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萍

（南京政治学院，江苏 南京 210003）

社会治理视野下公民政治社会化的路径研究

陆萍

（南京政治学院，江苏 南京 210003）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创造公众参与条件，形成“社会治理人人参与”的局面，这为探讨实现公民政治社会化的问题提供了新的视野。社会治理和公民政治社会化互为手段与目标，社会治理需要实现了政治社会化的公民，公民政治社会化也离不开社会治理对公民有序参与政治的现实要求，二者紧密相连。

社会治理 政治社会化 路径

要实现“社会治理人人参与”这一目标，必须依靠公民整体素质的提高，而政治社会化正是提高我国公民政治素质最基本的途径。伴随社会治理理论的发展，我国公民政治社会化也必将在具体实践不断得以彰显。

一、社会治理和公民政治社会化的概念界定及其互动关系

（一）对社会治理和公民政治社会化概念的界定

1.社会治理。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阐明了一个新的执政理念——社会治理，要正确理解社会治理的含义，必须厘清它和“治理”理念的渊源，以及和“社会管理”这一概念的区别。上世纪90年代，联合国全球治理委员将“治理”定义为：个人和各种公共或私人机构管理其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1]简单地说，广义上的治理指的就是协调社会生活的各种方式。在治理视野下，政府不再是公共领域的唯一主体，公共利益的实现需要依靠政府、市场与公民社会等共同构成的治理体系。从这个角度理解“社会治理”，我们可以得出如下认识：首先，社会治理的主体是多元的，从个人到公共或私人机构，不一而足；其次，社会治理需要多元主体之间通过协调互动达成一致行动；最后，各主体间协调一致的行动必须着眼于提高社会治理水平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在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中，用社会治理取代社会管理，是执政理念的一次全面创新。与社会管理更多强调政府在社会公共事务管理中的单方面作用不同的是，社会治理更加强调公民对社会公共事务的自治以及政府和社会的合作共治，更加突出公民在社会政治实践中的积极作用。

2.公民政治社会化。传统的政治学研究并没有将“政治社会化”纳入其中，直到20世纪50年代末，美国人戴维·伊斯顿才首次提出了“公民政治社会化”这一概念，并将行为主义理论运用到对“政治社会化”的研究之中。伊斯顿认为，政治社会化是人们获得其政治倾向和行为模式的发展过程，是社会将政治取向从一代传到下一代的方式。我国学者陈秉公主张，“公民政治社会化是政治文化实现的过程，即一定的政治统治体系为了维护其政治统治，通过一定的渠道将政治文化传授给社会成员的过程。”通过对这两位学者观点的综合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结论：公民的政治社会化过程实际上是政治体系和社会成员之间双向互动的过程。一方面，对于政治体系中的个体成员来讲，政治社会化过程是社会成员通过学习和其他途径获得政治态度、政治信仰、政治知识和政治情感，从而形成政治人格，成为政治人的过程；另一方面，对于政治体系来讲，政治社会化过程又是政治体系塑造其成员的政治心理和政治意识的过程。[2]

（二）社会治理和公民政治社会化的互动关系

公民政治社会化体现了政府与社会关系的本质，而伴随社会治理理论的发展，公民政治社会化也将在具体实践不断得以彰显。一方面，公民政治社会化体现了公民对政治系统、政治模式的认同，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对政府与社会关系的认同。政府不再是公共利益的唯一供给者，“办好事情”的能力不再仅限于政府的权力，这就意味着“政治”不再“高高在上”，每一个个人都能够投身到政治实践中去。另一方面，“增强社会活力，提高社会治理水平”，需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其中最主要的是要依靠全体人民的智慧，发挥人民的主体作用，这就要求全体公民的政治素质要有一个大的提升，而政治社会化正是提高我国公民政治素质最基本最有效的途径。

综上所述，社会治理和公民政治社会化互为手段与目标，社会治理需要实现了政治社会化的公民，公民政治社会化也离不开社会治理对公民有序参与政治的现实要求，二者之间形成良性的互动关系。

二、当前实现我国公民政治社会化存在的问题分析

（一）传统的政治管理模式妨碍公民对政治的正确认知

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一直沿用的是 “家天下”的政治管理模式，这种模式下，皇帝一人把持国家政权，百姓处于被管理的状态，在他们的认识中，治理国家是皇帝及其官僚的事情，政治上的事情与己无关，这样一种政治角色意识把中国的老百姓塑造成了本分的“小民”——自动把自己隔离在政治的大门之外，而这一意识又在后来的政治发展中不断被强化。

