窦春芳+苗体君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在“一大”13名代表中有四位是湖南人，他们是：毛泽东、何叔衡、李达、周佛海。这四位湖南人在“一大”期间各自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李达负责“一大”的会务工作及会前的准备工作；何叔衡是“一大”代表中年龄最大的人，当时13名代表的平均年龄为28岁，而何叔衡当时已45岁了；毛泽东在“一大”上担任秘书记录工作，他也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第一任秘书；周佛海在“一大”上与毛泽东一起担任会议记录工作，因“一大”上当选党的总书记的陈独秀在广州没有及时回到上海任职，周佛海还曾经代理过陈独秀总书记的职务。在中共“一大”代表中，为何湖南籍的会有四位？这就得从毛泽东谈起。

青年毛泽东的成长经历

1893年12月26日，毛泽东出生于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1910年秋，17岁的毛泽东到湘乡县东山小学接受新式教育。读书期间，凭其文采出众而受到老师、学生的称赞，在校内小有名气。辛亥革命爆发后，毛泽东参加了湘军，以行动响应革命。不久，因为孙中山与袁世凯进行南北和谈，无仗可打，毛泽东退出了军队，到长沙求学。20岁时，毛泽东考入公立湖南第四师范学校，第二年四师并入第一师范学校，毛泽东成了湖南省立第一师范的学生。

在“一师”读书时，对毛泽东影响最大的老师是：杨昌济和许特立。杨昌济早年留学于日本、苏格兰，在“一师”讲授伦理学，对毛泽东的世界观、人生观有很大的启发，为此毛泽东还立下了“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的人生信条，还立下了“不谈金钱、女人、小事”的“三不谈主义”。1920年冬，毛泽东迎娶了恩师杨昌济的女儿杨开慧为妻，那年毛泽东27岁，杨开慧19岁。

毛泽东“老”同学何叔衡

毛泽东在刚刚入湖南省立“四师”就认识了年纪最大的“老”同学何叔衡，当时毛泽东20岁，而何叔衡已是37岁，这岁数绝对称得上是“老”同学。

何叔衡，字玉衡，号琥璜。1876年5月27日，出生在湖南宁乡县一个农民家庭中。1913年春，37岁的何叔衡到长沙报考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成为该校年纪最大的学生。第二年，第四师范学校并入第一师范学校，在那里他与比自己小17岁的毛泽东结为挚友。后来他到长沙市内的中学任教，还担任省通俗教育馆馆长。1918年毛泽东等发起组织了新民学会，何成为学会中年龄最大的成员，毛泽东对何叔衡的评价是“叔翁办事，可当大局”。

1921年初，新民学会内部就“改造中国与世界”应用什么主义展开讨论，何叔衡明确反对无政府主义，表示应信仰马克思主义。1920年8月，陈独秀等人在上海成立了共产党发起组，还预备在一年之中，在北平、汉口、长沙、广州等地，成立预备性质的组织。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说：“陈先生与在湖南长沙主办《湘江评论》的毛泽东早有通信联络，他很赏识毛泽东的才干，准备去信说明原委，请他发动湖南的中共小组”。当时，新民学会出现了分裂，在毛泽东的领导下，那些热衷共产主义的人形成了一个单独的秘密组织，就是长沙共产主义小组，成员有毛泽东、何叔衡、彭璜。

湖南同乡李达、周佛海

1921年6月，毛泽东接到赴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通知。6月29日下午六点，他和何叔衡代表长沙共产主义小组参加会议，二人一道在长沙小西门码头，乘着暮色，登上开往上海的小火轮。他们走得很突然，也没有让亲友送行。

在中共“一大”的会议上，毛泽东除担任记录外，只作过一次发言，介绍长沙共产主义小组的情况。他不像李汉俊、刘仁静、李达等精通外文，饱读马克思著作。毛泽东给与会者留下的印象是老成持重，沉默寡言。他很少发言，但十分注意听取别人的发言，注意思考和消化同志们的意见，还常在住的屋子里“走走想想，搔首寻思”，乃至“同志们经过窗前向他打交道的时候，他都不曾看到，有些同志不能体谅，反而说他是个‘书呆子‘神经质”。

