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茂芝

导语：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为赢得发动内战的准备时间，并将发动战争的责任嫁祸给共产党，连发三封电报公开邀请毛泽东赴重庆共商国是。国内外舆论对蒋介石的此举评价不一，大多数人把蒋介石的邀请看作是对共产党摆下的一桌“鸿门宴”。然而，雄才大略的毛泽东通过对战后国际国内形势的分析，认为赴渝对争取政治上的主动有利，毅然决定冒险赴渝。在重庆，国共双方几经博弈，最终以签订“双十协定”为结，而后毛泽东安然返回延安。

在重庆期间，毛泽东可以说是身在虎穴。面对多年的对手，蒋介石怎么会不对毛泽东有所筹谋？几十年来，很多人一直在困惑，蒋介石为何没有抓住这一千载难逢的良机加害或扣留毛泽东呢？其实，毛泽东得以全身而退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

美苏对毛泽东安全的承诺

抗日战争结束后，国际、国内要求和平民主呼声成为主流。饱受战争苦难的中国人民强烈要求国共两党“化干戈为玉帛，变斗争为团结”，携手共建独立、自由、富强的新中国。国际上，苏、美、英三国从各自利益出发，也不赞成中国内战。国际、国内舆论一致呼吁国共双方采取克制态度，实现中国的和平统一。

美国希望“将共产党人以一种类似西欧共产党所占的地位，纳入一个宪政政体的政治和军事范围之内，敌对的两党将共同参加一个以蒋介石为首的，经过改组的联合政府”。当时美国的驻华大使赫尔利为此极力奔走，他曾说：“吾人曾不断作一年以上之努力，以协助国民政府消除内争之可能性。”所以，当年美国积极支持蒋介石与共产党举行和平谈话，中国战区美军司令魏德迈曾两次致电中共中央，希望毛泽东赴渝，并严格承诺一定会保证毛泽东的人身安全，还答应提供飞机，赫尔利亲往延安迎接等。

前苏联出于自身考虑和国内建设的需要，在外交上寻求同美国达成某种妥协，所以在战后也同意国共两党能够保持和平共处，支持美国在中国问题上的主张。斯大林两次给中共中央去电，希望毛泽东赴渝谈判，并提出毛泽东的安全由美苏两国共同负责，绝不会有任何的问题。

国内外的压力使蒋介石也不得不更多地考虑以政治方法解决共产党的问题。基于此，蒋介石连续向共产党发出三封邀请函，邀请毛泽东赴渝共商国家大计，并做出以他的人格保证毛泽东和他的随员的安全的承诺。毛泽东的安全是一个心照不宣的问题，蒋介石对此必须作出承诺，否则便不能表示其谈判的诚意。蒋介石清楚，国民党方面三电邀请，并对安全问题作出承诺，必然使国民党取得了政治上的主动、舆论上的好评与支持。当然这也是美国方面希望看到的。

然而当毛泽东慨然赴渝，这个政治主动权就开始从国民党手中向共产党手中转移。蒋介石对请来的共产党领袖不敢怠慢，即便是“假戏”也得“真作”作下去。在制定谈判方针、对付谈判的同时，蒋介石派他的亲信和学生、宪兵司令张镇做好毛泽东的安全保卫工作。

张镇深感责任重大，他采取了许多措施。对于警卫班人员作了精心挑选，配备了专用汽车，规定了严格的工作制度，每天的工作日报由单线交通经宪兵司令部直送蒋介石，并指示在警卫工作中“如果发现有借故捣乱的人，就是开枪打死了，也不要你偿命”。他还特别强调警卫工作关系到党国大事，绝对不能发生差错。8月28日，当毛泽东等到达九龙坡机场时，机场的警戒是严密的，除美军宪兵之外，蒋介石还专门派了警卫组组长陈希曾来帮助照料一切。

