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立山

北宋年间，在四川雕刻的《开宝藏》，是我国第一部藏经大典。

遗憾的是，在时光流逝中，这珍贵的藏经祖典渐渐地离开人们的视线，慢慢消失殆尽。

文化的力量是巨大无比的。在国人为祖典消失感到无比痛心之际，公元1173年，距《开宝藏》成书仅190年，一部以此为蓝本的覆刻藏经——《赵城金藏》，在山西运城天宁寺横空面世，遂以其不可比拟的文化价值，永远地站在中国文化丰碑的最高端。

因为，它是现在仅存于世的珍贵孤本了！

辉煌与苦难总是相伴相生的。在天宁寺昙花一现后，《赵城金藏》也渐次淡出国人视线，消弭在茫茫时间长河里。

动荡时代产生文化，但同时对文化又有着极大摧残力。人们来不及摩研大典的真谛，甚至连他的刻印过程怎样，首刻人是谁，泱泱大国，竟无人知之。

这一情况，延续了800年。使得中国文化史再次被逼上狭窄的通道。

期间，几十代国人为之唏嘘扼腕，并苦苦寻觅。

感谢历史，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推出一个应当被历史记住的高僧。南京名僧范成法师偶尔在山西洪洞广胜寺发现失踪近800年的《赵城金藏》。

宛如惊雷再现，闪亮了中国文化史的茫茫夜空。

这已是公元1933年。

两篇文章，两个里程碑式的发现

翌年10月，南京佛教弟子蒋唯心受恩师指派，历山水艰险，专程来到广胜寺。校检这一古版经卷。

40天以后，他的研究成果《金藏雕印始末考》一文在广胜寺一间佛堂内，划上了最后一个句号。

同年12月，南京《国风杂志》第5卷第12号刊发了这一极具权威的文章。

这一研究考证成果，大致涵盖以下内容。一是为藏经正式命名为《赵城金藏》。二是详尽阐述了金藏的文化价值，描述了金藏的版式、雕印过程及工艺，成书卷数。三是以明代刑部尚书所作《嘉兴藏刻藏缘起》及《永乐大典》、《金史记事本末》的叙述为据，确定了它的首刻人为潞洲长子民女崔发珍。

于是，一个断臂求捐，献身佛家，历三十年而成此大业的民女崔发珍，以其成就世间第一功德的高大形象，无可争议地将一顶首刻人的桂冠牢牢戴在自己头上。

时间车轮驶入20世纪80年代，50年间，蒋唯心的研究成果，被国内文化、史学界尊为最权威的论证结论。

但是……

也是一次偶然的机会，一个发现，一篇文章，就《赵城金藏》首刻人的身份，改写了蒋唯心的论证结果。引起国内文化史学界的震动。

一个同样应该被国人记住的名字，山西运城绛县文物旅游局局长柴广胜，一位毕业于师范院校，颇具儒雅的学者型官员。

2016年7月30日，在绛县县城东南卫庄镇张上村的太阴寺，笔者有幸拜见了他。

已是午后时分，天空飘起了细雨，淅淅沥沥。一丝丝暑热褪尽后的凉意，泛漫在寺院内。与柴局长一起，我们站在《雕藏经主重修太阴寺碑》碑亭下，一起慢慢地抚摸着一段久远的历史。

800年间，太阴寺晨钟暮鼓，引僧俗人众无数。这碑就在妙曼的佛乐声中，在川流人群的脚步、喘息声中，安然地酣睡在大殿的西北角，任风吹雨打。

没有人高看它一眼。

但柴局长看见了它。

于是，就看见了一段历史，一段历史的真相。

是一个里程碑式的看见。甚至是颠覆式的。

那是2007年，他就任文物旅游局长的次年，全国文物第三次普查。

他在殿前驻足弯腰。

碑基早已没入土里，碑身受日月风雨侵蚀，剥落残缺，字迹亦模糊泛陈。

从片语只字中，他有了些许震撼，为弄明白全部碑文含义，他将碑文拓片，传给在北大历史系读研究生的儿子。

碑文，明确地告诉人们一段历史，《赵城金藏》首创者、组织者，不是崔法珍，而是姓尹名矧乃的河南怀洲人，法号实公大法师，其过程记载云：实公五台山朝拜文殊菩萨，巧遇宋徽宗，帝赐其金刀玉碟，予他广收门徒之权力。拜完菩萨之后，得法眼见佛摩顶授记，授信“汝于晋绛之地大有缘法，雕造大藏经版”。

