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年以前，在距离杭州下沙大约70公里的一座水乡古镇，年幼的我啃着一根甘蔗，津津有味，连最后的渣也不肯轻易丢弃，直到嚼得没有一丝汁液。父亲告诉我，这种看上去细长、不起眼，又很鲜甜的甘蔗来自杭州的钱塘江边，那儿有一片沙地，由钱塘江沙土冲积形成，土地稍稍有点咸，也叫咸碱地，但种出来的甘蔗特别好吃。后来，我去过一趟下沙对岸的沙地，现在应该属于大江东。那次去是走亲戚，我母亲的表弟在沙地那儿安家立业。那儿隶属萧山，已经是一座座种满庄稼的村庄，看不出曾经沧海。我去的时候，正是西瓜成熟的季节，我发现，沙地上种出的西瓜，味道也有别于普通土地上种植的西瓜，不光是甜，而且是一种带着蜜的沙甜。至此，我知道沙地的地理概念，其实是钱塘江两岸相当宽阔的一片地带，它们在漫长的岁月中，被钱塘江沙土冲积，形成滩涂，我们也把这种滩涂称作海涂。大约上个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有超过20年时间，两岸百姓有组织地、持续地在滩涂上进行围垦造田运动。下沙就是在那时渐渐形成的。

在我的记忆中，下沙就是在一片滩涂上建起来的农村，遍植甘蔗和西瓜。然而，在最近二十多年间，不断有关于下沙的消息出现在媒体上，比如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的设立；比如获得跨国公司最佳投资开发区等一批瞩目的殊荣；比如下沙建起了大学城；比如下沙成为杭州第一条地铁的起始点；再比如从杭州市区有快速公路和快速公交直通下沙……这些消息，让我感觉下沙每天都在发生变化。毫无疑问，这种变化肯定是巨大的，但我没有想到，当我在2016年的秋天进入下沙时，我已经找不到记忆中的下沙了，无边的甘蔗林和西瓜田去了哪里？我眼前这座现代化的都市，就是传说中的钱塘江滩涂吗？

在下沙的两天时间，我先后去了四家企业，它们的性质各不相同，既有外商独资，也有民营企业，还有台商独资企业。这些企业中，松下和康师傅与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史陶比尔与三花则相对要陌生一些。但当我进入这些企业的大门，并且在生产流水线旁开始了解这些企业的生产与经营状况时，我知道，记忆中的下沙，已经被眼前的一切彻底颠覆。而我所看到的，仅仅是整个开发区的一只角。作为“长江经济带国家级转型升级示范开发区”，一个被称作“东部科技港”的计划正在有序推进。二十多年来，开发区已引进四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八百多家外资企业，位列《财富》全球500强的项目69个，累计利用外资超过70亿美元。开发区已经成为浙江对外开放的主窗口，引进外资的主阵地。秉承“让投资者获利、让创业者成功”的理念，一大批声名显赫的企业慕名而来。在入驻开发区的企业中，不乏国内外知名企业，包括松下、东芝、默沙东、辉瑞、娃哈哈。而科技创新让开发区始终以一种昂扬的姿态铿锵前行。目前，全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已累计认定130家；市级以上研发（技术）中心达226家，三年时间实现了翻番；全区高新技术产业销售产值637.9亿元，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产值占比41.5%，新产品产值率为29.5%。2015年，全区发明专利授权量达1177件，同比增长69.4%，每万人发明专利授权量达36.9件，位居杭州市第一。在一百余平方公里土地上，工业经济总量居杭州市各区、县（市）前茅，经济实力更是在全省开发区中独占鳌头。在这片曾经的滩涂上，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正在书写着一个时代的传奇。

史陶比尔，从1892年说起

史陶比尔的创业史，要从1892年说起。那一年，在瑞士苏黎世贺根市，一家名不见经传，主营纺织工业维修的小作坊，以制造纺织机械为起点，逐渐形成工业快速连接器及工业机器人三大支柱产品。一百多年来，史陶比尔以创新为原动力，其产品及系统的设计制造，已经在全球市场独领风骚。就像不少欧洲企业一样，史陶比尔经历了一战和二战，尤其是二战期间，史陶比尔从厂房到机器几乎全部被毁，但史陶比尔没有在战火中消失，而是在战后重建，并走出欧洲。如今，总部设在瑞士法菲孔的史陶比尔已经成长为跨国集团，遍布全球的12个工业生产基地支持其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史陶比尔在25个国家设有售销和客户服务子公司，50个国家的经销商向全球高端客户提供独一无二的产品。

我去地处下沙围垦街的史陶比尔路上，一直在想，不久之前，这儿还是一片滩涂，仿佛一转眼，围海造田，滩涂变成陆地，一家企业，漂洋过海，从瑞士到了杭州，在下沙安家，并且成就非凡。因为是周末，厂区内显得十分安静，只有仓库内有少量员工在工作。陶雪军是史陶比尔（杭州）精密机械电子有限公司的技术行政主管。他开口介绍企业简况时，说的第一句话是，史陶比尔主要为客户提供解决方案。在接下来的交流过程中，有关“创新技术解决方案”、“系统解决方案”，或者“软件解决方案”不断从他的嘴里蹦出来。于是，我相信，基于客户需求的解决方案是史陶比尔的看家本领。

在下沙的这家工业制造基地，是史陶比尔在欧洲以外设立的第一家制造基地。说起来，这与一个叫吴越明的杭州人有关，吴现在也是史陶比尔杭州公司的掌门人。吴早年毕业于浙江丝绸工学院，后留学法国，攻读博士完成后就职于史陶比尔法国公司。1997年选址杭州，建立史陶比尔在亚洲的第一个工业生产基地，吴越明功不可没。在吴越明看来，“进入中国、选址杭州，其实看重的就是国内发展前景广阔的市场。”这个判断显然是无比精准的，史陶比尔的产品供应对象主要是中国大陆市场就足以证明吴越明当初对决策层的建议是多么的明智。而陶雪军则将史陶比尔选址杭州作为制造基地与历史上的丝绸之路联系起来。陶雪军认为，汉唐时期，中国的纺织技术是世界上最顶尖的，那些精美的纺织产品通过丝绸之路到达欧洲，令欧洲人大开眼界。而企业创始人史陶比尔最初选择以制造纺织机械作为起点，也在很大程度上受了丝绸之路的影响。

在陶雪军的介绍中，我们在纺织机械展厅待的时间要稍稍长一些。面对一台旋转多臂机，陶雪军不厌其烦地向我介绍它的功能。其实，我对纺织的情况大致有些了解，我的家乡绍兴，曾经被称作纺织之乡，那儿在相当长一段时间，纺织业是支柱产业。只是我所看到的纺织机，大多技术老旧，需要依靠梭子来回穿梭进行纺织。而史陶比尔的多臂机则解决了这个技术方案，如果打一个比方，旋转多臂机，就是纺机的发动机。它的使用，基本上能够实现织造工业自动化和工业流程的优化。多臂机的速度，能够使得织布速度快如流水，织物的速度仿佛瀑布下泄。

德国有一家生产同类多臂机的企业，在与史陶比尔的市场竞争中败下阵来，最后不得不退出市场。这只是众多市场竞争的一个普通案例。史陶比尔多臂机在纺织业的地位，已经无可替代。不少纺织企业在购买了史陶比尔产品后，会特意标明设备生产商。也有的设备制造企业，在仿造史陶比尔的多臂机后，会购买一个与史陶比尔产品一模一样的外罩。这显然是有违市场竞争法则的侵权行为，但史陶比尔的产品在业内受关注可见一斑。

史陶比尔的工业快速连接器，俗称接头，其应用领域之广泛，也颇为令人吃惊。我在展厅发现，这种工业接头居然广泛应用于电力行业和清洁能源，比如太阳能，甚至核电。这时，我才开始检讨自己想当然以为史陶比尔与我的生活离得太远的观点，不说纺织机械，我们每个人，如何离得开史陶比尔的接头，仅从电力行业的应用，就离不开我们的生活，现代生活，怎么能够与电分离？

按照陶雪军的说法，史陶比尔习惯在夹缝中生存，善于做别人不要做的，别人做不了的产品。那么，工业快速连接器，可算是这样一种产品了。展厅的接头样品数不胜数，可见，这些看起来与普通机械产品没有区别的接头，已经站在这个领域的世界塔尖。史陶比尔的创新是持续的，就连发一个文件，在许多员工看来，也是有生命的。因为这个文件可能就是关于产品革新的一个结果通报。

