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艾丽斯·布里顿译/由 元



当代外国文学

想象力的回归

〔加拿大〕艾丽斯·布里顿译/由 元

过去十年左右，想象力这三个字又从被放逐中请了回来，堂堂正正地走入学者们的语汇。如同其久已蒙羞的姊妹，同情、移情、美、人道主义、世界主义和普世主义，想象力被豁免了一个个莫须有的罪名，同时又承接了一个个社会的和政治的功能。早在一九九四年，努斯鲍姆(Martha Nussbaum)就曾强烈呼吁进行世界主义教育，在孩子身上培养他们“识别并回应人性的能力，不要顾及民族、宗教，乃至家庭的说教”，共同建设一个社会，这个社会“鼓励我们借助想象力跳入他人的生活”。*Martha Nussbaum，“Reply，”For Love of Country：Debating the Limits of Patriotism，ed.Joshua Cohen，Boston：Beacon，1996，pp.131-32.努斯鲍姆在《爱国主义与世界主义》一文中概括性地提出了她的世界主义教育理念(见For Love of Country，第2-17页)。十几位著名学者撰文评论努斯鲍姆开创性的文章《爱国主义与世界主义》(Patriotism and Cosmopolitanism)，其中多数不同意她的主张，依据是她过高地估计了人类希望走入陌生人生活的意愿，更不用说为素不相识的他们承担责任。*学者们的文章已收入《为了爱国》(For Love of Country)。不过，等到新世纪走过三五年之后，世界主义变成了后殖民研究的关键词，想象力亦复如此。吉尔罗伊(Paul Gikroy)的《帝国之后：忧郁症或轻松的文化？》(After Empire：Melancholia or Convivial Culture?)(二〇〇四)、萨义德(Edward Said)的《人道主义和民主的批评》(Humanism and Democratic Criticism)(二〇〇四)、阿皮亚(Kwame Anthony Appiah)的《身份伦理学》(The Ethics of Identity)(二〇〇五)和《世界主义：陌生人世界的伦理学》(Cosmopolitanism：Ethics in a World of Strangers)(二〇〇六)，无不希望找回知性的尊严和真实世界的政治能量，使人们能够想象他人的生活与思维，比如，每次我们与陌生人对话，阅读书籍，听音乐，看电影，或者借用萨义德的话，接触“国旗或时下民族战争之外的身份”，*Edward Said，Humanism and Democratic Criticism，New York：Columbia UP，2004，p.80.这时设身处地想象他人的行为就能发生。

如同萨义德和努斯鲍姆，吉尔罗伊和阿皮亚也指出，想象不熟悉的身份能形成自我疏离，“陌生人的陌生感开始模糊，基本相同性的其他维度开始显现出来”。*Paul Gilroy，After Empire：Melancholia or Convivial Culture? New York：Routledge，2004，p.3.换言之，不论是面对面，还是通过其他代理方式，想象他人的行为一旦发生，感知力也将发生变化，在熟人身上发现陌生感，在生人身上发现亲密感，使人们找到将其团结起来的“基本相同性”。想象力能增强视力。在后殖民和全球化的世界里，上述论点改变了伦理学和社会想象可能性的走向，但并非人人相信想象力能不负众望。在评论努斯鲍姆的短文《想象他人的困难》(The Difficulty of Imagining Other People)中，斯嘉利(Elaine Scarry)就提出，人们远不如努斯鲍姆相信的那么擅长想象。*Elaine Scarry，“The Difficulty of Imagining Other People，”For Love of Country，pp.98-110.斯嘉利指出，社会契约史说明，人们很擅长相互伤害，但很不擅长“慷慨地想象”他人，其实通过想象来理解他人，才能达到弥合而非分裂的目的。她写道：“施加痛苦和他者(otherness)问题，这其中存在着一种循环的关系。无法想象他人，这既是引发伤害行为的原因，也是伤害问题外化的原因。”*Ibid，p.102.不知陌生人为何物，就有可能伤害他们，一旦伤害了他们，他们就变得越发不可想象。因此伤害的循环周而复始。

