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跃农

导语：俄国十月革命后，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中国知识分子的先进代表李大钊、陈独秀等人接受了马列主义，并把它与中国正在发展的工人运动结合起来。他们在工人中宣传马列主义，讲解革命道理，组织工人进行斗争。在这个基础上，上海、北京、武汉、长沙、广州、济南等地先后成立了一些党的早期组织。此外，旅居日本和法国的中国共产主义者也成立了这样的组织。这些组织当时的名称不一，但由于性质相同，后来被统称为共产主义小组。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建立后，积极开展工作，推动马列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条件日渐成熟。

1921年7月23日至31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贝勒路树德里3号（后称望志路106号，现改兴业路76号）召开，宣告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从此中国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1949年，邵力子作为国民党谈判代表团成员，前往北平参与和谈。和谈结束后，他留在了北平，后来还登上天安门，参加了新中国的开国大典，成为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邵力子与中国共产党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党成立之时。

1921年，宣告中国共产党成立的“一大”会议，其正式代表有13人，代表了全国50余名中共党员，他们是：毛泽东、董必武、陈潭秋、何叔衡、王尽美、邓恩铭、李达、李汉俊、包惠僧、刘仁静、张国焘、陈公博和周佛海。在这13位代表之外，有两人没有参加会议，却是举足轻重之人，即“南陈北李”：一个是这次会上被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陈独秀，一个是中共的思想家、北京大学教授李大钊。陈独秀当时在广州南方政府任教育厅长，因公务脱不了身，由陈公博代行；李大钊因教务在身，也难走开，由他的学生张国焘代行。

其实，在中国共产党“一大”召开前，还有一位重要的人物不能被忽略，虽然他的名字没有被正式列入代表名单，可这个人却为会议的召开出谋划策，四处奔走，他就是浙江人、早年加入同盟会的国民党元老邵力子先生。当年，邵力子身居国民党政府要职，但是他却参加了筹备“一大”的过程，而且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发起人之一。

高举《觉悟》大旗

“五四”时期，新思想是从报刊开始席卷全国的。当时传播马克思主义、介绍苏联十月革命的刊物主要是李大钊、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月刊。与此同时，当时还有四家报纸的副刊影响也很大，一是北京的《晨报》副刊，以宣传社会主义思想著称，资格最老，在“五四”运动前就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专栏，但主要是发表翻译作品；二是北京的《京报》副刊，以文学创作为主；三是上海的《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以宣传新文化运动为己任；四是邵力子主持的《民国日报》副刊《觉悟》。

《觉悟》副刊影响极大。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就说过，“那时，以共产党的《向导周报》、国民党的上海《民国日报》及各地报纸为阵地，曾经共同宣传了反帝国主义的主张，共同反对了尊孔读经的封建教育，共同反对了封建古装的旧文学和文言文，提倡了以反帝反封建为内容的新文学和白话文”。毛泽东讲的《民国日报》，指的就是副刊《觉悟》，他讲的《向导周报》创刊于1922年7月，是中共“二大”会议决定创办的中共中央第一份机关报，而《觉悟》副刊要早于《向导周刊》六年诞生。

《民国日报》是国民党中央机关报，总主编是国民党右派理论家叶楚伧，邵力子是总经理，《觉悟》副刊主编。协助邵力子编辑《觉悟》的是第一位翻译《共产党宣言》全本的陈望道。《民国日报》每天三大张，副刊为两个半版，约4000余字。1919年6月16日，《觉悟》副刊首次在《民国日报》第八版出现。以宣传马列主义、社会主义为特色。为了便于保存和查阅，每月还发行《觉悟汇刊》一册，每册内容三十余万字。

利用《觉悟》进行游击性的战斗，是邵力子的一大发明。《民国日报》的社论一般是叶楚伧操刀，《觉悟》则由邵力子负责。叶楚伧给《觉悟》的稿子，邵力子常常扔进纸篓，而《觉悟》常发表与《民国日报》社论唱反调的社论，造成了《民国日报》正版进步人士不屑看，争看副刊的奇特现象。

邵力子吸纳共产主义思想作为自己办报的养料。这个时期，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的一系列文章给他带来极大震动和鼓舞，特别是李大钊主编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李大钊拟定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清晰明了地剖析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邵力子读后如梦初醒，十分佩服，对李大钊的文章每篇必读，他还向陈望道借来许多日文版的马列著作。

《觉悟》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主要特色就是以显著的位置和优先的篇幅刊登当时一批共产党人的文章，在《觉悟》副刊上发表过文章的共产党人有：李大钊、陈独秀、邵力子、李达、瞿秋白、李汉俊、恽代英、陈望道、施存统、沈雁冰、沈泽民、肖楚女、向警予、包惠僧、刘仁静、张闻天、张太雷、方志敏、蒋光赤、杨贤江、任弼时、罗章龙、陈毅、杨之华等。

