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秋

荣毅仁，1916年5月1日出生于江苏无锡一个著名的工商业家族。他早年接受中西方文化的启蒙教育，1937年从上海圣约翰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开始跟随父亲学习经营面粉、纺织和金融等庞大的家族企业。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荣氏家族部分产业已迁往海外。但荣毅仁此时却做出了留在上海的决定。荣氏家族与新中国一起，翻开了崭新的篇章。

建国后，荣毅仁满腔热忱地积极投身到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中。1950年，他加入中国民主建国会，曾任民建中央常委、民建上海市委副主委。历任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国家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顾问，全国工商联副主任委员、副主席、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名誉会长，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纺织工业部副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1956年，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他率先把家族企业拿出来与国家合营，赢得了普遍尊重，被称为“红色资本家”。改革开放后的1979年，在邓小平的支持下，荣毅仁牵头组建并出任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1984年10月，邓小平指出，“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可以作为中国在实行对外开放中的一个窗口”，并亲笔为公司题辞：“勇于创新，多作贡献”。1986年6月，邓小平在接见荣氏亲属回国观光团时说，“你们荣家对发展民族工业作了贡献，是有功的，是推动历史前进的，人民是不会忘记的”。2008年“中国改革开放30年经济百人榜”的评选小组把3个特别的“纪念奖”颁发给了3位已经“驾鹤西去”的人物，分别是荣毅仁、霍英东和王选。

荣氏家族在中国是一个颇具传奇的商贾家族，不仅因为这个家族从商的历史久远，更因为这个家族跟中国共产党人有着绵延多年的联系，尤其是与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这三位影响中国革命、发展走向的重要人物的交往，使得荣氏家族更具传奇色彩。

毛泽东说：“荣先生，你是大资本家呀！”

1950年春末夏初，中南海碧水盈盈，颐年堂喜气洋洋。荣毅仁被通知出席毛泽东招待部分党外人士的宴会。这是自新中国成立以来，荣毅仁第一次见到毛泽东。

当荣毅仁等人到来时，毛泽东早已等候在门前，热情地迎接他们。潘汉年把荣毅仁介绍给毛泽东，毛泽东握住了荣毅仁的手，亲切地说：“荣先生，你是大资本家呀！”周恩来在一旁打趣地说：“他是中国民族资本家的‘少壮派。”荣毅仁谦虚地说：“哪里，哪里。”

宴会就像家人团聚一般，气氛和谐欢快。席间毛泽东鼓励大家要为人民做好事，要一贯地做下去，好事做得越多，越有名誉，人民的奖励也越多，人民是不会忘记的。毛泽东的话感人肺腑，既是谆谆的嘱咐，又是殷切的期望，第一次以共产党伟人的客人的身份应邀赴宴的荣毅仁，感到无比的温暖。毛泽东的话字字镌刻在荣毅仁的心上，以致几十年后，荣毅仁还能清楚地记得。

1955年11月1日，全国工商联召开执委会议。荣毅仁赴京参加。毛泽东亲自主持了一次座谈会，恳切谈心约两个小时。毛泽东对与会的“资本家”们说：“只要把个人的前途和国家的前途联结在一起，个人的命运和前途是可以掌握的，是大有希望的。因为我们的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而社会主义事业是很宽广的，并且将一天天发展。大家要把心安下来，不要‘十五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要减少吊桶，增加抽水机，如果能全部改用抽水机更好，这样才好睡觉。”

毛泽东又讲到京剧《打渔杀家》中的萧桂英的故事，用以教育工商界。他说：“渔夫萧恩立志插翅飞过江去，斩除恶霸吕子秋，报仇雪恨。他的女儿萧桂英，又想要跟着爹爹去杀家造反，又放心不下那一点儿‘私有财产。船行在半江中，她还念念不忘：门还没有过上锁呢！屋里还有不少家具呢！”毛泽东讲到这里自己忍不住笑了起来：“闹革命么，还舍不得丢坛坛罐罐？对旧的东西，一定要舍得丢，不要舍不得！”当时正值全国范围内的公私合营高潮前夕，毛泽东的话发人深思。他说：“只要谁肯真正为人民效力，在人民有困难的时期内确实帮了忙，做了好事，而且是一贯地做下去，并不半途而废，那么，人民和人民的政府是没有理由不要他的，是没有理由不给他以生活的机会和效力的机会的。接着又补充说：民族资产阶级改造好了，将来一定可以加入到工人阶级的行列。

