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壮的历程_参考网

悲壮的历程

2017-01-11沈国凡

翠苑 2016年6期

沈国凡

血染湘江

1934年9月，红军被迫准备进行战略转移。

为适应新的战争环境，中央军委决定成立通信团，任命中央军委第三局局长王诤为团长。通讯团下辖无线电营、有线电大队和通信教导大队。无线电营由5个分队组成，其中一个分队负责同中共上海地下党电台联络，并通过这个台与共产国际电台联络。其他4个分别担任军委、红军总司令部和1、3、5、8、9军团，2、6军团及四方面军、中央军区（项英、陈毅）和中央军委两个纵队的联络。

王诤辛辛苦苦构置起来的“家当”，全部根据当时的“市场”情况进行了“再分配”。中央军委机关和红一方面军的17部电台，给留下坚持游击战的项英、陈毅3部，其余14部中，配属军委总部5部，9部分配给各军团。

10月7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命令红24师和地方武装接替中央红军主力的防御任务，主力集中瑞金、雩都地区，准备执行新的任务。

8日，中共中央给中央分局发出关于红军主力突围转移的训令。

9日，红军总政治部发布《关于准备长途行军与战斗的政治指令》，要求“加强部队的政治、军事训练，发扬部队的攻击精神，准备突破敌人的封锁线，进行长途行军与战斗”。

10日，中央军委发布行动命令，并要求“保守军事秘密，应加强警戒，封锁消息，各部队机关一律用代号，极力隐蔽原来番号名称。关于行动方向，须绝对保守秘密，每日出发前须检查驻地，不得遗留关于秘密的文字”。

13日，王诤接到电话，让他代军委拟写一个各军团和军委的代号，以便在转移中联系。

王诤于是拟定了：军委代号为“红星”，则有了“红星总司令部”“红星总政治部”。军委第一纵队为“红安”，一军团为“南昌”等等。

从8月份开始，军委三局陆续从中央贸易局、交通科、通信材料厂等领到汽油、干电池、电台零件等大量物资。长征出发时，军委三局携带各种备用器材100余担，配属运输队200余人。

敌人利用宽阔的湘江构成了第四道封锁线。

红军前有湘江阻隔，左有广西军，右有河南军，后有中央军和广东军穷追不舍，处境万分险恶。

11月25日，中央军委的一位参谋将一份加急电报交给王诤。王诤立刻让电台发往各个部队。这是一份发布抢渡湘江的作战命令，令中央红军分4路纵队，迅速抢渡湘江，突破敌人的第四道封锁线。

26日拂晓，红一、三军团主力根据命令迅速前进。

27日，林彪、聂荣臻率领一军团先头部队红二、四两个师各一部在广西的兴安、全州间抢渡湘江，至当日晚顺利渡过湘江，控制了界首至屏山渡之间60华里长的湘江两岸。林、聂将军团部设在湘江西岸脚山铺南面的一个小山头上。脚山铺是一个只有二十几户人家的小村庄，一条西南——东北向的公路穿村而过。一军团的任务是在此阻击正沿着湘桂公路南进的湘军刘建绪部的4个师，粉碎敌军截击红军西进的阴谋。

前线的电报不断发来，催促后续部队加快行军步伐，尽快渡过湘江天堑。

三局运送物资的队伍和中央纵队各部迟迟未能按时赶到，这使王诤焦虑万分。对于三局来说，那些物资几乎是“家当”的全部，都是他和战友们辛辛苦苦“挣”下的。

王诤从电报中获知，此时军委纵队距最近的湘江渡江点80多公里，如果轻装急行军，一天即可赶到。可是，军委纵队根本不像是转移，简直就是大搬家。战士们用肩扛、手提、马拉、骡驮等各种办法，带上了李德、博古认为“必不可少”的东西，为携带这些“坛坛罐罐”，雇请了上千名挑夫，加上中央教导师和各单位原有人员，组成了庞大而笨重的运输队伍，构成了一个流动着的“共和国”。

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中描写了当时的情景：

“几千名挑夫（一天付一块银元），挑着苏区大量的财物——印刷机、纸币镌版、造子弹的机器、重新装填空弹筒的压床、爱克斯光机、满载重要（及不重要）文件资料的箱子，红军储备的银元、金条、大米、药品、备用的枪炮、收发报机、电话设备、大卷的电话线等等。毛泽东后来说：‘就像大搬家一样。艾德加·斯诺则称之为‘整个国家走上征途。”

据时任中央教导师特派员的裴周玉回忆：

“这些担子，有用稻草捆绑的机器部件，小件的三五个人抬着，大件的要十来个人才能抬得动；有用青的、蓝的、灰的、黑的、绿的各色破布包扎捆绑的大包裹，战士们用肩扛或用扁担挑着走；有用锡铁皮、木板或竹片制作的各式箱子，两个人一前一后抬着走。这些东西夹在队伍中，弄得队不成队，行不成行，拖拖沓沓，全师拉了足有十几里长。当天下午6点从高围出发，经麻地、宽田，第二天上午10点才到达洛口，16个小时，行程50华里。”

除了这些笨重的器械成了红军行动的累赘之外，博古、李德还下令带上了众多非战斗人员。这些人员再加上几千名挑夫，同样成为这支队伍无法快速前进的阻碍。

偏偏天公不作美，竟下起了连绵细雨。崇山峻岭中的羊肠小道本来就难走，这下路上便是泥泞，队伍在狭窄的路面拥挤，拉得很长，走得很慢，一天只能走二三十公里。

王诤掌握的电台不断接到负责在前面开路的林彪、聂荣臻催促前进的电报。

第三道封锁线距湘江不过几十公里，红军却整整走了4天。

时间虽然拖延，但东西却全运到了，出发时军委三局携带各种备用器材100余担，配属运输员200余人。王诤见到三局参加运输的人员和物资完好无损，非常高兴。

他对运送的人员说，这些宝贝终于来了，你们可是为三局立了大功！

就在这时，王诤接到军委发往各部的电报，命令各部除粮食和枪支弹药之外，将所有的“坛坛罐罐”全部扔掉，轻装前进。这个命令当然也包括三局在内。

看着这些经过无数战友和挑夫们用血汗送来的100多担物资，很多是红军无法“买”到的无线电器材，扔掉后万一将来需要，行军途中到哪里去找？

王诤不免有些犹豫。

“红星”纵队司令员叶剑英来到三局，见王诤就问，你们三局的东西不少啊，现在都扔了吗？

王诤实话实说，报告司令员，真舍不得扔啊，将来要用怎么办？

叶剑英转身对参谋长钟伟剑说，你看，我们没有猜错吧。

叶剑英对王诤说，你必须马上将那些“宝贝”都扔了，这样多的东西，队伍如何前进？不打烂这些“坛坛罐罐”，我们就没法前进，就不能冲出老蒋的包围，这关系到红军的生死存亡，一定扔，越快越好。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保住了红军这支队伍，革命才有希望。

