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火其 郭欣

（南京农业大学人文与社会发展学院，江苏南京210095）

《动物机器》及其回应

严火其 郭欣

（南京农业大学人文与社会发展学院，江苏南京210095）

1964年，鲁斯·哈里森女士对英国集约化养殖农场进行深入调查后，出版了《动物机器》。此书引发了公众对集约化养殖的质疑与争论，同时引起了政府的关注。作为回应，1965年英国政府成立了布兰贝尔委员会，调查集约化养殖农场动物福利的问题，并发布了著名的《布兰贝尔报告》。《动物机器》的出版还直接推动了英国1968年《农业（杂项条款）法令》以及《欧洲保护农场动物公约》的诞生，对动物福利科学的兴起也产生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农场动物福利；《动物机器》；布兰贝尔报告

1822年，英国上下两院通过了《防止残忍和不当对待家畜法案》（简称《马丁法案》），标志着动物福利事业的兴起。1926年，英国伦敦大学查尔斯·休姆教授正式提出了“动物福利”这一概念，并且创立了最早的动物福利科学团体——动物福利大学联盟（The Universities Federation for AnimalWelfare，简称UFAW）。鲁斯·哈里森（Ruth Harrison，1920—2000）在对英国集约化养殖农场进行了一年的走访与调查之后，于1964年出版了《动物机器》一书（AnimalMachines）。此书的出版是动物福利事业中的一个重大事件，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反响，极大地促进了动物福利事业的发展。本文对《动物机器》一书的内容作一简单介绍，对此书的影响作一简单讨论，希望有助于加深对农场动物福利的认识，从而推动中国动物福利事业的开展。

1 《动物机器》内容概述

鲁斯·哈里森对英国的集约化养殖农场进行深入调查后，于1964年出版了《动物机器》。这本书当时在英国产生了极大影响，书中揭露了集约化养殖农场的大量现实，让公众了解了集约化养殖的真相。哈里森在书中大致从两个方面批判了集约化养殖。一方面，她揭露这种养殖技术损害了动物的福利，动物被当作人类攫取利益的工具。她用“工厂化”来表述集约化养殖，认为动物只是这个工厂中的零件，动物的生命意义丧失。另一方面，她认为工厂化养殖违反了动物的自然属性，动物长期处于非健康状态，各种抗生素、镇静剂在动物体内残留，这样的动物源食品存在安全风险，直接影响人们的健康。

畜牧业专家普雷斯顿博士总结道：营业额快速增长、高密度养殖、机械化程度高、劳动力要求低、有效地将饲料转化为可销售产品是动物生产体系的五大要素，这种生产方式被称为密集型养殖。这样的饲养方式注重产量，而非质量。“集约化养殖的肉鸡产量在1954—1965年期间迅速增值，从每年两千万只到每年两亿只。传统的家庭饲养方式如果不与集约化养殖方式相联合，就根本无法生存[1]。”在这样快速的、粗放的养殖方式下，动物必然遭受痛苦。

20世纪60年代时，大多数公众很少了解集约化养殖，当人们享用餐桌上的肉食之时，却不知道背后的残忍行径。他们对于动物养殖的印象还停留在传统的农场养殖，动物们在自然的环境中被饲养，它们在走上餐桌之前过着自由快乐的生活。但是《动物机器》告诉他们，这些动物实际上来自于工厂的流水线，动物们一生可能都没有见过阳光，没有接触过土地，甚至都没有伸展过四肢。比如，书中提到，为了让雏鸡能够快速长大，雏鸡在生下来的前9周，只能在封闭的室内环境中生长，期间不见阳光。为了减少运动对小鸡体重的消耗，养殖空间十分狭窄。而且，为了防止动物之间相互打斗，影响肉品的卖相，农场动物往往还要经历阉割、断尾、断喙、剪牙等。由于长期处于压抑的环境中，动物的先天行为表达受到限制，动物会表现出焦虑、刻板行为和一些精神失常的状态。农场中动物的一生只为增加重量，从而为农场主盈利，集约化养殖技术将动物从活的生命挤压成了无生命意义的商品。这些内容都深深震惊了公众，读过《动物机器》的公众才知道他们所食用的美味肉食背后是动物们的痛苦。