在《觉悟》上除了共产党人发表文章，一些极具社会影响力的进步文化人士也发表文章，使《觉悟》影响力极大。如，在1921年5月至1923年8月间，鲁迅就在《觉悟》副刊上发表了评论、小说、翻译作品14篇，其中有《读胡适的哲学史大纲》、《是谁改制》、《不周山》等。《不周山》在《觉悟》连载了40多天。鲁迅的第一部小说《呐喊》“自序”也是在《觉悟》上首发的。不仅如此，邵力子还以“本刊记者”的名义，在“文坛消息”栏内介绍鲁迅的创作动态，把鲁迅的小说集出版誉为“划时代的小说集”。

参与建立上海共产党小组

邵力子是浙江绍兴陶堰村人，20岁时考中举人，但他放弃了考进士的机会，而是到上海学习西学，之后又到日本留学，并加入同盟会，与孙中山结识。1912年，邵力子由同盟会会员转为国民党党员，成为早期国民党党员之一。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邵力子在《民国日报》头版头条的突出位置报道了这一消息。当时邵力子在复旦大学兼职教授，他在讲课中把十月革命看作是人类解放的希望。1919年2月，前苏联政府宣布废除中俄不平等条约，邵力子感到非常兴奋，认为只有社会主义苏联是平等对待中国的真正朋友，他在《民国日报》上一直以极为友好的态度热情地介绍苏联的情况，对中苏两国的友谊予以高度评价，对苏联政府平等地对华政策进行积极反应。

在“五四”运动前后，邵力子是一位杰出的反帝反封建的斗士。1919年5月5日，他在报馆值班，得知北京爆发了大规模的“五四”运动，立即采取行动，当天夜里通宵工作，亲自编排好有关“五四”运动的版面，在报上大篇幅报道。第二天，他带着报纸到复旦大学，紧急集合全校同学，亲自宣读《民国日报》上的有关“五四”运动的头条新闻。邵力子慷慨激昂地说，“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了，北京的学生已经行动起来了，‘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我们复旦的学生怎么办？北京的学生有这样的爱国热情，难道我们上海的学生会没有吗？赶快行动起来吧”！邵力子的话燃起了学生们的激情，复旦大学学生立即罢课，联合其它高校成立上海学生联合会，走上街头，游行示威，同时派出学生代表到工、商界去，酝酿罢工罢市，从而在上海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帝爱国运动。

在“五四”热流的推动下，邵力子感到在中国实现苏俄一样的社会主义革命将成为可能，并对此进行广泛的宣传。1919年6月，他在《民国日报》上开办《觉悟》副刊，并担任主编。他想将《觉悟》办成促进新文化运动和宣传马列主义的重要阵地。《觉悟》宣传马列主义，颇有特色，做到四个结合：把译载马列主义的原著和运用马列基本观点撰写专论结合起来；把宣传马列主义、社会主义和介绍苏联的社会制度联系起来；把宣传马列主义、社会主义与批判反马列主义、反社会主义的思潮结合起来；把宣传马列主义与指导中国革命实践结合起来。

1920年5月，邵力子在上海与陈独秀一起会见了经李大钊介绍，从前苏联来华援助中国筹建中国共产党的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夫妇。在这之后不久，由陈独秀和邵力子为主发起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邵力子专门请孙中山为之题写了“天下为公”四个字，参与发起研究会的人还有：陈望道、李达、李汉俊、施存统、沈玄庐、戴季陶、杨明斋等。陈独秀的活动分别在环龙路渔阳里的家中和邵力子家。研究会成立后，迅速地与第三国际建立了联系渠道，重要的事情都找他们商量，研究会不是纯书本式的，除了认真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外，还创办了一所平民女子学校，吸收一些有觉悟的女子来学校读书，接受新思想的启蒙，研究会还帮助工人组织了印刷工会、邮电工会和纺织工会。

陈独秀对组建共产党十分急迫。1920年他对张国焘说，“研究马克思主义现在已经不是最主要的工作，现在需要立即组织一个共产党”。他告诉张国焘，“组织中国共产党的意向，已和在上海的李汉俊、李达、陈望道、沈定一、戴季陶、邵力子、施存统等人谈过，他们一致表示赞同”。