曾经观赏过不少有关机器人的影视剧，最扣人心弦如机器人排爆。当然，汽车制造等流水线上的机械手其精准敏捷的作业姿态，更是令人赞叹。我一直担心，如果人类真的进入人工智能机器人时代，人类的惰性会不会与日俱增，从而日益依赖机器人的智慧与动手能力，最后导致人类自己的束手无策。类似的案例似乎并非危言耸听，比如2016年春天的围棋人机大战。有人把这一年的3月9日称之为人类历史上悲哀的一天，在举世瞩目的人机大战第一局中，由谷歌研发的人工智能AlphaGo战胜了世界第一位棋手李世石，不少网友惊呼：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在人机大战第一局中，韩国选手李世石一度掌握优势，占据主动，许多观棋的职业选手都认为李世石胜券在握。然而人脑思路的稳定性不如人工智能，李世石随即连续出现不可思议的低级失误，被AlphaGo抓住机会成功翻盘。最终人机大战第一局以李世石投子认输告终。人机大战第一局结束后，美国围棋协会主席表示对结果“非常伤心”，许多网友也都表示心情低落，人工智能取代人类的时代可能真的不远了。

吃惊和担心之余，我还是认为这只是个案，无论如何，智能机器人也是人工智能的产物。在看了史陶比尔的工业机器人之后，我更加坚定了这种想法。作为史陶比尔三大支柱产品之一，曾经有记者把史陶比尔比作盛产机器人的黄埔军校。以史陶比尔在工业机器人领域的地位，恐怕无人会提出质疑。

事实上，当机器人应用于高精尖制造工业时，它的力量的确改变了我们对机器人的最初看法。在我印象中，机器人机械作业，无非是汽车生产线上上上下下的机械手，为汽车自动焊接、装配。然而，在吴越明眼里，“这在机器人里还是小儿科，在提高速度的前提下，确保不差毫厘的精度，才是体现机器人的最大价值。”吴越明的说法，在展厅获得验证。在史陶比尔的展厅，有不少型号的机器人实物，这些工业机器人，出现在食品包装、快速分拣、激光切割、加工模具，乃至纺织机械中的“穿针引线”。一台机器人的效率相当于64个工人，机械手飞快的舞动，每分钟120次，上万次运动轨迹的误差竟然不超过0.02毫米，也就是说，这是比头发丝还要细的距离。陶雪军为我演示了三台机器人的流水作业。当启动流水线上的机器人时，一堆尺寸相同的圆形几何件，送入传输带，第一台机器人开始以难以置信的速度进行分拣，在传输带上，排成三件一列，肉眼看不出几何件之间的距离误差；第二台机器人负责码垛，第三台则负责装箱。三台机器人配合默契，动作一气呵成。

其实，我看到的这个演示，只是机器人从事的最简单的作业。史陶比尔生产的机器人还能胜任许多人类无法承受的恶劣或危险的工作环境。比如《拆弹部队》中出现的排爆机器人就是一个极端的例子。而在工业生产环境中，诸如高温高热、肮脏有毒等作业场所，更是机器人大显身手之地。陶雪军告诉我，“史陶比尔的喷涂机器人，除了能实现精确到0.02毫米之内的油漆喷涂，更能彻底解决油漆对工人的身体影响问题，各大汽车厂家都会采用。”我们熟知的宝马、奔驰、奥迪、大众，这些德系汽车大牌都是他们的客户。同样，我们经常使用的苹果手机、戴尔电脑，这些电子产品的生产过程中，也少不了史陶比尔机器人的功劳。史陶比尔的机器人究竟有多牛？仅富士康就购买了超过300台史陶比尔的机器人，这批机器人的主要任务是为手机镀层。全球有超过400条生产线上的太阳能工位，使用的都是史陶比尔机器人。日本的制造业，在国际上也算数一数二，但是在一家工厂，在三百多台工业机器中，居然只有一台史陶比尔机器人。原因是其中一个工序，必须由史陶比尔的机器人才能承担。更让人叹为观止的是，连瑞士生产的世界名表，比如劳力士，也需要史陶比尔机器人进行打磨。至于连美国的军工企业也需要史陶比尔机器人的帮助，那么其他军工企业就更不在话下了。

史陶比尔的机器人为什么能够站在世界工业机器人的塔尖？我将这个问号抛给陶雪军，陶告诉我，其秘籍在于机器人的手臂关节，每台机器人有六个关节。通常，市场上出售的机器人手臂关节使用周期在8000小时左右，而史陶比尔机器人手臂关节居然可以达到二至三万小时，而且其精度几乎天下无敌。所以，尽管史陶比尔机器人的价格要高于普通产品的二倍，但它依旧占据全球主要市场。史陶比尔承诺，他们的工业机器人可以保用20年。

工业机器人由于集成于各项生产线系统中，身价也各不相同。像精密的喷涂机器人单价一般要几十万元。尽管“身价”不菲，但这铁打的身板可不是人工所能比拟的。用吴越明的话说：“机器人不用吃不用喝，也不会生病，可以24小时运转，只需定期保养即可。”事实上，史陶比尔自己的工厂就是高度自动化的典范。在这个产值连年快速增长的工厂内，实际作业的工人还不到100人。厂房内一条条自动装配线高速运转。除了少数几个设备管理人员，几乎看不到流水线上的工人。“这里总共10个人分组轮班，抵过了原来二百多人的工作，相当于一台设备顶了64个工人。”在太阳能接头自动装配线旁，陶雪军这样告诉我，言语间，不乏职业自豪感。

我在史陶比尔采访的时间不长，但我还是发现了几个有趣的细节。比如，可以直饮的冷热水装置所安装的位置，能够最近距离满足员工和客户的需要。比如老板坐的椅子与普通员工一样，没有区别；再比如厂区内纤尘不染，与一般生产基地相比，似乎要洁净得多，而且，也没有见到随时巡查的保洁员。原来，厂区内的空调吹风方向，能够保证室内不留痕迹。在杭州基地，总的员工人数不足600人，但研发团队却有一百多人。此外，员工的编号已经超过1000人，这又是怎么回事？答案是公司进入杭州下沙以来，其间先后有四百余名员工因为各种原因离职。然而，他们的员工编号依旧保留。在陶雪军眼里，公司就是一辆列车，员工就是乘客，可上可下。按照惯例，离职的员工岗位会被其他人顶替，但如果回来，仍然会有合适的岗位等着他。所以，陶雪军认为，史陶比尔的员工相对是稳定的，看起来，离职的员工人数不少，但主要还是自身的原因。比如离职较多的是女工，她们大多因为家庭原因，或因为结婚后生子，或因为丈夫离开杭州而忍痛割爱。

也许，因为对公司管理与生产的高度信任，史陶比尔总部几乎不派人员来杭州基地巡视，连最高管理者，在企业创办十多年来，也只到过一次，而且还是因为新厂区开业。所以，说杭州的这家史陶比尔，是完全由中国人掌管的外资企业一点也不为过。

史陶比尔创始人告诫管理团队，即使身边发现了金矿也不要去挖掘，而是要认准目标，走到底。我的理解，创新是史陶比尔在纺织机械的开口和自动化系统、各种能源连接用的工业快速接头，以及工业机器人能够始终领先世界的唯一法宝。在史陶比尔厂区内，我看不到一条标语，甚至连西方企业普遍重视的企业文化理念，在厂区也一无所有。我想索要一些与史陶比尔有关的宣传资料，能够找到的竟然只是几本产品说明书。好不容易在展厅的一堆产品说明书中看到一本薄薄的《史陶比尔人》，开卷几页，是有关法国的文学，以及戏剧介绍。在“员工寄语”一栏，我读到至少12位员工的寄语。其中有一位叫孙述凡的员工留下了这样一段话：我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让更多有需要的人知道我们的史陶比尔。史陶比尔不只是一个品牌，更是一种信任，一种作为史陶比尔人脱口而出的骄傲。

松下的生活美学

作为一个长期在电力系统工作的人，我对电有一种天生的敏感，总觉得能够与电打交道的人，其性格和工作习惯中，会多一些认真与严谨。松下的产品主要是各种电器，与电有着天然的联系，或许，这与松下创始人松下幸之助在创业之前从事的职业有关。

1910年，电能的应用在世界不少国家已经开始普及。毫无疑问，电的出现与应用，也给日本带来了光明的前景，比如，大阪市开始开通电车。当时，幸之助尽管只有17岁，但他看到了电气的未来。幸之助单纯地认为，有了电车后，自行车的需求就会减少。于是，他决定改变自己的人生轨迹，投身电气业。幸之助之所以会有这个想法，是因为当时他正在一家自行车店上班。据说在他离开自行车店时，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插曲。他以一个青年对未来的大胆想象，把自己的事业定位在电器上，求他的姐夫帮忙去刚刚成立不久的电灯公司工作。然而，自行车店的老板对幸之助非常好，使他又无法面对老板说出离开的理由。于是，幸之助采取了一个孩子气的做法，即偷偷离开。可以想见，年轻的幸之助这时已经遇到了人生常见的矛盾。他对未来的幻想和信念，支持着自己的追求；而对老板的信任和关怀，又使他难以启齿告别。正是这种憧憬未来的坚定信念和无法割舍的丰富情感，后来成为松下事业的主旋律。

