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沛

（北京服装学院，北京 100029）

写在“礼崩乐坏”之后：中国女性时尚的几个内在标记

徐沛

（北京服装学院，北京 100029）

继“五·四”运动与近代革命以来，中国女性抖脱了身上的社会枷锁与道德枷锁，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与商品经济偕行的女性消费观念以及伴随着社会分工结构变革所带来的女性主义思潮仿佛已经宣告着中国女性从认知到消费的全面独立，但在喧嚣而杂乱的媒体声音下，不难发现中国女性在时尚选择上的几个内在特点。

女性时尚；时尚

引言

“礼崩乐坏”本是孔圣人在目睹西周等级森严的邦国制度遭受诸侯征战而日渐崩坏，并引起社会秩序混乱之后发出的感言，但在两千余年后回顾，奴隶制末期的礼与乐为封建制所变相袭承，强调等级与仪轨，直至辛亥革命后才被青年们所打倒，更于“文革”之时被狠狠地踩上一脚。在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日，再看封建传统这一套，真可谓礼之不存，乐亦无所附。

中国女性时尚在崇道轻器的古代生活中，实属器之末流，因为女性并没有地位，可以被赠送、交易、抢夺，虽然女性的用品可以售价万金，但并不能改变其配属的身份与价值内涵。20世纪的世界社会潮流之一是女性的解放，这个事情主要发生在以欧美为核心的文化圈，工业化为女性带来了大量的工作机会，男女一致的物质创造流程使得男性世界暴力的掠夺主题日益淡化，大量女性在衣着上的选择证实其不安于男性功利审美的价值取向，如英美女性一度带来争议性的裤装潮流等。但在中国，尽管解放前的东部沿海地区曾有过看似繁华的工业基础，也一度有大量女工走入工厂，但大部分的女性还处在农业的生活母题当中，中国的女性解放基本上是一种“妇女撑起半边天”口号下的政治运动结果，其根本上具有非源发性与不彻底性。

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日，虽然中国的教育产业每年输送着大量的女性毕业生，成千上万的女性也褪下校服，走进各类企业、事业单位与政府部门，但社会价值体系并未因生产者的参与比例改变而有着平等化的发展取向，更有甚者，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商业化大潮席卷而来以后，理想主义生活的淡漠与工具理性的盛行导致精致的利己主义在中国年轻女性群体中盛行。部分女性重视得利、享乐与平等权利与忽视奉献、社会担当，折射在其消费中，在全球化的浪潮下形成了带有自我矮化、物化特性的时尚观与消费行为，这种风潮可在各大媒体网站的女性板块与各种女性论坛上见其一斑。但由于其消费的主观能动与媒体的推波助澜，如此时尚观往往形成引导性。

一、社会标记

“时尚”一词带有某种不甘的先导的寓意内涵，好比“先锋艺术”“前卫艺术”语义中带有的自我标榜一般。“时尚”意味着潮流与倾向，具有价值上的正确性，任何反时尚的取向会被认同为落后、愚昧，亦或是晦涩、异化。

中国女性的时尚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便陷入了东西二元价值体系取舍的彷徨与呐喊之中，美术上的方君壁、潘玉良努力摹西，却没有开辟东方女性的艺术大道。服饰上，新旗袍展现了东方女性的恬静与秀美，但在新政权建立后因为其社会身份的预示性与性别的彰显性而消亡在具有物质管制色彩的灰土布色海洋当中。“妇女撑起半边天”的运动本身是社会生产的崛起，却是女性个体的非人化，女性本身被强行从矮化的、物质化的从属地位拔高到失去女性性别特色的生产单位形象中，就其时代趋势而言，是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当下的中国女性时尚往往意味着占有，具有炫耀性与尝试的身份属性。好比古代诰命夫人的行头、民国时期大家闺秀的新式绸缎旗袍一般，在改革开放30年后，社会分层日益明晰的当下，新贵族与有闲群体的女性尝试选择国际名牌来装点生活，一身“路易斯·威登”“阿玛尼”“迪奥”乃至更稀有的高级私人定制，展示着她们的财富占有，目的是社会地位的拔高与稳固。这和部分西南少数民族，如苗族等，将大部分金银穿戴在身上的行为十分类似，只是价值话语体系有所区别。

二、家庭标记

中国当代女性时尚展现出去家庭化与安于家庭的两面性。奉献于家庭生活长期以来是中国女性的社会责任与义务，当代的社会生活使得许多女性走出了家庭的樊篱，但长期的价值留存使得她们面临着转型或决断。“坏女孩”“街头风”等带有叛逆、中性的服饰与“乖乖女”“洛丽塔”之类的风格构成了当下年轻女性时尚风潮的一景，前者展现着对家庭生活的不羁与对自身价值追寻的急切，后者反映着物质社会背景下“不想长大”的情怀，本质是对有保护的、安全的、物质丰厚的生活状态的留恋。

