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若 建

政策与文化的碰撞：粤西沿海地区“失踪女孩”问题管窥*

李 若 建

根据人口普查和抽查资料，1982年以后全国性的“失踪女孩”情况日趋严重，导致这种情况的最主要原因是宏观政策；粤西沿海地区“失踪女孩”问题突出，是文化因素在宏观政策的刺激下所致。由于文化不容易改变，因此在制定社会政策时，是否要尊重文化因素，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失踪女孩； 计划生育； 生育文化

“失踪女孩”(missing girls)现象，是指由于选择性别的人工流产，导致出生性别比升高；以及对女孩健康方面的歧视性待遇、溺弃女婴等引起的偏高的女孩死亡水平*李树茁、姜全保、[美]费尔德曼：《性别歧视与人口发展》，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45页。。在国内人口学界，早就有对“失踪女孩”的关注，但是直到21世纪，特别是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公布后，问题方才引起全社会的重视。这之后有论文通过2000年人口普查的分地市数据，证实了在全国范围内，生育政策越严，出生性别比和婴儿死亡性别比失常越严重*张二力：《从“五普”地市数据看生育政策对出生性别比和婴幼儿死亡率性别比的影响》，《人口研究》2005年1期。。有论文指出，广东出生人口性别比与计划生育政策的演化有一定的相关*李若建：《性别偏好与政策博弈：广东省出生人口性别比时空变迁分析》，《中山大学学报》2005年3期。,也有研究试图计算中国“失踪女孩”的规模*原新、胡耀岭：《中国和印度“失踪女孩”比较研究》，《人口研究》2010年4期。。本文试图以粤西沿海地区这个比较典型的区域为例，对此问题作更深入的讨论。

值得重视的是，“失踪女孩”现象有全国共性，也有地区特性。根据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在普查前一年全国出生人口的性别比是116.86，而广东是130.30，仅次于海南(135.64)，位居全国第二高位。如果考虑到海南省曾长期是广东省的一部分，可以认为，广东的出生人口性别比问题在全国特别突出。2000年后，广东省出生人口性别比问题引发了广泛的重视，但是时至今日，“失踪女孩”现象的另外一部分，就是0岁死亡人口性别差异，依然没有引起足够的关注。从正常的生理角度看，婴幼儿女性的死亡率不会高于男性，反而会等于或者略微低于男性，如果女性的分年龄死亡率明显高于男性，这背后就有值得深入分析的原因。而广东省在出生人口性别比异常的同时，0岁人口的死亡率也出现明显的异常，因此值得进一步研究。

如果广东的“失踪女孩”现象在全国突出，那么广东的粤西沿海地区就是广东省内最突出的地区。以2000年人口普查数字为例，粤西沿海地区出生人口性别比高达146.74。粤西沿海地区指的是今天的湛江、茂名和阳江3个地级市，这3个市在历史上均属于原来的湛江地区，后来陆续从湛江地区划出，其中阳江市所属地区一度划入江门市，1988年又从江门划出成立地级市。如果从空间角度看，粤西沿海地区与海南省只隔着一个琼州海峡，两地文化相似，同时“失踪女孩”现象也极为相似。

虽然“失踪女孩”最主要发生在0岁人口中，但是对女孩健康方面的歧视性待遇产生的“失踪女孩”现象不仅仅存在于0岁人口中，不过限于篇幅，本文只研究0岁人口的情况。需要强调的是，在中国的人口普查资料中，0岁人口的漏报严重*李若建：《历次人口普查中低年龄组人口漏报研究》，《中山大学学报》2013年2期。，而婴儿死亡的漏报更是人口统计中向来的难题，因此本文的研究有一定的局限性。

一、全国与广东省0岁人口“失踪女孩”变动趋势与宏观政策

在讨论粤西沿海地区“失踪女孩”之前，有必要把问题放在一个更加大的视野中，这里分别从全国与省两个层面讨论问题。

“失踪女孩”的实质是对女性的性别歧视。中国传统文化重男轻女，因此“失踪女孩”现象由来已久，但是在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之前，中国“失踪女孩”的情况是否非常严重，现在还缺乏足够的数据和充分的研究。表1是1953年以来历次人口调查的情况，从1953年和1964年两次人口普查的0岁人口看，出生人口性别比处于正常的范围之内。因此大体上可以说，当年如果存在由出生婴儿性别选择造成“失踪女孩”现象的话，也不会如20世纪后期那么严重。众所周知，虽然计划生育工作在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已经进行，但是最严格的政策是在1980年后展开的，因此从表中还可以看出，从1982年开始，全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就不正常，并且日趋严重。1982年出生人口性别107.63，只是略微高于正常水平(一般认为107是正常的上限)，之后出生人口性别比一路走高，2005年达到118.88的惊人水平，2010年略微回落到117.96。

