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海波

导语：古人说，“长江天堑，古来限隔，虏军岂能飞渡”。正是借着这道天然屏障，中国历史上有十个皇朝建都于金陵，既尽享长江三角洲”鱼米之乡”和”丝茶之府”之富足，又可抵御北方强悍民族的进逼侵入。

1949年夏秋，国民党政权眼看大势已去，却妄想借这道天堑阻挡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江南。中国共产党执行全中国人民的意志，不惧长江天险，指挥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过大江，一时雷霆万钧，洪流奔涌。

人们常说“百万雄师过大江”，这“百万雄师”具体是指第二野战军、第三野战军及第四野战军一共110万人，在数十里长江江面上，万舸争流，以排山倒海之势，一举突破国民党苦心经营的“长江天险”。渡江战役后，解放大军一路南进，摧枯拉朽，先后解放了南京、上海、苏南、皖南、浙江、江西、湖北、福建等省市，为新中国的建立吹响了胜利的号角。

党中央将渡江战役的“指挥棒”交给邓小平

1949年1月6日，在中共中央西柏坡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渡江战役的设想。他说，今年初春休整，春天渡江，夏秋之交或秋冬之交，总可以打出一个名堂来。也是在这个会议上，政治局通过了《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的决议。

中央军委考虑到解放全中国的需要，将中国人民解放军整编为四个野战军，邓小平出任第二野战军政委及二野前委书记。同时，原淮海战役总前委“原封不动”地转为渡江战役总前委，领导第二、第三野战军强攻渡过天堑长江。百万雄师过大江气壮山河、辉映日月，战役的具体指挥者是邓小平。

淮海战役后，邓小平于1949年元旦，率领中野机关经宿县、徐州进驻商丘张菜园。邓小平的到来意味着渡江总前委的正式启动。邓小平与陈毅碰头研究工作后决定，先让部队就地休整，进行政治思想学习，总前委于1月29日召开会议，传达毛主席在西柏坡会议上的讲话精神，落实中央政治局决议。2月8日，邓小平在商丘大教堂主持召开总前委会议，特邀中原局的负责同志出席会议，中心议题就是渡江作战，会上，大家对渡江作战的基本部署和急需解决的重大问题提出了意见。有关这次会议的情况，邓小平第一时间电报中共中央。中共中央于2月11日作出决定，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陈赓四人参加华东局。华东局管辖上海、南京、杭州江南经济型大城市，管辖山东、浙江、福建，台湾四省，管辖苏南、苏北、皖南、皖北、赣东北五个区，华东局第一书记是邓小平。此时，邓小平已经是五职在身：渡江战役总前委书记、华东局第一书记、中原局第一书记、第二野战军政治委员及二野前委书记。由此可见，党中央对邓小平高度信任，对他的才华充分肯定。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五人为渡江总前委，邓小平为总前委书记，渡江总前委行使领导军事及作战的职权。

1949年3月初，邓小平、陈毅和谭震林接到党中央电报，前往西柏坡参加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于3月5日至13日在西柏坡召开，毛泽东在会上作了中共关于新中国的“建国大纲”问题的讲话。也是在这次会议期间，毛泽东专门与邓小平、陈毅、谭震林商量渡江作战和接管大城市的事宜。毛泽东曾拉着邓小平的手，郑重地说，“我把指挥权交给你了。”

在七届二中全会闭幕后召开的中央座谈会上，邓小平以总前委书记的身份代表中央提出华东区域管辖范围和人事安排设想。这次会议意味着中央指定邓小平挂帅指挥百万雄师过大江，推翻国民党的统治，占领宁沪杭，并接管中国最富饶的包括上海、南京在内的东南部富庶的城市。

邓小平不仅对干部的调配培训有全盘的考虑，对中共进驻江南大城市迅速稳定社会也有认真的考虑。在会上，他提出要解决我们渡江战役后接管大城市的吃饭问题，他的意见是，拟定一个新区筹粮办法、城市筹款办法和货币使用办法。同时，做好进入大城市的宣传工作，印制宣传品。座谈会结束后，毛泽东再次召见邓小平、陈毅、谭震林、饶漱石，商定渡江的具体时间。根据邓小平的意见，拟定为4月。

邓小平亲自制定渡江作战方案——《京沪杭作战实施纲要》

渡江战役打响前，准备工作十分繁重，邓小平做起工作来却有条不紊。在保证部队一定的修养调整时间的前提下，对于政治动员、思想教育、渡江作战前的相关有针对性的军事训练，他都作了环环相扣的布置；并且对中原局，中原解放区的各顶工作，他都有精当的部署。因此，大战前的各项工作稳扎稳打，显得游刃有余，这是邓小平绵里藏针性格的体现。