叶剑英已经将命令说到了这种程度，王诤还能再说什么，立刻向三局各队下达了“扔掉包袱，轻装前进”的命令。

过了一个多小时，三局所在的“红星”纵队政治部主任王首道来了，对三局进行执行命令的检查，并强调扔这些“宝贝”时一定要注意保密。

王诤报告，一些重要设备和器材都是挖坑埋的。

王首道对此表示满意。

可是，当他看到那台100瓦电台时，问道，怎么，这家伙还没有扔掉？

王诤一听吓了一跳，忙解释道，这是功率最大的一部电台，担负着与上海地下党和共产国际的联络任务。中共中央的各项决议、指示和情报都通过这部专用电台传到根据地，对指挥红军作战起到很大作用。这部电台就是中央苏区中央局的专用电台，又称党台，在我们红军无线电编队中属于第一分队，非常重要啊！

王首道一听就生气，大声地说，你再不扔，我们都得到“地下”去。什么国际，不就是派个李德来了吗？这家伙让我们吃了败仗，快把它给扔了。你们还有几部15瓦的小电台，携带比这个方便，行军作战足够了。

王诤与王首道开始“抬扛”，说什么也不肯扔，他说要请示朱德总司令。

王诤拿起电话向朱德请示。

朱德回答仅一个字：扔。

这部朱德亲自从何应钦手中“买”来赠送给三局的电台，为红军立下过许多战功，现在却要被扔掉了，王诤用手抚摸着，仿佛有千言万语要对自己的这位“战友”诉说。

报务员听说要扔掉这部电台，怎么也不愿意。

王诤叫他执行命令。

报务员答应这部电台一直由他背着，保证能跟上部队。

王诤严肃地命令，这事想不通也要想通，上级的命令我们都要执行，只有轻装前进，红军才能生存。但我们不要将它留给敌人，要将一些有用的零部件撤下来带走，然后将它埋了吧。

大家挖了一个坑，将这部电台埋了下去。

填好土后，王诤和大家站在那里，仿佛埋葬一位牺牲的战友一样，久久地肃立。

由于扔掉了这部电台，中央红军从此与上海地下党的电台和共产国际电台失去了联系，直到长征结束。

4天，就是这4天，形势急转直下。

30日深夜，王诤在军委电台收到一封林彪、聂荣臻发给朱德的急电：

朱主席：

我军如向城步前进，则必须经大埠头，此去大埠头，须经白沙铺或经咸水圩。由脚山铺到白沙铺只20里，沿途为宽广之起伏树林，敌能展开大的兵力，颇易接近我们，我火力难发扬（挥），正面又太宽，如敌人明日以优势猛进，我军在目前训练装备状况下，难有占领固守的绝对把握。军委须将湘水以东各军，星夜兼程过河。一、二师明日继续抗敌。

这是一封前线吃紧的电报。

这天拂晓，湘军刘建绪部在觉山阵地前投入了九个师的兵力，另加8架从意大利购买的黑十字架飞机，向一军团发起了轮番冲锋。杀声不绝，热血飞溅，连日苦战，悲壮惨烈，牺牲红军的鲜血早已染红了阵地前的青石。当夜幕重又降临，面对着摇曳的马灯，聂荣臻、林彪和左权心情十分复杂，他们一方面心痛部队的损失，另一方面又担心着中央纵队是否能安全渡过湘江。他们冷静地考虑了几个小时，决定给中央军委拍发了这封电报。

凌晨一时，朱德给林、聂电令：

一军团全部原地域有消灭全州之敌由朱塘铺向西前进部队的任务。无论如何，要将汽车路向西之前进诸道路，保持在我们手中。

守在电台前的王诤，听着电键在报务员手中“嘀嘀答答”的声音，觉得有些不太“顺畅”，仔细一看，报务员已累得头上都冒出了汗水。

过了一会，又一封加急电报送来。

王诤对报务员说，你先休息一会，我来吧。

王诤熟练地按动电键，以最快的速度将这封急电发出：

一日（12月1日）战斗，关系我野战军全部西进，胜利可开辟今后的发展前途，否则我野战军将被敌层层切断。我一、三军团首长及其政治部，应连夜派遣政工员，分入到各连队去进行战斗鼓动。要动员全体指战员认识今日作战的意义。我们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胜负关全局，人人要奋起作战的最高勇气，不顾一切牺牲，克服疲惫现象，以坚决的突击，执行进攻与消灭敌人的任务，保证军委一号一时半作战命令全部实现，打退敌人占领的地方，消灭敌人进攻部队，开辟西进的道路，保证我野战军全部突过封锁线应是今日作战的基本口号。望高举着胜利的旗帜，向着火线上去。

中央局

军委

总政

在王诤的印象中，过去给各军团的作战电报都是以军委主席的名义下达的，而这份电报却是用了这么多最高权力机关的名义联合下达，其分量之重可想而知。

林彪、聂荣臻在接到中央的命令后，立即命军团首长及其政治部，连夜派遣政工人员，到各连队去进行战斗鼓动，使全体指战员认识到湘江阻击战的意义。

12月1日，战斗更为激烈。炮声震天，杀声动地，到处都在拼杀，到处都在流血，到处都有敌人被打死，到处也都洒有红军战士的鲜血。

在博古、李德等人的指挥下，红军采取“甬道式”队形，红一、红三军团为左右前卫，红九、红八军团掩护左右两翼，红五军团担任后卫压阵，一直打到傍晚，红军战士的鲜血染红了湘江。

王诤率领无线电六分队，政委伍云甫率领无线电一分队，在掩护下跟随中央纵队强渡湘江。

突然，敌人的一排子弹从王诤的前面扫过，冲在他前面的一位战友应声倒下。

王诤想冲过去拉住战友，可是已经来不及了，敌人又朝着这个方向扫来一排子弹，他只得迅速俯下身子。

倒下的战友被卷入了江水，江面上漂着一层鲜红的血。

王诤带着三局跟随中央纵队终于渡过了湘江，而在他的身后，倒下了7位战友。

夕阳西坠，暮色将至，枯藤老树，昏鸦悲鸣，滚滚滔滔的湘江水在黄昏中闪着惨淡的血色……

王诤失踪天摇地动

王诤带着无线电六分队跟随中央军委，在金沙江河谷曲折的山路上艰难行进。

刀剁斧劈的金沙江峡谷壁立千仞，直耸云天。树木稀少，山峦裸露，峰岩赤红，陡峭险峻。呼啸奔涌的金沙江如巨龙被锁，狂奔乱涌，声如雷鸣，怒涛拍岸，云崖未暖，山路如一条细线缠绕在峰峦间，稍有不慎，便会跌下深谷，卷入滔滔江水。滇蜀之路难，难于上青天，古来多少英雄豪杰，皆倒在这茫茫的山峻水险之路。