如果不存在对婴儿照顾的性别歧视，从生理的角度看，男女婴儿的死亡率应该大体相当，甚至女婴略微低于男婴，所以如果女婴死亡率高于男婴，就可以认为存在对婴儿照顾的性别歧视。本文利用“女婴死亡率/男婴死亡率”这一指标来测定对婴儿照顾的性别歧视程度。由于缺乏1953、1964年人口普查关于0岁人口死亡的数据，因此本文用当年其他几次大规模人口调查数据替代。从表2中可知，1957—1975年间几次人口调查数据显示“女婴死亡率/男婴死亡率”指标均在“1”左右小幅度波动，大体上比较正常。不过可以看出，代表农村的县人口，情况略比城市差，说明当年农村可能存在对女孩健康方面的歧视待遇。从表1中可知，1982、1987年两次调查中，“女婴死亡率/男婴死亡率”指标还在正常范围，但是从1990年开始，这一指标急剧上升，其中2000年达到1.38的峰值，之后指标走低，但是在2010年依然是1.04，属于不正常范围。

表1和表2的数据清晰说明，在全国范围内，至少从1982年开始，无论是出生还是死亡，“失踪女孩”的情况相当严峻。2000年后，由于政府和社会的关注，至少在“女婴死亡率/男婴死亡率”这个指标上，情况有所缓和，但是出生人口性别比失常的情况依旧。

表3是广东历次人口调查的数据，从中可以看出：(1)与全国类似，广东同样存在的“失踪女孩”的情况，并且趋势与全国大体相近；(2)在出生人口性别比上，除1987年(全国109.6、广东107.58)广东低于全国及1990年(全国111.75、广东111.73)基本相当之外，其余年份广东出生人口性别比均明显高于全国；(3)从“女婴死亡率/男婴死亡率”指标看，除了1982、1987年外，广东也非常反常；(4)2000年广东的“失踪女孩”情况极其严峻，出生人口性别比(130.3)和“女婴死亡率/男婴死亡率”(1.67)的不正常情况达到一个极值。

表1 全国0岁人口出生与死亡的性别差异情况

说明：[1]表中各指标的计算公式如下：死亡率=死亡人口/(人口+死亡人口)׉;性别比=男性人口/女性人口×100 [2]由于在0岁死亡人口中，可能出现并非当年出生，而在当年死亡时不满周岁的情况，因此婴儿死亡率的计算比较复杂，需要当年和上年的出生人口数。受资料限制，本文无法计算严格意义上的婴儿死亡率，表中的0岁人口死亡率实际为0岁人口/出生人口，只是近似婴儿死亡率的一种算法。 [3]死亡人口为调查时间的前一年。 [4]1987、1995、2005年均为抽样样本数据(下同)。

资料来源：[1]《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统计资料汇编(1949—1985)》，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 [2]《1982年中国人口普查资料》，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85年。 [3]《中国1987年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88年。 [4]《1990年中国人口普查资料》，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0年。 [5]《1995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7年。 [6]《2000年中国人口普查资料》，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年。 [7]《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7年。 [8]《2010年中国人口普查资料》，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2年。

表2 1957—1975年历次人口调查时0岁人口死亡率

资料来源：《中国人口年鉴(1985)》，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第851—879页。

卫生部门的死因监测数据能够提供进一步的佐证，表4的数据说明，以女婴死亡率/男婴死亡率为指标，广东的女婴死亡问题比全国突出得多，而问题又主要发生在农村，广东的城市属于正常的范围。