建国后，新中国在效仿苏联经济模式和汲取革命战争年代经济建设经验的基础上，建立起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在这种背景下，政府职能过分扩张，小到国民的穿衣吃饭，大到国家经济建设，政府事无巨细，一概统揽。这种全能型政府模式的基本假设前提就是政府是 “完全理性”的政府，它过分夸大了政府的能力，认为政府能够充分了解人民的偏好，可以代替人民去思考，可以通过自身力量把社会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这就导致公民自然地认为，自己没有介入政治活动的必要。纵观我国政治社会的发展，我们大体上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高权政府”模式下，由于公权力太大，一方面致使决策者的决策过程“神秘化”，从而加深了公民与政治的隔膜感；另一方面权力过分集中在“上”，使得公民对公权力产生畏惧心理，公民出于政治安全的考虑，就会自动远离政治，对政治持“不关心”态度。这些都与“政治”的目的背道而驰，政治追求的是“善”这一终极目标，它不是某个人或者某一家的政治，政治要实现的是整个社会的和谐，它需要所有人的共同努力。

（二）民族的政治文化传统导致公民对政治持冷漠态度

政治文化不同于公共舆论，它由长期的价值而非对具体政策、问题或人物的反应塑造而成，对公民从事政治活动的动机、目标、理想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影响。美国人类学家露丝·本尼迪克特曾经说过：“个体生活历史首先是适应他的社会代代相传下来的生活模式和标准。从他出生之时起，他生于其中的风俗就在塑造着他的经验与行为……而当他长大成人并能参与这种文化的活动时，其文化的习惯就是他的习惯，其文化的信仰就是他的信仰，其文化的不可能性就是他的不可能性。”[3]

古代西方很早就提出了 “人天生是政治的动物”，由此可以窥见在西方政治被看做是公民的一种现实生存方式，而中国传统社会则截然不同。在我国，最大的政治文化传统是崇拜权力和顺从权威。一则落后的生产方式使人民缺乏整体阶级利益的意识，提不出独立的政治要求。再则封建统治者惯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政治观点愚弄人民，从而导致了公民在政治生活中保守、被动、消极的政治态度。步入市场经济以后，整个社会弥漫着“功利主义”和“机会主义”思想，人们只热心于那些能够给自己带来巨大经济利益的活动，对政治不感兴趣，甚至出现了普遍的信仰危机。

此外，造成公民对政治变革和政治发展持冷漠态度的另一重要原因，就是中国社会的 “官本位”思想和“官僚主义”文化。当政治被看成是“权术”，是官员以权谋私的手段，政治即被贴上了“不道德”的标签，政府也就陷入了“塔西佗陷阱”，公民对政府的极端不信任必然导致他们对政治的兴趣不足，也阻碍了公民政治社会化对社会主义主政治文化的传递。

（三）社会治理主体多元性的缺失制约公民参与政治的热情

现代政治又被称作是“认同政治”或者“差异政治”，原因在于社会内部的差异性越来越多地得到重视。在现代社会，社会一般成员即每一个个体人的政治主体意识的觉醒，是实现现代民主政治的必要条件。然而目前我国社会主体意识的缺失还很严重，很多人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是这个国家和社会的主体，没有将自己视为这个国家的主人，缺乏正确的权利意识，致使社会治理主体依然比较单一，社会活力不足，分析产生这一问题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

首先，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权专制政治给中国社会积淀了深厚的臣民政治文化传统，很多人依然被一种“臣民意识”制约着，认为国家事务与自己没有关系，缺乏参与的积极性。其次，马克思主义人本政治思想未能得到足够重视。长期以来，由于政治被物化为对权力的追求而轻视人的作用，因而造成政治价值的严重扭曲和政治主体的真正阙如。政治成为少数人的垄断统治，而绝大多数人成为政治统治的客体。然而从根本上说，政治的正义性在于对人的终极关怀并促成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即真正实现人的政治主体性价值。

三、社会治理视野下实现我国公民政治社会化的路径选择

（一）政府简政放权，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政府是政治社会化的“掌舵者”，要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坚持系统治理，由政府包揽向政府主导、社会共同治理转变。一方面政府把“社会可以做好的”交给社会，形成政府治理与社会治理的平衡结构，这样一种结构本身就对公民的政治社会化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其开放、自由的精神能够为公民参与政治生活提供良好的动力。另一方面也能建立起与公众的新型互动机制，增强公民参与政治的有效性和有序性。

1.树立“服务型政府”理念，激发公众参与政治的热情。美国学者谢尔·阿恩斯坦提出过著名的“公民参与阶梯理论”。[4]他区分了8个层次的公众参与类型模式，认为低层次的参与实际上是由政府控制并主导的“假参与”，应当倡导的是高层次的公民参与，即确保政府与公众之间形成互动交流，将公民纳入到决策过程中来。从政府自身的角度，首先就是要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政府要摆脱对原有体制下业已形成的运行模式的 “路径依赖”，树立起新型的执政观，自我限权，将一部分社会管理职能向社会公众尤其是社会组织转移，形成政府与民间社会共建共治的良好格局。