这便是《赵城金藏》的缘起。

佛摩顶授信，有无迷信成分，似乎并不太重要，重要的是碑文。

澄清了一个历史事实，实公大师广收门徒3000众，于晋南河、解、隰、吉、平水、绛阳各处寺院，历三十年基本完成雕造工程。

不幸的是，公元1176年，实公抱憾圆寂。行前，他把未竟之大业托付给了大弟子崔法珍。

一代大师，宏愿未了，两年后，大功告成，崔法珍代师完成了将藏经奉于朝廷的献经辉煌行动。

碑文把这一段历史牢牢凝固起来，言之凿凿地告白于后人。同时也解开了另一个谜，为什么5000余经卷出现在广胜寺，原来崔法珍曾为广胜寺住持。

她携藏经于此，应该是顺理合情的。

同时，碑文还明示，崔法珍献身佛教之初起，是以“自截左手”明志，并非“断臂”一说。

至于雕造的一万余块经板，失耶？存耶？至今仍是一个谜。

柴广胜的发现，立即在国内引起反响。

丁明夷、李际宁等北京专家亲临考证并撰文，中央电视台等各大媒体都予以报道。

在我国，对石碑研究的专家学者不计其数，为何这块碑在太阴寺几百年无人知晓，众多的馆藏、机构、著述作都没有收藏它的拓片或提及碑文及碑文记载内容，柴局长道出原委，新绛、绛县同属晋南，且相距不太远，历次搜集整理研究，恐是新绛县误为绛县，这样，石碑便失去了逐次问世的机会。

好在，柴局长将此碑收入了《三晋石刻大全》系列丛书之中。

略显遗憾的是，太阴碑发现过去近十年了，有关金藏首刻人一说，国内文化、史学界的说法仍是“蒋”说、“柴”说两条线并行着。

然而，只是学术之争，它丝毫不影响《赵城金藏》的本身价值。

云开雨住，灼热的阳光重新照在寺院，阳光下，太阴碑闪现着熠熠光辉。

碑，是人类用以传承历史文化的载体，它坚强、刚硬，虽冰冷而严肃。历史文明的薪火需要历代人相承相传，尤是需要当今更多人撑起肩膀勇敢地担起这一重任。

像永远不能，也不会忘记《赵城金藏》及实公大师、崔法珍一样，今人后人，同样应该铭记蒋唯心、柴广胜这两个名字。

任重远，一个有道僧人，危急中，理智抉择护国宝，功成一念间。

1943年，广胜寺连同它的金藏，同时接受着战火的灼烤。

国宝的魅力，是不分国别、宗教、政党的。

《赵城金藏》再次面世，广胜寺便风雨骤起。

2016年7月25日，在洪洞县堤村乡许村村街挂着中医牌匾的一个诊所内，笔者拜见了任重远（力空）的孙子，84岁的任承教老人。

“那是国宝啊！世上无双的国宝”。老人清楚地回忆着爷爷讲述护经事件时常说的一句话。

“如果在我手里丢了，或是被外国人掠走，定会是千古罪人。”任承教面色凝重地重复爷爷的原话，稍后，开始了他的回忆。

日本特务曾想花重金购买《赵城金藏》，力空岂能为金钱所动，遂坦然拒之。1937年，蒋介石派十四军军长李默庵亲临赵城广胜寺，他们认为既是国粹，即当运往西安，力空同赵城王绍友，张辛生等五位乡绅一起，以路途遥远为名，巧妙拒绝。

翌年2月，山西战区司令官阎锡山派手下一位师长到广胜寺找力空，欲将金藏运往吉县，力空道：“金藏已从下寺搬进飞虹塔内密封，万无一失，再转吉县，山路遥远，恐有散失。”该师长终被说服。国宝终于保存下来。