表1—表4的数据，大体上可以说明，广东的“失踪女孩”现象有全国的共性，也存在自己的个性，这种共性是整个中国社会宏观人口政策，个性则是广东的文化因素。

广东省内部区域差异非常明显，这种差异不仅体现在经济发展水平上，也表现在文化上，例如从使用的方言上，就可以把广东分成几个不同的区域。或许是文化的影响，在出生人口与0岁死亡人口性别差异上，同样体现出区域差异。2000年是广东省有统计资料年份中“失踪女孩”现象最严重的一年，表5是2000年人口普查时几个地区的情况。从中看出，广东的“失踪女孩”现象最突出的表现是在粤西沿海地区，这就提出一个问题，为何粤西沿海地区问题最严重。

表3 广东0岁人口出生与死亡的性别差异情况

说明：[1]—[3]同表1 [4]1953、1964年出生人口数均为人口普查的0岁人口数，并且包含海南在内。 [5]1982年数据已经将海南省扣除。 [6]1982、1987年出生人口数为当年0岁人口数。 [7]1987、1995、2005年为全国1%人口调查数据，广东省历次调查的抽样比均不是1%，表中只是采用实际调查得到的数据。1995年1%人口调查时，广东省有国家调查点和广东省增加的调查点。由于省调查点汇总资料比较简单，因此本文采用国家调查点数据。

资料来源：[1]《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统计资料汇编(1949—1985)》，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 [2]《广东省第三次人口普查资料汇编》，广东省人口普查办，1984年。 [3]《中国1987年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广东省分册)》，广州：广东省统计局，1988年。 [4]《广东省1990年人口普查资料》，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2年。 [5]《199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广东分册)》，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6年。 [6]《广东省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年。 [7]《2005年广东省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7年。 [8]《广东省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2年。

表4 2004—2005年死因回顾抽样调查0岁人口死亡率(‰)

资料来源： [1]陈竺主编：《全国第三次死因回顾抽样调查报告》，北京：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3页。 [2]马文军、许燕君、张玉润主编：《广东省居民死亡模式和疾病负担研究：2004—2005年广东省第三次死因回顾性调查报 告》，广州：广州省出版集团，2008年，第89页。

要回答前面数据所呈现的“失踪女孩”现象的恶化，就必须对当年的计划生育政策有所了解。在2000年12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之前，中国的计划生育是处在一个没有全国上位法的尴尬状态，各省、直辖市和自治区均以地方立法的形式开展计划生育工作。实际上，对农村计划生育工作的执行标准各地有所不同，许多地区农村计划生育实行的是“一孩半”政策(农村人口第一胎是女孩子，可以生第二胎，第一胎是男孩子就不能生第二胎)，还有部分地区允许农民生两个孩子，广东省允许农民生两个孩子的政策一直延续到1997年。虽然各地政策不完全一致，但是在2013年底“放开单独”(夫妻双方有一方是独生子女就可以生二胎)之前，各地的计划生育政策一路收紧，这种现象在广东特别明显。除了政策收紧之外，各级政府对计划生育的管理也日益完善。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末的“计划生育一票否决”制度，迅速被各级政府采纳，同时建立起庞大的指标考核队伍。由于执行力度加大，民众超生的难度加大，超生的成本也上升，因此计划生育工作的成效日益显著。

表5 广东2000年各地0岁人口出生与死亡的性别差异情况

说明：根据广东的实际情况，本文把全省划为： 珠三角核心区：广州、深圳、珠海、佛山、中山、东莞6个地级市。 珠三角外围区：江门、肇庆、惠州3个地级市。 粤东沿海区：汕头、汕尾、潮阳、揭阳4个地级市。 粤西沿海区：湛江、茂名、阳江3个地级市。 粤北山区：韶关、梅州、河源、清远、云浮5个地级市。

资料来源：《广东省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年。

在讨论宏观政策影响时，有必要提到一段插曲，就是1984年关于计划生育“开小口”。1984年1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提出：对农村继续有控制地把口子开得稍大一些，经过批准有的可以生二胎，严禁超计划生二胎和多胎，相关精神以中央7号文下发*苏富达、刘雪松：《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毛泽东的人口思想和实践研究》，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14年，第380页。。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一政策没有坚持下来，但是在1984年后的短时间内，“失踪女孩”现象没有恶化，这从表1(全国情况)和表3(广东情况)中，1987年数据与1982年数据相比大体相当，可以验证“开小口”政策的积极作用。随着“开小口”政策的消失，计划生育政策走上收紧之路，从1990年开始，情况一直恶化。

