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春光



中国批评论坛

自由精神的诗学建构
——《吴思敬论新诗》的价值与启示

马春光

在中国新诗九十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出现了很多优秀的新诗理论家，他们以个性鲜明而富有创建的理论建构，为新诗的发展祛除一个个障碍，用富有生命质感的诗学建构呵护着新诗，引领着新诗的良性发展。吴思敬就是其中独具特色的一位，他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涉足新诗理论研究，迄今已经三十多年。新近出版的《吴思敬论新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二○一三年版)，是他新诗理论研究成果的一次集中呈现。这本书总体上彰显出一种“自由精神”的诗学建构姿态，通过对吴思敬诗学思想的解读，可以为当下的诗学研究提供重要的价值与启示。

一、自由精神的张扬

吴思敬新诗理论最鲜明的特征，是他对新诗之“自由”本质的强调，正是这一“基质性”的体认，使他的新诗理论表述始终张扬着一种自由精神。

新诗的自由本质，是由创作主体的“心灵的自由”和外在表现上对严饬格律的摒弃共同塑形的。基于此，在反思废名所言的“新诗应该是自由诗”这一论述时，他明确指出自由诗“与其说是一种诗体，不如说是在张扬新诗的自由精神。”吴思敬对废名这一理论的阐发，暗合了他自己对新诗之自由本质的理解，这其实是主体内在自由精神的外在体现。一方面，在新诗的创作主体层面，他强调创作者“心灵的自由”，从这一意义上说，新诗是生命自由律动的语言体现。另一方面，正是基于新诗的自由本质，吴思敬强调新诗在语言、表达方式上的自由性与包容性，而反对呆板的格律化。在他这里，形式的自由与心灵的自由在新诗中是相互支撑的。

自由是生命的渴望，同时也是新诗的血液，吴思敬指出，自由诗以其内蕴的本原生命意义，确立了开放性的审美特征。这种“开放性”与“包容性”是现代格律诗所不具备的。实际上，把握了新诗的“自由”本质，也就等于洞穿了新诗的艺术本质，它由此成为一个基点，扩散至新诗艺术的方方面面。只有深刻体认新诗的自由本质，并遵循这一艺术规律，新诗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并逐渐构筑自己的传统，为人类的精神需求贡献更多的经典作品。

对新诗艺术规律的深刻体认，使得吴思敬先生在面对新诗发展过程中的一些问题，特别是针对新诗本身的诸多质疑时，往往能发表深刻的洞见。例如，百年新诗史的发展过程中，对新诗格律的讨论与建构尝试一直不曾间断，甚至在一些人那里，格律的缺失是新诗一直难以取得较大成就的关键原因。针对这一问题，吴思敬指出，新诗的症结并非在于外在的格律，而是“要从内容入手，强调诗性的回归，强调诗的发现。”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讨论新诗，善于透过问题的表象而深入问题的深层，使得吴思敬自由诗理论有着明确的历史意识和问题意识，它对于纠正人们脑海中对新诗认识的偏颇具有重要的意义，并在深层上为新诗的发展指明了道路。

二、心理诗学的建构

吴思敬新诗理论的另一鲜明特征，是其善于从心理学的视角来透视新诗，对新诗的创作过程和阅读、鉴赏进行细致入微的阐释，进而建构了一种“心理诗学”。

文学与心理学有着天然的联系，特别是诗歌这种更加侧重对内在心理世界进行表现的文学体式，更是与心理学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吴思敬在熟练掌握心理学相关知识的基础上，从这一角度契入新诗的创作和阅读过程中，其实是从内在的角度，因而就是从更加根本的层面，对新诗进行了论述。

吴思敬基于心理学视野对新诗进行的论述，既涉及到传统心理学的相关概念，如思维、潜思维等，又涉及到认知心理学、语言心理学的相关概念，显示了一个理论家深邃的理论修养。在对新诗的“创作过程”进行探讨时，则涵盖了从新诗的主体、创作内驱力、诗的发现、思维、创作心态、语言实现、诗的建行、语感等方方面面。特别是《诗的发现》、《诗的思维》两篇长文，是作者对诗歌创作心理的精准阐释。前文从具体特征、地位与作用、产生条件等对“诗的发现”这一问题进行阐述，“诗的发现”作为诗歌创作的前期准备，关乎一首诗的好坏，甚至一个诗人的成长。在《诗的思维》中，作者详尽地阐释了诗歌创作思维的过程，怎样经由潜思维进入显思维，经由灵感思维的驱动到表象思维，直到理性思维的加入。在这篇长文中，一方面是作者对一些心理学术语驾轻就熟的运用，一方面则是对古今中外诗歌文本的信手拈来，从而在整体上深入浅出地阐明了诗歌创作的思维运作，在某种意义上，这篇文章照亮了诗歌思维中某些黑暗的成分，使“诗的思维”作为一种创作心理得到了理论的阐明，具有极大的学术价值。