这次座谈会后，荣毅仁觉得很受启发。一回到上海，他就向上海市人代会保证：“我一定要把所得到的利润投资企业，购买公债，来支援国家建设。”他还在大会上表示：“我一定要把自己改选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公民，做一个真正的同志。”这一时期，荣毅仁虽明确了接受共产党领导的认识，但对为什么走社会主义道路这个问题仍然是模糊的。他有句名言：“我赞成共产党只举一只手，如果两只手都举起来，那是投降。”后来，随着认识的逐步深入，他自己又否定了这种任性之言。在1955年10月的一次会议上，荣毅仁对毛泽东说：“毛泽东，希望你能抽出时间到上海去，更希望到我们厂看看。”

1956年1月10日，荣毅仁正在上海申新纱厂总管理处上班，忽然接到时任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的电话，说有要事跟他谈，要他速回家中。荣毅仁赶回家中，陈丕显已在家中等候。陈丕显说：“毛主席来上海了，今天马上就要去视察申新九厂，我们一起去厂里吧。”荣毅仁感到很意外，立即随陈丕显赶到申新九厂。下午4点40分，毛泽东在陈毅、罗瑞卿、汪东兴陪同下乘车来到厂里。一下车，毛泽东见到在那儿迎候的荣毅仁说：“你不是要我到厂里来看看吗？今天我来了。”荣毅仁万万没有想到，他在北京时讲的那句话，毛主席竟记在心里了。

毛泽东问荣毅仁：“公私合营后生产怎样？”

荣毅仁说：“比以前好。”

毛泽东说：“跟国营企业比怎么样？”

荣毅仁说：“那还差一点。”

毛泽东说：“大概什么时候能赶上？”

荣毅仁说：“总要二、三年吧。”

毛泽东没有坐下来休息，而是由荣毅仁等人陪同径直向车间走去。

申新九厂共有17个车间，毛泽东视察了7个。每至一个车间，毛泽东都要仔细询问车间工人的工作情况，还和工人亲切交谈。毛泽东到上海视察不下几十次，但只视察过一家公私合营工厂，这就是申新九厂。

1956年初，全国范围内出现了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在很短的时期内，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现了全面的全行业公私合营。这是一次巨大的历史性变革。在这场变革之后，国家对资本家私股的赎买改为了定息制度，资本家的收入被限制在固定的股息上，同企业的利润多少不再发生联系，生产资料则由国家统一调配使用，企业的生产直接纳入国家计划的轨道。

1956年12月10日开始，全国工商联在京举行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在会前的12月5日、12月7日和12月8日三个晚上，毛泽东分别找全国工商联正副主任委员、各省工商界代表谈话，想听听这些私营企业老板的意见。这中间自然有荣毅仁。8日晚，为了不使资本家们紧张，毛泽东语调缓慢，态度随和而亲切。他说：“我今天只带两个耳朵来参加会议。”毛泽东的话让与会的人放松下来，争相提出来一些关于定息问题、给资本家安排工作问题、如何进行自我改选的问题，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毛泽东耐心地听着，然后说：“赎买就真的赎买，不是欺骗的，对有抵触情绪的同志要说服，要赎买就赎买到底不要半赎买，半没收，要虎头虎尾，不要虎头蛇尾。”

对资本家及其代理人的安排问题，毛泽东说：“作为一个阶级是要消灭的，但人都包下来。工商业者不是国家的负担，而是一笔财富，过去和现在都起了作用。中国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是现代化的，不是手工业的。……这一点工人不大了解，应该向工人说清楚。”毛泽东又说：“资本家要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物质问题，一个思想问题。物质问题就是有职有权的问题，有工资可拿，拿到工资可生活。思想问题要资本家自己改造自己，发挥他们的作用，不但使用老经验，而且使得他们能够发展新经验。譬如荣毅仁年纪轻轻的，这种人来日方长，还可以学新的经验。”荣毅仁听到毛泽东的话，心头好似卷起了千重浪，奔腾澎湃，共产党的主席对自己如此勉励有加，寄予厚望，使他激动不已。