1942年3月，日寇对太岳根据地发起疯狂扫荡，驻地日军欲在三月十八日广胜寺庙会期间强登塔顶。人们明白其意在窃宝。

《赵城金藏》到了存亡之关头！

力空，这位出生在赵城许村，曾做过三任区长、四任县长，后遁入空门主持广胜寺的得道高僧，深知自己同金藏一起，到了危急关头。

在俗为官十余年，区长也好，县长也罢。他一直恪守“知足、守拙、好学、耐陋”八字人生信条。从政时，兴学、修水利，上峰连年考核多是“持身谨慎，办事认真”的操评。作为佛教中人，他胸藏万般善念，知理明耻，深明大义。也深知该金藏的价值，是到了该抉择的时候了。

这是一个风高月黑的夜晚，广胜寺的佛堂内，力空主持面色凝重地宣布：从此刻起，他由力空改名为念死，所有以前诸名号，一律取消。

念死！念死！所念何死！所死何念！皆金藏尔！

念之在金藏，藏在人在，死之在金藏，藏去人亡。

堂外，山林中的风啸声浪重重。室内，一位德高望重的高僧，抖落披身的袈裟，敞开自己的胸膛，向国人捧出他那颗滚烫的心。

他走出佛堂，沿着山路，披夜色赶往赵城县抗日政府驻地兴旺峪村，与县长杨泽生商议抢救金藏方案。

3月13日夜，由赵城游击大队配合，太岳军区25团部分战士一起行动。在塔内取出金藏，由寺启运，马队驮着包袱裹着的金藏，由西而东，奔黎明方向的安泽而去。

之后，为防日军报复，念死主持于寺旁一洞内，闭关3个月时间。

被激怒的日军欲治罪念死，绑走广胜寺20余僧人，7月间，听说念死转移至兴唐寺，又血洗该寺，杀僧俗十一人。

1972年10月29日午时，身为山西佛教协会副会长，被破四旧遣返原籍的念死大师，在许村寺沟半山坡的一间土窑洞内，为三名求医患者开好药方后，安然圆寂。

时年82岁。

如今，寺沟内这诞生并养育大师的土窑洞，早已破败不堪。三年前，当地龙泉寺主持曾化缘十万余为大师在原址修建纪念堂，终因财力不济而停工。正是雨季，半拉子工程更显败相。

只有洪洞城内广场耸立着的大师石像，在日升月落间，静静地仰望着飞虹塔。

金藏的辉煌，与大师伟岸的人格一道，永驻日月之间。

斯人永逝矣！此等人物，过往不再。

一块残旧的石碑，突兀地孤立在山坡的田禾间，仿佛是为一座煌煌寺庙的衰落而划上了一个硕大的叹号。

暑期的灼热，针一样刺人，玉米叶像利刃，动起走开便在臂上划出道道印痕。

站在秋田地里的碑前，环顾四周，是一片繁荣的喧嚣与落败的寂寞，在相印、在交织、在嘶鸣。

山西运城解州，中条山下。

柴家庄，一个仅1200人的小山村，静静地躺在被当地人称作凤凰山的怀抱里。

山很优美，松柏翠绿，泉水绕流。村东南3华里的一大片开阔山坳，村里人称之为“和坟”。

人们很难想到，这便是千年前盛极一时的天宁寺遗址。

一个曾经诞生过奇迹的寺庙群。

国宝《赵城金藏》便成书于斯。

没有人知道，也没有资料记载，天宁寺建于何年代，见诸文字最早的则是1763年解州知州言如泗撰《解州全志》：天宁寺唐昭宗乾宁中（894-895）易名为妙觉，宋太平兴国三年（978）易名“静林山天宁寺”，历宋元清三朝四次增修。