2.树立“阳光政府”理念，提高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随着信息网络的普及，公民对政府运作公开化、透明化的要求越来越高。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要主动实施政务公开，加强权力运行的公开透明，包括信息的公开和透明、办事程序的公开和透明、办事结果的公开、政府及部门财务收支账目的公开等。在双向互动的沟通中，倾听群众意见，凝聚群众诉求，决策于共、行政于公；在积极有为的施政过程中化解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危机。

（二）培塑现代公民意识，增强公民的政治认同感

政治社会化工作的对象是人，只有解决好“人”的问题，才能更好地帮助公民实现政治社会化，在全面提升社会治理水平的要求下，应当做到以下两点。

1.培养和树立起与社会治理理念相一致的政治信仰和政治情感。人们的信仰、符号和价值决定了他们对政治过程的态度，因此只有加深公民对社会主义主政治文化的理解，才能进一步增强他们的政治责任感，要实现这一点，需要内因外因的共同作用。首先，要引起公民对社会公共问题的关注，必须从他们的个人利益考虑出发，从他们提高自身生活质量的动力出发，马克思曾经说过，“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调动起公民的公共情怀和对公共生活的关心，社会治理的目标才能最终实现，公民也才能真正成为现代意义上的公民，即具有清楚的权利义务关系和主人翁意识。其次，一个良好的外部社会氛围也十分重要，只有在一个充满公平自由的社会里，公民才会自觉地去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做一个“政治人”。

2.锻炼和提高公民参与社会治理实践的技能。公民只有在实际的政治经历中才能检验其先前被灌输的政治意识，并最终确立起对政治的态度，有些公民虽然有参与政治的愿望，但缺乏必要的政治知识和技能，从而不能很好地参与到政治活动中去。为此，笔者认为，一是要让公民在社会政治互动中学习政治知识。罗伯特·达尔说过，“知识是有助于形成政治技能的政治资源”[5]，通过学习可以把知识内化为政治规范，并逐步完善自己的政治人格。二是要让公民广泛参与基层政治生活，积极参加社会实践，在“建言献策”和“自我管理”的过程中加强对个体的认同和对社会主流政治文化的认同。

（三）拓宽公众参与渠道，形成推动公民政治社会化的合力

为了防止出现公众日益增长的社会治理参与意识与实际的沟通渠道不畅之间的矛盾，必须积极创造公众参与条件，拓宽公众参与渠道，健全公众参与机制，把广大群众充分有效地动员组织起来。

1.激发社会组织活力。社会组织是公众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的一个主要方式，它能够在反映各种利益诉求、协调利益冲突、提供社会服务、加强社会沟通等方面，起到政府部门无法替代的作用。过去我们把社会组织称作“民间组织”，就是看到了它“公益性”和“自愿性”的特点，能够更好地调动底层的人民参与到社会管理中来。在社会治理背景下，一要加强对社会组织的管理，使各类社会组织能够依法充分发挥其作用；二要提升社会组织的服务功能，满足城乡人民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多层次公共服务需求。

2.用好网络这一新媒体。尼尔·波兹曼曾指出，“媒介的独特之处在于，虽然它指导着我们看待和了解事物的方式，但它的这种介入往往不为人所注意。”[6]在现代社会，人们不再直面周遭的事物，而是借助人工媒介了解事物，网络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种。据2016年第3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6年12月，中国网民规模达7.31亿，互联网普及率为53.2%。[7]在日常生活中，每天都有大量信息通过网络提供给公民，这些信息中所包含的直接的或间接的政治倾向和政治价值判断对公民的政治观念与政治态度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尤其是对那些对问题并不十分了解的公民，他们的政治认知和行为模式就很容易被左右。网络对我国公民政治社会化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我们必须要重视网络的地位和作用，管好网络、用好网络。可以通过电子政务的方式加强政府与公众联系和互动，加强交流沟通，进一步提升政府的行政效率和执政能力，使社会治理结构更趋合理。

3.形成家庭、学校、社会的合力教育。 家庭、学校、社会是影响公民政治社会化的重要环境因素，也就是说，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化对公民形成完善的政治人格具有重要作用。在此基础上，笔者认为应当加强家庭、学校、社会的合作，形成教育网络。具体而言就是要以家庭为基础，加强现代家庭文明的建设；以学校为关键，严格把好学校教育关；以社会为延伸，在社会实践中检验和提升公民的政治素养。

[1]唐钧.社会治理的四个特征[N].北京日报，2015-3-2.

[2]吕外.非政府组织对公民政治社会化的影响及对策 [J].行政与管理，2014（1）:37-39.

[3]露丝·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2.

[4]孙柏瑛.当代地方治理:面向21世纪的挑战 [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227.

[5]罗伯特·达尔.现代政治分析[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91.

[6]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11.

[7]中国互联信息中心：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EB/OL].

http://www.cnnic.cn/gywm/xwzx/

rdxw/20172017/201701/

t20170122_66448.htm

责任编辑：马俊

2017-06-09

陆萍，南京政治学院政治学专业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