滇西北金沙江畔的冬日有些特别，早晨起来寒风凛冽，到了中午却艳阳朗照，直射头顶，热浪便在峡谷里蒸腾。王诤走得汗流浃背，口干舌燥，看着脚下滚滚的江水却不能到嘴，只能用舌头舔舔嘴唇，真是“天如火来水似银”啊！

就在这时，天空中突然出现两架飞机，盘旋了几圈之后，胡乱地扔下几枚炸弹。

行进中的队伍立刻分散躲避。

炸弹的爆裂声在峡谷里发出刺耳的声响，被炸飞的山石如雨点般从天空中落下。

有人负伤，卫生队开始抢救伤员。

到了傍晚，部队宿营清点人数，政委伍云甫发现少了一个人，而这个人竟然是三局的头号首长王诤。

他立刻找到跟随中央军委的另一个无线电分队——无线电第一分队队长刘寅。

刘寅告诉伍云甫，在敌机轰炸之前看见过王诤，跟着电台的战士们一起步行，分派给他的那匹骡子驮着电台和一些无线电器材。敌机轰炸时那匹骡子受了惊吓，在路上乱窜，还看见王诤的马夫冒着危险去牵那匹骡子，怎么一下子就不见了呢？

他们担心王诤负伤，于是跑到卫生队去查看伤员，没有遇见王诤。

伍云甫和刘寅这下急了，立刻去找王诤的马夫。

马夫听说王诤不见了，脸色大变，着急地告诉伍、刘二人，自己当时看见王诤在队伍的后面跟着，好像走路不像以前，有些吃力，马夫还将骡子牵过去，让他骑着走，可他就是不肯，硬是咬着牙跟在队伍后面。到底什么时候走失的，马夫也不知道。

伍云甫和刘寅一下子傻眼了。

在中央军委三局，王诤可是个不一般的人物，身为全军通信联络的大管家，当下红军的一千多名报务员和机务员，几乎都是他的“弟子”。他了解的情况最多，知道的军情最机密，掌握着军委及中央与各地秘密联络情报，以及各地地下电台的分布与联络方式。王诤就是红军的一个情报库，万一落入敌手，那还了得。

王诤还有一样“绝活”，就是破译敌军电台的密码，通过“破译”，为红军的作战提供了许多可靠的情报。他知晓敌军电台许多发报员的发报习惯与手法，由于敌军电台管理不严，报务员之间经常相互用电台交谈、闲聊，王诤就会利用这个机会通过电台掌握敌军驻地、人数、长官姓名、行动路线、武器装备以及生活等各方面的情报。国军之间为了交换情报，设的简易密码，王诤更是熟悉精通其编制和使用规律，使敌军的各种情报被破译，糊里糊涂吃败仗。就是从遵义转移的途中，他还利用时间举办了破译敌军密码的无线电培训班，将自己的“绝活”传授给各级电台的报务员，从此奠定了我军报务人员破译敌人密码的基础。这门“绝活”，保证了红军随时掌握敌人动态，在这次大转移中让周恩来、毛泽东等中央军委高层决策者多次根据他提供的情报，作出重要的战略决策，迂回曲折，出奇制胜。

伍云甫命令马夫马上回头去找。

暮色四合，天色转暗，马夫慌忙顺着来时的路线寻找王诤。

红军一渡赤水，集结扎西，王诤通过敌军的电台侦察到，敌军仍判断红军将北渡长江，除向宜宾段各主要渡口增兵外，又调滇军和川军潘文华部向扎西地区逼近，企图对红军实行分进合击，立刻将这一情况报告军委。毛泽东得到这个情报之后异常高兴，在军委会上提出避敌锋芒，再渡赤水，回师遵义，取得大捷。

遵义大捷，使蒋介石认识到要想“吃”掉红军恐怕还得崩掉几颗大牙。于是他亲自出马，于3月2日匆匆飞往重庆，指挥对红军的围攻，采取堡垒与重点进攻相结合的战术，南守北攻，妄图围歼红军于遵义、鸭溪不足200公里的狭窄地区。

王诤根据军委指示，亲率无线电29分队一部、电话队和通信连各一个排，到前敌司令部执行三渡赤水及以后的通信保障任务。接着，又加派一个无线电分队和电话队一个排，由此也可看出当时前方通信联络和情报收发是何等的紧张。

王诤通过电台侦获敌军的行动计划，立刻提供给中央军委。毛泽东根据这些情报提出将计就计，诱敌迫近，扔掉“包袱”的作战方案。以红三军团向西南方向的金沙佯动，调动敌周浑元部向南和吴奇伟部向西，尔后转用兵力攻击鲁班场守敌。红军的这一行动果然调动了敌军，当敌吴奇伟部北渡乌江和滇军孙渡部靠近红军之际，3月11日，红军主力突然转兵向北，于15日进占仁怀，16日从茅台第三次渡过赤水河，再入川南。

这次，王诤带着无线电第一、第六分队跟随中央军委前进，第二天通过破获敌军电台密码获悉，敌军正调整部署，加派重兵阻止红军北上。企图再次对红军形成合围，聚歼红军于长江南岸。

毛泽东再次作出决定，要“牵着敌人鼻子走”。为进一步造成敌军的错觉，3月21日，红军以一个团的兵力伪装主力，继续向川南的古蔺、叙永方向前进，引敌向西。主力则以快速的行动回师东进，于22日第四次渡过赤水河，再次折回贵州境内。28日，红军穿过鸭溪、枫香坝之间的敌碉堡封锁线，直达乌江北岸。29日夜，红军先遣团一个排利用雷雨掩护，乘竹筏到达对岸，顺利攻占渡口，至31日，除红九军团于乌江北岸继续牵制敌人外，红军主力向南全部渡过乌江，巧妙地跳出了敌军的包围圈。

正如徐向前元帅后来在一次回忆中所说，红军四渡赤水，毛主席用兵如神，但也离不开准确的情报。这中间，无线电通信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提供情报的准确，使得总部作战方案的制订与实施都能“对症下药”，“药”到“病”除，红军成了“医治”老蒋狂妄症的神医。