在诗的阅读与鉴赏层面，吴思敬同样强调从心理学的角度进入，并指出诗歌中的时间、空间是一种“心理时间”与“心理空间”，在诗人“主体性”的作用下，诗歌中的“时间”和“空间”呈现出与现实时间和空间不同的样态，“时间”和“空间”也进行了相互的诗性转化。“时间”和“空间”是诗歌结构的基本要素，吴思敬从这二者入手，可以说抓住了诗歌阅读的关键，对于人们有效地进入诗歌提供了某种通道。

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可以说，通过心理学视野下的新诗基本属性的探讨，吴思敬建立了独具体系的“心理诗学”。基于心理学的视角，从内在的角度进行阐释，使得这种理论阐释具有很强的指导性和实用性。值得注意的是，心理诗学的建构，最终指向一种“生命诗学”。这是一种内在性的、心理化的生命诗学，它强调生命意志的参与，这种诗学建构迥异于那种单纯从语言、形式入手的理论化阐释，更加契合诗歌的本质。

三、审美诗性的坚守

新诗九十多年的发展过程一直伴随着种种来自外部的压力和冲击，吴思敬对此有着非常敏锐的警醒，他总是能准确、及时地洞察诸种外部因素对新诗的参与，进而指出新诗应对的策略以及应该注意的问题。这其实渗透着他对中国新诗历史发展经验的思考，在对新诗的传统、新诗的经典化、新媒体与新诗创作以及诗歌在商品化、低俗化时代的处境等问题的思考中，他始终坚守着诗之为诗的审美特性，并以此为基点，不断丰富、深化新诗的相关理论。

正是对审美诗性的坚守，使得吴思敬在论述与新诗发展相伴生的一些问题时，始终持一种相对开放的治学态度，理论指涉的准确性与论述方式的开放性，使得这本《吴思敬论新诗》在当下的新诗理论著作中彰显出自己独特的风貌。虽然本书谈论的对象以“新诗”为主，但在具体的论述中，古典诗歌的例子比比皆是。针对有些新诗理论著作对古典诗歌、古典诗学的“敌视”与“轻视”，《吴思敬论新诗》的开放性心态，具有很大的启示意义。因为新诗与古典诗歌并不是完全断裂的，新诗只有以一种正确的态度对待“古典诗歌”这个传统，才能更好地铸造自己的“自由诗”传统。

针对有些人对新诗自身传统的质疑和对新诗经典化的过于乐观或过于悲观的看法，吴思敬从新诗的艺术本性出发，进行了富有启发性的阐释。弃绝人云亦云的言说方式，深入具体的语境，对新诗内在“革新精神”和外在“分行排列”的美学特征的阐发，都是对新诗自身传统的准确指认。在对新诗经典化的论述中，吴思敬引入“动态经典”与“恒定经典”的理论表述，对新诗的经典化问题进行了极富科学性、历史性、多维度的精准阐释。新诗的传统和经典化问题，是一个“二而一”的问题。吴思敬是在一种开阔的历史视野中进行谈论的，结合新诗自身的历史和艺术特质，他表达了对待新诗的科学态度：既不要妄自菲薄地否定新诗的传统和它生产经典的可能性，也不要狂妄自大地过分估量新诗的成就。正是这样一种科学、严谨的态度，才给予新诗一个良好的生态环境，并为新诗自身伟大传统的营造和经典作品的产生，铺平了道路。

新诗在新世纪以来面临的首要外部压力是来自新媒体的冲击。吴思敬首先充分肯定了新媒体对新诗带来的种种变化，但他同时辩驳了种种过分的以外部媒介来衡量诗歌的做法，这其实是对新诗之“诗性”的一种坚守。与新媒体不同，作为大众文化的重要表征，歌词在现实生活中有与现代诗相混淆的倾向，吴思敬通过深入的学理分析，指出了歌词与现代诗在文体、艺术手段等层面的不同。这其实同样来自于对新诗之“诗性”的坚守。

新诗发展中面对的压力，还鲜明地体现在商品社会与大众文化对诗人主体精神的削弱与矮化。吴思敬先生对此有敏锐洞察，他借用冯友兰先生“天地境界”的哲学概念，指认出“诗人应当是一个民族中关注天空的人”，并通过具体的诗作来说明。这一说法强调诗人主体精神视野的开阔，强调诗歌基于现实而又超越现实的“终极关怀”，这不仅是对当下诗歌“低俗化”倾向的有效匡正，它在深层上正是新诗之自由精神的彰显。

在《中国新诗总系·理论卷》的“编后记”中，吴思敬先生说，“诗歌理论研究是个寂寞的事业，难得的是曾有那么多的诗论家在这里默默地耕耘。”然而，虽然寂寞，吴思敬先生三十多年来却始终以极大的热情对新诗理论保持持续关注与思考，并取得了让人敬佩的成绩。他对新诗自由精神的张扬、对诗歌审美诗性的坚持、对心理诗学的建构不仅使得新诗内部某些晦暗不明的部分得以清晰，同时对新诗未来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责任编辑 韩春燕)

马春光，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