“李少石事件”发生后，气氛瞬间紧张起来。周恩来要求张镇查明真相，保证毛泽东的安全。张镇非常紧张，他事后亲自跟车护送毛泽东回到红岩办事处。对这位宪兵司令在这一时期所做的一切，共产党没有忘记。全国解放后，周恩来多次对负责统一战线工作的罗青长、童小鹏说：“将来台湾解放，对张镇在重庆谈判时期的这一功劳，一定不要忘记。”

在整个谈判期间，蒋介石基本表现出“豁然大度”，对毛泽东以礼相待。蒋介石不仅表示以人格保证毛泽东的安全，而且他同意任何时候如果毛泽东不愿继续会谈，“当予毛氏和他的随员以去延安的交通工具”。这里一方面在于造成一种和谐的气氛，服务于谈判，以有利于实现所谓的军令政令统一，另一方面也可树立自己的国际国内形象，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赢得国内外舆论的支持。在抗战刚刚胜利、国际国内一直要求和平的舆论下，在国民党陪都，由美苏做了安全承诺，自己大张旗鼓三请请来的共产党领袖若出了“意外”，蒋介石自然会遭到国内外舆论的强烈谴责而迅速失去人心，甚至失去国内外的支持，这会使国民党陷于十分被动的地位。

中共方面的周密部署

最初，共产党内大多数人认识到蒋介石的目的，同时也出于对毛泽东安全的考虑，认为他不应前往重庆谈判。解放区的许多负责同志为毛泽东安全计，或者口头劝说或打电报，认为不去为好。不少老同志说：“自从上了井冈山，毛主席就没有离开过我们一步，五次反‘围剿、万里长征、八年抗战，毛主席和我们在一起，没有离开过自己的军队和自己的根据地，如今却要亲自去重庆和蒋介石谈判。”对此，他们忧心忡忡。

这些人的担忧不是没有道理。就连国民党方面，都有人认为此行危险重重。国民党中央委员王昆仑就曾说，蒋介石邀请毛泽东谈判“是不得已而为之，并非出自诚意。这个人只有个人独裁之念，而绝无为人民谋幸福之心。惯弄权术，好话说尽，坏事做尽，食言而肥，是他的习性”。的确，蒋介石惯于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在同国民党内各派系的斗争中，他扣押过李济深，软禁过胡汉民，“西安事变”后，又出尔反尔，长期“严加管束”张学良，这些都使人们对蒋介石的为人有所担心。此外，作为陪都的重庆，国民党密探如麻，特务猖獗，人们对毛泽东重庆之行的安全担心，是在情理之中。

中共中央通过对战后国际国内形势的分析，认为毛泽东赴渝对争取政治上的主动有利，中共中央做出这一决定并非一时头脑发热，而是出于大局考虑。长期以来，国民党内派系林立，矛盾争斗激烈，蒋介石为巩固其在国民党中的地位，加强独裁专制统治，他以退为进，与反蒋的派系进行了长期的争斗。这些反蒋的政派大多都是以个人为首领培植起来的私人势力，他们政治上有一定影响，掌握或影响一部分军队。但是没有正确的主张和纲领，经济、军事上更缺乏与蒋介石对抗的实力，一旦其首领受到打击或遭遇不测，便会树倒猢孙散，势力瓦解。而中国共产党则是一个有宗旨、有纲领的无产阶级政党，在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下，行使着统一的集体领导。中共“七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团结和统一。这种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上的团结和统一是无产阶级政党区别于其它阶级政党的基本特征。共产党发展壮大起来，已拥有120万军队、220万民兵和19块解放区，并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热烈而挚诚的拥护，解放区呈现出勃勃生机，中共中央坚强的集体领导保证了党的决策的民主化和正确性。全党在思想上目标一致，组织上坚强团结，行动上步调一致。因此，中共中央深信，蒋介石在重庆是不敢轻易谋害或者扣押毛泽东的。

