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兵

从中央外事组到中国外交部

1939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成立，周恩来任书记。为了更好建立国际统一战线，促进抗日战争胜利进行，1939年4月，南方局正式成立了“对外宣传小组”，1940年12月，改称“外事组”，受周恩来直接领导。南方局外事组在宣传我党抗战立场和主张，争取国际社会的同情与支援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1941年1月，蒋介石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国共合作面临破裂的危险。在事变发生前，周恩来多次会见美国驻华使馆官员，希望美国协助制止国民党反共降日活动。事变发生后，南方局外事组又利用各种机会同外国记者、外交官联系，公布事件真相。周恩来还会见了来华访问的美国总统代表居里和英、美、苏等国大使，向他们提供国民党制造摩擦的具体材料，阐明蒋介石如不改变目前的反共分裂政策，将会导致中国内战的扩大，危及世界反法西斯斗争。英、美、苏都不赞成中国内战，对国民党政府施加了压力，迫使蒋介石的反共分裂活动有所收敛。

1944年，美国政府派遣军事观察组去延安，这是中国共产党同外国官方往来的开始，因为观察组的成员都是美国政府派出的军官，也有少数美国驻重庆大使馆的外交官。一个时期以来，共产党只同外国记者和“左”派朋友交往。这次接待美国军事观察组是对以往做法的一次突破。就在同年8月，周恩来草拟了“中央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发往中央各局、办，“指示”指出：共产党人办外交首先必须站稳民族立场，反对在民族问题上存在的排外、惧外和媚外几种错误。要加强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也要学习人家的长处，善于与人合作。这可能是党中央关于外交工作的最早指示。

1947年3月，国民党军队准备进攻延安，共产党大队人马撤出延安，其中包括从南京、上海等地到延安的外事组和在北平军调处执行部工作过的外事干部。周恩来担心好不容易聚拢的这批外事人才被打散，将来不好找，必须成立个机构，把人才保留下来。周恩来当时就已预见到全国要解放，必须储备外事干部，以应付胜利后开展外交工作的需要。同年5月，周恩来在山西临县三交镇召开了一个小型会议，宣布成立“中共中央外事组”，组长是叶剑英，副组长是王炳南，成员有柯柏年、许大年、董越千、章文晋、张香山、凌青、韩叙、曹桂生等20多人，设有研究、翻译、新闻三个处。

1948年春，中央外事组随中央主要机关一起，转移到河北平山西柏坡村。随着战局的发展，解放战争进入到反攻阶段。1949年1月，周恩来第一次给中央外事组作报告，长达两小时。除讲当时的战场形势外，其它都是讲进城后如何做好外事工作的问题。据凌青回忆，主要讲了两大问题：一是外事政策方面，强调进城后，涉外工作要为稳定局势服务。对帝国主义分子和帝国主义国家的人民要加以区分；对原帝国主义国家使、领馆外交官，在未和我建交前，均按侨民对待；对外国人的财产要保护，不没收；对外商企业可以允许营业，但要接受管理。二是外事干部本身应注意的事项。总理特别强调纪律问题，称外事干部就是文装解放军。外交无小事，外交大权在中央，各地不得擅自行事。后来发展为“站稳立场，掌握政策，熟悉业务，严守纪律”的外事干部基本守则。这次报告是周恩来对外事干部首次全面的讲话。

1949年9月，周恩来指示，时任中央外事组副组长的王炳南筹建外交部，提出两项急办任务：（1）筹划外交部的组织机构和选调部机关的工作班子；（2）选择外交部的办公地点。

王炳南物色了三处办公地点：北洋政府时代的外交部旧址（外交部街）、旧日本使馆馆址和六国饭店（东交民巷）。为了慎重起见，周恩来亲自到三处看房。虽都不太理想，但为应急，还是选定了老外交部旧址（外交部街），它是由数座德式建筑组成，有东西两座大门。关于组织机构和选调干部事宜，按总理指示，从军队和地方选调了一批文化水平较高、具有丰富斗争经验的干部，其中包括不少刚刚走下战场的高级将领。有关部门还拟就了一份组织机构名单：副外长王稼祥、李克农、章汉夫；办公厅主任王炳南、副主任阎宝航、董越千、赖亚力；苏联东欧司司长伍修权，亚洲司司长夏衍（未到任，后由陈家康代），西欧司司长宦乡，美洲澳洲司司长柯柏年，国际司司长董越千（兼）、副司长龚普生，情报司司长龚澎。政策研究委员会主任周恩来（兼）、副主任乔冠华，条约委员会主任章汉夫（兼）；办公厅下设秘书处、人事处、总务处、机要处、签证处和礼宾处。同年9月30日，周恩来召集各有关单位检查开国大典的准备情况时宣布，从现在起，中央外事组的工作任务已经完成，从此，我们的外交部就正式开始工作了。