纵观天涯论坛、晋江论坛、QQ空间、微信朋友圈等较热门的网络社交平台，独立的、拼搏的生活状态与安逸的、奢华的生活状态构成了年轻女性的不同生活方式，后者更容易受到媒体吹捧，但二者也都宣称是为自己而生活，这种有趣的二元的价值取向构成了中国女性价值观与时尚趋向。

三、美学标记

在建国后的长时间内，物资的贫乏与文化信息的垄断导致大部分居民的美育乏善可陈，艺术作品只能在从业者的圈子中小范围流动，只有技法优秀而政治合格的作品才能在更广大的范围中流传，隔绝与破坏运动使得大部分人无法解读西方的当代作品，也难以真正体会中国传世的佳作。

中国的当代女性因为教育平台的建设与基本水平的提高，比过往拥有了更好的教育与更高的上升空间，甚至在艺术高等教育的平台上占有一定的人数优势。但是，当前的中国文联、中国美术家协会等官方机构的成员依然以男性为主体，各种民间组织和机构也以男性成员为多，男性的审美取向依然建构着中国的官方艺术体系。难能可贵的是，已有为数不少的女性艺术家、设计师建构了个人的艺术世界，如马可、梁子等，使中国的、女性潜意识的文化符号走向世界。

但是，不可否认，艺术的意识、创造是先行的，普及是滞后的，当前大部分中国女性对时尚的认识、对审美的认知依然处在朦胧的、盲从的状态，这从部分女性盲目追求品牌，乃至在经济力有不及的状态下依然尝试购买名牌的仿造货中可知一二。

四、两性标记

如果说时尚的社会性是建立在社会等级、秩序等凌驾于性别的框架上，一切社会性时尚往往透射着人与人之间的交际、争斗、臣服。那么，女性时尚中的性别因素则是建构在男女两性之间的一种媒介，这种媒介可能是粘合剂，也可能是利刃。

纵观中国诸民族的传统服饰，在漫长的古代，女性服饰往往与自然界的雌性相比对，女性的服饰承载着男权社会中繁育、臣服、家庭生活的话语式，两性间的符号差异是明晰的。但时至近现代，伴随着妇女解放运动的开展，女性时尚呈现出两种趋势——去女性化与过女性化，去女性化意味着时尚的性别符号弱化，反映了女性参与跨性别的社会分工以后对性别定义与能力歧视的反抗，去女性化的趋势往往由审美跨性别转向性别审美标准的模糊，再完成相互替换，比如流行明星李宇春的受到吹捧的“帅气”；过女性化则是夸大了女性的特征，如对性别外征的表现，“维多利亚的秘密”系列内衣品牌的红火、“施华洛世奇”首饰的走俏，则是以一种男权的视角介入，深化以后再次形成审美体系，在此过程中女性视野的权重逐渐递增，完成了由渴望被欣赏到自我欣赏的嬗变。在这两个过程中，男性由被抗争对象、被取悦对象逐渐转变成被说服对象和旁观对象，展现了性别个性的自我觉醒与自我救赎。

五、小结

目前的中国时尚行业整体处于东西方文化价值的撕扯中，西方文化的力量是巨大而具压倒性的，这与中国长期以来的国际文化体量有关。在过去的一百余年中，为了扶助孱弱的中国，无数志士抱着壮烈的心境引入西方文化，渴望改变，但取来之物到底是别人的，在文化语境中，唯一性才是立足的根本，伴随着中国经济体量的膨胀，一个强大的国际文化巨人亟待出现。上文所述的中国女性时尚的内在标志实质是东西方文化碰撞、新经济结构调整、封建礼教解体后重构新秩序等历史遗留问题带来的阵痛。天安门外的明代袍袖——清代旗装——民国中山装——文革军装等的文化演进与凯旋门外巴洛克——洛可可——批判现实主义——印象派等的流变有着本质区别，但在今天，东西方设计师都汇聚在香榭丽舍大街上，形成了世界文化只有一极——以西方为核心的终极的现状，甚至有部分中国设计师乃至院校以舔舐西方主流文化为荣，这不能不说是个充满悲情色彩的历史与人文景观。

当下，中国的民族化时尚行业正在逐步成长，但在消费人群中占有的体量尚小。尤其在全球化的浪潮下，在喧哗的西方主调的时尚媒体面前，中国的“民族化时尚”的提法显得弱小而模糊，仿佛其背后仅仅只是一层民族主义的浮皮，而非数千年多元文化融合的深厚积淀。中国女性时尚在这个大潮中恍如一叶轻舟，飘飘然而逐流，这并非一种主动的洒脱，相反的，这只是缺乏文化根性的表现。一个文化实体的世界性崛起是漫长而艰辛的，期待这一天不会久远。

[1][美]凡勃伦，程猛译.有闲阶级论[M].北京：北京出版社，2012.

[2][美]珍妮弗·克雷科，舒允中译.时装的面貌[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

[3]易英.学院的黄昏[M].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01.

J3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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