周恩来说：“你来啦，很好。欢迎你到北京工作。”

周恩来对荣毅仁有知遇之恩。1996年新年伊始，正是纪念周恩来逝世20周年的日子。荣毅仁在他的办公室满怀深情地说：“总理是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典范。他亲自做统战工作，诚挚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运用裕如，功勋卓著。他为全党作出了表率。”

从1949年解放到1959年，荣毅仁一直在上海工作。一次，纺织工业部副部长张琴秋找到他，对他说：“建国快10周年了，总理希望你能到北京工作，当纺织部副部长。这是你最熟悉的工作了，我们一块干吧。”原来，毛泽东要当时的党中央总书记邓小平推荐几位党外人士当部长，邓小平推荐了两人，其中一位就是荣毅仁。张琴秋是奉周总理之命而来的。荣毅仁领会这是党中央看重他，便一口答应了。纺织部希望他在国庆节前到京上任，可荣毅仁三天之内就动身了。

在北京饭店，荣毅仁去理发时恰巧碰见了周恩来。周总理亲切地说：“你来啦，很好。欢迎你到北京工作。”周总理怕荣毅仁初到北京生活不习惯，特地关照道：“你可半年在北京，半年在上海。”荣毅仁听了心里热乎乎的，说：“谢谢总理关心，到北京就在北京工作，我会习惯的。”

周恩来办事严谨。1963年荣毅仁因病在上海寓所休养，恰逢总理来上海视察。在上海政协举行的一个座谈会上，荣毅仁对周总理说，想请他和邓颖超大姐到家里吃顿便饭，总理满口答应，说：“好，好，那我们就明天到府上吧，可以吗？”第二天，周恩来人未到，电话先来了。总理秘书说，总理实在抽不开身，要晚到半小时。荣夫人杨鉴清想，半小时，不就是前脚后脚的事吗，何况又是家常便饭，竟还特地叫人打来电话，总理真是太尊重人了，太认真了。

“文革”十年浩劫，被视为“老牌资产阶级”的荣毅仁自然逃不脱厄运。那时荣毅仁既是纺织工业部副部长，又是全国工商联的负责人。1966年夏，“红卫兵”先后来到荣家“造反”。他们在荣家安营扎寨，又批又斗。荣毅仁和夫人被折磨得死去活来，荣毅仁的右手食指被打断，杨鉴清被毒打得昏死过去。在生死关头，周恩来知道了，立即指示纺织工业部一定要想尽办法保护荣氏夫妇。纺织部马上研究对策，由当时的副部长钱之光、秘书陈锦华具体执行，连夜派出了部里的“红卫兵”赶至荣家，对荣家的“红卫兵”说：“你们不要管了，都退出荣家，由我们来处理。”就这样，用“红卫兵”对付“红卫兵”的办法，巧妙地把荣氏夫妇保护了起来。杨鉴清说：“纺织部的‘红卫兵要晚来两天，我们都没命了，周总理是我们的救命恩人那！”

1966年11月12日，在纪念孙中山诞辰100周年大会上，荣毅仁作为筹委参加了会议。会上，荣毅仁见到了邓颖超。邓大姐关切地问：“鉴清怎么样？”接着又说：“总理不是已让人带口信给你了吗？总理要你沉得住气，要经得起考验。”因为带口信的人并没有把话带到，荣毅仁还是“文革”开始后第一次听到总理的声音。这声音，像茫茫黑夜中的明灯，灼热沙漠中的甘泉，荣毅仁一时竟激动得说不出话来，泪水直在眼眶里打转。此时此刻，还有什么话能比总理的话更感人肺腑的呢！周总理怕口信带不到，又特地请邓大姐亲自对自己再讲一遍，总理处境也难，又日理万机，为国家操碎了心，竟还如此细心周到地想着自己，荣毅仁感奋莫名，声音有点发颤地对邓大姐说：“请您报告总理和毛主席，我坚决跟着党革命到底，我跟党是跟定了的。”与邓颖超见面的第二年，纺织工业部部长蒋光鼐病故。在八宝山举行的追悼会上，荣毅仁见到了参加吊唁的周恩来。周恩来见到荣毅仁后，没有说一句话，而是走上前默默地握住他的手，荣毅仁低垂双眼，欲哭无泪。周总理连忙又把另一只手搭上，四只手足足紧握了好几分钟。千言万语，万语千言，尽在不言中。荣毅仁从周恩来的双手中，感到了温暖，感到了力量！