作为马克思研究会的重要成果，1920年8月，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在上海正式公开出版发行。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也在这个时间段宣告成立，成员就是陈独秀说的8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大会召开时，到会的是8个人。但是7个人明确表示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戴季陶在成立会上明确表示不参加中国共产党。戴季陶与邵力子的情况相似，是国民党早期党员之一。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前后，戴季陶参与了许多筹备工作，起草了《中国共产党党纲》，但他表示因与孙中山的关系非常深厚，不能加入中国共产党。而且他说只要孙中山先生在世一日，他就不能加入别的政党。

邵力子是众所周知的国民党元老，担任着国民党的要职，但他又信仰共产主义，为此，在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会上，还专门研究了他的情况，决定邵力子对外的公开身份还是国民党员为好。邵力子可以不经常参加小组活动，这是因为他的工作繁忙，白天要在复旦大学教书，晚上要到报馆工作，还担任了河南路商界联合会会长，并参加上海市马路商界联合总会的工作，这些职务都以国民党员的身份活动为宜，很难与共产党员相联系在一起，也便于保护党的秘密，发挥一般小组成员不能发挥的作用。

上海共产党组织成立对全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具有开拓作用。《新青年》成为党的机关报，同时创办了《共产党》月刊和《劳动界》。主要撰稿人为陈独秀、邵力子、李达、陈望道和李汉俊。同时，邵力子主编的《觉悟》副刊自觉地宣传马列主义。上海党组织成立后，积极指导和联络各地的建党活动，不久，北京、武汉、济南、长沙、广州等地相继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日本和法国的中国留学生也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

邵力子加入共产党有着特殊意义，他是仅有的三位国民党党员参加中共创建筹组活动的人（戴季陶没有参加中共，还有一位是沈玄庐，他很快就退党了）。他成了特殊的中共党员。邵力子本人对这段历史的回忆是，“一方面是因为时间紧，白天在复旦大学教书，晚上到报馆里工作，各学校还时常找我演讲；另一方面，我当时担任了河南路商界联合会会长，并参加了上海市马路商界联合会工作。这些职务，都是以国民党的身份活动比较合适。加上那时英、法租界的巡捕房经常与我捣乱，使我不便经常参加小组生活”。邵力子这种“半隐身”的共产党员，有利于他开展活动，为党工作，他帮助了不少从内地来上海追求革命的青年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与此同时，他还举办了工人补习学校，协助一部分机器工人发起组织机器工会。

筹备中共“一大”的国民党党员

到1921年7月，建立全国性的共产党组织条件已经具备，邵力子与李达、李汉俊和张国焘等为中共“一大”的召开，经常通宵达旦地工作。邵力子参与起草了“一大”文件，还参与了“一大”召开的联络和总务工作。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树德里三号开幕。这里是国民党元老李书城的寓所。李书城早年参加了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后任中华民国军政府战时总司令部参谋长，他是中共一大代表李汉俊的哥哥。到7月30日，中共一大正在举行第六次会议，当时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维经斯基列席会议，原定在这次会上通过纲领和决议，但会议刚开始不久，有陌生人闯入，接着法租界巡捕房就来骚扰，知道已经被反动当局给“盯”上了，会议代表迅速疏散，但会议还没有开完，怎么办？大家认为会议不能在上海召开了，要到外地去开。这时，邵力子提议转到嘉兴去开比较好，邵力子说，上海到嘉兴坐火车只要两个小时，我有一个绍兴同乡好朋友陈仪，是浙军师长，他的部队驻防在杭州嘉兴一带，安全上出不了问题。

党的“一大”在嘉兴南湖的画舫游船上胜利结束，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和第一个决议，并通过了事先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宣言》。

邵力子主张“国共一家”

在国共合作早期，共产党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人多，国民党加入共产党的则很少。所以邵力子的身份对促进国共两党的合作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中共成立后，邵力子先后被编入第三组和第一组，与邓中夏、瞿秋白、向警予、林伯渠、张太雷一起过组织生活。1922年，他出任国共两党共同创办的上海大学副校长，积极吸收革命青年入学。1922年至1923年间，他积极参加设在上海环龙路44号筹备国民党改组办事处的工作，并与反对国共合作的国民党右派叶楚伧等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1925年5月，邵力子参加领导了上海“五卅”运动。上海护军使秘密下令缉拿邵力子。邵力子不得不离开上海，南下广州，参加黄埔军校，并被任命为黄埔军校秘书长，后被任命为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在黄埔军校期间，邵力子与周恩来相交甚深。当年邵力子在上海创办和主编《民国日报》《觉悟》副刊时，周恩来在天津创办和主编《觉悟》月刊，共同宣传马列主义。周恩来根据列宁、斯大林创建红军的经验，在黄埔军校中建立了党、团组织，成立了“中共黄埔特别支部”，组织了“青年军人联合会”制订了一整套政治工作制度。