但是，面对巨大的利益，集约化养殖技术背后的农场主以及农场工业的从业人员不承认，也没有意识到这样的养殖方式是残忍的，动物的生命在他们看来是廉价的、无意义的。比如，书中提到一个肉鸡厂的经理说道：“我们不会虐待他们，他们生活在一个温暖的氛围中，避免了风雨，并有自由，养殖场更像一个动物俱乐部。”而实际的情况却是，雏鸡们从孵化出来开始就生活在储存库中，那里甚至没有窗户，只有传送设备跟排风扇。为了让雏鸡不停地进食，短期内迅速增肥，仓库中24小时不间断照光，以减少小鸡们的睡眠时间。而两周之后，它们则每天除了吃饭就是睡觉，由于密度过大，雏鸡们几乎无法动弹。因此，在生命的最后四周，它们完全处于黑暗之后，几乎一动不动，它们的意义就在于增加重量，以满足农场的利益需求[2]。

这样的饲养方式下，动物无法正常地表达天性，长期处于压抑与非正常的状态中，动物的福利必定遭受损害。人类文明已经发展到探索外太空、寻找更多光明的空间，而农场中的动物却被饲养在黑暗狭窄的养育栏内。在19世纪时，英国已经为动物福利做出了很多贡献，而到了20世纪中叶，英国的农场却存在这么多残忍对待动物的现象，哈里森表示她很难想象这样的事情发生在英国这样一个以“爱护动物”著称的国家。因此，她著写《动物机器》这本书，目的就在于能够引发人们对于这些残忍行径的思考，重新引导人们关注动物福利。哈里森呼吁人们应该守护自己的“良心”，面对这样的残忍的养殖方式，人们应该反思并做出改变。

除了残忍对待动物的事实，哈里森还在书中提出了一个更为重要的观点：集约化养殖技术不但损害动物的福利，这种养殖技术下产出的肉类食品还存在安全风险，直接影响人们的健康。由于密集的饲养环境，为了防止动物出现大规模疫病，农场主们会给动物喂食抗生素。为了防止动物的打斗行为，农场主会征询兽医的意见，给动物使用镇静剂。农场主们为了利益，给动物使用各种药物，只为保证产量，而不顾动物的健康。但是，显而易见，非健康的动物的产品，将影响人们的食品安全。还在1960年英国第二次高级管理人员会议上，一位营养师休·辛克莱博士（Dr Hugh Sinc lair）提到：“旧英格兰的烤牛肉，可能残留着雌激素、金霉素以及镇静剂等各种药物。这些药物能确保动物被宰杀时处于温顺的状态以及动物死后肉品可以存放更长的时间。这些药物的残留被人食用了，无疑会伤害人的健康[3]。”喂食动物抗生素及镇静剂等药物，主要有两个目的：阻止疾病广泛传播，以及使动物不受限制地生长。抗生素能够抑制动物肠道中的细菌并有助于防止它们被从动物传递给动物。由于密度过高，个体动物感染病原之后会大规模地传染其他动物，因此为了防止疫病的发生，农场工作人员必须定期给动物使用抗生素，以保证农场的盈利。虽然动物可以迅速地生长，但是它们却不健康，必须依靠药品维持生命。

早在1960年，英国农业委员会联合成立了一个医学研究委员会专门研究动物源食品中药物残留的问题。通过两年的研究，他们发现生物菌株会变得有抗性，并且这种抗性具有生物间的传递性。也就是说，当我们食用了因过度使用抗生素而生产的动物肉品，人体内的微生物也可能会因此而产生抗药性，这将会损害人的免疫力。但是为了经济利益，他们推荐农场继续使用抗生素。