1949年10月5日，王炳南率领首批外交部工作人员，从北京的御河桥和松树胡同搬进外交部街31号大院。当日，周恩来召集外交部负责同志开了第一次工作会议，会议决定：成立联合办公室，由周恩来牵头，参与者为李克农、王炳南、伍修权、宦乡、柯柏年、龚澎、乔冠华等；聘请何思敬、周鲠生、钱端升和梅汝璈为外交部的专门委员；确定部内各单位的排列次序为办公厅、苏联东欧司、亚洲司、西欧非洲司、美洲澳洲司、国际司、情报司、条约委员会和政策委员会等；决定11月8日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正式成立大会。

11月8日，外交部成立大会正式召开，新中国从此有了自己的外交部。在这座德式风格的建筑里，工作着170多位外交人员。周恩来在大会上外长讲话，他阐述了国际形势和新中国外交任务后，接着讲了以下几点（据凌青回忆）：1、区别旧中国与新中国外交。他指出，中国一百年来的外交史是一部屈辱的外交史，我们要改变这种局面，要有独立精神；2、要重视外交斗争，认真分析，仔细研究，对每一件事情都要重视，不要怕，但也不要盲目冲动；3、强调纪律性。外交同军事一样，不过是“文打”而已。做前请示，做后报告；4、强调对年轻干部要锻炼、要磨练，一切从学习出发，不骄不躁、不气馁；5、指出军事斗争和外交斗争的相似性。不同的就是流血与不流血。将军队干部调到外交岗位上来，就因为他们有许多斗争经验，外交人员就是“文装解放军”。

从建立外交部起，周恩来就兼任外交部长，一直到1958年陈毅接任外长后，但主管的还是周总理。从外交方针、政策的制定、执行，到干部的培养使用和考察；从设立机构，建立制度，乃至礼宾、调研、翻译以及行政后勤等项工作，件件事都渗透着总理的心血。

勤俭办外交

新中国成立后，某些留用的前外交人员介绍经验说，外交人员在不同场合要穿不同的礼服，还介绍了一些相对复杂的外交礼节，这使一些刚走上外交战线的老同志感到晕头转向，无所适从。周总理针对这种情况提出，讲究必要的外交礼节，同时要注意勤俭节约。我们国家初创，以朴素为传统，不要过分讲究，要反对资产阶级的铺张浪费。在1952年召开的第一次使节会议上，周总理针对当时“苏联热”的倾向说，跟苏联学习，却没有研究苏联的实际情况。苏联刚建国的时候，齐卡林办外交，穿了一身破大衣，夹着一个破皮包，人家一望而知，这是无产阶级革命家。现在维辛斯基和罗申都穿了带花纹的料子服，因为这个行头符合苏联当今的经济情况。如果当年齐卡林也像他们现在一样，人家反倒觉得滑稽可笑了。我们今天不能提倡这些形式，因为它不适合我们的经济情况，过那样的生活，于心不安啊！他还指出，现在干部受资产阶级影响，喜欢买资本主义国家的东西，如照相机、自来水笔、手表等。外交部要负起责任，制定严格的制度，生活要简朴，不要摆空架子，不要让人家钻空子。周总理说到做到，他出国访问或接见外宾时，穿着朴素大方，他常常指着腕上的手表对外宾说，我这表是上海产的，走得很准，言语间充满自豪感。

周总理勤俭办外交思想还体现在他的出国访问上。1966年，周恩来访问罗马尼亚。这是一次十分重要的出访，外交部原来计划的代表团由44人组成，由于周总理要求精简，后来压缩到19人（包括医生和警卫员在内），随行记者只有5人。为了简化领导人出国访问的迎送仪式，周总理亲自倡议制定了“关于我国家领导人出国访问迎送的几项规定”，规定除少数负责人外，不组织群众迎送、不献花。在他出访罗马尼亚途经新疆和田时，当地政府为表示对周总理的爱戴，仍组织了部分群众欢迎，还在车队经过的路段洒了水。对此，周总理当即对地方领导进行了批评，同时也自我批评道：“头一站就犯了错误！”

