥、为事所扰，哪怕是再好的书家和纸笔，也难写出如此优秀的经文书法，达到极致的佛经艺术高峰。在这样一种平和恬静的情绪下，书法外在形态也相应地呈现圆润温和、清雅秀媚之态。

在明代，崇尚阴柔之美的书风在书法界甚为流传，张掖大佛寺所藏《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经文书体也正是受此影响沿用明代盛行的“台阁体”，结构布白方正严谨，横直相安、撇捺舒展，结体宽绰秀美，点画之间呼应紧密，外似柔润而内实坚强，形体端秀而骨架劲挺。至使书法“势和体均”“平正安稳”，真正达到祈愿者虔诚心境与形式美的和谐统一。

追溯写经起初本非书法行为，仅供僧侣及参悟佛法的人来传颂阅读，所以书写人首要必须心怀敬畏、一丝不苟、虔心修为。主观的专注和章法布局都按即定的规范，行笔结构均受内容制约，写经的篇幅通常都较大，少则数百字，多则数万字。通篇字体书写工整、易于识别、流畅美观是对写经体最基本的要求，故而写经书法是一种实用性和普及性很强的艺术，它满足了人们对书法审美的普遍需要，从而符合大众乐于接受或持有的共性审美观，在这个基础上，或秀丽，或端庄，或华美，或淡泊则全凭书写人发挥而为之，但无论何风格，必须以精诚贯穿始终。究其根本，主要是意识形态上佛家和书家在共同参悟中得到艺术上的升华，达到最佳的融合，才能完整地阐述经文中表达的含义。写经之人最忌讳信手为之，乱写于纸实则乱心于人，与佛法相违背。故而章法严谨、布局平正、行笔流畅的“台阁体”符合了皇家的审美情趣和统治管理，从明永乐至天顺年间都倍受追捧。

明代书法深受欧阳询、赵孟頫的影响，帝王尤好楷书，并视其为正法，使得贴学书法得到长足发展，“台阁体”最初形成就是这两种书法风格逐渐演变而来的。明朝初年，书法家沈度受欧阳询的影响颇深。1403年，明成祖朱棣下令在全国选拔书法高手，沈度因其楷书端谨婉丽、风姿娴美，深得朱棣器重，因此入朝为官。由于宫廷缮写文书的特别需要，“台阁体”风靡一时，朝廷的重要典籍皆委任沈度书写。他为朝廷书写的金版玉册和重要制诰，当时就成为“台阁体”书风的典型范例。成祖朱棣赞誉他为“我朝王羲之”，沈度在永乐中以善书被选为翰林院典籍，后至中书舍人、侍讲学士等职。代表作品有楷书《敬斋箴》《大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千字文》等，其中举世闻名的永乐大钟上23万余字的经文也均为沈度所书。

帝王翰墨造成书法风气的上行下效，于是从莘莘学子到官吏无不以工书为尚，以能书邀赏。继沈度之后，许多善书者也被征召入宫，专门为内阁缮写诏令、典册和文书。“台阁重臣”杨士奇、杨荣、杨溥（三杨）为皇帝起草昭告时，就采用这种字体，号称“博大昌明体”，因为他们位居台阁，因此这种书体被称为“台阁体”。作为明代科举取士的产物，“台阁体”在明朝的馆阁及科举考场中一支独秀，读书人为求取功名，纷纷效仿，自此“台阁体”的普遍流行严重影响了明代书法艺术的审美趋向，乃至清代中期态势依旧不减，清代称其为“馆阁体”。我们所熟知的《永乐大典》《四库全书》，也是采用的这种字体。

值得肯定的是“台阁体”的书法高手们，始终追求字迹方正饱满、结体流畅美观，书法基本功深厚扎实、意在笔先、笔到法随，是书法初学者很好的学习范本。然它过份强调书体的共性和规范，有千人一面的蔽病，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书法家的自由发挥，却是书者之大忌！“台阁体”作为中国书法史上比较特殊的一种类型，在后世的评论中褒贬不一，而一味地贬斥和过分褒奖又会有失公允。艺术类别，本无高低贵贱，同门同类亦有风格迥异，何须非议或鄙夷？我们更应客观地去看待和评述！

那些极力批责“台阁体”，以缺乏个性为由，急功近利、诡异谲怪、随意夸张的所谓书法艺术，貌似个性，其实荒诞！歪解了书法精髓，找不到一丝书法传承的标新立异，我们应该坚决抨弃！而“台阁体”的严谨实用，一笔一划皆宗法度，却可以被我们所借鉴和学习，同时我们鼓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样才有助于书法艺术的长远发展。书法本源就要求讲规循矩，有法可依、传承有序。欲速则不达，只有去其浮躁、调整心态、端正认识才是当代书法艺术家最该坚持的！

今天闲暇之余，焚香沐手、展纸研墨、静心手书一部《大般若波罗蜜多经》，体会古时写经人独有的沉静、精诚和执念、难道不是书法家们毕生向往和修为的一种境界吗？

[1]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中国美术史教研室编著.中国美术简史[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

[2]宋民.书法美的探索[M].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1997.

[3]蒋玄佁.中国绘画材料史[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86.

K87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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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瑛（1974-），女，甘肃张掖人，本科，美术专业，现在兰州市博物馆陈列策划部工作，文博馆员。现为甘肃省美术家协会会员，擅长中国画和软笔书法，主攻工笔、写意花鸟、工笔人物、楷书、行书等。作品曾多次参加省、市书画展并获奖。部分作品被博物馆收藏。文博主要研究方向是书画鉴定与赏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