王诤领导的军委三局，正是这些准确军事情报的一个重要来源。

现在，这样一个重量级的情报人物突然失踪，怎么能不叫三局的政委伍云甫着急！

马夫去了很长时间垂头丧气地回来了，站在那里一句话也没有说。

伍云甫一下子火了，大声地问，为什么没有找到？

马夫说，顺着来时的路都找遍了，也没有找到，你们处分我吧。

刘寅大声地指责马夫，处分你有什么用，现在就是砍了你的脑袋也没有用。

军委三局是中央军委通信联络的情报部门，之前曾出过政委翁英叛变投敌，现在局长又突然失踪，全局上下立刻都紧张起来。

伍云甫、刘寅、龚兴贵三个人对情况进行了分析，觉得王诤的失踪有些蹊跷，早不失踪，晚不失踪，独独在红军突破乌江，跳出敌军包围的关键时刻失踪，这里面到底是什么原因？

三个人分析后认为，王诤失踪有三种可能：

一是王诤在出发时就有些身体不适，很可能在敌机轰炸后掉队，被追击的敌军发现杀害——这样的结果虽然痛苦但也很壮烈；

二是王诤因为身体不适，跟着后面的红军队伍走了——这样的结果令人欣慰；

三是他们最不愿想到的，就是王诤趁轰炸时的混乱，像三局之前的政委翁英一样，自行跑到别的地方去了——这样的结果令人不寒而颤。

这三个结果，又被他们一个一个地推翻：

如果王诤牺牲，马夫顺来时的路寻找时应该看到，在这“行路难”的万山丛中，敌人不可能将一具与已无关的尸体立刻运走；

如果王诤跟着友邻红军走了，作为红军无线电通信的“总管”，也会及时发个电报回来；

在没有任何线索的情况下，最后将目标锁定在了第三种可能上。可是这种分析又被他们推翻。特别是同王诤一起参加红军的刘寅认为，王诤参加红军后受到毛泽东、朱德等中央红军首长的重视，对工作兢兢业业，从井冈山的反“围剿”到这次的大转移，他一直站在毛泽东、朱德一边，为红军的胜利做了大量的情报工作，他革命立场坚定，经受过生死的考验，是个可以信赖的同志。

可是，就是这样的一个同志，却偏偏在这个时候失踪了。

三个人感到事情重大，立刻将情况报告周恩来副主席。

周恩来一听王诤竟然在行军途中“丢失”，甚感惊愕，命令三局立即派人前往寻找。周恩来还特别指示，一定要到敌机轰炸时分散隐蔽的地方再去找一找，并将寻找的结果及时向他报告。

周恩来强调，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伍云甫立刻派警卫连长带一个排沿来时的路线再次寻找，并强调敌机轰炸时隐蔽的地方作为重点，天亮以前一定返回三局。

山色隐退，夜幕沉沉，只有金沙江在山崖下发出阵阵击穿夜色的怒吼。

警卫连长带着一个排，举着火把，踏着夜色出发了。

可是，当这个排踏着晨光回到三局宿营地时，仍然没有找到王诤。

三局所有人员几乎一夜未眠，这个消息让他们大失所望。

伍云甫拿起电话的话筒，不知怎么向周恩来报告。

周恩来在电话那头却哈哈大笑起来。

周恩来告诉伍云甫，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我已经帮你们找到你们的局长了。

正为此事发愁的伍云甫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周恩来告诉他，刚才一军团一师来电，说是你们王诤局长在他们那里。

放下电话，伍云甫与守在电话机旁的刘寅等人高兴得跳了起来。

可是，他们总猜不透，王诤到底是怎么失踪的呢？

三天后，中央军委红星纵队随一军团进入昆明北部地区，傍晚在一座小山头上露宿。在灿灿的晚霞中，刘寅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从一军团的营地向这边跑来。

刘寅欢呼着迎了上去。

两个人紧紧地抱在一起。

听说王诤回来了，三局的营地沸腾起来，大家争着上前与自己的局长握手。

伍云甫用力在王诤的肩头上拍了一下，冲着他说，王诤失踪，天摇地动，连周副主席都给我们三局下命令了。

那么，王诤到底是如何失踪的呢？

无线电六分队的龚兴贵，遵义会议前后在王诤领导下一直跟随中央军委，他是这样回忆的：

“那天出发的时候，王诤就觉得身体不适，头重脚轻，行路吃力，可是他仍坚持不骑上级派给他的骡子，而让这匹骡子帮着无线电队驮着电台的其他用物，自己则跟着大部队在山岭间的小道上跋涉。敌机突袭时，王诤正在树丛中解大便，急忙蹲到一棵大树下隐蔽。谁知此时浑身发冷发热发软，头晕目眩，何时昏倒，自己也不知道。当醒过来时，太阳已经偏西，四处无人，知道自己掉队了。于是便急急往前赶，直到夜里才赶上一军团一师的部队。”

龚兴贵认为，红军当时是靠两条腿急行军“跑”出敌军包围圈的，所到之处，只能靠草根树皮充饥，在这种情况下生病，无异于自毙。王诤硬是凭着坚强的毅力追赶部队，他革命信念是多么执著，革命意志是何等坚强啊！

雪山、草地和那匹骡子

1935年6月12日，先遣团团长王开湘和政委杨成武给中央军委发来电报，他们已翻过夹金山到达懋功东南的达维，在这里遇到了正在执行任务的红四方面军的一个团。

这真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好消息，王诤非常振奋，亲自拿着电报单叫送报员马上送到中央军委。

可是，送报员的马被炊事班临时借去“征”粮去了，送报员只得跑步去送电报。

王诤觉得这样好的消息，应该早点让中央军委的首长们知道，跑步去送太慢。

王诤批评道，送电报的马是上级专门配给送报员的，炊事班要用怎么也不说一声？万一耽误了重大的军情这个责任谁负得起？

上级配给王诤的那匹骡子拴在不远处的树下，两只尖尖的耳朵高高地竖起，仿佛在听他们说话。

他大步走过去解开缰绳。

骡子好像明白王诤的心思，两只前蹄在泥土上用力地刨了两下，朝他抬起头来。

王诤伸出手去，拍拍骡子，飞身便跃了上去。

骡子腾空而起，驮着他向前飞奔。

周恩来和毛泽东、朱德三个人正在一棵大树下看军用地图。王诤飞身跳下骡子，将电报递上。

三个人一看，顿时高兴得大笑起来。

毛泽东用手拍拍那匹骡子对王诤问道，这家伙真是福大命大，还没有饿死，怎么样，跑得还快吧。

王诤爱怜地抚摸着骡子说，只要有草，他就能活，一路上它帮我们驮电台、驮器材、驮武器、驮伤病员，这不，最好的消息也是它“驮”来的。

周恩来笑着说，将来革命成功了，要给这匹骡子记一功。现在你回去，以中央军委的名义向各部队发电，将这个好消息告诉大家，鼓励大家翻过夹金山去与四方面军汇合。

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这个消息通过各级电台报务员手中的电键，传向了正在艰难跋涉的中央红军各部。