吉尔罗伊提出了相同的问题，他指出：“种族差异阻碍移情，形成种族优越感。最终连他人的模样也无法想象。”*Paul Gilroy，After Empire：Melancholia or Convivial Culture? New York：Routledge，2004，p.70.如果种族思维妨碍想象力，吉尔罗伊指出，那么我们要设法改变想象的方式，为此我们要汲取自己身上的资源，不要依据国家的法律和政策。*详见《前言：论如何与差异相处》(Introduction：On Living with Difference)和《被挑战的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 Contested)(Gilroy，After Empire，1-28；65-92)。但也不能无视所涉及的复杂性。想象力与移情并不是同义语，不过，在吉尔罗伊等人的论述中这两个概念要么膨胀开来，要么被不经意地联系起来，他们以为，如果我们能充分想象他人，我们就能把感情投到他们身上，因此——这是关键的一步——我们的社会行为和政治行为就能有所改善。想象力、移情、团结，之后是社会进步，如此推理，环环相扣，表面上是正确的。但这种推理或以此为依据的论点，到底有多大的可靠性？根本靠不住，基恩(Suzanne Keen)等学者如是说。*了解他人，之后关怀他人，基恩对此论点提出批评，见《移情与小说》(Empathy and the Novel)(New York：Oxford UP，2007)，尤其是第二章“移情的文学事业”(Literary Career of Empathy)，作者从大卫·休姆1739年的《论人性》(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和亚当·斯密1759年的《道德情感论》(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开始，从历史的角度分析了“移情”和与之相关联的“同情”。另见托多罗夫(Tzvetan Todorov)《美国的征服：他者问题》(The Conquest of America：The Question of the Other)的一章《理解、占有和毁灭》(Understanding，Taking Possession，and Destroying)，第127-45页(New York：Harper Perennial，1992)；斯图伊波(Karsten R.Stueber)所著《重新发现移情：能动作用，普通百姓心理及人的科学》(Rediscovering Empathy：Agency，Folk Psychology，and the Human Sciences)(Cambridge，MA：MIT P，2006)，及拉卡普拉(Dominick LaCapra)的《历史及其限制：人，动物，暴力》(History and Its Limits：Human，Animal，Violence)(Ithaca，NY：Cornell UP，2009)，第180-81页。在《移情与小说》里，基恩验证了移情与众多当代思想家假定的利他主义(altruism)之间偶发的关联并得出结论：有充足的理由质疑将想象他人与照顾他人相提并论的逻辑性。据基恩的结论，根本不存在可靠的关联。

最近出版的两部著作研究了上述矛盾丛生的话题：布莱克(Shameem Black)的《小说越界：二十世纪晚期小说中对他人生活的想象》(Fiction across Borders：Imagining the Lives of Other in Late-Twentieth-Century Novels)和苏(John J.Su)的《想象力与当代小说》(Imagination and the Contemporary Novel)。两位分别回顾想象力如何在学者那里跌落下来，指出在当代世界里想象力是改变主体性(subjectivity)和政治生活的必要前提。二人阅读了大量二十世纪末和二十一世纪初的英文小说，其中抛开不同的身份来想象他人，对个人的改变和政治变化，扮演着不可缺少的角色。与讨论的话题相称的是，两部著作从比较的角度研究文学，不分国家，不分种族。布莱克在研究中并不在意学院派的划分方法，所谓后殖民小说与后现代小说，或大众小说与严肃小说，这种划分没有打开，反而关闭了阐释的可能性。她写道：“研究越界的书自己首先要越几次界。”*Shameem Black，Fiction across Borders：Imagining the Lives of Others in Late-Twentieth-Century Novel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0，p.12.理应如此，而且两部作品都做到了。

两部著作有不少相同的地方，如都对库切(J.M.Coetzee)和高希(Amitav Ghosh)的小说表现出兴趣，但在作者的思维方式和感知力上，还是有着很大的区别。苏从一开始就把想象力与认识论(epistemology)相提并论。他的核心论点是，想象力能产生新形式的知识，对抗资本主义塑造的“霸权的世界秩序”，虽然意识形态在改变思维方式上有所作用，但想象力依然能打破自身的限制，向意识形态发出挑战。苏在题记中引用阿帕杜莱(Arjun Appadurai)的话，后者在《在逃的现代性》(Modernity at Large)(一九九六)里指出，想象力是“一种社会实践”，“所有形式的能动作用都不可缺少想象力，其自身就是社会事实，是构成世界新秩序的要素”。*转引自苏的《想象力与当代小说》，第1页。阿帕杜莱批驳目前为人们所熟悉的(大概也是透支的)论点：思想被同化后变成了种种高压的意识形态。他指出，个人的想象力始终在反抗这些限制，希望找到其他方式来思维、生存及与他人互动。苏打着阿帕杜莱的旗号，但他在评价想象力的自由时格外谨慎，承认在二十世纪众多学者那里(法兰克福学派的成员也在其中)想象自我和想象世界的方式，历史上是资本主义造就的，与资本主义是分不开的。不过，苏又指出：“阿帕杜莱批判的那种与经济体系的根本联系，实质上不是指想象力能够再生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④ 〔美〕苏：《想象力与当代小说》，第6、14页。