为了有利于作战，邓小平已经先期进行了大力度的部队整编工作，在原有的中原野战军基础上，吸纳地方兵团充实力量，改称第二野战军；对华东野战军，吸收地方兵团和起义部队，改称第三野战军。精兵强将，作好作战的充分准备。邓小平考虑的不只是打仗，考虑的更多的是怎么样接收好打下来的大城市。为了严肃军纪，做到军政双胜利，邓小平主持发出了一系列重要文件，如《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人民军队要作遵守纪律执行政策的模范》、《关于接管江南城市工作的批示》、《关于江南新区农村工作的指示》和《关于我军南进与游击区会师的工作指示》。为了配合中央军委文件《把军队变为工作队》的精神落实，邓小平要求全军普遍学习城市接管政策，参照中原解放战役的成功经验，在部队组建接收工作机构。而最重要的文件，当然是指挥整体作战的《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

《纲要》最初是邓小平交陈毅草拟的，陈毅交由张震起草，邓小平看过张震起草的初稿后说，对大兵团作战，指挥不能太琐碎具体，主要是说明战役企图、可能预案即可。邓小平成竹在胸，连夜将纲要写了出来，这个渡江作战规划，可谓无懈可击，体现了邓小平指挥作战狠、准、稳的特点。邓小平作战风格是，从大处着眼，提挈全军，又“放权”给各野战军和兵团，他们可以在总的原则下视情况变化而相机行事，不必拘泥于事事汇报等指示，以免殆误战机，特别是注意充分调动各野战军、兵团指挥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他们可以自行确定具体的打法和各项战斗保障，有随机处置各种情况的权力。

这个《纲要》为毛主席、朱德总司令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组织和动员了一支最强悍的人民解放军突击力量。在向中央军委呈报《纲要》的当天下午，邓小平与陈毅、饶漱石以及总前委机关、华东局、华东军区机关工作人员一行登上火车。火车从蚌埠从发，开往合肥，渡江前线指挥部将设在肥东的瑶岗村。

邓小平向中央提出百万雄师渡江的时间

党中央最先计划的渡江时间是1949年秋天，之后，根据淮海战役的可能进展情况，党中央又提出了在1949年5月或6月渡江的设想。后来，由于淮海战役和平津战役打得特别顺手，国民党军队土崩瓦解，不堪一击，党中央提出要一鼓作气，不给国民党军队喘息的时间，认为在4月即可打过长江去。

根据党中央的指令和解放战争的进展情况，邓小平在2月8日主持召开了总前委会议，讨论渡江作战问题，总前委经过分析，初步认为，渡江作战最好在3月中旬进行，以3月底前为好，理由是：第一，敌军内部纷乱未止，尚未站稳统一；第二，从军事上讲，敌军的总体布置还处在不明确状态，不知道是严守长江沿线好，还是守京沪杭好，或者是退守淅赣一线，敌军犹豫不决，举棋不定，正是奋勇进击的好时机。从时令上讲，进入4月后，江南雨季到来，长江中下游雨水增多，对渡江会增加难度，所以抢在4月前打响渡江战役比较好。在总前委给中央军委的电报中，对渡江战役的部队组成，邓小平考虑得非常周全：以三野的4个团和二野的1个团为第一梯队，在江阴至扬中、南京东西、芜湖东西、铜陵至贵池、安庆东西5个地段同时渡江，突破的重点位置在芜湖和安庆之间；二野其余的6个军，1个军向西佯动引开白祟禧军团，5个军作总预备。毛泽东十分信任以邓小平为首的五人总前委，他们在淮海战役中的精诚合作，很令他放心。毛泽东回电说，同意你们的渡江作战计划。毛泽东还特别强调，总前委照旧行使领导军事及作战的职权，华东局和总前委均直属中央。然而，军事是政治的延续，一切作战计划都得服务服从整个政治局势的变化，不得僭越。就在前委会渡江作战决策会议之后的一个月，正待按照邓小平的意见行事之时，形势发生了变化，为了最大限度地争取国民党的军事归顺，减轻人民的损失，中共中央同意与国民党在我党提出的“八项条件”基础上重开和谈，争取和平解放长江以南地区。这个谈判当然需要一个过程，为了配合政治斗争，不放弃和平谈判，显示我党的诚意，中央命令渡江战役调整到4月10日。

接到这一变化情况，邓小平与总前委连夜进行磋商，坚决拥护中央的决定，同时向中央报告，由于4月10日是阴历十五，月圆潮起，整个长江清晰度极高，不利于我军利用夜色突然全线强渡长江，应该将渡江时间作推迟，以4月15日黄昏为好。中央接到邓小平的报告后，完全同意总前委的意见。