离开自行车店的松下幸之助，由于各种原因并未如愿立即到电灯公司上班。于是，他开始在姐夫工作的水泥厂打零工，干起了劳动强度非常大的水泥搬运工。这三个月，他承受了以前从来没有过的的重体力活磨炼，使他对生活的艰辛有了刻骨铭心的感受。三个月后，他终于被招进电灯公司，成为一个室内布线的电工助手。幸之助以前受过的磨炼，使他很快就在这个行当中脱颖而出。又过去三个月，他竟然由助手提升为工头。幸之助后来的回忆中对此不无得意，强调这种提升属于特例。因为日本是一个等级森严的国家，工头和助手之间的距离，不亚于主人和仆人。比如说，干完工作，助手马上要给工头打水洗手，甚至工头的木屐坏了，也要交给助手去修理。日本这种独有的社会等级，给松下幸之助打下了深刻的思想烙印。从被人吆三喝四的水泥搬运工，到颐指气使的电工工头，使幸之助从中既看到了日本企业经营的特色，又看到了其中蕴含的问题。后来，他又被提升为电灯公司的检查员，每天巡视十多个工作项目。但他对这种受到别人羡慕的监控工作并没有多大热情，而是对自己的工作成就十分看重。自己安装的海水浴场彩灯，剧院中耀眼的照明设施，给幸之助带来了强烈的满足感。这个时候，他同井植梅野结婚了，也开始考虑独立创业了。这就是“松下电器”创始人最初的创业故事，也是被誉为“经营之神”的松下幸之助跨出的重要一步。

那一年，是1918年，松下幸之助24岁。松下在大坂建立了“松下电气器具制作所”，当时的环境很艰苦，但松下幸之助带领制作所员工一同努力、创新，连续推出了先进的配线器具、炮弹形电池灯、电熨斗、无故障收音机、电子管、真空管等一个又一个成功的产品，七年之后，松下幸之助成了日本收入最高的人。二战之前，日本正遭受严重的经济危机，百业凋敝，松下却鼓励消费，说用消费刺激经济的复苏，并买了一辆汽车，这在当时并不多见。那时在日本各行各业经营萧条冷清的情况下，松下的制作所却蒸蒸日上，销售额持续增长。直到1988年的63年中，有10年他的收入均为日本第一位，有六年居第二位，1989年他逝世时，留下了15亿多美元的遗产。

松下电器作为生产民用电器产品的企业，按照常理，必要的广告投入是必须的。但是，在各种广告媒介上，松下的广告似乎并不多。我在松下电化住宅设备机器（杭州）有限公司，就广告投入一事，专门请教过经营企画部的陈前。陈前坦承，与同类电器制造商相比，松下在媒体发布的广告的确不算太多，这可能与松下的经营哲学有关。然而，在下沙园区，我还是看到了台湾艺人林志玲为松下产品代言的广告，而且，她代言的产品，主要是电子坐便盖，我们俗称智能马桶盖。

这让我想起发生在2015年初中国游客赴日本抢购马桶盖事件。我最初从互联网上了解到抢购事件时，颇有些不以为然，就像之前国人去日本抢购电饭煲一样，认为这些人真是不可理喻，马桶盖有什么好抢的，莫非日本人的屁股也要比中国人的金贵一些？当时，我并不知道国人远赴日本抢购的马桶盖其实就是在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生产的。然而，在弄清楚事件的来龙去脉后，我的心情还是有一些沉重。就像后来很多人反思的那样，这个现象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国智造”确实面临困境，而不能熟视无睹了。因为无论是电饭煲，还是智能马桶盖，其技术含量谈不上有多高，但为什么日本产品如此受中国普通百姓的欢迎，以至于要抢购，这是值得我们制造企业深思的问题。

回顾马桶盖抢购事件，似乎要从财经作家吴晓波在微博上撰写的《去日本买只马桶盖》一文说起。2015年元旦刚过，吴晓波带着他的“蓝狮子”高管们飞日本冲绳开年会，吴晓波本人因为参加京东年会晚飞了一天，飞机刚落在那霸机场，吴晓波看微信群里已经是一派火爆的购物气象：小伙伴们在免税商场玩疯了，有人一口气买了六只电饭煲！最让吴晓波吃惊的是，居然还有三个人买回了五只马桶盖。这款马桶盖一点也不便宜，售价在2000元人民币左右，它有抗菌、可冲洗和座圈瞬间加热等功能，最大的“痛点”是，它适合在所有款式的马桶上安装使用，免税店的日本营业员用难掩喜悦的神情和拗口的汉语说，“只要有中国游客团来，每天都会买断货。”吴晓波在博文中总结说：从电饭煲到马桶盖，都归属于所谓的传统产业，但它们是否“日薄西山”、无利可图，完全取决于技术和理念的创新。在这个意义上，世上本无夕阳的产业，而只有夕阳的企业和夕阳的人。

吴晓波发布这则微博的时间是2015年1月25日，随后，一股抢购日本智能马桶盖的风潮就席卷了日本各大电器商店。春节期间，中国国内多家媒体转载了日本《每日新闻》2月22日的报道，题为《“中国资金”春节期间席卷日本列岛》。文章称，百货店的销售额出乎预料地创新高，日本列岛因“中国资金”而沸腾，但酒店和机场的接待能力已经达到极限。三越百货公司东京银座店春节前三天免税品销售额同比增长2.4%，增加免税商品是原因之一。银座店员工说：“售价将近100万日元（约合5.3万人民币）的首饰等高价商品销路很好。”东京的绝大部分免税店和大型百货商店都配备了能够讲汉语的员工。在家电方面，电饭煲等“招牌”商品依然畅销，今年人气大增的是温水洗净马桶盖。东京秋叶原一家大电器店销售人员说：“马桶盖几乎处于断货状态。”秋叶原是世界最大的电器街之一。另据观察者网查询，日本一家媒体在23日也报道了同一现象，称因为中国春节七天连休，日本迎来了史上最大规模的中国观光客。中国人通过包车等方式各处搜购全日本各地的百货店和家电店，购买力强大。秋叶原的家电店店员称：“还有一次购买三至四台的中国游客，大概一个小时会卖50台（温水洗净马桶），一天要从厂商那里进货非常多次。”秋叶原的家电店可以在瞬间销售掉59800日元的商品（100日元约等于5.27元人民币），中国人购买人气第一的商品竟然是智能马桶盖，异常火爆的销售背后原因几何？有日本媒体把这种令人惊讶的抢购风潮归结于“因中国名人微博介绍而产生的浪潮。”这可能连吴晓波本人也始料未及。

随后，有国内媒体称“日本高级马桶盖”早在多年前就已引入国内。松下也是在日本被疯抢的马桶盖品牌之一。多年前，松下已经将这一产品引入中国市场，并在杭州设立了生产基地。合肥三洋之前也在中国生产这种洁身器（这种马桶盖在日本被称为智能洁身器），并且返销日本。或许，松下销售人员的说法能够更加精准地说明抢购事件的起因：“前几年卖的都只能算是不温不火，但最近一段时期火起来了！”据松下的销售人员介绍，这种产品在日本非常普遍，即便是公共卫生间的坐便器上往往都安有这种装置。他认为，之前这种产品在中国销售一般的主要原因应该是中国消费者从来没有接触过，不了解还有这种功能的产品，一旦知道了，加上价格可以接受，也就出现了抢购热潮。

抢购事件究竟给松下带来了多大意想不到的销售奇迹？负责接待我的松下电化住宅设备机器（杭州）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建宏笑着告诉我，打个比方，松下即使投入一个亿的广告，恐怕也没有这么好的销售效果。陈前也同意这种说法，她说，抢购事件发生不久，不少媒体都赶到下沙进行采访，其中不乏央视这样的主流媒体。这种状况差不多持续了一年。我问李建宏，能否具体说一下抢购给松下智能马桶盖带来的销售情况，李建宏迟疑了一下，说，大约增长了300%。对这个上升幅度，我还是有一些小小的吃惊。不过，我去松下杭州下沙基地恰好是周日，通常，这是休息日，但厂房内依旧有几条流水线在生产。李建宏和陈前陪同我去看了电饭煲和智能马桶盖的生产线。流水线上，年轻的松下员工们以娴熟的动作，装配着一度被国人特意飞去日本抢购的商品。现在，它们就在杭州下沙这座看上去普通的厂房内，以流水的速度生产。李建宏说，如果厂区内所有生产线全部开足，可年产150万台智能马桶盖，目前实际生产约100万至120万台，生产数量主要看市场销售情况而定。这个基地生产的马桶盖，大约30%左右在中国大陆市场销售，其他的则主要销往东南亚和返销日本市场。李建宏强调，松下在日本本土，已经没有智能马桶盖生产线，也就是说，日本国内销售的马桶盖，100%是中国大陆生产的，而且眼下主要的生产基地就在杭州下沙。