刚恢复身体的王诤也有了精神，向三局的全体人员动员，再加把劲，翻过夹金山，就可以与四方面军的同志们汇合了。

王诤跟随中央军委于1935年6月10日夜宿四川宝兴县最边远的小镇硗碛。第二天，即1935年6月11日晨，中央红军先头部队向夹金山进发，王诤率领着红星纵队第三大队（三局）的全体人员紧跟于后，准备翻越长征途中第一座人迹罕至的大雪山。

夹金山以一副冰冷的面孔矗立在他们面前。

为觅王诤将军足迹，作者来到山峻水险的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小金县，然后骑马穿过崎岖的山路进入位于县城南部的夹金山下。仲夏之季，即有“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之感。举头仰望，眼前雪花如席，飞鸟绝迹，夹金山身裹银装，巨人冲霄。要想徒步翻越此山，正如当年李白入蜀所叹，危乎高哉，难于上青天。

夹金山又名甲金山、大雪山，藏语称宁旺亚布，意思是又高又陡的山。夹金山属邛崃山脉，海拔4100多米，山势陡险，空气稀薄，人迹罕至。民谚云：夹金山，夹金山，鸟儿飞不过，猿猴也难攀，要想越过夹金山，除非神仙来帮忙。

红军战士大都来自南方各省，有的连雪都没有见过，更不用说如此威严的雪山了。

当地老乡见王诤等人身着夏日单衣，背着斗笠，脚穿布鞋、草鞋，竟然要翻越这座大雪山，前来相劝。

王诤深信，王开湘、杨成武所率的前军能过，他这支无线电队伍也一定能过。令他感到担心的是那些沉甸甸的电台和必需的无线电器材，靠着人工肩挑背扛，要想翻越这座直入云霄的大雪山实非易事。

有人提出扔掉“包袱”。

王诤“虎”着脸说，我们在抢渡湘江的时候就已经将“包袱”扔光了，现在不能再扔了，再扔红军要我们这支无线电队伍做什么？我们还能为红军的胜利做什么？

他命令，除电台等战斗必需的武器之外，将所有辎重器材都扔给几匹骡马。

可是，负责王诤那匹骡子的马夫却不听指挥，硬是不让战士们将那些沉重的东西压在骡子的背上。

马夫说，这骡子是上级配给王诤局长在行军路上骑的，不是用来驮东西的，你们看看，这一路上它像老牛样地帮你们驮东西，现在都瘦成什么样子了。

警卫员也来帮着马夫，认为王诤大病刚好，身体虚弱，这骡子理当让王诤骑。

王诤听到这边争吵，就走过来，一问是为那匹骡子的事，就问警卫员和马夫，不骑骡子会死人吗？我看死不了，既然死不了，就得让这匹骡子为革命多驮一点东西……

王诤说着走过去，用手拍着骡子说，老伙计，你看我说得对不对？

那骡子竟仰起脖子“咴咴”地叫了两声。

王诤乐了，对大伙说，你们看，它都同意了。

谁知到了半山，突然一阵狂风挟着雪花扑面打来，将王诤等人击倒在地，一下埋进了雪堆里。

那匹骡子因为驮得太重，也跟着倒在雪地里。

骡子很快就爬起来了，在王诤的身边叫着，不停地用嘴去拱堆在他身上的雪。

终于，王诤的头从雪堆里露了出来。

他爬出雪堆，骡子高兴地向他打了两声响鼻。

骡子因为压在背上的东西太沉，走起来非常吃力，王诤摸摸它的背，上面汗涔涔的。

山风透骨，雪花扑面，身单衣薄的红军战士不断有人掉队，有人倒下。王诤由于生病初愈，加之越往山上走空气越稀薄，只感到寒气穿心，四肢无力，两眼发黑。

警卫员叫大伙将骡子背上的东西卸下来，想让王诤骑骡子。

王诤怎么也不肯。

警卫员说，这骡子是上级为首长行军配发的，首长得尊重上级的指示。

王诤说，这个时候谁是首长？我看这些无线电台才是首长，他们才配骑骡子，要是没有了他们，军委对于全军的指挥靠什么？

警卫员拗不过，只得让马夫在前面牵着骡子，让王诤用手抓着骡子的尾巴，自己在后面推着，一步一步向雪山顶上走去。

据宁都起义后参加红军的无线电22分队报务员汪名震回忆，翻越夹金山的时候正是夏天，“白雪皑皑的雪山像巨龙似的横卧在我们前面，从山脚下到积雪的地方（称作雪界）有十多里远，从雪界到山顶有十五六里，海拔又高，空气稀薄，行走困难。我们电台的运输员们，挑着机器、电池上山，就更是难上加难。全分队的同志相互帮助，分担行李，搀扶着上山，有的实在走不动了就拉着马尾巴走。”生病初愈的王诤，就是这样翻过了雪山。

翻过夹金山寒流渐暖，春光扑面，山野郁绿，野花灿灿——像彩色的星星在原野上闪烁。风吹草低，突现牛羊，杜鹃花树挺拔得令人惊叹，将赤红的花朵一蓬蓬地燃烧。融化的雪水从陡峭的山崖飞流直下，如万千珍珠凌空飞溅。

站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王诤用双手深情地抚摸着那匹骡子。

骡子伸出舌头，不停地舔着他的手掌。

据汪名震回忆，王诤率领中央军委三局的人员翻过夹金山，到达懋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后，接着又翻过梦笔山，到达卓克基、毛尔盖，开始做过草地的准备。

8月6日，在毛尔盖中共中央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作出了组织左右两路军继续北上的决定。

根据这一决定，中央军委对一、四方面军进行了混合整编：

左路军为红一方面军的五、九军团和红四方面军的第九、三十一、三十三三个军共同组成，由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率领，以马塘、卓克基为中心集结，经阿坝地区北进。军委三局政委伍云甫率三局机关、通信学校、电话队一部，与朱德总司令一起随左路军前进。

右路军为红一方面军的一、三军团和红四方面军的第四、四十两个军共同组成，由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及前敌总指挥部率领，经班佑北上。由前敌总指挥部徐向前总指挥、陈昌浩政委指挥，以毛儿盖为中心集结，向班佑、巴西地区开进，万一无路可走，可改道阿坝前进；以彭德怀的第三军和第四军一部作总预备队，掩护中央机关前进。毛泽东随右路军行进。军委三局局长王诤率通信总队一部留右路军，专门负责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及右路军的通信联络。