关于它的规制，《解州全志》对其描述为：“后依条山，前临坡地，规模宏伟，中轴线立照壁、山门及诸大殿竣宇嵯峨，散风流云，有泉向东流绕，苍松古柏，四周风光宜人，为昔日解州八景之一，与永济栖岩寺、万园寺并称为中条山三大禅林。每年设斋大会，环千里之内外，衣冠士女，云华辐臻。”盛极一时。

一张写于2007年的一位解州老人对天宁寺的记忆证明：山门前有照壁一座，山门后是大殿两座，东边是舍利塔，西边寺沟、寺季滩，满井上的龙王庙都是寺院的。

文字描述毕竟是平面的，能佐证天宁寺繁盛，雕印《赵城金藏》怕是最为有力的证据之一了。

3000僧众历30年时间，完成一项雕印工程，其场所之宏大，应是不难想象的。当年，选址于斯，这恐怕是一个最基本条件了。

在今天已改名为静林寺的一间禅房内，释常平法师接待了笔者。学富五车的他满脸兴奋地回忆着当年的盛景：“论规模堪比少林、论人数多于五台，香火盛极，一片繁荣。”

大师描述，把人们带入那一片繁荣景象之中：幽静、清凉的天宁寺，18座寺庙相连相通，数以千百间计的庙堂禅房内，3000僧俗或雕、或校、或印。晨钟暮鼓，佛音悠悠。一日、一月、一年、十年、三十年，一项伟大工程告竣。

孕育出中国文化最为辉煌的成果，这寺、这人，便永远地留在人们记忆之中。

当战乱、兵革的魔力嚣涨于道德之上时，佛法的力量是渺小的。令人痛惜的是，这盛极一时的天宁寺，厄运难免，最终毁灭于战乱与兵革。

民国初年，中条山土匪猖獗，作恶之匪毒，或易容为僧，或藏于寺院，或以僧人面目抢掠，罪恶累累，患及四方。为绝贼巢，地方绅士联名具陈，转奉省令照准，于民国9年（1920年）拆毁。

18座相连寺院，整整拆了三年。珍贵木料，一车车运往山下，被周围几个村用于修建学校。埋在土里的石砖条板，20世纪70年代，也被村民用于修建防空洞工程。

留下的只是一片断壁残垣，一块残碑，两座塔林。

还有，静林寺主持大杰大师，于1998年用自己积蓄换回原寺院丢失的两尊石狮。

两只高寿千年的石狮子沉稳地坐卧在静林寺殿前，四目炯炯，日夜注视着凡尘俗世的人间烟火。

从沉沉的历史中苏醒，释常平大师轻缓气息，这位毕业于建筑大学的高僧，是专程为修复天宁寺做设计规划而移住此处的。中国至少有五处寺院的修建规划有他的功劳在其中。

“恢复这天宁寺，还佛界一个真实，给世人一份怀念，善莫大焉。”大师语气坚毅决然。

一片乌云飘来，为静林寺洒下阴凉。大师双手合十，送我们出寺。放眼寺庙左右，依然是蜿蜒窄陡的来路，依然是满坡散乱的石砾，只有寺庙里的炊烟，在漂移、上升。

拆毁一座寺庙，只需要一年、两年、三年。

而重建一座寺庙，恐怕是十几年，几十年都无法完成的。

好在，天宁寺的复建工程已经立项，进入程序之中。

期待着，繁荣再现，盛景再世。

两个小山村，一孔土窑洞，《赵城金藏》的离去。

出广胜寺北上5华里，便是一个叫南山底的小山村，由此折东而去安泽县亢驿村，直线距离约80公里。

这是当年《赵城金藏》的抢运路线。

怀着好奇和敬重，2016年8月5日，笔者循着这条线，试图寻找一份感觉。只不过，重走当年的山路，已不太现实，只能在山间乡村公路上，与之平行驾车而行。

蓝天，白云，流水，霍山脚下的南山底，依然是安静、悠闲。

七十四年前的1942年农历三月十五清晨，村北沟畔的冯俊老汉推开家门，顺手捡起院外小道上的两卷经书。

冯家是村里一个普通的家庭，冯老汉有玉璋、玉玺两儿子。两卷经书他们自然视为宝贝，白天，两卷经书藏在后窑的神龛里，晚上，则由次子媳妇王海珍裹在包袱背在身上。

1943年，儿子冯玉玺参加抗日组织，两帧经书一直留在南山底家里。

1983年，身为山西新华书店总经理的冯玉玺，陪同北京图书馆薛殿玺、王玉良两位专家，回到老家宅院取出珍藏四十年的经书，献给北京图书馆。

当北京专家要同他兄弟商量报酬时，没等老二冯玉玺开口，在家务农的兄长冯玉璋即说：“国家的东西，拿走吧。”