周总理在国外访问，总要抽出时间去使馆看望馆员们。但他又担心使馆盛情款待，铺张浪费，所以总是事先约法三章，到使馆只吃汤面，几碟小菜足矣。使馆不敢违命，常常备家常饭招待总理，总理吃的津津有味，饭后还不忘面谢厨师。

从1958年8月23日开始，中国对金门、马祖实施炮击、封锁，对台湾当局施压，但属“打而不登，封而不死”；另一方面“以打促谈”，逼迫美国回到中美大使级谈判桌上来。这不仅是一场军事斗争，更是一场高超的外交斗争。为了配合这场斗争，周总理亲自一个接一个地约见或接见主要国家的驻华使节，向这些国家发出信息，争取同情和支持。有关人员从早到晚在西花厅待命。作为法语译员的張锡昌与其他英语译员都留在现场以便不断熟悉周总理的谈话精神。当有位使节不知金门、马祖的地理位置时，周总理便叫候在一旁的張锡昌去他办公室取地图。张从西花厅出来，拐了几个弯找到总理办公室。这是一间办公室兼会客室的屋子。只见地图还摊在办公桌上。桌上有一方砚台和几只毛笔，一盏普通的绿色玻璃罩灯，与当时外交部办公室的灯一模一样。屋里仅有几把罩着布套的办公椅，连一张沙发也没有。房间的另一端放置着一长条桌和十几把椅子，这便是“会议室”。总理生活之简朴，如不是亲眼目睹，谁能相信！

周总理大力提倡公私分明，并从自身做起。如出访时，我某些边境城市在总理停留期间送土特产，他一定付钱，决不白拿。召集人员开会、讨论工作超过晚上11时，他就招待大家吃夜宵，一碗肉丝面加上两三个小点心，全部费用从他工资中扣除。在处理外宾赠送的礼品上，周总理更是公私分明。他交代外交部礼宾司，被访问国家送给他和代表团成员的一切礼品交礼宾司，统一造册，运回国内上交。而成员们大多都有一张同总理的集体合影，这是当时陪同人员视为最珍贵的礼物。

“我是一个东方人”

1960年，在印度新德里机场，作为中国驻印度使馆外交官的陈鲁直亲耳听到，总理在回答一位美国记者提问时，大声说道：“我是一个东方人，我是按东方人的方式生活和工作的。”在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领导人中，周恩来是接触西方文化较早的一位，但他同时又是具有中华民族传统的东方文化素养较高的一位。陈鲁直在总理三次访问印度过程中，目睹了周总理与尼赫鲁的不同风格。毋庸讳言，尼赫鲁也是一位有魅力的领导人，但在他身上，“英国人”的优越感和西方文化的影响十分明显。周总理第三次访印与尼赫鲁的会谈“无果而终”、“不欢而散”。后来周总理在记者招待会上说：“我告诉你们，中国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很不公正……”本来，边界争端是印方挑起的，周总理诚恳地寻求在不影响双方立场的情况下，就一些边界问题可以原则上达成协议。但他会见的几名印度官员却傲慢无礼，声讨中国。尼赫鲁的如此“安排”，除了国家利益冲突这个主因外，其骨子里的西方文化影响暴露无遗。周总理面对西方及印度某些记者挑衅性的问题，依旧大度豁达，从容面对，用摆事实驳得他们哑口无言。这种能力正是来自东方文化的长期熏陶和浸染。周总理在处理有关印度俘虏的纪录片时，要求剪掉持枪押解、举手检查和训话等内容，这恰恰反映了东方人讲究情与理，中国军队是“仁义之师”的内涵，因为中国并不是要与印度人民为敌。在总理身边工作过的张颖回忆说，我曾多次参加周总理会见外宾或是高层谈判，他总是用真诚平等的态度，即使是完全对立的意见，他也总是心平气和，从不表现出傲慢和咄咄逼人的大国总理形象，而是以理服人，以礼相待。客人离开的时候，即使没有解决问题，心情也感到舒畅，留下的记忆也是美好的，这不正是东方文化的魅力所在嘛！