王诤清点人数，将所有电台与物资都进行了重新包装，能捆在一起的尽量捆一起，让跟队的骡马驮着，粮食则是向当地藏民家买到的每人两斤青稞。

也许是太疲倦了，那匹骡子安静地躺在草地上，半睁着眼睛，鼻孔里呼呼喷着热气。

王诤轻轻地向它走去。

骡子突然一下睁开眼睛，打了一个滚，从地上站了起来，朝他“咴咴”鸣叫。

王诤爱怜地拍着它，对它说，老伙计，下面又得看你的了。

骡子仿佛听懂了他的话，将头点了两下，接着又是“咴咴”地叫了两声。

马夫在旁边说，这骡子可通人性啦！

草地恐怕是红军大转移中最艰难的里程。

艰难到何种程度？美国作家史沫特莱在她的著作《伟大的道路》中勾画了这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可怕地带：

“大草地位于康藏交界地区的高地上，一望无垠，广袤达数百平方米，全是没有路的沼泽地带。走了一天又一天，极目四顾，红军所看到的，除了无边无际的野草外，没有别的东西，而野草下面则是浑水深达数十米的沼泽。死草堆上又长出了大片野草，谁也说不上是不是几百年来就如此。大树小树一概没有，看不到鸟类飞翔，听不到虫声唧唧，甚至连一块石头都找不到。这里什么东西都没有，只有无边无际的野草，夏天任凭狂风暴雨冲打，冬天任凭大雪覆盖。天空永远密布乌云，把大地衬托成灰暗而阴沉的地狱。”

据跟王诤一同走过草地的当事人汪名震回忆：

“草地荒无人烟，地面浮着草，草下是烂泥滩，一不小心就会陷下去。天气变化无常，一会下雨，忽而又雨过天晴。雨来一身湿，雨过衣晾干，我们电台走草地中间时，红三十军搞到一个降落伞，为了保护机器，方便工作，军部就把它送给了电台使用，一到营地就把它撑起来，机器架在里面，解决了工作的大问题。草地里除了草，还有些灌木丛，没有高大的树木，架天线找根杆子很困难，唯一的办法是把运输班的扁担架起来做天线杆。过草地时牺牲了不少同志，我们电台的管理班长因病牺牲了，至今我们还怀念着他。”

王诤跟着右路军进入草地，便领教了它的威力。探路的一名战士刚刚将探路的竹竿插进前面的草丛，他脚下就如同被吸石吸住一样，双腿怎么也拔不出来了。

草地处处都设下了死亡之井。

一人两斤的青稞，进入草地不久就吃光了，路上能吃的野菜野草，早被前面的部队采得所剩无几，王诤只得每天在行军的路上和宿营之后派出人员去挖草根，连皮带也都被煮来充饥。

由于饥饿，很多红军战士走着走着就倒下了。

实在没有办法，有的部队开始杀军马充饥。

王诤再次病倒，只得跟警卫员一起坐在路边休息。

那匹骡子被马夫赶着从后面走了上来，走到王诤面前的时候骡子停住了脚步，朝着王诤“咴咴”地叫了两声。

王诤朝着骡子笑了笑，挥挥手，示意它先走。

马夫见王诤病成这个样子，就将骡子背上的东西取下来一些，跟警卫员一起将王诤扶了上去。

曾经担任红三军23无线电分队队长的张瑞，在过草地时曾遇见过王诤，他写的回忆录中是这样回忆当时情景的：

8月间部队过草地时，我又遇见了王（诤）局长。那是我们过草地的最后一天下午，天气晴朗，夕阳西下，我因病没有跟随23分队一块走，由电台的一名通信员陪着我慢慢行军。和我走在一起的，还有三三两两互不相识的各单位掉队的病号。忽然，我们后面来了个不小的队伍，很快就靠近我们了。我停步细看，骑着骡子走在队伍前头的是王诤局长，我明白是三局机关的同志来了。王局长一看我，就下来和我说话，问我的病情。他一再要我骑他的骡子走出草地，我告诉他草地很快就要过完了，离我们宿营地还不到20里，我能慢慢走到，无论如何让他上骡子先行。他看我坚决不愿跟他们同行，便无可奈何地与我道别。走前，他还亲切地告诉我要注意身体，还示意跟随我的通信员要好好照顾我。

这是一段多么情真意切的回忆。草地上，夕阳下，病重的王诤却处处想着战友，这种面对死亡威胁的纯真的上下级之间的情谊，今天还能拾起来吗？

王诤走到宿营地，从骡子上慢慢下来，用手拍拍骡子。

那骡子朝他打了几个响鼻。

马夫说，这骡子跟王局长的感情还真深。

王诤抚摸着骡子，脸上露出了笑意。

部队在草地上宿营。

不远处友邻部队的宿营地响起了枪声，王诤明白，那是又一匹军马为过草地做出了牺牲。

炊事班架起行军锅，可是除了草根，却没有一粒粮食下锅。

看着疲惫的队伍，连日来都是靠草根充饥，如果再这样下去，恐怕有很多人都无法走出这个魔鬼之地。

炊事班建议，是不是杀一匹瘦马，烧一大锅汤，给大家补充一点体力。

可是，现在所有配给三局的马匹，都已饿得皮包骨头，也就是说，每一匹都是“瘦马”。

杀送报员的马，可是他要用这匹马送电报，万一有紧急情报延误了军情谁能负责？杀后勤处的马，可是那些沉重的物资又怎能靠人拉肩扛？……眼看着就要走出草地了，杀一匹马，可以让这支队伍再坚持一天的体力，就可以带出草地。

王诤的目光集中在自己骑着的那匹骡子上。

骡子低头啃着地上的青草，夕阳织成一张金色的网，罩在它的身上，那些深褐色的毛，每一根都闪着金色的光芒。

王诤用手指着那匹骡子对炊事班长说，就让它为革命作贡献吧。

警卫员说什么也不肯。

王诤劝他，别的马匹都是战争所需，没有骡子，我也能走出草地。

马夫听到后跑来了，紧紧地护着骡子，冲着王诤说，局长，它是畜生，不会说话，可它救过你的命啊！

王诤咬着牙，眼眶里一下子盈满了泪花。

王诤劝道，同志们，这匹骡子跟我很多年了，我何尝不想将它留下，跟我们一同走出草地，可是，这么一支部队，大家久未吃粮，体力不支，如何走出草地？你们都倒下了，那革命的担子谁来挑，军委的电报谁来发？我比你们任何一个人都心痛它啊……