两帙经书，一卷《起世因本经》取字号第十卷。一卷《佛母出生法藏般若波罗蜜多经》微字号第二卷。在一个小山村农民手里，珍藏四十多年后，完好无损地无偿献给国家。

北京图书馆为他们颁发了捐赠奖状；洪洞县政府在当年有千余人参加的四级干部大会上，对他们进行了表彰。

同年6月23日，新华社以《老农冯玉璋献出稀世藏品》为题，发出通稿，高度赞扬冯氏三父子大义无私的崇高精神。

山依然，水依然，南山底村依然是如此般的安静祥和。

沿着一条窄油小路，我在寻找冯家小院。沟畔的一座荒芜的院路，柴扉已然，只是没落的没有一点生息。

两帙经书曾在这普通的窑洞里，与一个农民续写了四十年的姻缘，而今，窑依在，人已去，唯空余宝瑰。

大槐树下，一位84岁的曹姓老太为笔者一行叙述道：“好人哪！冯老汉一辈子善良，教子有方。要是现在的话，卖给了国家，据说，能得五六十万哪！”

曹老太娘家婆家都是南山底村，自然熟悉了解村里情况：“老大玉璋终生未娶，老二玉玺在省里当官也已去世，有建军、建民二子，定居在外。”

“南山底村唯一的冯姓人家，村里已经没有后人了。”

留下来的是让每个南山底村人都深感无比的骄傲和自豪，及永远嵌写在霍山之巅的无私与大义。

过古县进安泽，顺着蔺河不远，便是安泽亢驿村。

马驮人背，1942年3月16日，《赵城金藏》从广胜寺抢运至安泽亢驿村，安放在马岭山半腰的两孔土窑内。

东圪塔山，马岭山相峙，蔺河从两山之间流过，河边靠东圪塔山，便是亢驿村。

村不大，近500人。

深居太岳腹地，小山村有过许多的光荣。当年，太岳二地委便驻扎于此。

村里有不少年轻人，但大都不知道“窑洞”和“经书”一事。

当了30多年支书，去年刚卸任的64岁老人黄才恒，顶着烈日陪笔者过河登马岭山。

正午时分，异常的曝晒。没有路，踩着齐腰的野草和碎石，我们气喘吁吁爬山近千米，终于走近这“地委机关”。

只有30平米的一个缓坡，两孔土窑早已坍塌，塌土盖院，院自然进不去，只能站在高处往下看。

窑洞口依稀看得见，小坡上是满满的草丛。

“就是这土窑洞，当年，父亲曾领我专门看过这里”。老支书非常肯定。

“父亲是当年地委的通讯员，听父亲讲，经书到这里后，领导写信给各村武委队长，信就是我父亲送到周围几个村的。”

“还是鸡毛信呢”老支书又补充道。当天便有拿枪的战士民兵，围在院周围，保卫着经书。

“其实，当时。大多数人都不知道窑里放的是什么东西。经书从这里转走后，好长一段时间人们才知道是一批书。

“这是令父亲骄傲了一辈子的事，他去世前仍念念不忘。”