经常给国家领导人做翻译的冀朝铸大使回忆，在基辛格得知总理身患癌症后，很关心，曾两次专门找冀，申请派最好的医生到中国为总理治病。当得知总理逝世时，基辛格说，自己是世界上有名的高傲自大的人，但他对周总理的钦佩是发自内心的。他说，一见到周总理，就感到是站在一位世纪伟人的面前，自愧不如。他认为，他与周总理之间，尽管在不少重大问题上观点不同，但他们之间的友谊是建立在互相尊重、钦佩的基础上的。周总理是一位东方人，他的身体力行为东方文化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常常夜间响起的红色电话

周恩来总理要求外交官应秉承实事求是的工作理念，虚心学习，掌握丰富的知识，掌握政策，熟悉主管地区的国家情况。

在外交部成立初期，周恩来总理每周二晚上都会到外交部召开办公会。出席者为副部长、各司司长、办公厅主任等。会议主要是务虚：分析国际形势，布置任务，研究对策。有时也就当时发生的具体事件或问题，解剖“麻雀”，具体研究。有问有答，有请示、有汇报，“一竿子插到底”。当主管同志对答如流时，总理欣慰地当场予以表扬；反之，总理便语重心长，循循教导。他要求外交官们，一定要跟踪形势，勤于思考，养成综合分析的好习惯。而这一切的前提，就是要调查研究，要大量掌握直接或间接的材料，做到有的放矢。后来，这种“一竿子插到底”的做法扩大到各司、各处，甚至科员。

在外交部工作的许多人都有如下经历：在值班时，突然接到总理直接打来的电话。原情报司蔡再杜回忆：一天清晨2时，红色电话机响了，听筒里传来：“我是周恩来，你是情报司值班同志吗？”原来总理想要一些西方主要通讯社有关XX问题的报道，并告：找到后尽快送给他。半小时后，总理所要材料已送出。蔡再杜当时惊喜万分，上班后，逢人便讲此事。老一点的同志说，你这叫“少所见，多所怪”。总理常常工作到凌晨，不通过秘书直接打电话索要材料是常有的事。

冀朝铸大使说，给领导人当翻译时最怕讲话者引经据典。周恩来总理告诉他，搞政治必须要懂历史，要想懂，就得多读，比如《资治通鉴》。冀朝铸读了文言文的《资治通鉴》（那时还没有白话译文），很难懂。就靠字典帮忙坚持读了数年，自己了解了不少中国历史、人物及典故，对他日后的翻译工作颇有帮助。

外交工作中，常常会发生意想不到的变故。李留根大使回忆，1965年6月，他陪周恩来总理出席原定于6月22日在阿尔及利亚召开的第二次亚非国家首脑会议。但在去往非洲途中，突闻阿尔及利亚发生政变。当时专机上的主要成员和专家立即被总理召集起来，研究分析阿的形势。会后，周总理得知李留根是唯一曾在阿工作过一段时间的人，便将他找去询问他对阿政变的看法。李留根曾在回忆录中写下了对此次谈会的三点体会：“第一，我是随团翻译，刚刚参加外交工作不久，但是周总理并不因为我年纪轻，职务低而忽略我的存在。他是那么谦虚认真，使我很放松，自然投入，敢于畅所欲言，没有因为第一次同德高望重的周总理谈话而拘谨。第二，周总理历来注重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在召集代表团领导成员会议后，对阿政变，总理已了然在胸，但他仍坚持要直接听听在阿工作过的普通工作人员的看法。这充分说明，周总理在对外工作中，处处身体力行，坚持调查研究，一丝不苟。第三，周总理对年轻干部严格要求，谆谆教诲。在外交部工作的同志都知道，周总理喜欢‘考问工作人员。为了不被考住，工作人员必须仔细准备，久而久之，在潜移默化中，就会自然而然地生出一种要老老实实学习，不敢丝毫懈怠，积极向上，努力进取的强烈愿望。”