王诤竟然说不下去了。

他走到那匹骡子跟前，伸出手去，在它深褐色的毛皮上深情地抚摸着，抚摸着。

骡子高兴地打着响鼻。

王诤将手放在骡子的鼻子前，手掌立刻感受到了它热呼呼的呼吸。

突然，王诤咬了咬牙，转过身去，对炊事班长说，你把它拉到远一点的地方去吧，不要动刀，给它一颗子弹吧。

马夫和警卫员拔出枪来横在前面，不让炊事班长牵走骡子。

炊事班长无可奈何地看着王诤。

王诤火了，对马夫和警卫员大声喝道，怎么，要当土匪呀？我命令你们，把枪收起来，不然就下令缴你们的枪！

马夫和警卫员一下子蹲在地上，放声痛哭。

骡子被炊事班长牵走了。

王诤的目光一直注视着那匹骡子消失在暮色四起的草地。

“叭！”不远处传来一声清脆的枪声。

枪声过后，三局的营地一片寂静。

夕阳沉落，晚风凄切，草原深处的天幕上闪出一颗晶亮的星星。

良久，王诤取下头上的军帽，面朝着枪声响起的方向，默默地、默默地低头致哀……

从松潘战役到包座大捷

1935年6月21日，中央军委根据《松潘战役计划》决定组织前敌指挥部，徐向前兼任总指挥，陈昌浩兼任政治委员，叶剑英任参谋长。决定取消红一方面军军团番号，统一改成军。同时，重新决定了松潘战役兵力区分及部署：

一、以4军之4个团组成右支队，许世友为司令员，王建安为政委。

二、以1军之第1、2师，30军之第88、89师，共12个团组成第一纵队，林彪为司令员，聂荣臻为政委。

三、以31军之4个团，4军第11师、9军第25师各2个团，共8个团组成第二纵队，王树声为司令员兼政委。

四、以3军之4个团，30军之第90师2个团，4军之3个团，共9个团组成第三纵队（后续策应兵团），彭德怀为司令员，杨尚昆为政委。

五、以9军之5个团，5军、32军及30军262团，共9个团组成第四纵队（向阿坝前进左支队），司令员倪志亮，副司令员董振堂，政委周纯全。

六、以31军第91师之3个团及第33军，共6个团组成第五纵队（侧后钳制掩护部队），詹才芳为司令员兼政委。

24日，王诤率一部电台随前敌指挥部到达毛儿盖。

前敌指挥部通过电台向各纵队和支队发出电令，“以多路突击的办法攻打松潘”。

松潘古称松州，乃川、陕、甘要道，锁三省咽喉，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

松潘古城依山而建，拔地而立，雄关险峻，挽日揽月，气势咄咄。

更为罕见的是，古城建有内外两城，内城顺山势而立，成三角形，扼群山之要冲，守全城之门户。在此之后是一片河谷地带，主城区则建于此，成长方形，一条湍急、清澈的河流穿城而过，水清草茂，街衢通畅，两岸的羌藏人家，绝对见不到当今的雾霾。

外城毗邻内城南面的河谷下坝，对内城形成一圈保护，城墙总长6.2公里，用本地烧制的青砖砌成墙身，每块青砖重达30公斤。城墙高12.5米，厚12余米，以糯米、石灰、桐油熬制的灰浆粕连勾缝，坚固如铜墙铁壁。松潘古城有门七道：东曰“觐阳”、南叫“延熏”、西号“威远”、北作“镇羌”，西南山麓者称“小西门”，外城两门，东西向称“临江”、南北向称“阜清”。各城门以大块平行六面之条石拱圈，使顶部呈半圆形，门基大石上镂有各种图案，坚固美观，别具匠心。两城之间仅靠城门相通，如果外城被破，则可关闭内城城门坚守，并将进入之敌军陷于狭窄的外城与内城的夹壁之中，毫无用武之地，只得待毙。

据史记载，唐朝吐蕃首领松赞干布亲率大兵20万入侵，唐太宗命吏部尚书统军抵达松州，经川主寺一役，唐军大胜。松赞干布返藏后又遣使臣送黄金以求通婚和好，太宗晓以大义，将文成公主嫁与松赞干布，传为千古佳话。

如此一座古城，红军能否攻下？

王诤守在发报机前，看着报务员将电文发出，转身走出“报房”，坐在一块石头上，等待着古城方向的枪炮声。

这是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由四方面军担任主力的一次进攻，王诤心里不免有些紧张。

第一纵队的四方面军部队第88、89师接到电令后，在李先念率领下猛攻松潘外围。许世友支队打得最好，不仅打通了小姓沟、红土坡与哈龙的联系，同时，从西南方向猛攻，夺取了松潘西面重要据点牦牛沟，进逼胡宗南松潘城外西南山头防守阵地。

但是，由于松潘古城据于险要地形，敌军兵力众多，凭碉固守，据城顽抗，加之红军火力不足，不论正面突击或是迂回攻击，均难实现。

更糟糕的是红军许多部队已断粮，特别是王树声带领的第二纵队。该部本是进攻松潘的主力之一，它集中了四方面军三个军的精锐，由于原在岷江以东长期激战，其中第11师两个团和31军一部，刚从北川、安县交界的千佛山等阵地撤出，那边后方已无粮供给，每人只带两三天的干粮，过江后又少有粮食补充，在前进至毛儿盖路上，粮食已吃尽，不少人饿死在进军路途上。

28日，报务员给王诤送来了一份急电。

王诤一看，电报是朱德、张国焘联名发给徐向前和陈昌浩的。

电文称——“徐、陈：粮太困难，主要二纵队无粮，不能跟一纵并进。”

31日，王诤再次接到朱德、张国焘发给前线首长的急电。

这份电文明确告诉徐向前、陈昌浩——“因缺粮及各纵队不能同时北进灭敌，现正计划改变部署”。

是攻还是退？接到“朱、张”急电的前敌总指挥徐向前和政委陈昌浩陷入了深深的沉思。

这时，王诤通过前敌指挥部电台截获敌军情报：国军胡宗南部主力已在松潘地区完成集结，并在松潘城北的漳腊修建了飞机场，配置了战斗机。蒋介石嫡系薛岳部已由雅安进抵文县、平武地区，与胡部靠拢。川军已先后占领懋功、绥靖（今金川）、北川、茂县、威州及岷江东岸地区，正逐步紧缩对红军的包围，并利用土司藏兵阻止红军北上，企图将红军围困和消灭在岷江以西、懋功以北地区。

胡宗南，字寿山，原名胡琴斋，1896年5月12日出生，浙江镇海人，黄埔一期毕业生，“中华民国”陆军一级上将，号称“天子门生第一人”，是蒋介石最宠爱、最重要的军事将领，

王诤获取的这份情报对于敌军的布防已经提供得相当详细，面对这种情况，中央军委决定取消原来的计划，撤出松潘前线的部队。

红军当时拟定作战计划的程序是，除毛泽东等党中央政治局领导直接指挥的战役之外，大都是实行原一方面军参谋长刘伯承从苏联红军学来的模式，即作战计划先由参谋长根据情报局长所提出认为正确的情报，交作战局拟具方案，再由参谋长拟定初步计划，送总司令批准，提交军委会讨论，然后由总司令部下达实施。