为人的思想夺来一小份自由之后，苏必定要面临另一个问题，也就是小说能在多大程度上干预现实和改变现实。一九七八年萨义德在《东方主义》(Orientalism)中提出文学积极作用于政治压迫的模式，此后这种说法在后殖民研究领域几乎就成了不二法门——布莱克借用默安蒂(Satya Mohanty)的“话语统治”来描述这种定论，众多学术著作也因此转变了方向——与之相反的论点(文学有着解放的或乌托邦的可能性)在当代学术研究那里却是冷冷清清的。苏承认这是事实，而且以其一贯公平的方式指出，虽然“艺术美学领域制造的乌托邦并不能直接变成日常生活”，但这“未必就能让乌托邦提供的知识作废”。④〔美〕苏：《想象力与当代小说》，第6、14页。不论小说的内容能不能对现实发生作用，并使之变得更好(这个命题是出了名地复杂，所以无法证明)，苏还是提出，二十世纪后期的众多英文小说把想象力视为思维能力，塑造的形象不仅仅是逃避现实的人或虚幻，此外，想象力还告诉读者如何以新方式来解读，理解，生活在社会结构之内。最为重要的是，苏的著作表达出一种信念：更密切地关注想象力的表现形式与理论研究，我们就能更多地发现人们是以何种知识形式(forms of knowledge)来实现抵抗的。

在《想象力与当代小说》的每一章里，苏都要撬开我们熟悉的文学技巧和理论概念，邀请我们思考这些技巧和概念，揭示出想象力如何在社会的和认识论的实践中扮演角色，这种实践作用能改变人们理解自己、理解他人、理解所在国家的方式。杂合(hybridity)、后现代、田园写作、本质论(essentialism)，以及种族记忆——苏一一评述，使其拥有了历史意义，然后再将新的生命注入这些术语。比如，苏指出当福乐斯(John Fowles)、阿克鲁伊德(Peter Ackroyd)和巴恩斯(Julian Barnes)等小说家以反讽的方式引入一种田园传统的时候，他们是在提出二十世纪末何谓英国人的问题，是在“修正后的英国风格那里找寻弥合民族、种族和文化裂痕的可能性”。*〔美〕苏：《想象力与当代小说》，第82、105-106、35页。在另一章里，苏也颇有见地，他把文化和种族杂合概念与英国撒切尔时期的企业文化联系起来，这种企业文化承诺“以人人机会平等的市场”来取代种族和阶级等级。如苏所说，巴巴(Homi Bhabha)对“第三空间”(third space)的重要构想提出后，我们对杂合已是再熟悉不过了，“第三空间”没有先已设定的种族和文化身份，在这个自由的空间里，可以塑造不同的自我和社会结构，这一原则在无数学者阅读拉什迪(Salman Rushdie)， 库瑞什(Hanif Kureishi)和史密斯(Zadie Smith)等作家的小说时已被运用。不过，苏同时指出，以杂合取代官方的多元文化论，其生存力也值得怀疑，因为在企业文化之内，杂合太容易被盗用，②〔美〕苏：《想象力与当代小说》，第82、105-106、35页。又如在英国，杂合并没为社会变革提供可行的模式。