李连庆大使回忆为总理起草一份讲话稿的事。1968年8月20日，前苏联悍然出兵捷克斯洛伐克，并威胁到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为了谴责苏联霸权主义，支持罗、南、捷以及东欧国家的正义斗争，周恩来总理决定出席8月23日罗马尼亚国庆招待会，并在会上发表讲话。当时苏欧司的几位同志代为起草讲话稿，但稿子写的既长且散，总理很不满意。8月22日晚，总理将起草人召到中南海他的办公室。总理从讲话稿的内容到写法，从论点到措辞，从谋篇到布局都做了详尽具体的指示，让撰稿人茅塞顿开，很快写成了一份总理满意的稿子。第二天，当周恩来站上主席台开始讲话时，全场鸦雀无声。他的话音刚落，暴风雨般的掌声立刻响起，纷纷盛赞中国主持正义，为小国撑腰，为被欺侮的人民讲话。讲话被各国记者广泛传播开来，赢得了全世界的喝彩。

周恩来“阵前”换翻译

中日友好协会副会长王效贤回忆周总理对她的培养教育时说，周总理重视翻译工作，他常常教导我们：翻译绝不是“传声筒”，而是传播、沟通的“桥梁”。搞国际统战工作，没有翻译就等于没有嘴，话就讲不通。好的翻译不仅要把领导同志的讲话准确地传过去，而且要能加工整理，使之逻辑性更强，还要当好领导人的现场参谋。所以翻译不仅要掌握熟练的外文，还要了解所讲内容的背景和全貌，理解领导讲话精神，这样的翻译才能传神。这就要求翻译人员不仅要苦练基本功，还要有一定的政治水平、文化水平等综合素质修为。另外，翻译还要熟悉中外历史、地理，掌握对象国情况，了解国际上每天发生的大事。外交部的人都有被周总理“面考”的经历，如经常被问到“非洲有多少国家独立了”，“拉美在领海问题上同美国斗争的有哪几个国家”等等，要求大家按地理位置讲出来。有时同志们被问得答不上来，总理就按顺序，从南到北，从东到西，一个不漏地讲给大家。周总理说，这就是基本功，非苦练不可。为了督促翻译们及时了解时事，掌握情况，总理指示给每人订一份“国际动态”。

周总理很注重对年轻翻译的培养。冀朝铸大使曾回忆第一次给周总理当翻译的情景。1956年9月，担任翻译工作不久的冀朝铸突然接到通知，安排他为周总理做贴身翻译。工作内容是在欢迎尼泊尔首相阿查利雅访华宴会上，为周总理作翻译。接到通知后的冀朝铸既紧张又高兴，毕竟是第一次在这么隆重的场合工作，还是为周总理。他说：“（那天）当我按礼宾司事先准备好的英文稿，随着周总理的讲话，依次读下去时，总理突然打断我说，不对，你太紧张了，换一个翻译。我羞愧难当，没料到，总理临时脱稿，我竟专注地只顾按原稿读下去……心里想，这下砸锅了，以后总理肯定不用我了。到了第二天会谈时，总理仍点名让我当翻译。我非常感动，总理原谅我初犯，但绝不能再犯。”这件事情对冀朝铸的影响很大，他深深地感受到总理对年轻翻译的爱护与培养之心。在以后的工作中，他再也没有按照稿子读翻译，而是用心听周总理当时说的每个字，然后再结合背景和意图，将最准确的意思翻译出去，完成翻译工作。这样，冀朝铸成为周总理喜欢的几位“御用”翻译之一。

周总理要求干部服从组织，严守纪律，一定要把外交部建设成为一个既能正确执行中央的外交方针和政策的部门，又是一个团结战斗，秩序井然的工作单位。他不厌其烦地对干部进行保守国家机密和外事纪律的教育，以防患于未然。对于犯错误的干部，严肃执行纪律，绝不姑息。周总理要求外交干部要摒弃名利思想。外交部成立伊始，有的人认为外交工作难度大、要求严、任务重、职务低，想调动工作；还有的人在工作中取得了一点成绩，就沾沾自喜，滋长各种名利思想。周恩来发现这些现象后，以国家利益，人民需要的大局来引导和教育大家，高标准严要求，从低俗的个人主义泥坑中挣脱出来，决不能向组织要官、要权。