李建宏和陈前都对智能马桶盖的销售前景表示了乐观。这与我的判断基本吻合。我们一致认为，作为一件体验性商品，用过智能马桶的人大都认可它的舒适性。加上抢购这么一炒，销售的逐年升温应该是可以预期的。或许，松下也意识到抢购的轰动效应，所以趁热打铁，邀请人气艺人林志玲出任智能马桶盖的代言人。在展厅，我看到了不同型号的马桶盖，它们的销售价格高低不一，其中一款连体智能马桶，厂家的建议销售价高达16000元人民币，而且销量不错。可见，从销售价格也印证了吴晓波“传统产业是否“日薄西山”、无利可图，完全取决于技术和理念的创新”的观点。

日本智能马桶盖的热销，也引起业界的反思。虽然因为日元贬值，中国人赴日旅行之余抢购日货早已不是什么新闻，但相比过去常见的化妆品、小家电，千里迢迢赶往日本抢购“马桶盖”的行为确实还是令不少人吃惊了一把。中国人为何要赶赴日本抢购马桶盖？日本制造的产品到底比国货强在哪里？这种现象又给有志令“中国制造”升级为“中国智造”的我们带来了何种启示？通常，最便宜的马桶盖售价也在2000元上下，即使如此，依然让中国民众趋之若鹜，可见其一定有与众不同之处。而所谓的“高科技”成分，或许是其中重要的因素。目前最受中国游客喜爱的日本马桶盖，已经兼具了除臭、冲洗、烘干、抗菌等多种功能，更有甚者，还具备臀部私处按摩功效，并能够完美安装在所有型号的马桶之上。有不少中国网友因此戏称，日本产马桶盖绝对称得上是“马桶界的良心之作”。这样一看，相比国内毫不起眼的马桶盖们，中国人偏爱日本产马桶盖似乎也有了一些道理。有经济学界人士对这种现象进行分析，认为“中国制造”之所以没有生产出同样“优秀”的电饭煲和马桶盖，一个客观上的原因是中国制造发展起来的这些年，恰恰是中国社会处于调整、改革的阶段，市场需求比较大，产品有广阔的市场需求。企业不需要把产品做得太精细就能卖出去。产品不光要做到高端化、智能化，还要做到精细化，这就需要用心去做。精细化需要技术密度高的装备，但其核心不是技术，而是用心投入，它需要制造业从过去的粗放模式向集约模式转变。

而在我看来，松下的马桶盖之所以能够为最普通的消费者认可，除了技术和理念的创新，更是松下经营哲学和企业文化的传承。松下幸之助有一句名言：企业即人，成也在人，败也在人。李建宏曾向我介绍，早期的智能马桶盖喷水管是两根的，很难达到严格的参数要求，于是，研发团队没日没夜地讨论、试验，最终以一根喷水管解决了参数不合格问题。在松下，研发永远是最前沿重要的部门。仅杭州基地，光设计马桶盖的研发人员，就超过40人，而且全部是中国人。可以说，市场上销售的松下智能马桶盖，就是中国人设计、生产的，遗憾的是，松下是日本独资企业，所有商品设计的知识产权，自然也属于松下。

在生产流水线旁，李建宏指着几位帽檐上有醒目细条纹颜色的年轻员工说，他们是刚进公司一个月的新员工。一般来说，一个新员工进入松下，需要进行岗前培训，在流水线上作业时，也会有技术熟练的老员工带上一阵子。流水线上每个工位的员工每天重复操作同一个动作，所以，只需要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就可以独立上岗。以前，松下也尝试一个人完成一件产品的组装，但发现问题很多，比如一位员工休假了，那么他的组装就必须停下来。而现在的流水作业就避免了这个问题，员工休假，或者因病缺勤，其他员工就可以很自然地顶替上来。

2015年初在日本被抢购到断货的马桶盖，在松下杭州基地的展厅已经看不到了。李建宏告诉我，新的型号，新的款式的智能马桶盖已经逐渐替代那些产品。我有一种恍如隔世之感。松下产品的创新速度之快，超出了我的想象。我忽然觉得，松下的经营哲学，也是一种生活美学。以智能马桶盖为例，谁能否认，这就是一次了不起的厕所革命呢？从事企业管理的人，办公室或者家里的书架上，总会有至少一本松下幸之助撰写的著作。至少在我的工作经历中，我所学的有关企业文化的常识，有一些来自松下幸之助。这位受人尊敬的企业家，为松下公司制订了以下纲领：“彻底尽到产业人的本分，为谋求社会生活的改善和向上，为世界文化的发展而做出贡献。”而现在，松下人把这句话简释成：企业是社会的公器。

康师傅，吃出来的面条王国

2003年秋天，因欧洲一家著名新闻周刊邀请，我随团访问欧洲。这是我第一次去西方国家，对那儿的一切认知都来自书本和网络，凭心而论，直到临出发前，都不知道究竟应该带些什么。最后，决定只带一些美元和欧元。在机场，团长问大家都带了些什么？我发现，团员中有带榨菜的，也有带各种常用药品的，还有带少量食品的。团员中，有一位女士的先生在驻外使领馆工作，出国跟我出差一样频繁。她居然在箱子里塞进了一大包简装康师傅红烧牛肉方便面。大家都有些不以为然，觉得这一大包方便面既占空间，又不值钱，坐十几个小时的飞机带到西方去，实在不划算。对大家的质疑，她只是报以友好的一笑。

到达欧洲第一站德国的法兰克福，大家对开始几天食用西餐还能应付，其间，还去吃了一顿中餐，但总觉得欧洲的中餐与国内的相比，有点走味。接着是法国。在南部小城尼斯，不光是我，相信全团十来个人，都觉得需要吃一顿像样的中餐才行，不然，胃真的受不了了。于是，我们找到一家中餐馆，不知是入乡随俗，还是我们的味觉出了问题，吃完这顿中餐，依然意犹未尽。这时，大家的眼光，几乎是不约而同地投向了那位带方便面的团员。这一路，她的那包方便一直没有启封。她狡黠地大笑起来，我们也跟着大笑起来。回到宾馆，拆开包装，一大堆红色简装的牛肉方便面呈现在我们眼前。人手一包，各自回房，用茶杯当碗。刚刚泡熟，就狼吞虎咽，其间的滋味，简直不可言说。我觉得，这是我吃过的，最美味的方便面了。这才是真正的中国味道。第二天，我们交流那包方便面带给我们的欢乐，那位团员说，她每次出国去探亲，都会在箱子里塞进一大堆方便面，饮食习惯从小养成，真是很难改变，即使是法国大餐，也难以掠夺我们的中国胃。康师傅方便面便于携带，又按照中国人的口味研制，去国外，带方便面，其实已经是不少中国游客的重要选择了。

大约从2010年开始，我所在单位实行管理干部夜间值班。通常，值班室会准备一些食品，比如饼干、牛奶和方便面。方便面以康师傅为主，三四种品味的，除了经典的红烧牛肉面，还有老坛酸菜面、蘑菇面等。实际上，从那时开始，我已经很少吃方便面，但每次值夜班，却总是抵抗不住诱惑，非泡上一碗不可，不然，就感觉胃里空落落的。我将泡面发到微信朋友圈，不少朋友留言，看上去很不错，他们也得去泡一碗。

以上两个案例为我亲历，很平常，但却说明康师傅方便面在中国人日常生活中巨大的影响力。我不敢说所有中国人都吃过康师傅方便面，但至少会是一个很高的比例。在机场、火车站、汽车站，或者旅游胜地和高铁上，以方便面充当一顿简餐的，随处可见。康师傅似乎已经成为中国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不可或缺，甚至难以抗拒。于是，有人把方便面称作“国民美食”，这个说法是否恰当，暂且不论，但确实有一些人，把方便面当作解压神器了，比如杭州游泳运动员傅园慧。