在苏的这部著作里，惟独令我质疑的是第二章“美学革命：白人南非写作与紧急状态”。作者借用布林克(André Brink)、戈德默(Nadine Gordimer)和库切来验证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南非政治危机时，那些抗议小说(dissident fiction)在多大程度上与政治发生关联，当时的政府宣传与出版审查控制公众意识，其程度要比历史上其他任何白人统治时期还严峻。如作者所说，在紧急状态(一九八五-一九九〇)期间，布林克、戈德默和库切，都认真地考虑了想象力在政治上的可能性和限度，他们的作品也毫无顾忌的坦陈，生活与写作之间存在着裂缝。戈德默把种族隔离制度称为“一种习惯”，如苏所说，“如果行为大多是习惯的产物，那么，承认和移情还不足以引起行为上的改变”。③〔美〕苏：《想象力与当代小说》，第82、105-106、35页。确实，承认与移情的失败，戈德默和库切对此二者的表述，达到了令人触目惊心的程度，是一般作家所不及的。苏的不足之处，还不是这一章里对这一时期南非文化史所做的分析，而是他把分析限定在一九八五至一九九〇发表的作品上，也就是说，他没有顾及那些把想象力作为认识论和社会实践的、令人瞩目的重新评价，重新评价发生在种族隔离制度之后，尤其是“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成立之后，此时无论是南非白人还是黑人，其内涵都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想象力与当代小说》对我们理解想象力在当代小说中的作用是有价值的，虽然我希望作者能少花时间划分现存的批评领域，多花时间清理批评领域，让新鲜的阐释出现。苏与阿帕杜莱相反，后者信心十足，将想象力视为后殖民和全球化时代关键的社会实践，而前者的论点却格外谨慎，所关注的是与阿帕杜莱相反的立场，在行文上又过分拘谨，结果使这些论点少了说服力。比如，在思考社会变化方面，要是杂合不是很有用的途经，那为什么还要反复讨论这个话题？要是紧急状态窒息了以同情为指向的想象力(真相确实如此)，那么，为什么不拓宽对话，写写种族隔离制度之后出现的文学作品和批评研究，因为社会想象力又在那里出现，显示出勃勃生机？要是“后现代主义在学术话语中的退出可能是令人感到轻松的原因”(确实令我感到轻松)，那么为什么不把后现代主义再请上台来？要是嫌旧概念不称职的话，为什么不提出新概念，通过新概念来理解当代小说家是如何联系想象力与社会生活的？上述分歧并不是说作者的核心关注不重要了，相反，我之所以对作者讨论这些关注的方式提出建议，正是因为我确信这些关注十分重要。

布莱克也是出色的，她的《小说越界》似乎对苏的探索线路颇有先见之明。一开始布莱克就把想象力与伦理相提并论。她先提出一个核心问题：“新世纪已经来临，想象他人，同时又不践踏被描述的对象，这有可能吗？①Shameem Black，Fiction across Borders: Imagining the Lives of Others in Late-Twentieth -Century Novels．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0，p．1、24、29、45、69．在其著作的前言“走向越界小说的伦理”(Toward an Ethics of Border-Crossing Fiction)和第一章“拥挤的自我与拥挤的风格”(Crowded Self and Crowded Style)里，作者信心十足地敞开了一片知性的空间，对自己的问题给出回答。她指出，批评技巧的目的是揭示“无孔不入的想象力”在文化上的普遍性，或如希德伍克(Eve Kosofsky Sedgwuck)所说的“追查与揭露工程”(tracing-and-exposure project)，这些批评技巧对霸权的表现形式一度发出猛烈的必要的挑战，然而，时光流逝，如今这些技巧已固化成乏味的程序，不让我们理解想象力在伦理方面的可能性。对后殖民研究和形式众多的同一主义(identitarianism)来说不可缺少的追查与揭露工程，其结构如布莱克所说的“反光镜”，在以“特殊的形式表现他人时，最终照回来的却是施动者自己移了位的社会状态”，因此总是能够压制或遮蔽差异。②Shameem Black，Fiction across Borders：Imagining the Lives of Others in Late-Twentieth-Century Novel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0，p.1、24、29、45、69.布莱克写道，反光镜的作用“是其绝妙的可移植性(portability)和无限迁移的能力”，也就是说，可以借助这面反光镜来阅读几乎各种充满想象力的越界小说——哪怕是写种族、性别、文化、阶层乃至物种的。③Shameem Black，Fiction across Borders：Imagining the Lives of Others in Late-Twentieth-Century Novel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0，p.1、24、29、45、69.这面反光镜也不是没有破绽：据其推定，布莱克的那个问题(想象他人但不要践踏，这可不可能？)，答案是“不可能”。但布莱克又说，“在一定环境下，在一定程度上，是可能的”。