北京北太平庄有家小理发店，就在当时荣毅仁住所附近，“文革”期间，荣毅仁经常到这里理发。1971年的一天，荣毅仁正在等候理发，忽然有人匆匆赶来说，周总理请你去参加一个会。荣毅仁有点摸不着头脑，但还是立即起身跟着走了。原来，“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总理召集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开会，传达“九·一三”事件经过。总理点名要荣毅仁参加。可有人就是不肯通知他。到快开会时，周恩来没见到荣毅仁，就查问这件事，坚持一定要荣毅仁来参加。等荣毅仁赶到会场时，会议已经开始了。周恩来见荣毅仁来了，对他点点头，示意他坐下。这是“文革”期间荣毅仁第一次在周恩来总理主持的高层次会议上亮相。周总理在讲话中表扬了荣毅仁一向爱国，这是中央领导在公开场合对荣毅仁作了一个不是“鉴定”的“鉴定”。荣毅仁深深地体会到周恩来总理的良苦用心。

邓小平的“口头禅”：“荣老板嘛！”

对荣毅仁，邓小平挂在嘴边的“口头禅”是“荣老板嘛！”这称呼里饱含了赞许和欣赏。当年就是邓小平推荐荣毅仁出任纺织部部长。邓小平的举荐也恰恰体现了他对荣毅仁的认可。

邓小平复出后，首先想到的就是大胆起用“文革”中被打倒、靠边站的以荣毅仁为代表的一批党外人士，让他们在社会主义事业中发挥作用。1978年2月，在全国政协五届一次会议上，邓小平当选为全国政协主席，荣毅仁被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

1979年的春天来得特别早，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闭幕，改革开放的政策如一缕阳光穿透了沉睡的神州大地，把希望的种子播撒人间。这天，荣毅仁、胡厥文、胡子昂、古耕虞、周叔弢5位原工商业者意外地同时接到中央办公厅的通知：邓小平要会见他们，并共进午餐。这个邀请令5位老人兴奋不已，思绪万千。“文革”给中华大地带来的十年浩劫，许多民主党派人士遭到迫害，民营企业家和私营工商业者更是首当其冲。尽管遭到极不公正的对待，但内心深处他们都不曾动摇过跟着中国共产党走的信念。荣毅仁就曾说：“我们跟共产党走了这么多年，党不会抛弃我们的。”胡子昂也说过：“总有一天会重见光明，颠倒了的历史总会颠倒过来。”他们曾无数次梦想着这一天的到来，可当这天真的来到的时候，他们还是难以抑制内心的激动。当晚，他们相约在胡厥文家中，商讨与邓小平见面时的谈话内容，研究他们关于国家建设的建议。随后，古耕虞受托连夜起草了建议书。

1979年1月17日，这是个值得所有原工商业者铭记于心的日子。邓小平与分别十几年的五位原工商业者领导见面了。落座后，邓小平亲切地说：“听说你们对如何搞好经济建设有很好的意见和建议，我很高兴。今天就谈谈这个问题好吗？”大家高兴地说：“好！好！”接着，邓小平坦诚而深有所思地对他们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过去耽误的时间太久了，不搞快点不行。但是怎样做到既要搞得快点，又不重犯当年的错误，这是个必须解决的问题。我们现在搞建设，门路要多一点，可以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华侨、华裔也可以回来办工厂。吸收外资可以采取补偿贸易的办法，也可以搞合营，先选择资金周转快的行业做起。”邓小平的一席话让在座的人都倍感兴奋。接着，大家敞开心扉，坦诚进言，气氛极为融洽、热烈。