在里约奥运会上，傅园慧一句“我已经用了洪荒之力”，让她一时红遍网络，虽然不是里约奥运会金牌获得者，但她的欢迎程度堪称中国里约奥运军团之最。其实，在傅园慧的微博上，也出现了让康师傅的高层欣喜不已的内容。2016年5月27日，正在澳洲备战里约奥运会的傅园慧，在她的微博上发了一条信息，全文如下：来澳洲训练一个月都想家了，想念家乡的味道，好朋友不远万里给宝宝寄来了最爱的方便面，美味又筋道，还是你们最懂我。每天训练累成狗，要靠吃面来变成大力水手！不说了，赶（紧）来一桶，不然一会就被抢光了……傅园慧在微博上晒出了四张照片，分别是方便面，她拿着方便面，泡面和吃面的画面。从画面上看，傅园慧吃的方便面是康师傅生产的“爱鲜大餐”。傅园慧自封“泡面宝宝”，一年前，在喀山世界游泳锦标赛上，傅园慧50米仰泳夺冠，而在此前的100米仰泳决赛中，她遗憾地以第四名无缘奖牌，但傅园慧仍旧很开心，因为59秒02的成绩是她的个人最好成绩。赛后，傅园慧接受记者采访，又提到了方便面：“我来喀山就瘦了，因为比赛太累，又没有零食吃。我特别想吃泡面。”作为“泡面宝宝”，傅园慧表示，“而且运动员村的食堂太远了，去食堂要下好大的决心，吃完了走回来就又饿了，食堂的饭也没有泡面好吃。”

不知道是否受到傅园慧爱吃泡面的影响和刺激。反正在里约奥运会上，真的奇迹般地出现了一家“康师傅里约面馆”。我不知道傅园慧有没有去那家面馆吃上一顿品种丰富的方便面。我也不知道拿下奥运会女排金牌后，女排总教练郎平会不会给队员们煮一碗方便面作为犒劳，但在赢下与荷兰的半决赛后，郎平就是这么干的，她在深夜煮康师傅方便面的视频，一度成为社交网络上的热点。前女排国家队队长冯坤也曾经在自己的微博中写道：“其实每次出国比赛吃饭都是个问题，又怕吃不惯又担心吃坏肚子耽误比赛，所以很多运动员都会备着泡面以防万一。”还不止朗平和女排队员，中国乒乓球男队主教练刘国梁也这么做过，在乒乓球男单“科龙大战”结束后，刘国梁亲自煮了一锅泡面，慰劳自己的两名弟子。事实上，开在里约的这家面馆，每天的就餐人数接近200。

据说，康师傅里约面馆的筹备时间长达五个月，地点位于中国媒体驻地和奥运中心区RIO DESIGN BARRA之间。这家里约的中国面馆就餐区及操作区总计300平米左右，可同时容纳60人就餐。后来我在康师傅杭州基地采访时，厂方人员也证实，这家面馆的确吸引了不少中国运动员和工作人员。据说，餐厅的运营人数总共有29人，包括3位主厨、6位帮厨、12位服务员、4位保洁、2位餐厅经理、2位翻译。餐厅中总计提供16种餐品，包括红烧牛肉面、香辣牛肉面、鲜虾鱼板面、黑胡椒牛排面、西红柿打卤面在内的7款汤面、2款炒面、2款拌面。

里约奥运会开幕前夕，正值巴西政局动荡之际，奥运会的筹备一度受到不少代表团的诟病。奥运村的运动员餐厅每天会提供210吨的食物，除巴西特色的烤肉、黑豆饭等餐食，还提供世界其他地区的食物，如亚洲餐厅就供应手抓饭、面条、饺子等食物，但吃惯了中餐的运动员们好像并不满意。中国男篮的队医李大鹏曾向媒体表示，里约奥运村的饮食比较单调，“多数队员还是吃不习惯，不少人出去吃麦当劳，可都需要排队，人非常多，长的时候要排队一个小时，短了也得半个多小时。”比较起来，康师傅面馆就成了一个不错的选择。据了解，跳水运动员秦凯和未婚妻何姿、体操队员张成龙、田径队员史冬鹏、女排总教练郎平等人都来这里吃过饭；而央视解说员杨健、刘星宇、主持人邵圣懿也到这里大快朵颐。这些人也都在自己的社交账号中对面馆赞不绝口。

有人把康师傅此举视作一次成功的营销。看起来似乎简单，但实际上，康师傅为此付出了巨大努力。比如在准备过程中，这个计划也遇到了一些困难，如中餐烹饪需要大火炉灶，而里约的燃气气压很低，无法满足中餐煎炒烹炸的需求，需要向巴西当地燃气和消防部门申请燃气加压，还要重新接燃气管道、排风等系统，改变原有的消防设施。此外，餐厅需要三十多种来自中国的调料和特殊的餐具，而巴西是一个控制食品进口和实施瓷器反倾销的国家，所以不得不采用了一些合法的非常规手段来完成任务。但是，康师傅官方显然对这次成功的面馆营销表示了满意：“借助里约奥运期间大家对中餐的需要，投入八位数的费用，做了一件确实帮助到奥运参与者的营销事件。仅几千就餐者自行发布的朋友圈就能影响到几十万人。另一方面，前来的媒体、体育名人、奥运冠军都自愿成为了康师傅味道的宣传者，其传播影响和深入人心的体验式营销，可能在未来的五到十年之内都会有效果。”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商务局外经贸科陈薇科长负责联络我在康师傅控股有限公司的采访。她为我联系上胡静，一位看上去干练、爽直的中年女子，她的身份是康师傅控股华东地区董事长助理。按照约定的时间，陈薇驾着自己的私家车到酒店接上我，然后直驱康师傅生产园区。有意思的是，快到康师傅园区时，发生了一点小意外，陈薇迷路了。要知道，她在开发区工作多年，算得上开发区发展的见证人，居然在自己的地盘上迷路了。陈薇稍显尴尬地强调，这条路原先是直通康师傅的，现在不知何故封上了。她指着马路对面的建筑说，那儿就是康师傅园区。其实，陈微在开发区的迷路，是一个最生动不过的细节，有效佐证了开发区的发展日新月异。类似的情况，我在居住逾20年的杭州城区也经常遇到，不借助导航，很多地方我根本无法抵达，因为它们的变化实在太惊人了。

胡静带着我先参观了梦想探索乐园，乘坐了梦想探索号列车。在梦想探索乐园，偶遇一批参加“食品安全科普竞技赛”的大学生，在杭州站的热力营活动现场，二百多名来自各大高校的“90后”社团骨干组成了实力强劲、风采各异的六支参赛队伍，在游戏中展现出了充满活力的青春风貌。同时，他们也会走进康师傅工厂，体验现代食品工业先进的生产制作流程。我在乐园，见到一面即时更新的数字墙，显示杭州工厂生产的方便面累计产量，我在康师傅采访的时间是2016年9月24日上午大约9时左右，飞速跳动的数字显示为310亿5381万9641份。

随后，我进入生产车间，透过封闭的玻璃窗，观看了方便面制作生产流程。一条生产流水线从面粉到成品包装，用时18分钟。用胡静的话说，生产线的自动化程度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作为全球最大的方便生产工厂，康师傅最初在台湾的经营并不出色，这当然与台湾的市场有关。在台湾，早期的康师傅是台湾彰化的鼎新油厂，1974年更名为顶新制油公司，以生产工业用蓖麻油为主。1988年，中国大陆实施改革开放政策，魏应洲兄弟看到大陆前景广阔的市场，于是决定到大陆考察投资，从此四兄弟便踏上了一条筚路蓝缕的创业之路。集团创业初期，先后在北京、内蒙、济南等地区投资办厂，并推出了“顶好清香油”、“康莱蛋酥卷”等知名产品。但由于当时国内整体消费水平偏低，这些产品“叫好不叫座”，一度使公司在大陆的经营投资陷入困境。直到1992年7月18日，天津顶益国际食品有限公司正式投入运营，“康师傅”第一碗红烧牛肉面在天津开发区诞生。从此“康师傅”方便面伴随着“香喷喷，好吃看得见”的承诺飞进了千家万户，一时间“康师傅”成为消费者心目中方便美食的代名词。

毫无疑问，中国大陆是康师傅的主要市场。算起来，康师傅在中国大陆的销售已经超过20年，并且每年的销售额都在稳步增长。这在食品行业堪称奇迹。我曾问过一些吃过方便面的朋友，一般去超市会选购什么牌子的方便面，他们往往脱口而出：康师傅。我也曾问过包括陈薇和胡静在内的一些业内人士，康师傅保持长盛不衰的秘笈是什么，似乎总也听不到令我心服口服的满意答案。直到我听到几个小故事，我才相信，即使是方便面这样的生产企业，创新也是保持企业前进的巨大动力。

2015年秋天，“2015福布斯全球最具创新力企业榜”发布，与不少创新型企业一同上榜的居然还有一家做方便面的公司，人人皆知的康师傅。在很多人看来，一包面需要什么创新啊。事实上，评价创新与行业领域无关，与地域国家无涉，关键在于看创新带来了什么改变，它解放和发展了多少生产力，它在多大程度上推动了人类发展和社会进步。谁敢说，保障几亿人吃上方便安全健康美味方便食品的技术创新，要逊色于或者说低劣于改变了亿万人社交和通信方式的QQ和微信？在不同的层面推动社会进步、创造社会价值，它们都是无价的。