尽管如此，中共中央经过反复讨论筹划，还是为毛泽东赴渝谈判做出了全面而周密的安全部署。

首先，选择赴渝的有利时机。蒋介石“三电”，魏德迈两次致电中共中央，赫尔利两次表示愿到延安迎接。蒋介石的“诚意”充分表现出来，正当蒋介石根据延安联络参谋的情报认为毛泽东不会来重庆，而要大做文章时，毛泽东出乎意料地来到重庆，此事震动全国。正如毛泽东所说：“我们就来一个‘假戏真做，让全国人民当观众，看出真假，分辨是非，这场戏就有教育意义了。”“对于蒋先生要贸然违反人民意志可能加害于我，我料想他还不敢，有国内国际的舆论压力，有强大的革命力量，有全国人民的支持，我既来了，他不会那么做。”

其次，人事上做好安排。尽管毛泽东认为“蒋介石此番目的不在诱捕他，而在于利用和谈，争取备战时间，推卸内战责任”，但是仍然做到有备无患。毛泽东赴渝，并没有打算停留太久，所以人事上可以不作变动。但是为了慎重起见，中共中央政治局还是决定毛泽东赴渝期间，由刘少奇代理中央主席职务，并增补陈云、彭真为书记处候补书记，以加强中央领导的力量。毛泽东后来回忆说：“当时我向党中央作了交代，到重庆后，如果蒋介石把我关了或杀头，那就由刘少奇来代替我。”这是一项英明决策，对蒋介石是一种无形的震慑。也就是说，一旦毛泽东出了“意外”，中国共产党仍然行使着坚强的集体领导。

第三，以军事行动配合谈判。蒋介石在请毛泽东谈判的同时，加紧调兵部署。共产党深知谈判是以武力作后盾的。早在中共中央讨论毛泽东是否赴渝时，彭德怀就主张双方先较量一下，打一仗，等到蒋介石的气焰被打下之后，毛泽东再去时机较为成熟。有资料表明，毛泽东在赴渝谈判前同刘少奇长谈一天一夜，他对刘少奇说：“我在重庆期间，前方和后方都必须积极活动，对蒋介石的一切阴谋都要予以揭露。”对蒋介石的“一切挑衅行为，都必须予以迎头痛击，有机会就吃掉它，能消灭多少就消灭多少。我军的胜利越大，人民群众活动越积极，我们的处境就越有保障，越安全。须知蒋委员长只认得拳头，不认识礼让。”刘少奇在代理主席期间，密切配合重庆谈判，做好各项工作。制定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发展巩固东北根据地，争取有利于我党我军的形势，给国民党的军事挑衅以有力的回击。上党战役歼灭国民党军队35000人，充分显示了解放区军民的强大力量和坚强决心，有力支持和配合了重庆谈判。

蒋介石盲目武力自信

在蒋介石看来，若谈判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最终就以武力解决问题。就国共两党军事力量而论，国民党优于共产党，与其现在在重庆扣押毛泽东落下骂名并开罪于美苏，不如将来在战场上俘虏他来得痛快。

抗战结束前后，国民党保存并扩充了军队，又接收日伪大量军事装备，美国帮助国民党运送军队至战略要点及重要城市。国民党军队数目是中共军队的两倍多，且拥有美械化半美械化装备，就国共两党军事力量而论，共产党显然处于劣势。因此，当蒋介石邀请毛泽东谈判时，国民党中的顽固派就不赞成。陈立夫说：“我们有多少人？共产党有多少人？我们占好宽的地盘，共产党占好多地盘？政治斗争靠实力，不要只看共产党吹得凶！”在他看来，“对共产党的问题只有动大手术才行”。

尽管双方在谈判，但对立情绪有增无减。蒋介石始终没有放弃以武力解决共产党的办法。谈判期间，蒋介石给胡宗南密信：“目前与奸党谈判，乃系窥测其要求与目的，以拖延时间，缓和国际视线，俾国军抓紧时机，迅速收复沦陷区中心城市。待国军控制所有战略要点、交通线，将寇军完全受降后，再以有利之优越军事形势与奸党作具体谈判。彼如不能在军令政令统一原则下屈服，即以土匪清剿之。”