在中共“一大”上，毛泽东认识了两位湖南同乡：一位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李达，一位是旅日小组的代表周佛海。李达，名庭芳，字永锡，号鹤鸣，1890年10月2日，生于湖南零陵岚角山镇（今属冷水滩市）一个佃农家庭。1913年，李达以第二名的优异成绩考取湖南留日官费生，赴日本留学。“1919年6月，李达放弃了理科专业的学习，开始专攻马列主义，他已由一个“爱国主义者”转变成了一个“马列主义者”。期间，李达为国内的报刊撰写了大量马列方面的文章。

1920年夏，李达抱着“寻找同志干社会革命”的目的，从日本东京回国，他先去上海拜访了陈独秀，得知陈独秀与李汉俊正在积极筹建中国共产党，他欣然接受了陈独秀的邀请。“一大”召开前，邀请信及汇款是由“二李”（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李达、李汉俊）分别寄出，各地的小组商议派出代表来上海开会的。“一大”会址的选定和外地代表的住宿等具体事务都是李达负责的，开会的地点选在了李汉俊在上海的寓所，外地代表9人住在博文女校。

第一个到上海的是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张国焘，李达首先接待了他，李达在张国焘的记忆中“是一个学者气味很重、秉性直率的人，有一股湖南人的傲劲，与人谈话一言不合，往往会睁大双目注视对方，似乎怒不可遏的样子。他的简短言词，有时坚硬得像钢铁一样”。张国焘的几句话勾画出了最真实的李达。包惠僧刚到上海时，住在渔阳里2号，张国焘叫他搬到博文女校去。当时，只租了博文女校楼上的3间房子，据包惠僧回忆：“当街的两间中靠东的一间是张国焘、周佛海和我住的。张国焘也不常住在这里，他在外面租了房子。邓中夏到重庆参加暑假讲习会，路过上海，也在这间住了几天；靠西的后面一间是王尽美、邓恩铭住，毛泽东是住在靠西的一间。这房屋很暗，他好像是一个人住。……除了毛泽东是睡在一个单人的板床是两条长凳架起来的，我们都是一人一张席子睡在地板上，靠东一边的几间房屋当时是空着的。”毛泽东当时受到“特殊照顾”的原因，一是他个子较高，二是他睡觉时爱打呼噜，三是他性格看上去孤僻，不合群，大家认为他神经质。

周佛海，1897年5月出身在湖南省沅陵县一个偏僻的小山村。1920年夏，湖南正在开展驱逐军阀张敬尧的运动，道路堵塞，周佛海滞留上海，住在同乡兼同学的李达的家里。在他停留上海的时间中，周佛海去拜访了《解放与改造》的主编张东荪。由于周佛海在张东荪等人办的《解放与改造》上发表过不少介绍社会主义的文章，他的名字也为陈独秀所熟悉。陈独秀当时正在与共产国际远东局的维经斯基商讨建立共产党，正需要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士。于是，陈独秀通过张东荪，要求约见周佛海。

一天，周佛海应陈独秀之邀来到陈在上海的住宅，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也在座。维经斯基的谈话，对周佛海来说，非常新鲜。于是，周佛海表示赞同。会议结束后，周佛海积极参加了筹组上海共产党的活动，就这样周佛海成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早期成员。暑假结束后，他返回日本继续学习，并与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另一位来日本留学的成员施存统，二人组建了旅日共产主义小组，成员也只有他们二人。

1921年夏天，周佛海得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即将召开的消息后，便利用暑假赴上海参加了“一大”。周佛海称：“在最后一天的会议上，除通过党纲和党的组织外，并选举陈仲甫（陈独秀）为委员长，周佛海为副委员长，张国焘为组织部长，李达为宣传部长。陈独秀未到上海的时期内，委员长一职暂由周佛海代理。”

三位湖南代表的人生归宿

周佛海是四人中最早脱离共产党的。中共“一大”结束不久，周佛海返回日本继续他的学业。此后，他便与党组织脱离了关系，不再从事党的任何工作。1923年即将毕业之际，他应邀出任广东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秘书并担任了广东大学教授。1924年秋，在对其无法挽救的情况下，中共中央为纯净党组织，准其脱党。脱党后，周佛海走上了反共的道路，成为国民党右派的干将和蒋介石的心腹。抗战期间，他投靠汪精卫成为大汉奸，1948年2月28日，周佛海病死于南京老虎桥监狱，终年51岁。