关于抗生素残留对人体健康的危害，哈里森引用了很多科学证据来加以说明。比如，她引用了《食物化学》书中的话：“以含有浓度为1 000 ppm的金霉素、土霉素、杆菌肽的食物饲喂母鸡3周后，这些物质在每磅鸡肉中将分别残留0.1～0.2 mg、0.05～0.1 mg、0.07～0.09mg[4]。”以及《我们的合成环境》的话：“抗生素是危险的食品添加剂，许多人对青霉素的敏感性已经达到了一个威胁他们生命的程度，这些人每年都在增加[5]。”还有伯明翰大学教授弗雷泽的报告中所提及的：“食物中摄入的抗生素可能会改变人体的菌群，引起胃肠道紊乱等疾病[6]。”这些证据都表明，肉品中的抗生素残留影响到人类的健康。除了抗生素之外，农场为了增加效率，会在饲料中添加催肥的激素，这些激素的残留在动物的肉体中，人类食用之后会对身体产生危害。

对于药物残留的问题，很多人将责任归咎于兽医，认为是兽医不当的治疗与防疫措施才导致农场动物必须使用药物。的确，畜牧兽医与农场主们表示现在让他们放弃使用抗生素，已经不可能了。但是，哈里森在《动物机器》中主张，这样的结果更应该归咎于集约化养殖技术以及畜牧农业课程培训系统。

她在书中借用了米勒（Claud Miller）对英国农业课程中动物培训的评论，米勒认为这些培训令人惊讶，因为它们几乎很少涉及动物健康方面的批判性研究，也很少涉及正确的管理训练。人们想要取得动物有关的活动、咨询和研究项目（兽医教育和实践除外）资格十分容易[7]。在《丘陵农场研究组织报告第二部》中有一个典型的案例，在17名成员组成的管理委员会中有12名工作人员被列为缺乏动物养殖管理能力[8]。显然，畜牧农业培训系统的标准设立的太低。这样低标准的培训系统，产生的恶果就是农场动物的健康无法得到真实的保障。

哈里森认为，动物遭受虐待、食品存在安全风险，都是集约化养殖技术本身造成的，这种技术忽视了生命的意义，只以盈利为目的，将动物视为工具与生产线的零件，这样的冷漠最终导致的是人类自身福祉的损伤。

哈里森在导论中提到，促使她写这本书的最初原因是她所看到的集约化养殖者们标榜的信念：“我们只是生产公众想要的”。这促发了哈里森的思考，到底什么样的动物产品是公众真正想要的？一定不是由残忍的方式饲养出来，并且威胁人类健康的动物产品。哈里森强调《动物机器》这本书绝不只是要唤起人们对于动物的“同情”与“良知”那么简单，而是要让人们深刻地理解不注重动物福利的集约化养殖技术已经威胁到我们自身的健康与福祉。我们必须重视动物福利，因为这与人类的福祉息息相关。正是因为这样的深度，《动物机器》引起了公众广泛的关注，引发了人们的思考、政府的重视，从而真正推动了动物福利的巨大发展。

2 《动物机器》的直接影响及其他

《动物机器》一书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反响，引发了政府、科学界、农场主、消费者、一般公众等多种群体对动物福利问题的关注。大多数公众都因为《动物机器》了解了集约化养殖技术，并且对此产生了质疑与反对。但当时也有很多人对集约化养殖进行了辩护。如联合国粮农组织认为：“动物的密集生产提供了食品充足与安全保障的道路[9]。”1964年英国《卫报》的农业记者评论道：“不管人们喜欢还是不喜欢，工厂化养殖已经开始了。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由此而获得重大意义，因为它改变了未来的粮食供应方式。有远见的人将这种集约化养殖方式视为一个重大进步[10]。”为了回应上述问题与争论，英国政府于1964年成立了“牲畜畜牧体系中所保有动物的福利调查技术委员会”，委派罗杰·布兰贝尔教授等专业的动物科学家，从动物的实际生存和生活角度出发，对农场集约化养殖动物福利问题进行深入调查研究。1965年12月，布兰贝尔委员会发布了名为《关于畜牧业基本道德和生物学原理》的报告（简称《布兰贝尔报告》）。报告中证实了《动物机器》所披露的事实，并就如何改革集约化养殖农场、如何评价动物福利做出了详细讨论。这份报告具有重要的意义，它首次在政府报告中介绍了动物感知和动物福利的概念，并且直接推动了农场动物福利的立法改革。除此之外，报告中提出了一些重要的科学内容，这些内容奠定了动物福利科学的基础和框架。

