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成利

(山东社会科学院，山东 济南 250002)



农户农地转出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王成利

(山东社会科学院，山东 济南 250002)

加快农地流转和发展适度规模经营是建设现代农业的题中之义，而农地流转的前提是农户愿意转出农地。在调研山东省621户农民的基础上，通过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分析得出农户农地转出意愿的影响因素及其影响程度。根据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影响因素可以归纳为经营特征、土地观念、政策支持、种地认知和种地能力等5种类型。按影响程度大小排序影响因素依次为：收入比例、种植粮食作物、种植经济作物、种地能力、流转支持、流转价格、土地情结、种地收入、种地感知、农业补贴、土地规模、户主年龄、种地人口年龄、打工人口年龄。提升农户农地转出意愿的措施：健全农地流转机制；完善农业补贴制度；提升农村社会保障水平；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

农地流转；转出意愿；农民收入；农业补贴；规模经营

“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和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我国农村经济的一项基本制度。该制度自上世纪80年代初确立以来，极大地发挥了集体的力量，激发了农户自主经营的积极性，促进了我国农村多种经营体系的完善和农业生产的发展。然而，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其土地产权制度所带来的弊端日益凸显，由家庭承包经营带来的土地分散细碎化，导致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下，生产成本居高不下，极大地影响了农民收入和种地的积极性。

为了增加收入，农村劳动力大量地流向工业部门，农村普遍出现了农业兼业甚至耕地撂荒现象，这状况不利于农业持续发展。如何提高农民收入和种地积极性，已经成为影响农业持续发展的瓶颈问题，而实现规模经营是有效解决这一问题的路径之一。农业规模经营主体包括专业大户、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和农业企业等，但是，无论发展何种形式的规模经营，都需要一定规模的土地作为基础。因此，加快农地流转和发展适度规模经营是建设现代农业的题中之义。

目前，虽然农业收益有所下降，农民种地积极性不高，为农地流转提供了有利条件，但总体来看，我国农地流转的情况仍难以满足发展规模经营的需要。农地流转包括农地转出和转入两个方面，农地转出能够提供规模经营所需要的土地，是实现规模经营的基础；农地转入则能够扩大土地经营的规模，是规模经营的具体表现。因此，农地转出和转入是农地流转的两个对立面，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而且影响农地转出和转入的因素也并不相同。*林善浪、张丽华 ：《农村土地转入意愿和转出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福建农村的调查》,《财贸研究》2009年第4期。农地转出受多种因素影响，包括农户特征、流转价格、土地作用、政策支持等因素，但农地转出能否顺利进行并取得应有的实效，很重要的因素是土地经营主体——农户的意愿。*曾超群 ：《农民土地流转意愿变化的对比分析——基于长沙、平江、慈利三县两次调查的实证研究》,《求索》2015年第1期。基于此，本文将从农户农地转出意愿的角度研究农地流转，为扩大农村规模经营提供政策支持。

一、文献综述及研究假说

土地流转即土地使用权流转，是指拥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的农户将土地经营权(使用权)转让给其他农户或经济组织(本文仅指土地承包经营权下的土地，不含农民宅基地)。*张伟丽等 ：《中国农村土地流转：问题及影响因素》，《东岳论丛》2013年第1期。土地作为生产要素的流动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一方面土地流转可以促进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另一方面，土地流转有利于实现农村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农业经济效益。