从这个程序可以看出，负责通信联络和情报搜集的中央军委三局，在红军拟定作战方案时是何等重要。

位于川西北的若尔盖高原山势雄浑，峡谷深切，一条包座河由南向北飞涌而来，在两山挟持之间咆哮怒吼，惊涛挟裹着高原的奇寒，撕裂着两岸的原始森林，发出阵阵闷雷般的声响。

胡宗南早已料到红军北上必经松潘要塞，如攻不下松潘，就必攻包座。于是早早调独立旅第2团到此，凭借山险林密，筑以集群式碉堡，构成一个防御区，卡住红军进入甘南的“咽喉”，卡断了红军北上进入甘南的“必由之路”。

毛泽东让退出松潘的红军一个转身进入了令人寒战的若尔盖大草原——这是蒋介石和胡宗南都认为不可能走的一条路线。

这真是一步险棋。

刚刚走出草地的王诤，带着电台，又踏进了自然条件更加恶劣的草原，红军以意想不到的速度突然出现在胡宗南部背后的包座。

胡宗南不觉慌了手脚，急令第49师火速增援包座，妄图将红军隔断在包座河一线。

包座位于松潘以北的包座河畔，分为上、下包座，包座河横贯南北，时值雨季，水深流急。红军要北上甘南，攻不下松潘，就必须打下包座。而班佑以东的上下包座群山环抱，地势险要，易守难攻。

包座是藏语“务柯”的音译，翻译成汉语的意思就是“枪筒”。这里自古便是要津，松潘到甘肃的千年古道由此经过，红军要想北出川西、进军甘南，包座的这条古道势在必得。如果让胡宗南的援军赶到包座前后夹击，红军退回草原只能是唯一的选择，不但在若尔盖大草原所经历的艰难困苦算是白费，中国革命也将是另外的一种结果了。

后果不堪设想。

此时，王诤所带电台再次窃获敌军情报，蒋介石于8月27日19时给胡宗南电：我军应积极分路进击，俾与各处番兵前后夹击，匪当饥疲之余，如我军能犯难急进，必可以一当十，收效无比，并再命令悬赏，以鼓励之，希勿瞻顾，过惜兵力，失此千载难得之机。

徐向前接到情报，对王诤说，你可立了一大功。

他急忙找到陈昌浩，果断地说，后退、南下红军将没有出路，我们已别无选择，得下决心打好包座这一仗，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一方面军的王诤与四方面军的徐向前，在长征路上结下了战斗的友谊。

为了证实这个事实，我采访了徐向前元帅的秘书李尔炳将军。他说，自己去给徐帅当秘书时，徐帅问他之前是干什么的，他告诉徐帅，自己之前是王诤将军的秘书，王诤将军去世后，上级派自己来给徐帅当秘书。徐帅听后长叹一声说，他（王诤）死得太可惜了。

徐向前将王诤窃获的情报报告毛泽东，最后下定决心，迅速发起包座战斗，尽快解决当面之敌——胡宗南的部队。

可是，担任前锋的林彪第1军（即红一军团），此时已是人困马乏，担负后卫任务的彭德怀红第3军（即红三军团）还没走出草地，徐向前主动向中央与毛泽东建议，由红四方面军部队担负进攻任务。

毛泽东批准了这一请求，并责令王诤将所需电台与电话立刻准备妥，做好这次战役的通信联络，做到万无一失。

大战之前，毛泽东亲自到红30军视察，红军将士备受鼓舞，士气高昂。

王诤迅速布置相关电台与电话到位，

徐向前采取围点打援的战法，全歼包座和来援之敌。具体部署是：以第三十军第264团攻击大戒寺之敌，第三十军主力第88师、89师埋伏在上包座西北的丛林中，准备歼灭敌增援的49师；第4军第10师攻击求吉寺之敌，其主力控制各要道，并随时准备出击；以第1军为预备队，位于巴西和班佑地区待机。

国军第49师沿着松潘通向包座的大道开进，于8月29日下午到达了距上包座约15公里之松林口。师长伍诚仁为黄埔军校毕业生，并在第49师整编后被蒋介石委任为师长，傲气十足，坚信走出草地的红军已经是疲惫之师，没有能力与他装备精良的部队抗衡，因而下令部队连夜进攻。

8月29日黄昏，包座河谷一片沉寂。

王诤率电台随前敌指挥部总指挥徐向前进入阵地。

突然枪声陡起，战斗打响。经一夜激战，红军扫清外围据点，残敌退入大戒寺后山碉堡负隅顽抗，等待援兵。

为诱敌来援，徐向前让电台向前线发电，对其围而不攻。

30日夜，援敌49师先头部队291团匆匆进抵大戒寺以南。

31日下午，敌49师全部被诱入伏击圈内。这里是一个山谷，山上全是原始森林，红第三十军部队隐藏在丛林中。徐向前看了看手腕上的表，两个指针成了一个直角——下午3时，立刻下令向敌人发起总攻。

冲锋号四起，群山震撼。隐蔽在山上的红军一齐扑向敌群，敌49师被分割成三块，首尾不能相顾。刚刚走出草地的红军英勇拼杀，在气势上完全压倒了敌人。经过近8个小时的激烈战斗，终于在当晚将胡宗南的第49师全部歼灭，敌师长伍诚仁受重伤后跳河自杀。固守在大戒寺后山高地的300余敌人，见大势已去，在红军政治攻势下全部缴械投降。

与此同时，红第四军在军长许世友指挥下，向求吉寺之敌发起攻击，歼敌1个营。

这次战役是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的一个大胜仗，扫清了红军北上的障碍，打开了向甘南进军的通道，使敌军企图把红军困在草地的阴谋彻底破产。

战后的河谷又恢复了昔日的宁静。接连几天，红军各部队忙着休整、补充和清点战利品。令王诤高兴的是，这次缴获了敌军一部50瓦的大功率电台，有了这部电台，很多以前无法进行的联络现在又可以进行了。

高原的中午艳阳灿灿，绿色的风从山上的原始森林轻轻地飘下河谷。

王诤将那部缴获的电台放在一块大石头上，同三局的一群报务员、机务员兴奋地摆弄着。

毛泽东和徐向前等人走了过来。

王诤忙站起来敬礼。

毛泽东说，王诤啊，在这次红军的大转移中，你们电台可是立了功。打松潘，得到情报我们就不再打了，避免了很多损失。打包座，正确的情报让我们下决心打了，这不，一打就胜利了。

徐向前说，其实，很多战斗在打响之前就已经决定胜负了。

周恩来认为，红军有了电台，就有了更多胜利的把握。

毛泽东从身上掏出一包麻雀牌香烟来，先抽出一支给王诤，然后亲自一支一支地分给那些电报员和机务员，一些不会抽烟的小伙子和女同志见毛泽东给大家发烟，也争着要了一支。

一盒香烟很快就分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