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全法

五帝时代国家起源的阶段性演进过程探析㈡

□蔡全法

据《史记·五帝本纪》载：“颛顼崩，而玄嚣之孙高辛氏立，是为帝喾。”玄嚣即青阳，是黄帝二十五子之一。玄嚣之子曰乔极，高辛乃乔极之子。因为颛顼是黄帝之孙，昌意之子，昌意与青阳是兄弟，故帝喾为颛顼之族子。今本《竹书纪年》曰：帝喾高辛氏“初封辛侯，代高阳氏王天下。……元年帝喾即位居亳。”辛侯初封于高辛。《竹书纪年》曰：“高辛里在归德府城东门外。”归德府城即今河南商丘市。帝喾即位所居之亳，据《竹书纪年》云：“亳邑故城，在洛州西四十里，本帝喾之墟，商汤之都也。”洛州指今洛阳市，“西四十里”，当为“东四十里”。文中“亳邑”是指《史记·殷本纪》所载河南偃师尸乡沟之“西亳”。帝喾死后，葬于今河南濮阳[23]，冢陵犹存，在内黄县南30公里之三杨庄附近，与颛顼冢相邻，并称“二帝陵”。

《大戴礼记·五帝德》引孔子曰：“玄嚣之孙，乔极之子也，曰高辛。生而神灵，自言其名。博施利物，不于其身。聪以致远，明以察微。顺天之义，知民之急。惠而信，修身而天下服。”《鬻子》说：“昔者帝喾……其治天下，上缘黄帝之道而明之，学颛顼之道而行之。”从文献记载分析，帝喾时代，是上缘黄帝之道，又继承了颛顼的衣钵，立朝施政，取得了社会的昌明、稳定与繁荣。《史记·五帝本纪》说：帝喾“取地之财而节用之，抚教万民而利诲之，历日月而迎送之，明鬼神而敬事之”。此是说帝喾能利用土地来取得好收成，并注意节俭，爱抚各氏族成员，对他们不断利导、教化，按天象规律修订历法从事劳动生产，根据鬼神的不同而进行有别的祭祀。显然帝喾施政是重教化，少用兵，纳宗教于礼制，这是帝喾时代对文明发展、完善国家政体做出的重要贡献。

帝喾子族的发展，《帝王世纪》中说：“帝喾有四妃，卜其子皆有天下，元妃有邰氏女，曰姜源，生后稷。次妃有娀氏，曰简狄，生卨。再次妃陈锋氏，曰庆都，生放勋；又次妃娵訾氏女，曰常仪，生帝挚。其中放勋即帝尧陶唐氏，卨即契，为商的始祖，而后稷为周的始祖。”由此可知，尧族、商族、周族皆出自帝喾高辛氏族。从颛顼到帝喾，为夏、商、周三代的到来，推动文明进程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尧舜时代，尧族是帝喾的子族，尧名放勋，号陶唐氏。今本《竹书纪年》说：“生尧于丹陵。”今不可考，或为“丹朱岭”之简称。岭与陵音同而意又可通，在山西省高平县 （今高平市）北四十五里，与长子县接界。《高平县志》云：“丹朱岭，接长子县界，以尧封长子丹朱得名。”远古时代，人以地名为姓氏较常见，尧封其子于他的族源地，取丹为氏，也不无可能。《帝王世纪》说：“尧都平阳。”平阳地望在今山西省临汾西南。今本《竹书纪年》还有尧“封于唐”“游居陶”“尧居冀”等记载。从字义看尧族早期的活动范围大致在山西南部和河北地区。在今山西省襄汾县东北7.5公里的陶寺遗址，发现了300万平方米的大型龙山文化城址，有郭城、王宫、下层贵族居住区、仓储区、王族墓地、观象祭祀台、官营的手工业作坊区等，年代在前4300—4000年。还发现有彩绘龙纹盘、玉石礼器、铜器、朱书文字等，可以说文明的几大要素无不具备。多数学者将这处遗址定为尧都，从年代、文明要素、文化传承、地理位置看，都是可信的[24]，晋南当为尧族的发祥地。尔后向四周扩张，分布于晋、陕、豫和鲁的部分地区，成为黄河中下游地区一支强大部族。

尧之业绩与主要贡献。《尚书·尧典》说他：“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在尧为中原各部落联盟首领时，他首先施德政，搞好族内的和睦团结，使大家各尽其力，搞好各项事务，成为各部族融合和发展的楷模与表率。尧命羲和授时于民，命鲧治水，命舜摄政，派“钦差大臣”于各地，监督、管理地方政权。命羲和居郁夷，命羲叔居南交，命和促居西土，命和叔居北方。尧还对四边不臣服或为敌的部落命舜进行征伐，显然尧不是一般的部族首领。《尚书·尧典》说：“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淮南子·本经训》说：“尧使羽诛凿于畴华之野，杀九婴于凶水之上，缴大风于青丘之泽，上射十日而下杀锲貐，断修蛇于洞庭，擒封豨于桑林。万民皆喜，置尧为天子。”羽即羿，是东夷族的首领，他听从尧的指挥，伐灭凶族叛民，使社会呈现较长时间的安定局面。尧还制定刑法，作“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赎刑。”[25]这些成文法典的实施，是从野蛮走向文明的重要标志，具有深远的社会意义。尧还命羲和“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制定历法，以“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26]“四时”即四季，“成岁”即好收成。这是以历法指导农业生产，做到不误农时，争取好的收成。今本《竹书纪年》载，尧还巡视各地，“游于首山”，“祭于洛”，陶寺尧都之内的观象祭祀台就是有力的证据。尧俨然是一代帝王之风范，在通往“军权”与“王权”的道路上又迈进了一大步。