黄老支书在位30年，曾有一次接待了北京来的一位李姓干部，介绍他的父亲当年在地委工作，托儿子来此寻迹的。

“还照了相，当时，窑已经塌完了。”老支书不无遗憾。

须臾间，乌云压下，天空飘起了细雨。

无双国宝，在一个特殊年代，与这土窑洞有了一次短暂的邂逅。也从此，山有了魂，窑有了魂。令多少人知道了这茫茫太岳山，还有一座马岭山，一个无名窑洞。

而今，山还在，窑已经没了。

站在这半山腰，对面的亢驿村，脚下的蔺河，尽收眼底，

微风起处，送来阵阵秋的清香。

别了，这马岭山。别了，这土窑洞。

《赵城金藏》的前世今生

《赵城金藏》究竟是怎样的一本经书。

它的内容涉及哲学、历史、语言、文学、艺术、天文、石刻、医药、建筑等领域，包罗万象。是世界上孤本藏经中卷帙最大，保存最完整的一部经书。

它雕刻于金代，因发现于山西洪洞赵城广胜寺，故称为《赵城金藏》。

当初，金藏共雕刻6699卷。

现存世4856卷。

其中，国家图书馆4813卷，上海图书馆20卷，南京博物馆6卷，北京大学图书馆6卷，广胜寺3卷，山西博物馆2卷，广西博物馆2卷，山西图书馆1卷，太原崇善寺1卷，北京故宫博物馆1卷，台湾中兴研究院1卷。

该金藏卷轴装，上下单栏，以千字文排次第，始“天”终“几”。

每版23行，每行14字。

《赵城金藏》在广胜寺问世后，国内先后有两次重印。

1935年，部分《赵城金藏》曾借到北平展览，“上海影印宋版藏经会”与“北平三时学会”从中挑选出宋元明清各大藏所缺孤本经籍。共46种249卷，影印册本120册发行。题为《宋藏遗珍》。

胡适先生对此评述；“这是影印碛砂金的一个副产品，其重要性可能不下于碛砂藏的本身。”

1982年经国务院批准，由古籍管理出版社规划小组李一氓主持，任继俞负责，投入巨大人力物力，以《赵城金藏》为底本，重编《中华大藏经》，共计1000册。由中华书局发行，珍藏于全国各大院校和各级图书馆。

以《赵城金藏》为底本的《中华大藏经》是目前人们最容易看到的藏经版本。

2010年6月25日，洪洞县人民政府以洪政函〔2010〕15号关于迎请《中华大藏经》函，致国家图书馆，敬请《中华大藏经》荣归广胜寺故里。

时任洪洞县县委常委、宣传部长晋廷瑞持函进京，经办迎经全部事宜。

这位精明睿智，颇为干练，生于长于广胜寺的老部长，是负着一种沉甸甸的责任和敬重感，全程操办这件事的，广胜寺及藏经，对于他本人的意义，是特殊而庄严的。

在任期间，做这件事，了却一桩大心愿，不枉广胜寺人，亦不枉多年的思想工作岗位。

2016年7月24日，在洪洞县关工委办公室，已转任关工委主任的老部长，激情满满地回忆起大藏经的回归。

是一种情绪了然后的释然。

珠还合浦七十载，风雨沧桑一千年。

2011年4月20日，在撼天动地的威风锣鼓声中，广胜寺僧人抬着《中华大藏经》入天中天殿安放。全体洪洞县四大班子成员上香、行鞠躬礼。

70个年头了，离此山门而去，又于山门而归，千年飞虹宝塔，千年国家金藏，再次永续千年的欣喜和传奇。

洪洞县迎请《中华大藏经》影印本回归广胜寺，是临汾本土文化的一个新兴。

5年以后，旋风再起。

2016年6月27日，黄河新闻网以“临汾拟启动《赵城金藏》复制工程”为题，向国人释放出一条爆炸性的新闻。

一项以《赵城金藏》为蓝本，采用现代化手段和技术，选用最新标准纸质原版复制工程。

这是一项耗资巨大规模空前的文化工程。

临汾，这中华文明根源之地，又一次挺起文化巨人的肩膀，勇敢地担当起这一巨大的历史责任，把“一窗昏晓，万卷古今”的文化境界永远地奉献于世人。

归去来兮，是国宝古籍强大的生命延续，是一种薪火相传的等待和守望。

更是，今人与历史一次庄重的绵延不绝的对话。

成此功也，得非有道，复是有人，更是逢其时。

期待，这一盛事成矣！

责任编辑/魏建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