4月1日，国共两党和平谈判在北平正式启动，到4月10日，和平谈判经过多轮艰苦的交锋，出现了最终可以谈成的可能性。这时，中央军委及时将和谈进展电告邓小平，让总前委在认真作好战备，抓好强渡长江“这一手”的充分准备的同时，也要有和平过江的“另一手”准备。这样，其实是提醒总前委要有作战难度进一步增强的充分准备，因为谈成的话，问题不大；万一最后还是没有谈成，作战的最佳时机就失去了，长江过了枯水季，进入了波涛汹涌的雨季，远远超出了总前委最初拟定的作战时间。根据这种可能，邓小平又召集总前委开会研究，并专门请来水文专家分析长江水情，听取了详细的水文报告，根据近十年长江的水文气象记录资料分析，长江下游进入5月份绝对是大水期，江水上涨速度极快，两岸原来裸露的湖区全部被浸淹，江面立时增阔不少，整个江面波伏浪起，无风三尺浪，其水势之大，远远超过7、8月份，将会把渡江作战的难度增加到最高点，如果和谈久拖不决的话，部队容易懈怠，后勤补充等待时间过久，也是极为不利的。

邓小平将分析结果电告中央军委，中央军委完全理解总前委的担心，于4月14日回电告知总前委，国共和谈的最后期限是4月20日，如果达不成和平协议，中国人民解放军即刻强渡长江，直捣国民党的老窝南京。邓小平接电后，立即召开总前委会议。4月17日深夜，经过商量决定，渡江时间不能往后推延，时间就定在4月20日午夜。4月20日夜是阴历二十三日，月亮要在后半夜才露一点出来，是下弦月，这有利于我军隐蔽突然强渡长江。邓小平立即将计划报告中央军委。在接到报告的几个小时之内，即4月18日凌晨，中央军委、毛主席就发来复电，电文说，”完全同意总前委的部署，即二野、三野各兵团于20日开始攻击，22日实行总攻。

百万雄师过大江

从瑶岗南去百余公里便是长江。国民党军队在从上海到宜昌的漫长战线上，布下了75万人的兵力，在上海—安庆段，集结了24万人的兵力，72个师，由国民党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总总司令汤恩伯统辖，其中直接担任江防的有18个军，49个师；控制杭州、金华、衢州以及徽州地区的计有6个军，32个师，可以机动使用的，大约有4、5个军，这便是总前委所统辖的第二、第三野战军的作战对象。

刘伯承评价说，敌人摆的是一条死蛇阵，而破敌的法宝，便是《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为了将战备工作落实，邓小平风尘仆仆地前往桐城和刘伯承、张际春、李达等召开二野的高级干部会议。会议将渡江作战的有关工作部署完毕后，邓小平返回瑶岗。陈毅也在15日这天驱车到合肥，由豫皖苏分局书记宋任穷陪同向正在集训的700多名新区接管干部讲形势任务，传达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精神，然后返回瑶岗。

20日黄昏，按照中央军委的命令，第七、九兵团的炮火准备开始了。半个小时后，喝了齐心酒甚至写了血书的战士和船工们，高喊着“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口号，登上木帆船，在昏暗的夜色中向长江驶去。

北平和谈破裂，李宗仁只是一个傀儡，当然不敢在国民党和平代表团送交的协议上签字，中国人民解放军枕戈待旦，弓在弦上，一触即发。邓小平代表总前委签发给各野战军的总攻击令干脆利落，一字千钧：“整个战役从二十日晚开始后一直打下去，能先过江就应该先过江，不必等齐。”

4月20日夜晚是大江南北千百万人的不眠之夜。村子里邓小平、陈毅所在的作战室，是自备的发电照明灯，通宵不灭，不时传出一声声宏亮的声音：我命令你们，坚决打过去！

百万雄师过大江，国民党军队几乎没有什么有效的抵抗。这里，除了我军地下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国民党江阴等几个重要江防炮台掉转炮口猛轰外，与邓小平杰出的军事指挥是不可分开的。邓小平打仗，恰似疱丁解牛，从容不迫。他首先明确了总前委的指挥分工，做到有合有分：刘伯承指挥西突击集团，在棕阳镇至望江段渡江，35万军力，指挥部设在桐城；粟裕指挥东突击集团，在张黄港至三江营段实施渡江，也是35万军力，指挥部设在泰州的白马庙；张震协助粟裕指挥；谭震林负责指挥中突击集团，在枞阳至裕溪口段渡江，共30万军力。粟裕还负责协调中、东路突击集团的行动。邓小平和陈毅负责统筹全局，坐镇在安徽肥东县的瑶岗，用华东局的电台指挥东、中、西三路突击集团。