(一)经营特征与农地转出意愿

经营特征包括种地人口年龄、打工人口年龄、户主年龄、户主文化程度、农业收入比例、土地规模、是否种植粮食作物和是否种植经济作物等。Klaus 等(2005)通过对农民参与土地租赁市场决定因素的计量分析发现，农民的人均土地面积越多、教育水平越高，则越愿意转出土地。*Klaus D,Jin S Q.The potential of land markets in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evidence from China.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2005,78 (1) : 2411-2470.Teklu(2003)的研究则认为，农地转出规模与年龄、教育程度的关系并不确定。*Teklu T.Rural lands and evolving tenure arrangements in Ethiopia: Issues,evidences and policies//Forum for social studies,addis abeba ( thiopia).FSS Discussion Paper,2003,10(5) :81包宗顺等(2009)研究认为，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存在的巨大梯度差异，导致地区间在农村土地流转规模、流转速度、流转方式、流转土地集聚程度和农户土地流转行为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而且农村非农产业发展水平、劳动力文化素质、人均纯收入水平等对土地流转的影响均为显著正向。*包宗顺、徐志明、高珊、周春芳 ：《农村土地流转的区域差异与影响因素——以江苏省为例》，《中国农村经济》2009年第4期。许恒周等(2012)将研究视角定位于代际差异下的农民工，认为对第一代农民工农地流转意愿产生较大影响的因素，有年龄、受教育程度、有无专业培训经历或者证书、农户家庭规模、家庭年龄结构、家庭劳动力结构等，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来说，性别、教育程度、有无专业培训或者证书、农户家庭规模、家庭年龄结构、家庭劳动力结构、是否签订劳动合同等是影响其农地流转意愿的主要因素。*许恒周、郭玉燕等 ：《代际差异视角下农民工土地流转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天津613份调查问卷的实证研究》，《资源科学》2012年第10期。何京蓉等(2010)通过研究发现，农户的非农收入比例和土地流转收益是欠发达地区农户土地流转行为选择的决定因素。*何京蓉、李炯光 ：《欠发达地区农户土地流转行为与影响因素》，《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科版)2010年第3期。陈仲常等(2014)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年龄越小的农民越愿意将农地转出，而农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重越高的农民越不愿意将农地转出。*陈仲常、马大来、王玲:《农民土地转出参与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重庆大学学报》(社科版)2014年第4期以种植粮食作物为主的农户农业收入明细低于以种植经济作物为主的农户，因此，农户种植作物的类型也会影响其农地转出的意愿。

(二)土地观念与农地转出意愿

既有文献中将土地观念作为影响土地流转因素的非常少见。由于几千年的农耕文化，使得我国农民对土地有着特殊的情结，所以农地流转不是单纯的经济交易，而是维系农民情感与权益的产权交易。因此，农民的土地情结对其农地转出的意愿有直接影响。同时，由于土地历来被农民视为“命根子”，因此土地对农民的保障功能甚至超出其生产功能，所以土地的保障功能在很大程度上也限制了土地的流转。洪名勇等(2012)认为，农民在城市打工无法获得或者享受与城市居民一样的社会保障制度，在经历一定时期的城市务工之后，依然会回到农村，即便是在城市务工期间宁愿让土地荒芜弃耕，也不愿意转出承包地。*洪名勇、关海霞 ：《农户土地流转行为及其影响因素分析》，《经济问题》2012年第8期。赵光等(2012)的研究也发现，土地对农民的保障功能与农地流出意愿负相关。*赵光、李放:《非农就业、社会保障与农户土地转出——基于30镇49村476个农民的实证分析》,《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2年第22期。

土地观念比较抽象，总的来讲应该是一定社会的农民对土地、社会现象的主观把握方式，是社会主体对土地的知识、情感、意志等各种心理要素、价值判断和表达方式的有机综合体。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农民对于土地的认识也随之发生了很大变化，经济的飞速发展，使土地产出的保障功能下降，尤其是在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劳动力成本上升较快，从事农业劳动收益偏低，农民对于土地的依赖性下降。但是，经济增速放缓之后，以及第一代农民工回归农村、农业补贴、扶持等政策的落实到位，农民对于农地的观念又有了新变化，这种土地观念的变化对于当下农地流转意愿具有趋势性的意义。