布莱克在一二章里提出的几个想法很实用，使这部论著的结构更为坚实。她一开始就使用两个自造的关键词：“拥挤的自我”和“拥挤的风格”，借助这两个词她为“想象力的越界”推出了“新的元叙述”(new metanarrative)，以此来取代“反光镜”。作者写道：“越界小说表现人物时，刻意凸显膨胀的、自我意识的、脆弱的角度，这些小说所预见的是我所谓拥挤的自我”，若是遇上他人需要和要求，这种自我乐意改变自己。④Shameem Black，Fiction across Borders：Imagining the Lives of Others in Late-Twentieth-Century Novel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0，p.1、24、29、45、69.布莱克谨慎地将“拥挤的自我”与多元文化论分开对待，后者因其文化上没有渗透性(impermeability)而显得平庸、自满；“拥挤的自我”与杂合也有所不同，后者在阐释方面陷入僵化，非但没有解放我们对后殖民自我的思考，反而限制我们。脆弱、让人感到意外、舍得丢开权威——这些才是朝大众开放的自我所拥有的本质特点。布莱克指出，有时这种开放还不是通过小说中个别人物表现的，而是通过拥挤的文学风格，这种风格是请读者来思考社会差异概念化的过程与语言的质地、音调和结构如何互相作用。

在以上提到的两个关键词语之外，布莱克还提出一个重要论点：因为他者性(alterity)是一个轴(axis)，而非绝对(absolute)，所以回应他者性的想象与表现技巧并不是在任何时候都发生作用。《小说越界》以研究文学作品和文化环境开始，其中的他者性最小，再以库切小说研究结尾，因为库切将想象中的社会差异推到极限，几乎达到了断裂的程度。第二章“每日情感”讨论的是尾关(Ruth Ozeki)的大众小说《我的食物年》(My Year of Meats)(一九九八)，“小说表现的社会差异在想象他者性方面并未构成严重障碍”。因为尾关描述的社会差异并不强烈，所以她轻易就能化解，其方式是让她的人物同情对方，再引起读者的同情。不过，布莱克清楚地指出：“权力上的不对称似乎是强烈的，如在帝国主义的语境下，以情感来应对手边的麻烦，就可能被视为很不合适。”⑤Shameem Black，Fiction across Borders：Imagining the Lives of Others in Late-Twentieth-Century Novel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0，p.67、136、203、216、218、226.尾关的小说表现了鲁宾斯(Bruce Robbins)所谓“国际主义者的日常伦理，这种伦理告诉我们的不仅仅是为什么死，为什么杀人”，而是如何来过那种被第一世界特权塑造的日常生活。①Shameem Black，Fiction across Borders: Imagining the Lives of Others in Late-Twentieth-Century Novel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0，p．67、136、203、 216、218、226．布莱克研究的其他小说也是如此，尽管每一章里的社会差异越来越明显，因此，为超越差异所进行的想象也更有挑战性，要求更大的自我转变。

在研究约翰逊(Charles Johnson)与杰恩(Gish Jen)、尤金奈迪斯(Jeffrey Eugenides)与贝伊瓦(Rupa Bajwa)等作家的各章里，以及论述高希(Amitav Ghosh)与其拥挤的风格时，布莱克也认为随着社会差距的加深，主体被迫学会“适应无保护的、不明确的地位”，“为他者的需要”或在他人要求下，“放弃更大的空间”，②Shameem Black，Fiction across Borders：Imagining the Lives of Others in Late-Twentieth-Century Novel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0，p.67、136、203、216、218、226.因为这种他者拒绝被想象。《小说越界》中间的几章被我一笔带过，原因是最后一章“牺牲自我”写得实在令人叹服，在这部著作中是最有见地的一章。在库切的小说里，鲁宾斯的“日常伦理”是行不通的，伦理和想象力在这里陷入危机。布莱克说得对，“库切在新世纪前后出版的小说”，如《动物们的生活》(The Lives of Animals)(一九九九)、《凶年日志》(Diary of a Bad Year)(二○○七)及《耻辱》(Disgrace)(一九九九)，“没有放弃使命，还在描述舒适之外的生活”，尽管他的作品总是拒绝同情和情感。③Shameem Black，Fiction across Borders：Imagining the Lives of Others in Late-Twentieth-Century Novel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0，p.67、136、203、216、218、226.布莱克最高明的论点是，在库切那里，想象他人，就难免失去或放弃自己的权利，而非维护权利。比如在《动物们的生活》里，科斯特洛(Elizabeth Costello)一次次地扬言，人有能力为动物着想，但她对自己的媳妇诺玛(Norma)却毫无同情心。因此，科斯特洛及其就超越物种所持的乐观论出现了破绽：她“想象的对象不能对她如何想象提出挑战，凡是能提出挑战的她概不同情”。④Shameem Black，Fiction across Borders：Imagining the Lives of Others in Late-Twentieth-Century Novel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0，p.67、136、203、216、218、226.宽泛地说，科斯特洛为权威和特权所累：她是权利的拥有者，不是权利的丧失者，所以太安于自己的内心，无法走入他人的抵抗意识。