在康师傅杭州工厂，已经在康师服务接近20年的洪志东告诉我，康师傅的发展体现在速度上，比如早期的生产线，每分钟生产面饼240块，而眼下的生产线，每分钟生产的面饼速度提高了整整一倍，是500块。而这样的生产线，杭州工厂就有18条。洪志东也认为，创新在推动康师傅发展过程中功不可没。他问我，现在的面饼形状为啥是圆的而不是方的，中间还有一个凹槽？叉子为啥做成折叠状？面桶薄薄却不烫手，中空隔热是个什么东西？肉片配菜还有高汤怎么完美浓缩到一块小料包中？洪志东说，回答这些问号，需要的都是技术创新的力量。

经洪志东一提醒，我才恍然，原来的方便面饼的确是方形的，叉子也是直的，面桶更是捧在手上就感觉烫手。原来，这些改变，都是创新的产物。因为只有圆饼形状才能搭配我们常用的圆形碗、折叠叉子不会刺破料包、中间隔热环保不烫手。再举一例，新产品爱鲜大餐蒸熟面火爆上市，单单它的配料包就需要熬炖原味高汤、冻干大肉片及五彩配菜等四层复合技术。而嵌套其中的“冻干”程序背后又是一项大工程，康师傅自建的中国最大的FD冷冻干燥生产基地，投资额三亿元。此外，康师傅的口味多达上百种，厂家会根据不同国家和地区的饮食习惯，提供不同口味的方便面，让每一个人都能从舌尖感受到家乡的味道。

一度，方便面的安全问题引起广泛关注。事件缘起台湾大统公司的“黑心油”事件，让岛内企业闻“油”色变，这一食品安全危机也波及方便面市场。2013年11月13日，台湾《今周刊》报道称，台湾市面上销售的各个名牌泡面的调料包内检出重金属。该周刊称，在市面上购买两款深受欢迎的“维力炸酱面酱料罐”及“康师傅香辣牛肉面”，送SGS台北食品实验室检验后发现，方便面油包竟有铅、砷、铜、汞等重金属。随后，该周刊再次购买“统一肉燥”等10款罐装调味酱，以及“韩国辛拉面”等多款方便面各40包送检。检测报告称，在送检的方便面油包中，“味王原汁牛肉汤面”油包含有微量的铜，“五木香葱拌面”油包含有砷、铜，“康师傅香辣牛肉汤面”、“韩国辛拉面”、“统一老坛酸菜牛肉面”和“味丹味味A排骨鸡汤面”皆被验出砷、铅、铜三种元素，而在台湾热卖的“阿舍客家板条”则除上述三种重金属外，还被验出汞。

随后，康师傅公司发表声明，称“微量金属元素自然存在于环境当中，可能透过水、土壤、大气等方式，在动植物生长过程中产生，消费者无需过度忧虑”。此外，国家对方便面也制定有GB17400-20032卫生标准，相关产品均需依循此标准进行生产并定期检验，消费者可以放心选购。这次事件，尽管对康师傅方便面的销售没有造成明显影响，但民众对方便面的安全关注也随之提高。

事实上，康师傅编织有一张由各种管理制度和检测技术编制的技术网，也就是安全网。方便面所能用到的原料，包括面粉、蔬菜、肉类等无一例外都在农牧场生产阶段就被纳入24小时严格监控，用的水和根植的土壤也都囊括其中，为康师傅提供这些原料的供应商需要接受它最严格的资质管理与分级，以保证守好源头关。康师傅不惜重金率先引进Q-TOF质谱分析技术，真正做到从原料到成品的全面分析和监测。所谓“全面”的概念，是指一包面从开始生产到出厂要对一千五百多项指标不停地抽取检测抽取检测，农残、药残、重金属、转基因等等。生产工厂全产业链一年要进行的筛查次数，居然有三百五十多万次之多。而如此巨量和高频度的检测，显然需要有一个“高精尖”的技术堡垒做托举。而托起安全和责任的，正是康师傅的“创新研发与食品安全中心”，五亿真金白银的投入，3000人的食品安全与质量管控团队建设，据称这里藏有康师傅乃至整个方便面行业最顶级的食品安全技术“密码”。其实，更高阶的密码是存在于企业生产者脑中的那根弦——坚守食品安全底线，不得松懈，以及对底线的敬畏和责任感。浸淫康师傅多年，其长期秉持的“以科学的精神，用技术创新来捍卫食品安全”的理念估计早已入脑入心，成为日常习惯的一部分。

康师傅的企业文化和核心价值，如果用一个常用的模型来体现，大概是一个同心圆，其核心是企业愿景和使命：成为受尊崇的企业；弘扬中华饮食文化。而“勤、廉、能”可视作康师傅全体员工的核心价值观。对于这三个字，康师傅集团董事长魏应州曾经有过比较详细的解释：“勤”是中国人的传统美德，常言道“一勤天下无难事”，老一辈“康师傅”人就是靠他们的勤奋开拓创造出了“康师傅”今天的辉煌，这本身就是对“勤”最好的诠释和写照；“廉”即“廉洁奉公”——是对“康师傅”人道德操守的要求，也是作为一个“康师傅”人最起码的行为标准；“能”是指各种专业的才能、技能，“康师傅”是一个学习成长型的企业，在这里每名员工都能找到发挥自己专长的岗位，同样公司也通过完备的教育训练体系来不断地提升员工全方位的能力。

离开康师傅园区前，胡静送我和一起采访的刘斌老师一人一箱“爱鲜大餐”方便面，据说，这也是傅园慧最爱吃的方便面，这由傅园慧的微博图片为证。我们特意多要了几个塑料袋，并且将箱子拆封，用塑料袋将“爱鲜大餐”分装成若干袋。我们告诉她，自己各留一袋，其他几袋送给另外几位在开发区采访的老师。因为好东西应该让大家一起分享。

“三花”如此多娇

我对三花控股集团的认识，始于B20杭州峰会。在铺天盖地的媒体报道中，一个叫张道才的企业家进入了我的视线。无论在接受《浙江日报》、《浙商》杂志的采访，还是参与就业议题组的讨论，张道才关于就业，特别是青年与妇女的就业问题发出自己的声音，让人眼前一亮。参加全球工商界领袖参与的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在张道才看来，“这是一个世界舞台，全球各个领域的工商界领袖汇聚一堂。既可以分享他们的思想和智慧，又可以发出浙江企业家业的声音。怎么能错过这个盛会呢？”三花入选就业议题组，张道才的观点具有战略思维：“无论是中国本身，还是放眼全球，就业问题都是一个备受关注的核心问题。”张道才表示。2015年，全球未就业人口达到1.97亿，比上一年增长近100万；且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失业大军在日益扩大。除了就业形势严峻之外，青年与妇女在就业市场上更受挑战，主要表现在青年未就业率达到了13%，而妇女则继续面临参与工作、补偿和角色转换的挑战。正是因为看到了这些问题，张道才决定将目光放到就业之上。“这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议题，我们希望以中国企业的身份，与国际工商界一起关注、讨论并持续推进这一议题在全世界范围的探索，以帮助创造更加充分、更高质量的就业机会，推动实现经济的持续和平衡增长。”

三花控股之所以将立足点定位于创新就业、提高青年与妇女就业率这两个关键性命题之上，是张道才有一个初步想法，就是二十国集团能够推动新技术的应用，以能力为导向打造就业创造模式；而在青年与妇女的问题上，要设计多元化、切实的解决方案，以提高妇女和青年的就业率。张道才认为，三花遵循和坚持的是从企业实际出发，从国际经济与社会关注的矛盾焦点出发的原则。事实上，在创新就业方面，三花控股有最好的案例。因为创新就业既提高了就业质量，同时也增加了企业的竞争力。在张道才看来，在过去的几年里，三花控股的发展势头与不断提高的制造水平以及员工的自我提升密切相关。随着经济进入新常态，企业转型升级需求迫切，就业岗位对员工的各项综合要求也越来越高。提高就业质量，意味着高精尖以及专业型人才将会获得更多重视，进而推动企业的转型升级。另外，站在经济的角度来看，创新和创业能有效地促进净就业增长，构建良好的创业生态系统。而创新就业同样也推动了创新产业。2015年8月，三花控股自主研发的洗干一体机热泵系统实现了小批量生产，主要出口欧洲。这一热泵系统植入微通道换热技术，换热效率提高30%，在欧盟严苛的标准上再大幅提高能效比，减少制冷剂充注，减少碳排放，技术全球领先。这意味着三花控股迈出了由零部件供应商向小家电热管理系统解决方案提供商转型的关键一步。