虽然在抗战刚结束时，国民党尚不具备立即发动全面内战的条件和能力，但随着形势的发展，国民党占领大城市和战略要地目标的实现，他们认定自己占据中央大权，政治、军事、经济实力明显超过共产党，又有美国人支持，用武力消灭共产党没有任何问题。

蒋介石的这种心态在谈判时就有所表现。当谈判不像他预期的情况时，蒋介石曾蛮横地对周恩来说：“盼告润之，要和，就照这条件和，不然，请他（转36页）（接31页）回延安带兵来打。”这是在以武力相威胁。国民党谈判代表邵力子曾在谈判中要求共产党交出军队时说：“即使中共军队再多，亦不能打倒国民党。”尽管中国共产党的力量日益强大，“已不像过去江西时代那样容易剿灭”，“已有了国际地位”，但是共产党决不能打败国民党，这几乎是国民党蒋介石营垒中的共识。事实上，斯大林也不相信共产党能打败国民党，他清楚地表明：“中国没有一个共产党领袖有力量统一国家”。由此，他支持由蒋介石统一中国。蒋介石正是依恃其暂时的经济优势，众多的兵力，精良的武器装备，依仗美国的支持和苏联“今后不再支持中共”的承诺，认为以武力消灭共产党不成问题。在他看来，即是放“虎”归山，也无大妨，国民党“剿匪”一定成功。

蒋介石有记日记的习惯，他在毛泽东重庆谈判期间的心态变化以及为何放走毛泽东，在日记中都有“记载”。蒋介石对毛泽东最初的接待方针是“诚恳忍耐”，他估计到时毛泽东谈判中会提出比较高的要求，所以他说要忍耐。毛泽东到了重庆以后，中共提出的条件有些蒋介石是赞成的。比如第一条，中共表示要为实现三民主义而奋斗；第二条，承认蒋委员长在全国的领导地位。但是毛泽东不接受军队的改编数字。抗战胜利以后，当时全国的军队编制是100个师，中共提出要48个师的编制，蒋介石觉得太多，称顶多给你12个师。蒋介石在日记里就是这么说的。后来蒋介石作出退让，表示可以给中共20个师的编制。中共还提出一个要求，即山西、陕西等5省的省政府要由中共来组建，天津等市的副市长由中共党员来担任。蒋介石认为毛泽东的这一要求太高，一度产生了把毛泽东扣下来交给法庭审判的想法，并在日记里开始起草中共的所谓罪状，列了十几条。他还写到：“如果我不拘留毛泽东，不加以审判的话，我怎么对得起死去的先烈。”但是他又担心美国和苏联的态度以及中共的军事实力，现在对内战还没有准备好，此时扣留毛泽东无疑会让自己陷入被动。

蒋介石反复掂量后，最后决定礼送毛泽东回延安。按照蒋介石在日记中的说法，他是希望用这个方式来感动中共、感动毛泽东。把毛泽东送走的当天，蒋介石在重庆林园官邸散步，他需要再慎重考虑把毛泽东放走这个事情，究竟是对，还是不对？然后，他又在日记里写了两段话：毛泽东这个人阴阳怪气，绵里藏针，不好对付；我料定毛这个人不能成事，他终究不可能逃出我的“一捂”。“一捂”是他的原话，也就是说蒋介石有这个准备，将来会用战争解决问题，毛泽东最终不会逃出他的手掌心。

“双十协定“签订后，毛泽东安全返回延安。不久，正如中共方面所料，蒋介石发动了蓄谋已久的内战，这场战争最终以国民党的失败而告终。蒋介石是个喜欢反省的人，他在1950年的日记里面列举了13条失败原因，他在讲到外交、经济、军事等方面原因后，把最后一条原因中归结为没有能够很好地宣传和贯彻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他这最后一条多少悟出了问题的本质：决定胜负的是人心的向背，而不是武力强大。如果蒋介石能够早一点认识到，或许他当年就不会因为是否拘禁毛泽东而苦恼了。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