氏族社会随着私有观念的产生和母系氏族社会的解体，被 “千古颂扬”的美德——“老则禅贤”之举随着部落联盟酋长之间的争权夺利而不复存在。《孟子·万章》曰：“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又说：“尧崩，三年之丧毕…而（舜）居尧之宫，逼尧之子，是篡也，非天与也。”古本《竹书纪年》说：“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本人认为篡权之说是可能的，更符合当时社会发展的大背景，“禅让”是对当时社会实际状况的掩盖及对政体的美化，实际上早已不复存在。

舜是尧的臣下，尧时已握有兵权，舜又是中原地区有虞氏部落的首领，名重华，号有虞氏，故又称虞舜。《世本》说：“颛顼生穷蝉，六世生舜，处虞之妫讷，尧嬗以天下，天下号有虞氏。”又说：“帝舜，姚姓。”今本《竹书纪年》云：“帝舜有虞氏，母曰握登，见大虹，意感而生于姚墟。”《史记·五帝本纪》云：“帝舜，冀州之人也。舜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作什器于寿丘，就时于负夏。”以及“舜居妫讷”等。可知，舜为颛顼的后裔，生于姚墟，居于妫讷，冀州人。妫讷在山西永济县（今永济市）古妫水的拐弯处，冀州在冀、豫两省的接壤处，故有学者认为他是濮阳人[27]。《通志·氏族略》曰：“姚，虞之姓也。虞舜生于姚墟，故因生以为姓。”李绍连先生考证在旧鄄城西南五十里的姚城，即今濮阳县境内的徐镇[28]。《五帝本纪》所指的历山、雷泽、河滨、寿丘等，应是舜族不断迁徙或子族生活过的地方，都当在晋、豫、鲁、冀四省接及其壤的地带。寿丘在山东曲阜北八里，是黄河的下游地域，说明舜也曾在东夷地区活动过，与东夷族关系密切。

舜族之兴，是借助帝尧之力不断发展起来的。舜以“孝”闻名于世，不仅受族人的尊重，而且也得到帝尧的赏识，并把二女嫁给他，尧舜两族的联姻，使舜族的发展加快，尧又在舜的协助下，征服和诛灭了中原“四凶”。尧年迈时又命舜摄政，掌握兵权，使舜的力量不断壮大。舜羽翼丰满之后，囚尧篡权，尧死后又同化其族，取得了中原盟主的地位。先后有22个部族首领称臣于舜，舜一并委以官职，《史记·五帝本纪》曰：“命十二牧论帝德，行厚德。”为谏言、宣传之官。远佞人，举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五教：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举八恺，使主后土（掌管土地）以揆百事。命禹为司空，以平水患；以弃为后稷（农官），管播百谷；命契为司徒，管教化；以皋陶作士，即典狱之官，用五刑（即墨、劓、剕、宫、大辟）来惩治违法犯科之人，也包括侵扰华夏的蛮夷，以维护社会的安宁。同时，“舜却苗民，更易其俗”[29]，这是继尧之后继续对苗民进行攻伐与同化。还以垂为共工（即司空）管理百工；以益为虞，掌管山泽；还安排朱虎、熊罴为副职；命益为秩宗，主郊庙典祭三礼之官；命夔为典乐，掌管文化教育之官；少龙为纳言，即喉舌之官，听下纳言于上，授上宣言于下。除禹及垂以下六人为初任命，其余皆为尧帝旧臣，加在一起共22人之多。舜还注重对神灵的祭祀，掌握着对天神、地祇及三礼的祭祀权（即天、地、人神之礼）。这22个官员，也就是相当于22个“国家部委”，各部门的分工明确，责任清楚，而且还“三岁一考功，三考绌陟，远近众功咸兴”。三年考核一次，根据三次考核的政绩而定官职升降。由于设立了这样的考核制度，远近官员都尽职尽责，努力为王朝建功立业，出现了 “此二十二人咸成厥功：皋陶为大理，平民各伏得其实；伯夷主礼，上下俭让；垂主工师，百工致功；益主虞，山泽辟；弃主稷，百谷时茂，契主司徒，百姓亲和；龙主宾客，远人至；十二牧行而九州莫敢避讳。唯禹之功大，披九山，通九泽，决九河，定九州，各以其职来贡，不失厥宜。方五千里，至于荒服。……四海之内咸戴帝舜之功。”[30]