(三)政策支持与农地转出意愿

李启宇等(2010)发现农地流转价格、有无农地流转中介等对农民农地经营权转出意愿影响显著。*李启宇、张文秀:《城乡统筹背景下农户农地经营权流转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成渝地区428 户农户的调查数据》,《农业技术经济》2010年第5期。随着养老保险的全面普及，农民的养老保障水平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高，赵光等(2012)提出参加了社会保险的农民，转出土地的可能性更大，相应转出土地的面积也更多。但是，目前关于土地流转方面的法律法规还缺少明确而具体的规定，这对于实务中的土地流转及其具体操作有很大影响。蔡鹭斌等(2013)认为，在土地流转适用范围、途径、环境、流转双方的权利和义务监督，以及相关部门的管理、法律责任等方面都应该颁布相应的法律法规并加以明确的规定。*蔡鹭斌、段建南、张雪靓 ：《农户土地流转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四川理工学院学报》(社科版)2013年第5期。栗滢超(2012)通过实证分析得出结论，政府的支持对农户土地流转参与行动起到显著的促进作用，政府的积极推动有利于土地流转的顺利开展。*栗滢超 ：《农户土地流转行为影响因素实证分析》，《河南农业大学学报》2012年第2期。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持续加大对“三农”的财政投入，出台了一系列支农惠农的政策措施，切实减轻了农民负担。先后出台“四减免”税收政策、“四补贴”支出政策以及“六小工程”等举措，财政支农力度越来越大。*冯道杰、王成利 ：《公共财政框架下我国差异性城乡一体化研究》，《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4年第5期。其中，增加农机具购置补贴等可以直接减少农村土地上的劳动力支出成本，有利于土地规模经营，可促进土地流转，其他补贴如粮食直补、农资综合补贴、良种补贴等则直接提高了农民的收入，农民转出土地扩大土地规模经营的意愿得到了增强。另外，随着土地产权制度的不断完善，比如农地承包权、经营权可以抵押，可以向银行融资等新的土地金融制度的出台，农村土地在多项利好政策下形成良好预期，而相应的政策引导与支持对农地流转意愿可以产生积极的正向影响。

(四)种地认知与农地转出意愿

随着工业经济的不断发展，农业收入低的劣势越来越明显，外出务工与兼业的农村劳动力越来越多，尤其是外出务工或者兼业的收入愈来愈高，此种因素影响下，农户对于农地流转的意愿也会得到提高。车裕斌(2004)的研究发现，非农产业收入越高，农民越愿意放弃土地。*车裕斌 ：《中国农地流转机制研究》，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4年版。但这并不意味着农户就不在意农地转出的收益，农户在转出农地时主要考虑的问题还是农地转出前后收入的变化，虽然因为农业收益低导致农地流转价格普遍不高，但农地流转价格仍然对农户的农地转出意愿有一定的影响。*黎霆、赵阳、辛贤:《当前农地流转的基本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中国农村经济》2009年第10期。这种影响是最为直接的。

关于农民对农地的认知，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农地未来的期望收益。随着城镇化的不断加快，农民对于自己的土地更加珍惜，土地虽然是集体所有，但农民对承包经营权的认识也在逐渐提高，尤其是土地产权的未来预期使得农户更加珍视自己手中的土地。未来土地流转后能否获得拆迁收益或者是否会有补偿纠纷等影响着农地流转意愿，当前收益和未来预期之间的权衡是农户流转农地的一个重要考量。在城镇化的大背景下，应该重新审视农民对于土地的认知。

(五)种地能力与农地转出意愿

随着农业现代化的进程，农业经营对农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农民懂技术、会管理、擅经营，而不仅仅是身体健康，能够从事体力劳动。但是，当前农民所掌控的总体技能水平仍然未能完成由传统农业技术向现代农业技术的转变。*孙林、傅康生 ：《农村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的阻碍因素与转型路径》，《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5年第2期。因此，种地能力越弱的农户农地转出意愿越强。洪名勇等(2012)认为，户主年龄在35岁以下，年轻力壮，有足够能力耕种土地，转出土地的意愿不大；户主在50岁以上，外出务工的机会变少，为维持家庭收入，还有一定的种地能力，也不愿转出土地。

实际上，当下农村年青一代的农民几乎没有种地的能力和意愿。随着农村年青一代的农民对土地和自身劳动力价值的认识不断提高，他们对于土地流转的意愿会更积极。现代农村真正具有种地能力的是原先固守农村的部分农民或者是随着年龄增长或经济结构调整无法再到城市打工的部分第一代农民工，这些人的种地能力左右着农户土地流转意愿，他们有种地能力，固守土地的意愿也更强烈。