出生人口性别比问题的本质是，在民众当中存在强烈的性别偏好，而在计划生育政策的约束下，部分民众通过性别选择和政府进行博弈，在有限的生育机会内，争取自己认为最佳的子女性别组合。在严厉的行政管辖下，民众选择的方式，只能是通过对胎儿的性别鉴定，选择性人工流产。不能排除个别人有意无意地对已经出生的女婴健康采取歧视，导致女婴死亡率不正常偏高。

其实，如果不从宏观政策收紧这一角度，就很难解释为什么“失踪女孩”现象会恶化。当然这一观点还有待进一步验证。随着2013年底“放开单独”和2015年的“全面放开二胎”，可以期待2020年人口普查的数据会显示“失踪女孩”现象的改善。

二、粤西沿海地区0岁人口“失踪女孩”状况与地方文化

以2010年的行政区划，粤西沿海地区包含湛江、茂名、阳江3个地级市，下辖7个区、7个县级市和5个县。在1982年以前，粤西沿海地区3个地级市均属于湛江地区管辖。在空间上，粤西沿海地区隔琼州海峡与海南省相望，陆地上与广西北海市、玉林市相邻，粤西沿海的雷州半岛，隔北部湾与越南相望。在历史上，这一地区居民多为南方少数民族，因此保留了比较丰富的百越民族文化，有自己的生活特色和地方信仰。在经济发展水平上，粤西沿海远比珠江三角洲逊色，在整个中国东南沿海地带来说，属于发展相对滞后的地区之一。由于海岸线漫长，粤西沿海地区的海洋渔业发达，是中国重要的海洋产业区域之一。粤西沿海是一个人口外流地区，有不少人口外出务工，其中不少从事建筑及装修行业。

从表6中可以看出，早在1982年粤西沿海地区“失踪女孩”问题已经相当严重，并且远远超出全国、全省的严重程度，此后，问题呈现出恶化的态势。2000年后，粤西沿海地区“失踪女孩”现象引起多方面关注，在政府的行政干预下，问题才有所减缓，但是到2010年形势依然严峻。这种情况表明，粤西沿海地区“失踪女孩”有与全国、全省共性的问题，也有自身的独特之处。与全国和全省一样，粤西沿海地区“失踪女孩”情况的恶化同样受宏观政策影响。但是粤西沿海地区“失踪女孩”情况远远超过全国、全省平均水平，这是其地域文化的导致的。

表6 粤西沿海地区历年各地0岁人口出生与死亡的性别差异情况

说明：1982年缺阳江与阳春0岁死亡人口数据。

资料来源：同表2。

造成“失踪女孩”的原因，除了众所周知的人工选择胎儿性别、对女婴缺乏关爱之外，还有一个原因是弃婴。弃婴一直是一个全国性的社会问题，在性别比问题严重的粤西地区，这个现象更加突出。由于没有全面的统计数据，本文只能根据零星的资料判定，弃婴中的女婴比例远远高于男婴，由于弃婴的死亡率是比较高的，因而弃婴中的女婴死亡率也比较高。据属于粤西茂名市的化州县(现化州市)统计，1965年收养弃婴64人，其中男婴仅2人。1983、1984年共收养弃婴55人，收养后死亡37人。1988年，收养弃婴28人，其中男婴5人，女婴23人*化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化州县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719页。。属于粤西湛江市的廉江市，1982年7月至1983年6月，石岭区溺弃女婴44人，东升农场出生女婴48人，其中溺弃18人*廉江市卫生局：《廉江市卫生志》，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 2000年，第25页。。

对于粤西沿海地区“失踪女孩”问题，可以简单说成“重男轻女”的文化观念作祟，这并没有错，但是为什么这一地区会更加“重男轻女”？一种文化观念的形成，与其区域的生产方式息息相关，如果剖析一下这一区域民众的经济生活方式，可以对此问题的认识有所帮助。从生产方式的角度看，粤西沿海地区的渔业生产文化和建筑业生产文化对“重男轻女”的文化观念有重要影响。