目前，三花控股集团旗下企业员工超过一万名，海外员工达一千五百多人，销售、生产、仓储物流基地遍布国内和美国、墨西哥、奥地利、德国、波兰、韩国、日本、泰国、印度等十多个国家，岗位结构也呈现多元化。通过精益生产改造和机器换人，三花汽零公司的劳动生产率每年提升都在10%以上。很显然，从制造业来看，就业已经呈现出几个趋势性的特点，对技术要求将越来越高，没有技术的就业人口面临重新学习和重新上岗的要求。一些高精尖设备的操作型人才，将越来越受欢迎。面对制造业不可逆转的就业趋势，张道才有自己的就业观：机器换人是时代大势。如果仅仅看到短期内“机器换人”让一部分工人丢了饭碗，这无疑是狭隘的。在三花，被机器替代的人员不但没有被辞退，而是进行培训后充实到三花新的业务板块中。企业只有不断发展，才能不断寻找新的机遇，从而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过去10年，三花的销售收入增长了近10倍，员工总数增长了两倍，员工收入增长了三倍。

张道才在B20期间的表现，展现的是一位有远见卓识企业家的胸怀，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浙商的高度。我很难将他与三十多年前浙江新昌山区一位社办工厂的领头人联系起来。事实上，三花正是从一个十几个人、小打小闹的公社农机修配厂起步，成长为空调四通换向阀、电子膨胀阀销量全球第一的行业领军企业。我长期在央企工作，多年信奉在中国的人才三七开观点，即七成的精英在公务员队伍，剩下的三成则多在国有企业，这个比例在西方发达国家，恰好相反。然而，对张道才的关注，让我对自己的观点产生了怀疑，在中国民企，特别是浙商群体，卧虎藏龙，不然，就无法解释类似三花这样的民营企业何以在短短的二三十年时间内，成为一家在世界行业领先的跨国集团。

在下沙的两天采访，三花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也许是最轻松的。说轻松，是因为在其他几家企业无法提供的纸质材料，在三花一下子就不成问题了。中国企业熟悉的氛围又回到了眼前。一部逾100万字的《三花发展史（1984-2014）》仿佛一座山横亘在我的面前，我埋头挖掘，喜见宝藏无数。

莫杨是三花的总裁办主任，担任三花创始人张道才秘书多年，对三花了如指掌、如数家珍。刚见面，莫杨就说，他的名字拼音与莫言一模一样。我突然就对这位善解人意的年轻主任产生了好感。很显然，他懂得如何与各种不同身份的人打交道。在三花产品展厅，莫杨的介绍也条理清晰，并且语速很快。这个展厅，充满中国企业的元素，或者说，三花创始人张道才的文化之道，在这里展现得淋漓尽致。莫杨带我来到一棵树状的企业文化理念图前，指着树上的的那些理念说，如果这些理念是花，那么它们完全就是张道才先生经过三十多年的思考、沉淀而培育出来的“三花”之花。

单纯从文字角度诠释，“三花”既不华丽，也不深邃，但当我试图了解三花的内涵时，才会发现，“三花”恰恰是三花控股的经营理念，即：科技之花、管理之花、人才之花。在三花企业文化这棵大树上，我看到了这样的企业使命：通过专注、领先的技术、打造全球气候智能控制王国，引领世界行业发展潮流。这里面的几个关键词引起了我的关注，分别是：全球气候、智能控制王国，引领、世界行业潮流。众所周知，全球气候在变暖，我们生存的这个地球正在遭受自地球产生以来最严重的气候问题。由于气温升高，在过去100年里，全球海平面每年以1至2毫米的速度在上升，预计到2050年海平面将继续上升30至50厘米，这就意味着将淹没沿海大量低洼土地。国际冰雪委员会（ICSI）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喜马拉雅地区冰川后退的速度比世界其它任何地方都要快。如果目前的融化速度继续下去，这些冰川在2035年之前消失的可能性非常之大”。这个委员会的负责人塞义德·哈斯内恩说：“即使冰川融水在60至100年的时间里干涸，这一生态灾难的影响范围之广也将是令人震惊的。”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京都议定书》到《巴黎协定》，全球各国都在为尽快实现温室气体排放不再继续增加而努力。然而，大气中二氧化碳含量还在急剧升高，而世界人口同样在急剧上升，按照现在的速度，到2050年之前全球人口达到100亿是完全有可能的。明尼苏达大学的戴维·蒂尔曼说。“我们的世界正在朝着由人造设施来代替现有免费自然资源的方向发展”。但是，我们还没有掌握自然生态系统的有关知识。在2.45亿年前二叠纪大灭绝中，96%的物种灭亡了。后来随着许多新物种的出现，地球上终于恢复了丰富的种群，但是这个过程足足经历了一亿年。曾经有专家说过“一些人认为，自然界会复兴人类所毁灭的一切”。也有西方民间的谚语说：“只要有足够的时间，万物皆可应运而生。”或许自然界真的能够恢复一切，但这个漫长的过程对于现代人类无论如何是没有意义的，它过于漫长，漫长到需要重新经历地球的演变。所以，关心地球，就是关心我们自己。拯救地球，就是拯救我们自己。

就在G20杭州峰会开幕前一天，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杭州向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交存了气候变化《巴黎协定》批准文书。从退出《京都议定书》到批准《巴黎协定》，美国的态度值得肯定。中美两国的这一举动显然获得世界各国的广泛好评，认为中美批准《巴黎协定》有助力解决全球气候问题。目前已有180个《公约》缔约方签署了《巴黎协定》。中美两国交存批准文书后，使得正式批准《巴黎协定》的缔约方数量增至26个。根据联合国的计算，这些缔约方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占全球总排放量的39.06%。主持过巴黎气候大会的法国前外交部长法比尤斯几天前就在《世界报》上对中美两国这一可预知的举动表达了他的激动心情。9月3日当天，法国总统奥朗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信息，对中美两国的决定表示欢迎。他认为，中美双双批准《巴黎协定》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一步”，为促进该协定在年底生效拓宽了道路。

如果说上述行为是国家层面的，那么，三花关注全球气候，就显得更加难得可贵。追溯三花历史，几乎就是浙江成功民营企业的一个翻版。1984年被认为是三花的元年，这一年，张道才经乡党委推荐，当选新昌制冷配件厂厂长，这也是三花集团的前身。从绍兴新昌一家不起眼的社办工厂，经过三十多年的呕心沥血，如今三花已成为一家全球化经营和布局的企业，近一半的销售收入来自海外市场，海外员工占比达到10%。我原先以为三花与我的生活相隔太远，后来才知道，其实也与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我驾驶的汽车，几乎可以肯定有三花的零部件，我家里先后使用的海尔、三菱空调，也是三花的客户。翻阅厚厚的《三花发展史》，我有一种“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之感。作为曾经的乡镇企业，三花一步一个脚印，在“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企业精神旗帜下，从给别人打零工，加工简单的零部件开始，突然，就站在了全国，乃至世界经济舞台的中央。

在三花杭州基地，我发现一家“三花中央研究院”。据说2010年张道才决定筹建这个研究院时，对三花首席技术官史初良说，我给你10个亿，去创建研究院，先不谈回报。张道才的这个决定，现在看起来依旧有雄才大略之风。或许正是对研发和科技创新的重视，才使得三花能够领行业之先。2016年上半年，空调行业市场萎缩10%以上，三花制冷空调部件主业营收却稳步增长，净利润则逆势上升22%，主导产品市场占有率提升10%；在新能源汽车与家电热管理的节能和智能产品开发方面，三花产品以30%以上的节能效率，与奔驰、美诺等全球品牌客户实现产业化配套及研发合作，抢得新产业发展的战略先机。在科技创新的基础上，三花实现了从“欧美设计，中国制造”向“中国设计，全球制造”的升级：三花在杭州完成车用换热器的设计，在美国实现批量制造，并向通用汽车供货；完成咖啡机等微通道换热器和加热器的设计，由奥地利、波兰工厂实现生产和全球供货。三花“让世界爱上中国造”不再是遥不可及的神话。

让改变成为员工的习惯。每月进步一点点，每月前进一小步，每年前进一大步。这些润物细无声的理念，使三花员工的创新意识与日俱增。如今的三花，平均每天诞生一项专利，三天诞生两项发明专利。而三花对人才的求贤若渴，也是三花在行业始终能够担当领头羊角色的制胜法宝。三花控股总裁张亚波曾经讲过一个陈芝久教授的故事。陈芝久是上海交通大学的教授，这也是张亚波的母校。上个世纪80年代，陈芝久从德国留学回来，从事制冷与控制系统方面的学术研究，被上海交通大学制冷实验室推荐给三花公司接触。当时，担任总裁的张道才带着公司技术人员满怀希望地去上海找陈芝久，但出乎意料，第一次会面就吃了闭门羹。在陈芝久看来，乡镇企业一没有人才，二没有设备，三没有资金，怎么可能研制制冷控制元器件这样有技术含量的产品。陈芝久列举了丹麦丹佛斯、美国阿尔柯等国际巨头与三花做对比，更加信心不足。但是，张道才没有放弃，他利用上海交大代表团到新昌考察的机会，每天不论风雨交加还是酷暑当头，都是满腔热诚地抓住代表团里的陈芝久进行交流，并且以谦卑的姿态，满腔的热情登门拜访，希望能够与他合作。雨天送雨伞，晴天送风扇。代表团离开新昌是凌晨，张道才获悉代表团离新时间，提前赶去车站送别。张道才的诚恳与执着终于打动了陈芝久的心，最后，陈芝久决定放弃原来打算合作的一家新昌国营工厂，转而与三花公司合作成立了“科技星火联合体”。