由于农地流转包含农地的流出和流入两个方向，而且它们受到多个因素的共同影响，因此，本研究从农地流出的角度，提出以下假设：(1)种地人口年龄(x1)、户主年龄(x3)、土地规模(x5)、种植经济作物(x7)、农业收入比例(x8)、土地保障(x9)、土地情结(x10)、农业补贴(x12)、种地收入(x14)、种地感知(x15)和种地能力(x17)等因素对农户农地转出意愿有负向影响作用；(2)打工人口年龄(x2)、种植粮食作物(x6)、养老保险(x11)、流转支持(x13)和流转价格(x16)等因素对农户农地转出意愿有正向影响作用；(3)户主文化程度(x4)对农户农地转出意愿的影响作用不确定。

二、变量选择与模型构建

(一)变量选择

基于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说，本文选择了17个变量作为影响因素来分析农户农地转出意愿，变量的名称、含义以及变量对农户农地转出意愿的预期影响方向(见表1)。

表1 模型变量的含义、描述性统计特征及其预期影响方向

(二)模型构建

为了便于研究分析，我们将农户农地转出意愿分为“愿意”和 “不愿意”，然后用“0”、“1”分别表示这两种情况。所有农户都是从自身的角度出发，在理性分析各种因素的基础上作出愿意还是不愿意转出农地的选择，即二元决策。所以，本文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对农户农地转出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logistic回归模型：

(1)

(1)式中，y表示农户的农地转出意愿，y=0表示农户愿意转出农地，y=1表示农户不愿意转出农地。P表示农户不愿意转出农地的概率，Xi(i=1,2,……,n)表示农户农地转出意愿的影响因素。(1)式中，因变量y是自变量xi的线性组合，即：

y=β0+β1x1+β2x2+…+βnxn

(2)

由(1)式和(2)式可得，农户农地转出意愿发生比的logistic回归模型线性表达式(3)：

(3)

三、数据来源与描述统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自部分山东省选调村官在农村的实地调查，具体形式为逐户访谈，向农户户主了解情况，提出问题并协助户主完成问卷，以确保数据获得的真实有效。调查地区有菏泽的曹县、聊城的东阿县、潍坊的安丘市、青岛的胶州市，范围包括鲁西、鲁北、鲁中和半岛地区。共发放问卷724份，收回有效问卷621份，其中曹县123份，占19.8%；东阿县187份，占30.1%；安丘市151份，占24.3%；胶州市160份，占25.8%。

(二)样本情况

在调查的农户中，从户主年龄分布看，30岁以下的占4.8%，30-40岁的占18.4%，40- 50岁的占37.7%，50-60岁的占16.4%，60岁以上的占22.7%；从户主文化程度看，文盲占6.3%，小学占28%，初中占47.3%，高中占14.5%，专科占3.9%，本科及以上为0%；从种地人口平均年龄分布看，30岁以下的占13.5%，30-40岁的占24.2%，40-50岁的占33.8%，50-60岁的占14.5%，60岁以上的占14%；从打工人口平均年龄分布看，30岁以下的占44.7%，30-40岁的占32.9%，40-50岁的占14.3%，50-60岁的占7.5%，60岁以上的占0.6%，有打工人员的家庭占77.8%。上述基本情况反映，问卷分布合理，数据具有代表性。

(三)农地转出意愿

从农户的农地转出意愿看，有转出意愿的占44.9%，无转出意愿的占55.1%，如表2所示。从户主年龄分布看，60岁以上户主转出意愿的比例达70.2%，30岁以下户主转出意愿的比例达80%，说明农地转出群体主要集中在年轻和年老的农户。从户主文化程度看，文盲的转出意愿比例达61.5%，高中的转出意愿比例达63.3%，专科的转出意愿比例达87.5%，说明文盲的种地能力弱，难以适应种地的需要，而学历较高的农户则可以谋取其他收益更高的职业。

表2 不同年龄和文化程度户主农地转出意愿表

四、实证分析

(一)基于因子分析的农地转出意愿影响因素分类验证

在研究假设中，我们将影响因素分为5类，除第一类经营特征为基本情况外，剩余4类因素是通过文献分析进行归类的，为验证这些影响因素从理论上进行分类的合理性，我们运用SPSS19.0软件对除经营特征外的影响因素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KMO值为0.935， Bartlett 球形检验卡方为790.791，Sig.=0.000，说明数据适合进行因子分析。提取的4个因子总体方差解释率为66.353%，各项指标的旋转矩阵因子载荷介于0.439至0.923之间，指标具有较高的结构效度。所有指标及4个维度的α系数介于0.687至0.825间，表明指标的内部一致性较高。探索性因子分析旋转矩阵如表3所示。从表3可以看出，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与研究假设在理论上对影响因素的分类是一致的。