粤西沿海地区多数区、县级市、县均有海岸线，因此相当部分民众以渔业，特别是海洋渔业为生，这一行业是一个基本以男性为主且风险极高的职业。表7是1949—1979年粤西沿海地区渔业人口与劳动力的情况，基本上反映出改革开放之前，渔业规模随着人口规模的变化而变化；同时也反映出，如果考虑到兼职渔业劳动力的话，渔业就业规模所占比重会更大。表8体现的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情况，从中可以看出，渔业的就业规模也是一直在增长，并且所占农业就业人口的比重也在增长。表7清晰表明，渔业是一个以男性为主的职业。

渔业，特别是海洋捕捞业，是一个高风险的职业，因此在中国沿海地区民俗传统存在形形色色的民间禁忌和特殊的神灵信仰，如妈祖信仰等等。由于渔业以男性为主，而海洋捕捞业基本上是清一色的男性职业，因此在渔业为重要生计的沿海地区，崇尚男丁可以说是一种不得已的生存选择。

表7 1949—1979年粤西沿海地区渔业人口变动 单位：万人、%

资料来源：《湛江地区农业统计资料(1949—1979)》，湛江：湛江地区计划委员会，1980年。

表8 1982—2010年粤西沿海地区农业与渔业就业人口 单位：万人、%

说明：缺1982年渔业就业人口数。

资料来源：[1]湛江、茂名、阳江三市1990年人口普查汇总资料。 [2]同表2。

从人口学的角度看，粤西沿海地区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人口大量外出务工经商。但是现行的人口统计体制无法提供准确的人口外流规模，因此表8只是一个粗略的估计，并且是忽略了在粤西沿海地区内部流动的人口。2010年底粤西沿海地区户籍人口1 807.75万人，而2010年人口普查常住人口只有1 523.41万人，(2010年11月1日数)因此至少有284.34万人流出。如果考虑到粤西沿海地区的一些城市市区，如湛江市区、茂名市区也有不少外地人口流入，因此可以估计，整个粤西沿海地区跨县(区)外流的人口会超过350万人。

粤西沿海地区的外流人口有两个特点：一是男性比重高，表9中的数据表明，除2000年性别比低于120之外，其他年份均超过130；二是从事建筑和装修业的比重大，在广东省内的建筑和装修业中，粤西沿海地区的从业者举足轻重。由于没有全省流动人口的分职业与分来源地的数据，这里只能引用一些局部的资料。有研究表明：在原深圳宝安区，超过10%的工程建筑工人来自粤西沿海地区茂名和阳江两市，占此行业工人来源地的第2、4位；超过10%的装修工人来自粤西沿海地区茂名市，占此行业工人来源地的第1位*李若建：《地位获得的机遇与障碍：基于外来人口聚集区的职业结构分析》，《中国人口科学》2006年5期。。建筑业与装修业均属于男性占大多数的职业，因此在客观上也加剧了民众对男丁的需求。

中国南方是宗族文化比较突出的地区，宗族文化存在的重要经济基础是宗族共有财产。南方农村曾经存在大量的以宗族所有为主的“公尝田(太公田)”，而“公尝田”现象，在广东省比其他省份突出，土改前占总耕地的33%。在广东省，粤西沿海地区的信宜县更加突出，全县“公尝田”土地占总耕地的51.13%*《当代信宜史》，《信宜文史》第15辑，1998年，第30页。。“公尝田”多，往往意味着宗族力量强大，而宗族力量强大则又依赖于男丁的兴旺，这种现象支撑了粤西沿海地区对男婴的追求。宗族文化的强大，还可以从发生在粤西沿海地区的一些宗族械斗得到验证。粤西沿海地区是中国宗族械斗最多的地区之一，据统计，吴川县在1961—1990年间，全县共发生大小械斗961次，平均每年32次，先后参加人数达12万人次以上，共打死36人，打伤2 124人*吴川市地方志办公室：《吴川县志》，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964页。。有的械斗规模惊人，后果严重，如1967年9月湛江市郊一次大型械斗，动用民兵枪枝弹药，制造和使用土炮等武器，打死14人*湛江市地方志办公室：《湛江古今大事》，2006年，第160页。。这种大规模械斗延续到20世纪90年代初，1991年遂溪县还发生千人械斗，打死2人，匪夷所思的是械斗中居然使用抢来的高射机枪射击*《广东省志·公安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2年，第183页。。