李达也是“一大”代表中较早脱离共产党的成员之一。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中共“二大”在上海召开。陈独秀、李达、张国焘、蔡和森等12名代表出席了会议，会议上李达当众顶撞了张国焘。在选举中央执行委员时，李达落选。会后，张国焘说：“打倒你，我起来。”面对张国焘的刁难，李达决定“还是专心去研究理论为好”。于是李达离开了中央。1922年，李达应毛泽东之邀，回到长沙担任何叔衡、毛泽东创办的湖南自修大学校长的职务，与毛泽东一家一起住在长沙的清水塘。自修大学是一所传播马列主义、培养革命干部的学校，李达主政校政、教学工作，还编写教材并亲自为学生上课。1924年，李达脱党，而后一直在大学研究马克思主义。

1949年12月，由刘少奇介绍，毛泽东和李维汉以及张庆孚等人作历史证明人，党中央批准李达为中共正式党员。在“文革”前夕，李达再次指出林彪的“顶峰论”违反辩证法，被诬陷为“毛泽东思想最凶恶的敌人”。自从姚文元挖出个北京的“三家村黑店”——邓拓、吴晗、廖沫沙之后，全国各地纷纷挖“三家村”。1966年6月3日，在武汉大学，挖出了由武汉大学校长李达、党委书记朱劭天、副校长何定华组成的“三家村黑帮”，又称“李达三家村”，李达被称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6月3日，在武汉大学小操场，召开了首场批判李达“三家村”罪行大会，不仅本校师生而且附近学校和机关的代表也参加了，有万余人，气氛十分紧张。据说经过请示，在批斗会上可以让李达站在台上（实际上他未到会），旁边放一把藤椅，他如果体力不支可允许他坐下来，这是那时所谓的“文明批判”。此刻，学校派人到湖南李达老家，通过零陵县委，找来了几个自称是受李达剥削的农民，拿着锄头在大会上控诉李达的“罪行”。在批判大会上，除了给他们三人定了反党“三家村黑帮”罪名以外，还给李达扣上了“地主分子、叛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三顶帽子。实际上从1966年5月10日，李达完全失去了人身自由。1958年，康生来到武汉大学时，深知李达与毛泽东的密切关系，他拉着李达的手，讨好地说：“李达同志是我的老师，我是他的学生。”可在“文革”大幕拉开之后，1966年7月28日，康生却在高等教育部接见群众时宣称：“现在清楚了，李达开除了党籍，他是叛徒，对毛主席是刻骨仇恨的……”

1966年7月16日，毛泽东在武汉畅游长江的消息传遍了武汉三镇，7月18日，好心人劝李达去找毛泽东，李达想了想说：“我现在这个样子不好去找，去找他，他也不会见我的。”经过两个月的折磨，李达胃部大出血，糖尿病发作，骨瘦如柴。家属提出自己出资治疗，但上级不同意。仅仅过了一个晚上，身心倍受折磨的李达决定向毛泽东求救。7月19日，李达给毛泽东写了一封短信：

主席：

我有难，请救我一命。

李达顿首

七月十九日

这是李达一生中第一次称毛泽东为“主席”，求生的本能让他只能如此。李达把信装在牛皮纸信封内，然后密封好，恳求学校“文革”工作队派人送到毛泽东在武汉东湖梅园1号的住处。然而20天后，信才送到北京，毛泽东看到李达的信后，一切都已晚了。

1966年8月，李达这位已76岁的老人再次遭到十几万人大会的“声讨”、“批斗”“示众”、“审讯”、“辱骂”、“罚跪”。批斗结束后，李达摔倒在地，口吐鲜血，不省人事，高烧持续不退，大小便失禁。卫生科的医生提出到医院治疗，却遭到拒绝。拖到8月22日，李达才被送进医院。在医院里，李达被安排在最普通的病房里。

1966年8月24日，李达走到人生的终点，终年76岁。就在李达去世的第二天，竟然召开了声势浩大的“声讨李达”的大会，会上还宣读了中共中央对于李达处分的决定：开除党籍，按地主分子，送回原籍劳动改造。