蒋介石对“中原王”汤恩伯寄于厚望，将包括自己嫡系的20万陆军共45万军力供汤指挥，同时，海军主力89艘美式战舰和空军56架美式战机也听其命令。在南京、上海调配了相当的军资武器供汤一手调用。汤尽管不是什么军事奇才，但也不是脓包一个，他十分清楚，要守长江，退到长江南岸是无法守的，必须巩固江北防线，阻止解放军的火力架设在北岸，对南岸猛轰狂炸。为此，他的第一步棋就是建立江北立体防线，在浦镇、浦口等一线建立了34处桥头堡式的连贯防线。

邓小平指挥的渡江战役有条不紊，环环相扣。作为前奏，先是在江北扫清汤恩伯寄于厚望的“江北桥头堡”，在江苏靖江至安徽望江段消灭江北守敌，之后，渡江战役分三步走，第一步是大军过江；第二步是割裂包围国民党守军，控制淅赣线一段，切断敌军退路；第三步是围歼国民党军队，完成渡江战役。这次战役，实际上采取了双层指挥，一是粟裕和张震的协调，二是邓小平和陈毅的总决策，这样，就比较好地保证了指挥的正确性，调动了实战阶段的集体智慧。在渡江战役打响前，总前委主要通过“总前委会议”来分析情况统一思想，制定作战纲要，确定战役总攻击的时间，这些都是在邓小平的主持下集体研究确定的，充分体现了总前委的集体智慧和作战意志。渡江战役打响后，总前委不再利用会议来指挥作战，而是根据既定的方针，根据具体的分工，东、中、西各路突前指挥和总前委居中指挥相结合，做到万无一失，滴水不漏。

渡江战役也是战争艺术的绝妙佳作。声东击西，是兵家屡试不爽的妙法。在渡江战役中，邓小平也运用了这一妙法。根据汤恩伯与白祟禧分别指挥东西两线的江防，在他们的结合部马当至贵池地区，是一个明显的薄弱环节，为此，邓小平命令谭震林的中路突击集团先于东、西两路突击集团一天渡江，把敌军的注意力吸引在南京以西，造成我军将在西线全线压进的假象，抽空敌军在南京一线的力量准备。接着，东突击集团排山倒海直捣沪宁线扰乱敌军防线，这时，中路突击集团甩向东，杀他个扫狼腿，并与东突击集团会合。

实际上，汤恩伯20万人马要想守住长江，显然是势单力薄，而真正值得顾虑的倒是白祟禧的25万人马。如果白祟禧东进支援汤恩伯，势必会为渡江增加不小的难度，为此，必须将白祟禧引向西，与汤恩伯”脱节”。渡江总前委建议中央调动林彪、罗荣桓两个军12万军力迫近武汉，钳制白祟禧，造成包抄武汉的态势，白祟禧果然中计，丢下汤恩伯不顾，掉头退缩武汉和九江，而汤恩伯也无力西顾，这样，就使东西两线的江防结合部出现真空，为我军直捣南京一线创造了有利之机。

北平和谈进行之时，邓小平没有单纯等和谈结果，而是做足了两手准备，在江北摆出令敌军眼花缭乱的阵势，使敌军疲于奔命，陷入极度的恐慌中。先是在南京两翼迂回包抄，牵制浦镇和浦口之敌，在20日国民党拒绝和平协议的当天，我军按照事先的规划，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突击集团由谭震林指挥，集中四个军的兵力首先起渡，突破鲁港至铜陵一线，第二天，东西两路突击集团全面压上，以雷霆万钧之势，突破敌军江边线，东突击集团炮兵部队立即封锁江面，瓮中捉鳖，不给敌人逃窜机会，同时把守常州、丹阳，切断沪宁线，并占领南京。西线则负责收拾安徽贵池、鼓泽一线，并直逼淅赣，将汤恩伯、白祟禧分裂开来，围而歼之。

刘伯承指挥的东突击集团，在接到攻击命令后，全线压进。而刘伯承则与副政委张际春、参谋长李达悠闲地喝茶，静等前方传来胜利的消息。就这样，国民党自以为固若金汤不可愈越的长江天堑，在邓小平和总前委的运筹帷幄弹笑之间，三天之内就告土崩瓦解。

1949年4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4月27日夜，邓小平和陈毅等策马齐驱进入总统府，他们雄纠纠地踏上“子超楼”光亮的大理石台阶，大踏步地走进二楼的蒋介石办公室。邓小平一屁股坐在蒋介石的“宝座”上，对陈毅哈哈笑着说，“蒋委员长悬赏缉拿我们多年，今天我们找上门来了嘛。”陈毅也哈哈一笑，吟诗作答：旌旗南指大江边，不尽洪流涌上天，直下金陵澄六合，万方争颂换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