周恩来经常为军校学员讲课和演说，宣传以“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为灵魂的新三民主义，详细地解释中国人民受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压迫的原因，指出了工农大众如何解除痛苦的办法。周恩来在演讲中，特别强调建设一支人民的革命军队对中国革命的重要性。邵力子与周恩来同心相映，在讲课中发挥了周恩来的思想，他说：“新三民主义则代表了20年代反帝反封建的时代精神。已经由民治、民有、民享的民主主义思想，演变为具有民族、民权、民生的社会主义倾向的新内容。”他对周恩来建立人民军队的主张也积极响应。

在黄埔军校，经周恩来批准，邵力子公开了中共党员的身份，在黄埔军校共产党小组公开过组织生活。邵力子对周恩来的才能非常折服，同周恩来一起，与国民党的右派作坚决的斗争，扩大了共产党员在军校中的作用和影响。在学校的活动中，他更多的是以共产党员的身份出现，在与军校的“青年军人联合会”与“孙文主义学会”的斗争中，他辅佐周恩来，支持进步军人。

邵力子在黄埔军校非常注意有目的地引进倾向共产主义思想的新人，以改造国民党。有一次他拉着已是青年团员的文强的手说，“国共是一家……中山、马列是一家，你不要忘记总理说的‘以俄为师，难道师友、师生还不是一家吗？我不相信死顽固能够反对得了”。校长蒋介石对此大为不满。

蒋介石知道邵力子是双重党员，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还是中共的秘密党员。尽管表面上是国共合作的好事，但毕竟心中十分不快，想办法要邵力子脱离中共，只保持国民党党员一种身份。蒋介石采用的是“拉”的手法，他先任命邵力子为北伐军总司令部秘书长，然后再找机会想办法让他不得不脱离中共。

机会来了。1926年11月，共产国际执委会召开第七次扩大会议，邀请中国国民党和共产党各派一位代表参加会议，国民党派邵力子出席，中共派谭平山出席。这样一来，邵力子就不能拥有中共的身份了，这也是蒋介石明确地向中共组织、也向邵力子本人要求单一国民党身份的举动。为此，中共组织从国共两党合作的大局出发，考虑到邵力子本来就是以国民党员身份加入中共的，留在国民党内同样可以起到积极作用，于是决定邵力子放弃中共党员身份，退出中共，保留国民党党员的单一身份，这也是为了党的利益，便于在国际会议上活动。

邵力子在与中共代表谭平山赴苏联出席会议途经上海时，中共中央专门举行了欢送会，出席会议的有陈独秀、瞿秋白、张太雷、恽代英、周恩来。瞿秋白在致欢送词时，还专门就邵力子脱离中共一事作出解释，他说，“欢迎邵力子赴莫斯科开会，并愿邵力子同志以纯粹国民党代表身份去出席。中央研究决定邵力子退出共产党，是为了党的利益和党今后工作需要才作出这样的决定的”。邵力子在会上表示一切以大局出发，服从组织的决定，今后在党外继续为党效力。

在国民党人中，邵力子算与苏联的关系较密切的人。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时，邵力子在他主编的《民国日报》头版套红标题，报道了这一特大消息。之后，在《觉悟》上刊发了许多苏联十月革命和介绍列宁和斯大林的文章。1921年邵力子受第三国际的委托，协助苏联塔斯社在上海北礼查饭店（现在的上海大厦）建立上海分社。1924年列宁逝世后，他立即在《民国日报》上刊出悼念列宁的文章，同时电贺斯大林担任苏维埃最高领导人，当时塔斯社上海分社还曾转达过斯大林对邵力子的问候。

蒋介石派出邵力子，目的除了逼邵力子退出共产党外，还有更深的用意：他与邵力子是同乡，又同是国民党人，他想利用邵力子与苏联的关系，向斯大林转述他的话，希望第三国际直接领导中国国民党，而不必通过中国共产党。1926年11月的一天下午，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专门会见了邵力子，斯大林很关心中国革命，表示苏联将给予一定的支援，预祝中国革命一定会在工农团结下胜利。斯大林还说，他看过邵力子主编的《民国日报》，也读过邵力子宣传社会主义的文章，给予很高的评价。邵力子没有把蒋介石的话直接对斯大林说，因为邵力子毕竟曾经是中共，知道中共是第三国际的直接组成分子，他只是说希望第三国际加强对中国国民党的领导。

邵力子在会议期间与共产党代表谭平山同心同德，紧密配合，尽力维护国共两党团结合作的精神，完满地实现了党中央和周恩来的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