首先，报告中申明：“福利是一个广泛的概念，既包括了动物生理方面的舒适，也包括了心理方面的健康[11]。”报告提出，动物有感知，“动物表现出痛苦、疲惫、惊恐、沮丧、愤怒、恐惧、忧虑和快乐等情绪[12]”。委员会成员威廉·萨普在报告中提出动物不仅能表现出生理方面受到的伤害、疾病，而且能表达包含非有形的情绪上的压力。比如他研究鸟类的行为，发现候鸟于迁徙季节在笼中会整晚扇动翅膀以表达它们的焦躁不安，因为养殖环境下它们无法表达自然的迁徙行为。

相比较18世纪提出的“动物具有感知”而言，萨普所提出的“感知”是更深层次的，他验证了动物能够表达情绪，具备内在的痛苦或快乐。18世纪，边沁功利主义哲学中提到动物能够感受痛苦，但是那种痛苦是停留在肉体、生理层面的痛苦。而萨普验证的是动物具备同人一样的沮丧、愉快、恐惧等心理层面的情绪。

其次，报告中指出动物福利可以通过科学的方法进行测量，解决农场动物福利问题、制定农场动物福利标准需要依靠科学的指导。

萨普教授在报告中提交了《动物疼痛和痛苦的评估》，提出了如何使用科学评估并改善动物的福利。他还提出了很多有关测量动物疼痛与应激的生理指标、行为指标，研究了动物逃离人类圈养环境的动机以及动物在不同环境下的不同偏好。萨普的报告也将50年代开始兴起的有关动物行为与动机的研究成果带入了公众的视野。比如，N.米勒、R.辛德、D.麦克法兰等研究者的出版物帮助动物行为学家认识了“控制系统”以及动物是如何决策的[13]。相关的一些研究都解释了当动物需求没有得到满足而受挫时的内在动机问题。这些研究让人们进一步认识到动物的内在需求，加深了人们对动物福利的认识。综合这些研究，布兰贝尔报告总结出动物应当具有的五大自由：站立、躺卧、转身、梳理自身和伸展四肢。

最后，报告强调了畜牧教育和培训的重要性，以及通过科学进行动物福利意识建设与畜牧业转型升级之间的重要关系。

报告中提出应该加强兽医学、压力生理学、动物科学，特别是动物行为领域的研究，这些研究能够帮助我们深入了解动物的内在需求以及动物福利的生理学基础。只有掌握足够的科学证据，我们才能更好地发展动物福利。“动物意识建设不是依靠于任何一个群体或者组织的观点，而是需要根据科学证据和经验来提出有关福利的问题，然后通过达成一致的方针政策来解决这些问题[14]。”而且，委员会提到这样的研究将会帮助动物生产系统的转型与升级，从而带来更大的效益。“强调动物福利与生产结果之间的关系十分重要，比如提高动物福利可以提升肉品质量、减少肉质的损伤、更有利于市场的扩展[15]。”如果人们的动物福利意识增强，对全球动物养殖业的发展都将大有裨益，而这样的意识建设必须依靠科学与教育。

《布兰贝尔报告》最初虽然只是作为对《动物机器》的回应，但是这份报告无疑是对20世纪农场动物福利最有影响力的调查。它直接推动了英国对于农场动物福利法律法规的革新。依据报告的建议，农业部长于1966年任命了一个独立委员会——农业动物福利咨询委员会（Farm AnimalWelfare Council）（后更名为农场动物福利委员会，Farm AnimalWelfare Comm ittee，FAWC)，专门提供农场有关动物福利的咨询服务。并且组织委员会的成员起草农场动物福利法律法规的建议。在这些努力之下，英国于1968年通过了《农业（杂项条款）法令》。法令的第34章第一部分专门讨论了农场动物福利。第一条就明确规定集约化养殖要避免给农场动物造成不必要的疼痛及痛苦。第二条则写明了尊重农场动物福利的具体规定，其中包括养殖密度、设备、饲养环境的标准。第二条第二款还专门规定了农场动物的饮食问题，规定要保证动物的饮食平衡，禁止喂食动物不合规范的添加剂。其余几项专门讨论了动物照料人员的资质、动物屠宰等问题。这部法律大大推进了动物福利的发展，尤其是提高了畜牧业农民的动物福利意识，鼓励了各方面大力改善农场动物的福利。