表3 农地转出影响因素探索性因子分析旋转矩阵

(二)农户农地转出意愿影响因素回归分析

为明确农户农地转出意愿的影响因素，并分析其影响程度和方向，运用SPSS 19.0软件对样本数据进行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将所有变量纳入二元logistic回归方程，运用向后筛选法进行回归，逐步剔除10%水平上不显著的变量，保留10%水平上显著的变量，分别得到模型1和2，具体结果如表4所示。模型2的卡方检验sig.=0.006<0.05，表明至少有一个变量的估计系数不为零，统计显著，拒绝除常数项外的所有系数都为0的假设，模型中自变量提供的信息能更好地解释农户农地转出意愿。模型2的Cox & Snell R方、Nagelkerke R方分别为0.491，0.659，预测准确率为85.0%。这说明，模型2拟合度良好，解释力较强。

表4 农户农地转出意愿影响因素的二元Logistic 模型回归结果

(三)结果分析

通过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我们得出农户农地转出意愿的影响因素以及这些因素对农户农地转出意愿的影响程度，下面就研究结果进行分析。

1.经营特征对农户农地转出意愿的影响。种地人口年龄、打工人口年龄、户主年龄、土地规模、种植粮食作物、种植经济作物、收入比例等通过了10% 统计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说明这7项因素对农户农地转出意愿有显著性影响。它们的EXP(B)值分别为1.065、0.980、1.084、1.107、0.164、5.751、6.919，说明种地人口年龄、打工人口年龄、户主年龄和土地规模对农户农地转出意愿影响较弱，而种植粮食作物、种植经济作物和收入比例则对农户农地转出意愿有强影响。根据数据赋值，农户愿意转出土地设置“0”，因此打工人口年龄和种植粮食作物对农户农地转出意愿有负向影响，种地人口年龄、户主年龄、土地规模、种植经济作物和收入比例等对农户农地转出意义有正向影响，这验证了变量x1、x2、x3、x5、x6、x7、x8对农户农地转出意愿的预期影响。户主文化程度对农户农地转出意愿影响不显著，主要是因为户主学历低的农户农业经营能力较弱，难以谋取到收入更高的职业；户主学历高的农户农业经营能力较强，愿意扩大经营规模，同时能较容易地谋取到收入更高的职业，因此户主文化程度能从正反两个方面影响其农地转出意愿，使得转出意愿不显著。

2.土地观念对农户农地转出意愿的影响。土地情结通过了10% 的显著性检验，说明其对农户农地转出意愿有显著影响，EXP(B)值为1.431，说明土地情结对农户农地转出意愿有较强影响。根据数据赋值，农户愿意转出土地设置“0”，因此土地情结对农户农地转出意愿有正向影响，这验证了变量x10对农户农地转出意愿的预期影响。土地保障对农户农地转出意愿影响不显著，主要是因为目前种地收入偏低，难以满足基本的生产生活需要，而务工、经营等已经成为农民的主要经济来源，因此土地的保障作用正在趋向弱化。

3.政策支持对农户农地转出意愿的影响。农业补贴和流转支持等因素通过了10%统计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说明这2项影响因素均对农户农地转出意愿有显著影响。它们的EXP(B)值分别为1.224、0.644，这说明农业补贴对农户农地转出意愿有一定的影响，流转支持对农户农地转出意愿有较强的影响。根据数据赋值，农户愿意转出土地设置“0”，因此农业补贴对农户农地转出意愿正向影响，流转支持则对农户农地转出意愿负向影响，这验证了变量x12、x13对农户农地转出意愿的预期影响。养老保险能在很大程度上解决农民的后顾之忧，降低农民对土地的依赖，但对农户农地转出意愿的影响假设没有得到验证，影响不显著，这是因为虽然目前我国已经基本普及了农村养老保险，但保险水平太低，无法满足农民养老的需要。