陈芝久利用放假休息时间到新昌给三花技术人员授课，让老一代的技术员们记忆犹新。当时，授课地点在新昌著名的大佛寺。整整两周时间，张道才和陈芝久一起关在大佛寺，每天每夜同吃同住同交流，用陈芝久的话说，张道才和他一起在大佛寺当了两个星期的和尚。陈芝久或许正是从张道才身上，看到了三花的未来。他感叹：有这样一种精神的企业，必定有大出息。

三花科技创新的第一桶金，也是三花第一只主导产品，叫二位三通电磁阀。上世纪80年代末，随着国内市场对冰箱性能质量要求越来越高，三花的目光对准到一只技术含量高、附加值大、精巧轻型，但主要依靠进口的二位三通电磁阀上。在总工程师汪钦尧的带领下，集中力量攻关，自行设计了符合中国国情的生产装配线，并引进了精密加工设备和检测设备，产品成功投放市场，并批量供应青岛海尔、上海航天、广东科龙等一批知名主机厂，实现了替代进口，国内市场占有率最高达到95%，也使三花的年利润首次跃上千万元台阶。

事实上，在这只产品开发的背后，另有一些现在看起来发人深思的故事。当时海尔主管技术的副总裁杨绵绵再三问张道才：这样一只有着电子和电磁方面匹配部件和技术、精加工部件要求高、技术含量较高的高科技产品，你们是否有能力开发？张道才有一种预感，这是一次难得的市场机遇，决定组织力量进行研发。当时，担任浙江省省长的沈祖伦恰好在新昌考察，他来到制冷配件厂，也就是后来的三花控股集团。沈祖伦对刚开发出来的二位三通电磁阀很感兴趣，认为一个小厂能开发这样一个技术含量的产品，很了不起。他对张道才说了三个“要”：要申请专利，要有自己的知识产权保护，要去国外考察引进专业化的生产设备来保证产品的批次生产质量。于是，在1989年，张道才和陈芝久、汪钦尧组成一个三花考察团，第一站去了丹麦的丹佛斯，随后又去了德国埃格尔霍夫、美国阿尔柯。当张道才们看到膨胀阀、温控器、电磁阀、压缩机、截止阀等产品的生产现场时，都异样地沉默了。张道才第一次感受到国际化企业的管理和技术标准和国内同行业之间存在的巨大差距。从此，张道才在心里一直将这些企业作为三花学习的标杆。其中，1933年成立于丹麦的丹佛斯公司，是一家全球性集团公司，是在机械和电子元器件的研发以及住宅舒适、食品冷链、节能和环保等众多领域内提供生产、销售和服务的世界领航者。张道才视其为三花的楷模，他说：我们要做中国的丹佛斯。

张道才清楚，人才是三花能否成为中国丹佛斯的基础。从陈芝久、汪钦尧开始，三花一直在持续不断地引起高科技人才。尤其是重点产品领域，几乎到了不惜代价引进全球行业内研发的领军人才。三花相继引进的人才分别来自美国、日本、德国等制造业顶尖专家团队。眼下，在三花，有八百多名科研人员，其中，从海外受聘到中国工作的专家顾问、博士、博士后等超过100人。美国总统奖获得者、资深美国通用院士黄宁杰博士，现在已经是三花副总裁、首席科学家。这位美籍华人坦言：浙江有很多民营企业，这是我回国的主要原因。选择来到浙江三花集团，也是因为我很喜欢民营企业，民营企业的自主性比较强。我们的产品不光要专注如何进入国际市场，还要有创新，也就是如何在一些关键产品上去创新，去引领世界，这个才是我们的出路。

事实上，黄宁杰已经在创新上为三花树立了榜样。他带头开发的第二代和第三代冷凝器、新型蒸发器和热泵换热器可实现三个30%，即可提高能效比在30%以上，减少制冷剂充注在30%以上，综合节能可达到30%，已处于行业领先。同样是引进人才，日本电控专家三浦带头开发的新型变频控制器项目，击败丹佛斯、艾默生、西门子、霍尼韦尔、成为北美某一线品牌新一代变频空调机型中选方案，并取得美洲市场变频器的先发优势和全球行业新标准的话语权。而三花设立的五年一届“科技成就奖”也堪称大手笔，他们拿出1000万元人民币，奖励那些在科技创新方面卓有成就的员工，获得功勋奖（2名）和特等奖（2名）的员工，将分别得到200万、100万人民币的真金白银。

三花并购兰柯事件，完全称得上三花全球化布局的一着妙棋，也被认为是全球制冷空调控制元器件领域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2007年9月20日，三花控股集团与英维思集团同时向全球发布讯息：三花斥资1600万美元，收购英维思集团旗下兰柯公司的四通换向阀全球业务，收购范围包括美国和日本兰柯的资产及市场，中国常州兰柯的全部股权，兰柯在四通换向阀业务领域的品牌及人才。并购消息一出，震惊业界，包括美国Carrier、Trane、Nordyne，日本松下、三菱，国内格力、海尔、美的、海信等空调主机厂家纷纷致电三花和兰柯，询问并购详情。有业界人士称这一天，全球制冷空调元器件行业的竞争格局，因为三花并购兰柯得以改写。

四通换向阀是家用空调中控制冷暖调节转换的核心部件，美国兰柯公司是该产品的原创者和发明者。到20世纪90年代以前，兰柯公司基本独占四通换向阀业务的全球市场。而随着三花在1995年第一条四通换向阀流水生产线投产，到2006年，三花的四通阀销售规模已经达到2500万套，占全球市场的半壁江山，销售量连续三年以上跃居世界第一。在三花四通换向阀全球市场份额的不断扩张中，兰柯几乎节节败退，2004年，兰柯关闭了在美国的生产工厂；2006年，又关闭了在日本的生产基地，全部转移到中国常州生产。在三花咄咄逼人的全球市场攻势下，兰柯公司的母公司英维思集团从其全球战略定位出发，决定出售兰柯公司的四通换向阀业务，并退出这一行业。而三花，则成为英维思集团意向中的买家之一。然而，在三花并购兰柯的十年前，当三花的四通换向阀业务刚刚开发成功并投向市场时，兰柯曾以三亿元人民币的价格意欲收购三花四通换向阀业务80%的股权。要知道，当时三花四通阀业务的总投资规模也不过3000到4000万元。面对如此巨大的诱惑，张道才拒绝了。张道才相信，在巨大的市场面前，国外优秀企业能做到的，三花也能够做到。

此后，三花的国际并购脚步一直迈得稳健而坚实：2007年收购兰柯公司的四通阀全球业务后，2012年又并购美国R-Squared公司、德国亚威科集团等。张道才认为，并购企业时，三花主要考虑其核心价值是什么。拟并购企业一定要具备市场、技术或地理区位方面的核心价值，能发挥市场品牌和技术融合的优势。譬如，三花对德国亚威科的并购使三花延伸到家电控制部件行业，直接与美诺、博世、伊莱克斯等全球家电一线品牌配套。通过与这些重要客户的交流，三花发现了更多未来型、高价值的产品机会，将三花技术与客户需求相结合，开发成功世界领先的家电微通道和热管理系统产品，节能效率提升30%以上。

曾经有过小学教师经历的张道才，其身上具有浓郁的儒商气质。他写给三花员工的寄语，实际上就是三花的管理和经营哲学：胸怀有多大，世界就有多大。眼光有多远，脚步就能走多远。三花之道，管理、科技、人才。创业百战，从新昌小山城，走向世界大舞台，成就专注领先的行业丰碑；登高望远，站在全球领先的新起点上，继续追求绿色发展、创新超越的蓝图愿景！因为，我们只有一个地球！青山绿树，海天苍茫，万物竞荣，生机无限，人类的共同家园，需要我们的精心呵护！只有绿色发展，我们才能与地球和谐共处；只有关爱自然，我们的人生才能功业千秋！人生有涯，而追求无涯！让我们共同携手，耕耘产业疆域，传承绿色梦想，为世界创造美好，为人类奉献卓越！

作者简介：

陈富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力作家协会副主席，著名作家。

责任编辑/卢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