由此可知，虞舜掌握政权之后，积极治理朝政，在帝尧的基础上，完善官僚机构，根据官员的能力与特长安排职务，并建立了考核制度，成为一个政治清明、政通人和的王朝，并影响到周边的非华夏族。五帝时代，由黄帝时期开创的国家政权雏形，经其子族后裔千余载的不断改革、完善与发展，完成了由氏族集团联盟的邦国政体，到中央王朝的转变。由氏族的“禅让”制，演变为以强凌弱的夺权制，为奴隶制国家家天下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综上所述，我国古代国家的形成，当始于五帝时代的初期，其雏形是以氏族联盟的邦国政体出现的，黄帝氏族——即华夏族团是这一时期的中坚力量。地域是以中原为核心，四夷臣服，号称“万诸侯”。在黄帝的带领下完成了由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的根本转变，走上了一条崇尚王权和军权的王国统治道路。各氏族集团，在中国历史上称为诸侯或方国，黄帝之下的臣僚，都是诸侯国中的领袖人物，都有自己的势力范围和部族群落，当时一个聚落群或一座城池便是一国。这一政体创始于黄帝，延续于五帝时代乃至夏、商、周三代。这一时期城的出现，是进入文明社会的又一重要特征，也是各氏族集团、氏族联盟体制下的产物。黄帝开创国家政体的雏形，划野分州，形成由中央到地方的机构，有“四辅、三公、六卿、三少、二十官”。又说“凡百二十官”，说明原始国家领导机构之庞大，多层管理与职能的细化，其中的二十官，有的专门从事天文观测、历法制定、市场管理的工作，有的负责建筑宫室、做饮品（酒），做粮食加工工具、做舟车与驾驭，有的负责绘图、艺术、巫术等，几乎涉及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左右大监则是“钦差大臣”，对诸侯国也包括敌对氏族进行监督与控制。这些从中央到地方的臣僚配置，具有前无古人的里程碑意义。这些臣僚和氏族都是一方诸侯，他们之间或和谐相处，或通婚，或往来，不断促进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不仅为华夏族的壮大与发展打下基础，也创造了史无前例的王国文明，为奴隶制王朝的到来献上的奠基礼。

颛顼与帝喾是继黄帝之后而起的华夏族团首领，有着明确的血缘关系，或称族缘关系。颛顼高阳氏，生于中原的腹心地区，年二十登帝位，并较早在海岱地区生活。早期都城建于高阳，即后来的帝丘（今濮阳市），这时的邦国文明也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颛顼承黄帝“内行刀锯，外用甲兵”的策略，崇尚王权和军权，诛共工，平九黎之乱，进行了“绝地通天”的宗教改革，初开君权神授之肇端，还以法律规范社会秩序，创制“颛顼历”以指导农事，将音乐纳入礼制。这些宗教改革与礼制建设，推动了社会文明的发展与王国政体的不断完善。

颛顼帝死后，高辛氏帝喾继位，“上缘黄帝之道而明之，学颛顼之道而行之”。按照黄帝和颛顼创立的制度行政，取得了社会的发展与稳定。帝喾也具有高尚的品德,很有才能，不仅能按前人已定的制度和礼仪施政，而且以人为本，施行仁爱，教化百姓，平等待民，还尊师用臣共守大业，进一步促进了社会的发展。

尧称帝后，施行德政，搞好族内的团结，成为各氏族融合发展的表率，在“中央”设置五行之官，分职而治诸侯，并派大臣到各地驻守，对四方不臣服或为敌的部族进行征伐，制定刑法，宽严相济为用。制作历法，定四季，促成岁，还巡视各地，祭祀山川河流。这一时期不仅诸侯数量增加，方国都城也随之增多，国都面积达300万平方米。宫殿遗址、观天象祭祀遗址，铜器铸造，朱书文字等多种文明要素，都可从考古资料中得到证实。这一时期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都得到空前的发展。尧之末年，舜囚尧而得帝位。舜施行的政体，官员分工更细，组织更严密，而且施行考核制度，有功则赏，有过必罚，这是国家政权臻于成熟的基本体现，也为夏后禹和启建立奴隶制王朝铺平了道路。此与五帝时代从原始国家的形成，到不断发展为奴隶制国家所做的伟大贡献密不可分。（全文完）

注释：

[23]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河南濮阳县高城遗址发掘简报》，《考古》2008年第3期。

[24]《皇览》：“帝喾冢在东郡濮阳顿丘城南台阴野中。”据河南省考古部门的调查，在二帝陵之北确有一座夯筑的故城，深埋于地下。

[25]解希恭：《襄汾陶寺遗址研究》，科学出版社，2007年。

[26][27]《尚书·尧典》。

[28][29]李绍连：《河洛文明探源》，河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

[30]《吕氏春秋·召类》。

（作者单位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责任编辑 赵建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