表9 1982—2010年粤西沿海地区外流人口估计 单位：万人

说明：外流估算=户籍人口-常住人口，这种估计忽略粤西沿海地区内部人口流动。

资料来源：[1]常住人口数据来自人口普查资料，资料来源同表2。 [2]1982年户籍人口数来自《广东统计年鉴(1983年卷)》。 [3]1990年户籍人口数据来自《广东统计年鉴(1991年卷)》。 [4]2000、2010年户籍人口数据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分县市人口统计资料》2000、2010年度。

粤西沿海地区的生殖文化也有奇特之处。在中国有一奇特的谣言，就发生并且基本上局限于粤西沿海地区和相邻的海南省。这个古老的谣言，就是所谓的“缩阳”(也叫缩阴，指阴茎)。“缩阳”谣言，医学上将其定义为“一种与文化相关的综合征”。谣言的内容大体是：妖精到人间收集男人的阴茎，当妖精附体时，男人的阴茎、女人的乳房会缩入体内。谣言流行期间，民众高度恐慌，村庄之间互相封锁，民居挂上辟邪的东西，有的地方民间组织“捉妖队”捉妖。从笔者所见到的文字资料看，谣言最早记载是1861年*张嶲等纂修，郭沫若点校：《崖州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 年。，粤西沿海地区最近的记载是2004年*邓河晃等：《广东省阳西县福湖小学儿童恐缩症的调查》，《中国行为医学科学》, 2005年第5期。，海南最近的记载是2011年*李佳等：《海南省恐缩症8例临床调查和干预报告》，《中国神经精神疾病杂志》2012年9期。。这个谣言多次反复发生，从所见到的文献记载来看，大约有10余次。规模最大的一次是发生在1984年冬到1985年春，传播范围在粤西沿海地区和海南省，涉及16个县、区，认为自己的阴茎或乳房缩入体内的发病者超过3 000人*莫淦明主编：《流行性缩阳症》，广州：广东科技出版社，1991年，第13页。。这个谣言时间跨度一个半世纪，传播地区却稳定，说明与这一区域的文化背景相关。

如果从单一因素分析，显然无法解释粤西沿海地区“失踪女孩”问题。对于前面所列举的因素，均可以找到反例。如果说仅仅是海洋渔业有影响，那么其他海洋渔业发达地区也应该如此，但事实并非如此。浙江省舟山市是中国重要的海洋渔业地区，2000年舟山市人口普查时，这一地区出生人口性别比95.28，女婴死亡率/男婴死亡率0.85*文中数据计算根据《浙江省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年。。如果说仅仅是外出从事建筑业的影响，那么全国类似区域众多，为何粤西沿海地区特别？如果说仅仅是宗族因素作用，那么广东其他地区同样如此，特别是粤东沿海地区宗族影响程度不亚于粤西沿海地区，为何粤东沿海地区“失踪女孩”情况相对没有粤西沿海地区严重？如果说是诸如“缩阳”这类民间文化的影响，也未必完全如此，因为在没有记录发生“缩阳”恐慌的广西，特别是与粤西沿海地区相邻的区域，“失踪女孩”问题也非常突出。以相邻的广西玉林市为例，2000年人口普查时，这一地区出生人口性别比147.84，为全广西最高的一个区域；“女婴死亡率/男婴死亡率”3.27，高得让人惊恐*文中数据计算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年。。如果仅仅考虑“女婴死亡率/男婴死亡率”，广西玉林市的情况是极为严峻的。

单一文化因素无法令人信服解释粤西沿海地区“失踪女孩”问题，但是从空间上相邻的海南省、广西玉林等地到粤西沿海地区问题类似，昭示着有些区域性的文化在起作用。许多文化因素是可以感知的，但是很难具体操作化为一个可以测量的变量。在海南、粤西和广西东部，是比较典型的古代百越文化与汉文化的交汇地区，但是要令人信服地证明这直接与“失踪女孩”之间有关联，恐怕还不可能。虽然文化对“失踪女孩”问题的作用，目前无法用量化的方法去证实，不过笔者认为，粤西沿海地区的“失踪女孩”问题，本质上是宏观政策刺激下，传统文化所作出的回应。