英国1968年通过《农业（杂项条款）法令》的举动，引起了欧共体（European Econom ic Community，EEC）各成员国对于动物福利的关注。在之后的几年里，各成员国积极组织相关会议讨论农场动物福利的问题，并于1976年在欧洲委员会（Councilof Europe）通过了《欧洲保护农场动物公约》，奥地利、塞浦路斯、冰岛、挪威、瑞典、希腊、瑞士、土耳其等国都签署了这一公约。这是动物福利事业发展的重大进步。

除了《布兰贝尔报告》，社会其他方面的力量也对《动物机器》做出了回应。英国皇家防止虐待动物协会（RoyalSociety for the Prevention of Cruelty to Animals，简称RSPCA）于1972年成立了科学咨询会，专门推广农场动物、实验室动物和野生动物的福利。这个项目的负责人里德（Richard D.Ryder）积极组织相关人员对动物福利进行科学研究，并著述了《政治动物》，在书中再次强调了动物福利的意涵，认为我们应该“避免施加给动物不必要的痛苦，造成它们的伤病[16]”。

而且，在政府的支持下，动物福利成为科学领域新兴的热点问题，随着科学研究的进步，动物福利逐渐建制为一门规范的科学。1986年，英国剑桥大学动物医学院布鲁姆教授在麦克劳德兽医协会基金支持下开设了第一门动物福利课程[17]。此后，许多高校都将动物福利课程引入并重视起来。到2005年，动物福利相关的课程已经超过100门[18]，包括神经内分泌学、役畜福利学科、行为学、疼痛学、生理学、屠宰的福利学、环境伦理学科、宗教学、一般伦理学、营养与饲喂学、市场学科等。除了相关课程，专门的学会、专业的期刊，也为动物福利科学提供了更多的学术交流与传播的平台和途径。比如爱丁堡大学于1966年成立的国际动物行为学学会；UFAW组织创办的学术期刊《动物福利》以及国际动物行为学学会创办的《应用动物行为科学》期刊。动物福利科学于20世纪90年代正式兴起，时至今日，动物福利科学已经走向成熟。动物的生理福利、环境福利、卫生福利、行为福利、心理福利的动物福利框架得以确立。

与此同时，伦理领域也再次兴起了很多有关动物福利的思想。比如，汉斯·鲁舍在《无辜的屠杀》中讨论了有关实验动物的使用问题；杰克·奥尔森在《屠杀动物》中讨论了美国存在的毒杀野生动物问题；彼得·辛格在《动物解放》中提及的令人震惊的虐待农场及实验动物的现象。这些著作引发了人们更多的思考，为动物福利事业的发展增添了重要的参考资源。

总体看来，《动物机器》及其后的《布兰贝尔报告》深远地开辟和引导了社会公众、政府机构、科学与伦理思想领域对农场动物福利的关注与干预。1965年之后，英国的农场动物福利有了巨大的进步，不仅政府出台了强有力的立法保护农场动物，而且动物福利科学也取得重大进展，农业和兽医学相关的课程中更加强调对动物福利的研究，而且将这些科研成果及时传播给农民，组织专门的人员对农民进行培训。农场动物福利监察方面也日益完善，动物卫生和其他机构定期监测农场动物福利，并向政府提供关于农场动物福利的独立意见。由于畜牧业养殖系统的改善，消费者们也进一步加深了对动物福利的认识。

如今，虽然世界上已有100多个国家都开始以法律的形式保障动物的福利，但中国尚没有一部正式的以保障动物福利为目标的专门法律。我们期待中国的动物福利事业也能尽快地有所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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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815

A

1673-4645(2017)05-0010-05

2017-05-15

公益性行业专项（农业）“畜禽福利养殖关键技术体系研究与示范”（201003011）

严火其，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科学思想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