4.种地认知对农户农地转出意愿的影响。种地收入、种地感知和流转价格等因素通过了10%统计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说明这3项影响因素均对农户农地转出意愿有显著影响。它们的EXP(B)值分别为0.770、1.254、0.654，这说明种地收入和种地感知对农户农地转出意愿有一定的影响，流转价格对农户农地转出意愿有较强的影响。根据数据赋值，农户愿意转出土地设置“0”，因此流转价格对农户农地转出意愿负向影响，种地收入和种地感知则对农户农地转出意愿正向影响，这验证了变量x14、x15、x16对农户农地转出意愿的预期影响。

5.种地能力对农户农地转出意愿的影响。种地能力通过了10%统计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说明其对农户土地意愿有显著影响，EXP(B)值为1.718，说明种地能力对农户农地转出意愿有强影响。根据数据赋值，农户愿意转出土地设置“0”，因此土地情结和种地能力对农户农地转出意愿有正向影响，这验证了变量x17对农户农地转出意愿的预期影响。

五、结论与启示

几个研究结论：第一，种地人口年龄、打工人口年龄、户主年龄、土地规模、种植粮食作物、种植经济作物、农业收入比例、土地情结、农业补贴、流转支持、种地收入、种地感知、流转价格、种地能力等14项因素对农户农地转出意愿影响明显，其中打工人口年龄、种植粮食作物、流转支持和流转价格有正向影响，其余10项因素有正向影响；第二，从影响因素的影响程度来看，种植粮食作物、种植经济作物、农业收入比例和种地能力等4项因素对农户农地转出意愿有强影响，土地情结、流转支持和流转价格等3项因素对农户农地转出意愿有较强影响，剩余7项因素则对农户农地转出意愿影响相对较弱；第三，户主文化程度、土地保障和养老保险则对农户农地转出意愿影响不显著，这是因为户主文化程度除了影响种地能力外还影响其从事其他职业的能力。另外，种地收入过低导致种地的保障功能弱化，养老保险水平对于农民的养老保障来说作用有限。

几点启示，目前影响农户农地转出意愿的因素很多，应当有针对性地从以下几方面采取措施提升农户的农地转出意愿：

第一，健全农地流转机制。调查样本显示，有农地转出意愿的农户比例已达44.9%，且流转支持对农户农地转出意愿具有较强的影响。因此，相关政府部门应尽快完善土地流转的实施机制，鼓励社会组织建立土地交易流转市场，为农户农地转出提供便利的渠道，提升农地流转效率，以尽快实现农业规模化经营。

第二，完善农业补贴制度。农业具有的弱质性使农业与其他行业相比收入低下，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农户转出土地，但是农业补贴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农业收入，反而又降低了农户的农地转出意愿。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完善农业补贴制度，将有限的农业补贴用在培育职业农民、提升农业机械化水平、稳定农产品价格上，避免进行简单的种地补贴。

第三，提升农村社会保障水平。从回归结果来看，养老保险、土地保障对农户农地转出意愿的影响并不显著，这并不能说明农村社会保障不重要，反而说明我国农村社会保障水平较低，不能有效地满足农民的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需要。因此，提升农村社会保障水平，有助于改变农民的土地情结和种地感知，从而提升农民的农地转出意愿。

第四，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从回归结果来看，虽然种地人口年龄、打工人口年龄和户主年龄对农户农地转出意愿有影响，但影响程度非常小，这说明农村劳动力虽然大量外出务工，但对土地仍有较强的依赖性。这是因为，农村务工人员在户口、就业、住房、社会保障等方面还没有切实享受到与城市居民相同的权利，造成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不彻底，对此应切实给予农村进城务工人员更多的公平待遇，实现农村劳动力的有效转移，降低其对土地的依赖。

(责任编辑：栾晓平)

2016-09-21

王成利，男，山东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马克思主义视域下中国乡村治理现代化研究”(项目编号：15BKS061)、山东省社科基金项目“金融发展对农民增收的门槛效应研究”(项目编号：16CJJJ27)的部分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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