三、结论与讨论：社会政策是否要尊重文化

本文回答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1982年以后，全国“失踪女孩”日趋严重，导致这种情况的最主要原因是宏观政策的演化。虽然2000年后各级政府和社会开始重视“失踪女孩”问题，但是在计划生育政策没有调整之前，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第二个问题是，粤西沿海地区“失踪女孩”问题突出，是文化因素在宏观政策的刺激下所致。虽然单个文化因素并不能令人完全信服，但是多种文化因素的叠加，可以产生严重的后果。

2000年人口普查后，出生人口性别比异常问题引起社会关注，笔者曾经两度参加调查组前往粤西沿海地区调研，分别与基层干部和当地居民开了座谈会，并且在包含粤西信宜县在内的广东4个县进行问卷调查，遗憾的是这些常规方法的调查，并没有能够找到明显的与出生婴儿性别选择直接关联的证据。通过这些调查，笔者认为主要是一种潜在的力量在影响粤西沿海地区“失踪女孩”现象，而这些潜在的力量并非常规的调查方法所能揭示。在经历两次不得要领的调查之后，笔者就形成了本文中的一些观点。

历史没有假设，已经发生的事情无法改变，但是回顾是一种学习。虽然本文不讨论人口政策，不过想指出，一项社会政策如何与区域文化协调是一个值得深入讨论的问题。

文化是一种可以感觉到却无法精准表达的东西，其生命力极其顽强。权力可以暂时把一些文化表象铲除，但是非常难以根除。在粤西沿海地区与海南流传的“冼夫人”崇拜可以说是一个文化传承生命力顽强的事例。大约从隋唐开始，粤西沿海地区与海南省就有关于当地少数民族女首领“冼夫人”的崇拜，并且建立了许多庙宇，1957年在一场反“取神水”的政府行动中，历史最悠久的粤西电白县“冼夫人”晏宫庙被拆除*李若建：《虚实之间：20世纪50年代中国大陆谣言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32—134页。。然而数十年间历经多次政治运动，虽然各地大大小小的“冼夫人”庙宇基本上荡然无存，但是时至今日，“冼夫人”崇拜依然在粤西沿海地区与海南存在，重修的庙宇依然香火缭绕。

文化是一种相对的东西，很难绝对化地说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早年美国社会学家奥格本关于文化的论述中，有几个观点值得参考*[美]威廉·费尔丁·奥格本：《社会变迁——关于文化和先天的本质》,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85、143、178页。：

1．文化的效用适应了某些个人或社会的需要；

2．社会变迁引起的文化变迁往往是滞后的；

3．人类能够随心所欲地控制文化变迁是毫无意义的。

为什么在社会变迁中文化变迁滞后，笔者曾经提出一个观点，认为在社会变迁中存在一个“后受益群体”，他们在社会变迁中比较迟受益，甚至没有受益。“后受益群体”往往更加强烈地持有传统文化观念，因此为了让绝大部分社会成员的生育文化能够与整体社会变迁基本一致，就必须让社会的弱势群体也享受到社会发展的成果*李若建：《社会变迁中的生育文化变迁滞后问题研究》，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宣传教育司编：《全国生育文化理论与实践研讨会论文集 上》，北京：中国人口出版社, 2003年，第147—152页。。笔者还曾经引用一位印度农民的话，对此作形象的诠释。这位农民说：“有钱人在他的机器上投资，我们必须在孩子身上投资(多生孩子) 。”*李若建：《人口行为与文化差异》，王宾、[法]比松主编：《狮在华夏·文化双向认识的策略问题》，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220页。

如果承认各地民间文化有其存在的合法性，承认文化变迁是困难的，那么在制定社会政策时，是否要尊重文化因素，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如果政策与文化是良性互动的，政策的效果就是理想的，反之则会产生不良的后果。

人口问题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其后果影响长远，“失踪女孩”问题所带来的性别比失常的影响目前已经出现，在中国西北地区，如甘肃农村人口性别比失常带来的男性青年择偶困难就是一个例子。粤西沿海地区“失踪女孩”问题虽然严重，但是对男性青年择偶的影响还不算特别突出，这与该地区大量男性青年外出务工经商有关，但是随着2000年前后出生人口性别比特别异常时期出生的人口进入婚嫁期，相关问题可能会严峻起来，这需要社会给予足够的关注。

【责任编辑：张慕华；责任校对：张慕华，李青果】

2016—04—10

李若建，中山大学人类与社会学院(广州 510275)。

10.13471/j.cnki.jsysusse.2016.06.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