接下来布莱克继续以其犀利的目光扫视小说《耻辱》，梳理出一大批他人的研究成果，又不被其所左右。人与人之间的想象力，就这个话题已经发表了不少文字，但布莱克的专著有其独到的地方：她指出在这部小说中，渴望想象他人所构成的“最大的危险……指向的不是想象的客体，而是想象的主体”。⑤Shameem Black，Fiction across Borders：Imagining the Lives of Others in Late-Twentieth-Century Novel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0，p.67、136、203、216、218、226.在库切的小说中想象他人之所以能构成危险，因为这种想象往往是要求通过暴力压垮自我。所以大卫(David)的女儿被三个黑人青年强奸后，他祈望走出伤痛，为此进行了一系列想象实验，也想到了强暴过程，但他很快发现，营造“拥挤的自我……不停地威胁着主体，要把主体化为乌有”。⑥Shameem Black，Fiction across Borders：Imagining the Lives of Others in Late-Twentieth-Century Novel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0，p.67、136、203、216、218、226.如巴莱克所说，在库切的小说里，连同在《越界小说》里，最拥挤的自我是卢里(Lucy Lurie)的。她被轮奸后怀孕，身子膨胀，不要忘记她是被一群男人强暴的，不仅如此，她还放弃了所有的权利，同意净身出户。在《耻辱》里，还没有哪个人物比卢里更能说明何谓权利丧失。也没有哪个人物比卢里在读者那里造成了更大的混乱和压抑，其被强暴后的行为和动机让人感到不可思议。这让我想到了一个令人不安的问题。对卢里的想象是如此困难，这是不是在暗示，大多数读者如同《动物们的生活》里的科斯特洛，对自己的权利充满信心，心安理得，还不知道失去权利的滋味，大概要等到自己亲身经历了才明白？

值得一提的是，后来库切又在另一部小说里让科斯特洛亲身体验了被剥夺的滋味，小说的名字也贴切：《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八个教训》(Elizabeth Costello：Eight Lessons)(二〇〇三)，此时的科斯特洛作为凡人知道了不少自身的弱点，后来变得更为“拥挤”。布莱克研读库切的小说后，提出了更大的问题：对发生改变作用的种种想象力来说，暴力和自我消解是不是必要的前提。让我澄清一下：我不是在问想象力是否能引发暴力。陪审团就这个问题提出过裁定，苏和布莱克承认，几十年来的学术研究表明，在各种社会控制中，文学再现始终牵涉其间，这是他们二人的一大发现。对布莱克在结论里的最后那几句话，我从心底表示接受，她写道：“想象力投射的作用能够拒斥诱惑，不去复制那些熟悉的话语统治的形式，对此我们要高兴才是”，不过在检验想象力的限度的过程中，库切的小说建议我们，先要知道这高兴的代价。比如尾关的《我的食物年》，其中人物的那些越界动作令人鼓舞，但那些动作还不足以让我歌颂想象力。惟有那些最困难的想象才能检验真理，述说真理，告诉我们想象力在世上能取得什么成绩，因为与最顽固的他者性相遇之后，想象力才能造成最持久的伤害。

一定程度上，想象力也能造成深刻的社会和政治伤害，但想象力能治好这些伤害吗？如同苏、布莱克和新世界主义的学者们，库切的回答是格外谨慎的“能”。但库切又与他们不同，他始终强调，那将是痛苦的过程，要做出个人的和政治的放弃，而且事先无法知道，也不受控制。我们之中有谁乐意把自己变得无比脆弱？斯嘉利在拒绝想象和伤害他人之间发现了循环的关系，不过，如布莱克所指出的，库切后来的小说提示我们，被人伤害之后，思想才能解放，社会才能改变。如果想象力确是世界新秩序的要素，那么学者们不仅应该考虑想象力能做什么，还要考虑如何满足想象力。以上拙文讨论的两部著作有助于我们开始这项工作。

【译者简介】由元，沈阳师范大学讲师。

【英文标题及刊物】The Return of Imagination，ContemporaryLiterature53.3，Fall2012.

(责任编辑 李桂玲)

艾丽斯·布里顿(Alice Brittan)，加拿大达尔豪斯大学(Dalhosie University)助理英文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