周恩来对驻外大使给予充分的信任和器重。王幼平大使曾回忆起“九·一三”事件当晚，三位即将返任的大使被周总理召去谈话的事情。王幼平说，在我30年的外交生涯中，曾经接触过许多中外政要，但连续工作51个小时的人，只有周总理一个。我虽多次见总理，谈话许多次，但印象最深的就是“九·一三”当晚那次会见。本来，王幼平大使是要乘1971年9月13日早班飞机返回越南首都河内的。但是在上飞机前，他被通知班机取消了。正在焦急等待中，外交部值班室传来通知：当晚周总理要接见诸位大使。14日凌晨2时，时任外交部代部长姬鹏飞、驻巴基斯坦大使张彤等四人已经先行等候在接见地点——人民大会堂东方厅。过了一会儿，周恩来总理警卫员进来对大家说：“请大家先等一会儿，总理已经50个小时没休息了。”大家听后，心都悬起来了，猜想一定是出大事了，大家都默默地等着。过了约半小时，总理慢慢走进来，显得十分疲倦，但仍热情地与我们每个人握手。稍事寒暄后，总理表情凝重地向我们讲述了林彪逃跑及乘坐的飞机可能摔下来的情况。总理说完嘱咐大家说：你们马上就要返任了。这件事，外电很快就会披露。万一林彪在国外发表声明，你们思想上应有个准备。王幼平没有想到，周总理这次约见他们，谈的竟是如此事关国家机密的重大事件。当时全军已处于“一级战备”状态，局势十分紧张。

病重中的艰难会见

据罗马尼亚文翻译蒋本良回忆：1975年9月5日，罗马尼亚前总理、党中央书记维尔德茨访华，他十分希望能见到周恩来总理。当时，周总理已经病势危笃，医生规定总理不能再工作，更不能会见外宾。但是当周恩来得知维尔德茨的心愿后，仍决定在医院会见他。9月7日上午，罗马尼亚代表团突然接到周总理决定会见的消息，既兴奋又紧张。下午1点整，罗方代表团进入医院。周恩来总理在纪登奎、耿飙等人的陪同下，等候在医院门厅。本来这次会面只安排礼节性的会见，但总理同贵宾合影后，还是把维尔德茨请到了会客室谈话。由于病魔的摧残以及“四人帮”的迫害，此时周总理的身体已经相当虚弱。他身影瘦削，面容憔悴，脸颊深陷，步履维艰。从医院门厅到会客室只有短短的一段路，但他走得很吃力、很缓慢。陪同人员想扶他一下，他婉拒了。落座后，周总理逐一问候了罗马尼亚领导人和老朋友，还特别关切地询问当年同样身染沉疴的波德纳拉希副总理的身体状况。

1975年正是“四人帮”兴风作浪，阴霾密布的日子。周恩来在谈话中，对维尔德茨讲了如下一段话：经过半个多世纪毛泽东思想培育的中国共产党，有许多有才干、有能力的领导人，现在第一副总理（指邓小平）已全面负起责任来了。具有55年光荣历史的中国共产党是敢于斗争的。从这段话不难看出，周恩来对中国共产党充满无限信心，对中国的未来充满无限信心。会见后，维尔德茨无比激动地说：“周恩来无愧是罗马尼亚人民伟大的朋友。”在周总理逝世20年后，维尔德茨重新追忆了当年的谈话，他意味深长地说，经过后来中国历史的演变，我才真正理解了周总理当时谈话的含义。

据统计，周总理在1974年1月至5月（他于1974年6月1日病倒住院）的139天中，有13天是每天工作12小时、9天是每天工作12—14小时、74天是每天工作14—18小时、38天是每天工作19—23小时、5天为通宵达旦工作。这期间，除日常工作外，他参加中央会议21次，外事活动54次，其它会议、谈话57次。所以有人说“周总理是累死的。他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牛奶”。他一生留下的墨宝极少，但在八宝山给人们留下了“革命公墓”四个铮铮如铁的大字。

斯里兰卡报载文称：“高职位从来未使这位献身于事业的革命家趾高气扬，他始终如一的美德是忠诚和随时服从党的意志和人民的利益。”美国前驻中国联络处主任布鲁斯说：“除了他在事业上的成就之外，周恩来最显著的特点就是他那光辉的品格。一个具有献身精神的共产主义者。”巴基斯坦报称：“他以惊人的才智使党、民族和国家度过了无数急流险滩。”华盛顿明星报载文称：“如果说毛泽东是理想，那么周恩来就代表了把理想付诸实现的实干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