1969年4月，九届一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毛泽东在谈到中共“一大”时，特别讲到了李达，说他是“一大”代表，后来担任武汉大学校长，两年前去世了。毛泽东并没有讲到给李达加上的那些罪名，李达的问题有了松动。林彪集团覆灭后，1974年1月13日，举行了“李达同志追悼大会”，但是问题没有彻底解决。“四人帮”被粉碎后，1978年11月12日，党中央批准公开发表毛泽东给李达的三封信的手稿。1980年11月，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中共湖北省委的决定，为李达平反昭雪，恢复党籍。1996年9月12日，经中共中央组织部批准，李达的骨灰由武汉九峰山迁至北京八宝山安葬。

何叔衡是四位湖南籍中共“一大”代表中唯一的一位革命烈士。1934年秋，红军长征开始，何叔衡被留在了中央苏区，在当地帮助乡政府做动员工作。到1935年初，中央苏区的形势变得异常的险恶，在这危急关头，中央分局根据中央指示开始作分散突围的准备工作。项英派出数十人组成的便衣队，由邓子恢任队长，护送已花甲之年的何叔衡和病弱的瞿秋白，还有项英的妻子张亮等去闽西，再绕道赴上海。1935年2月11日他们一行人从雩都县黄龙区井塘村启程，到达瑞金县武阳区政府后，在那里与原中央妇女部部长周月霖会合，然后继续向中共福建省委所在地长汀县四都区琉璃乡小金村前进。

何叔衡一行人到达小金村后，只在那里短暂停留片刻，2月21日又匆匆离开，向东行进，越过汀江到永定县境内与张鼎丞领导的红军游击队汇合。本来夜间行军是不能用手电和灯火的，考虑到何叔衡己近花甲，脚力及眼力都不好的情况，护送队破例点起了一盏“美最时”牌马灯，四周遮上黑布，由两名队员轮留给何叔衡引路，经过几天的艰辛行军，他们冲破了敌人的层层封锁线，2月26日凌晨到达长汀濯田区露潭附近。

何叔衡他们在这里遭遇了保安团十四团团长钟绍葵的部队。钟绍葵立即下令围剿这支红军队伍，他们从三面包围过来。当时何叔衡他们刚刚端起饭碗准备吃饭，布置在村头的哨兵就与保安团交火了。他们跑到村头一看，见数百名敌军沿着山路向村子扑过来。红军护送队队长丁头牌见状，撇下这批中央高级干部及护送部队，一个人逃命去了。紧要关头，邓子恢组织大家快速突围。他们还没有爬上山顶就发现已被敌人包围了。双方激战多时，何叔衡在这场战斗中牺牲。

1962年4月，福建当地公安机关对直接参与当年抓捕工作的国民党福建地方保安十四团第二大队队长李玉进行审讯，李玉供称：战斗结束，于羊角溪北端河边集合时，曾起（该团特务连代理连长）向李玉报告说，在山脚下阵亡一个“老大”……可不久，李玉率队由水口镇返回上杭县后，该营营副李致平又向李玉报告说：水口之役，曾起报告在山脚下阵亡一个“老大”。据特务连士兵说，曾当时带一个传令兵在山脚下发现一个“老大”，先搜他的身，发现有钞票，将钞票拿去已离开几步要走，但一会回头去，把那个“老大”加以枪毙杀害。

这个“老大”指的就是何叔衡，据当时知情的人说，何叔衡一行从江西出发时，每人发港币100元，5个人的港币集中由何叔衡保管，曾起与传令兵将何叔衡身上的款搜去后，恐怕别人知道此事，就起意杀人灭口，然后把搜到的钱分掉。李玉还供称，当时该团“连长以上的军官都知道此事”。可见曾起向李玉的报告是假的。当时南京国民政府为表彰该团俘获瞿秋白、周月霖等有功，“嘉奖”10万元，其中7万元被当时国民党福建军政部门扣了下来，该团只得到了3万元，按当时国民党福建省的规定，如果俘获三名中华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可得奖金45000元，由于曾起打死了何叔衡，所以只得到3万元，该团不少军官闲谈中说：“被曾起打掉了15000元。”在大量的证据面前，曾起对杀害何叔衡的罪行供认不讳。并说：“我们进至水稻田附近，发现死尸一个，我想搜他的身，不料重伤未死的红军，将我脚抱住了，随同我的号兵熊辉，看势不佳，打了他一枪，我也打了一枪。……（这个红军）没有枪，仅有刀一把，米袋一个，内有钞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