席间，邓小平便直截了当地点了荣毅仁的“将”。他说：“荣毅仁同志，你主持的工作要规定一条，给你的任务，你认为合理的就接受，不合理的就拒绝，由你全权负责处理。处理错了也不怪你。你要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从商业角度考虑签订合同，有利润、能创汇的就签订，否则就不签。应该完全排除行政干扰。所谓全权负责，包括用人权。只要把社会主义事业搞好，就不要犹豫。”

在拨乱反正刚刚开始的当时，邓小平的这番话犹如空谷雷音，振聋发聩。邓小平言谈中透出的巨大信任，使在座的荣毅仁等原工商业领导人感到了莫大的荣幸，他们表示：“士为知己者用”，决心在有生之年，为祖国现代化建设献出自己的全部。时间好像过得特别快，已到中午时分，邓小平热情挽留大家用餐。胡厥文、胡子昂、古耕虞与邓小平兄弟般地互相搀扶着来到餐桌前。桌上是一个热气腾腾的涮羊肉火锅。他们边吃边谈。多年后，古耕虞形象地称这顿午餐是“一只火锅，一台大戏”。

不久，荣毅仁开始积极筹办融海外资金为主业的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他主导引进外资，兴办企业。在几次会议上，邓小平见到荣毅仁总是关切地询问公司的筹办进展情况，并对他说：“人由你找，事由你管，由你负全责”，“要排除干扰，不用担心其他部门来管你，你们自己也不要搞官僚主义”。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中信公司于1979年10月4日正式成立，直属国务院领导。荣毅仁借中国改革开放的春风，运用荣氏经营方法，得心应手，公司成立第一年，就接待来自40个国家和地区的客人达4000多人次，国内前来洽谈业务的也有3000多人次，在引进外资、技术、设备方面闯出一条新路。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22项重点工程之一的江苏仪征化纤工程投资不足，纺织部为此找到中信公司寻求帮助，中信公司经慎重研究，提出向海外发行债券的办法。1981年2月，中信公司成功地在日本发行100亿日元债券，这次集资创举被称为“仪征模式”。随后，在海外发行债券的做法陆续为各企业所效仿。

1984年10月，中信公司以成立5周年为契机，举办中外经济合作问题讨论会，许多国家的知名企业家与会，邓小平会见了与会代表。会见中，邓小平强调我国“在坚持自力更生基础上，还需要对外开放，吸收外国的资金和技术来帮助我们发展。”还说“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可以作为中国实行对外开放的一个窗口”，不仅肯定了中信公司在我国开放事业中的作用，还把中信公司推荐给国际经济界，这使荣毅仁受到巨大的鼓舞和鞭策。为祝贺中信公司成立5周年，邓小平亲笔为公司题写了“勇于创新，多作贡献”8个大字。

邓小平了解到荣氏家族400多位身居海外的亲属中，有不少人从事核能、电子、机械、纺织、面粉、医学、文教等事业。作为爱国民族资本家的后代，他们像自己的祖辈一样，有强烈的爱国心、事业心，有竭尽全力为祖国多作贡献之心愿。于是，他要荣毅仁把他们召集回祖国团聚一次，由国家有关部门负责接待，共谋发展之计。荣毅仁感到邓小平这个想法太好了，也是自己心中的愿望。就这样，在邓小平的提议和直接过问下，1986年6月，旅居海外的200多位荣氏亲属分别从美国、加拿大等国家和地区回到祖国。

6月18日上午10时，邓小平来到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和来自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联邦德国、巴西以及港澳等地区和内地的荣氏亲属亲切握手，合影留念。在福建厅，邓小平和荣氏亲属的代表围坐在一起，亲切叙谈，大厅里洋溢着一片欢声笑语。邓小平对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荣毅仁的二哥荣尔仁说：“你们荣家发展民族工业，对民族是一个贡献。”

荣尔仁对邓小平说：“你是世界上伟大的人物，妇孺皆知。”

“我做了一点工作，但是事情主要是别人做的。”邓小平风趣地说。

邓小平又指着荣毅仁说：“包括荣毅仁同志，他们做了许多工作。”

谈起美好的未来，邓小平充满信心。他说，我们这个国家是有希望的。我希望海外同胞、华侨和华人，都能参与我们前进的事业。邓小平指着荣毅仁对荣尔仁说：“在这方面，你的老弟可以当介绍人。”听到这，荣毅仁会心地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