晓 苏



当代文学考察

当代小说叙事中的平民立场

晓 苏

如果从叙事学的角度来看当代小说，我们不难发现有三种不同的叙事形态一直并存着。一种是倾向于意识形态的政治化叙事，另一种是倾向于知识话语的精英化叙事，还有一种是倾向于百姓阶层的民间化叙事。可以说，它们构成了当代小说叙事的三足鼎立格局。

任何一种叙事形态，首先都取决于叙事立场。所谓立场，指的是人们在认识问题和处理问题时所处的地位与所持的态度。人们的一切思想和行为都是有立场的，不管是自觉的立场，还是自发的立场。立场与世界观、价值观和审美观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对小说而言，不同的叙事形态首先是由不同的叙事立场决定的。如果说，政治化叙事形态是由政治叙事立场决定的，精英化叙事形态是精英叙事立场决定的，那么，民间化叙事形态无疑便是由作家所选择的民间叙事立场决定的。民间叙事立场应该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层面来加以考察。事实上，在具体的创作活动中，作家对叙事立场的选择也是有多个维度的。如果说民间叙事立场是个基本立场的话，那它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平民立场，二是人性立场，三是世俗立场。这里，笔者将集中探讨一下当代小说叙事中的平民立场问题。

平民即普通老百姓，又称小人物，主要指农民和市民，也包括小商人和一般的文化人。他们处于社会的底层或者说社会的边缘，既没有政治意识形态的话语权，也没有知识精英阶层的优越感，常常被忽视，甚至是被歧视，属于典型的弱势阶层。但是，他们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同时还有着这个群体独特的生存智慧与生活趣味。平民立场是作家民间化叙事立场的重要体现，也是民间化叙事的一个主要策略。对小说创作来讲，平民立场对作家的创作动机、价值取向和审美趣味都有重大影响，而这三点又直接影响到小说的品质和形态。

一、平民立场的动机发生

叙事动机是促使作家的叙事行为发生和发展的主观原因和内在驱力。简单地说，就是作家的创作意图。如果从文化阶层的角度来看，作家的叙事动机可以分为三种：一种是出于权力立场的政治动机，一种是出于知识立场的精英动机，一种是出于平民立场的民间动机。相对而言，怀有政治动机的作家，他的创作意图主要在于宣扬某种政治意志；怀有精英动机的作家，他的创作意图主要在于突出某种精英意识；怀有民间动机的作家，他的创作意图则主要在于体现某种民间意趣。正是由于叙事动机的不同，小说才呈现出了不同的叙事形态。

从动机的产生来看，任何一种动机都与人的需要和欲望有关，这是动机的共同之处。不过，对于小说创作来说，我们更应该看到各种叙事动机之间的差异。与政治动机和精英动机相比，基于平民立场而发生的民间叙事动机具有以下几个显著特点。

第一，动机的生理性。从发生学的角度来说，动机又可以分为生理性动机和心理性动机。生理性动机主要指人作为生物性个体，由于生理的需要而产生的动机。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说：“生理需要在所有需要中占绝对优势。具体地说，假如一个人在生活中所有需要都没有得到满足，那么是生理需要而不是其他需要最有可能成为他的主要动机。”*〔美〕马斯洛：《动机与人格》，第19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心理性动机又称社会性动机，是指人在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中成长和生活，通过各种各样的经验，懂得各种各样的需要，于是就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动机，如交往性动机、威信性动机、地位性动机等。在笔者看来，怀有政治动机和精英动机的作家，基本上都是为了满足心理的需要，或分享权力资源，或提高精英地位。而从平民立场出发的作家，他们的叙事动机更多的则是为了满足生理的需要，如肚子饿了要吃饭，身体冷了要穿衣，性饥渴的时候要寻求异性。

因为叙事动机里充满了生理性因素，所以坚持平民立场的作家往往更加注重反映人的本能性生活。例如红柯的《过年》，写缺粮少食年代一群孩子对吃肉的向往。当时，孩子们连饭都吃不饱，除了过年，吃肉简直就是一种梦想。一天，母亲突然说到肉，孩子们一听全都傻了，大张着嘴巴叫喊：“我们要肉肉我们要肉肉！”傍晚，父亲真的从外面找回来一块肉。他高兴地用肉去擦孩子们的小脸蛋。孩子们兴奋不已，又叫又跳地冲上去，迫不及待地想把肉从父亲的手里接过来。可父亲没马上给，他把肉高高地举起来，就像举一盏灯，好久之后才递给孩子们。孩子们争着玩肉，过足了瘾才交给母亲。可是，等母亲把肉煮熟的时候，家里却来了一个客人。热情好客的母亲要把肉留给客人吃，只能让孩子们每人吃一小块肉。小说最动人的地方是母亲给孩子们喂肉的那个情景：“妈妈给每个孩子喂一小块肉。‘啊，这是什么东西？’‘肉，孩子，是肉。’‘好像是我的舌头。’孩子们咬到了自己的舌头。”*红柯：《过年》，《时代文学》2002年第1期。红柯从平民立场出发，着力表现人物的生理性需求和本能性冲动，不仅能引起读者心理上的共鸣，更能引起读者生理上的共振，具有极强的可读性。

第二，动机的含混性。一般来说，政治动机和精英动机都是比较明确的，也相对集中。作家提倡什么，反对什么，歌颂什么，批判什么，喜爱什么，憎恶什么，意图都十分明显，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出于平民立场的民间动机却不同，它常常显得有些模糊，有些暧昧，有些缠绕，甚至有些矛盾，表现出含混的特点。作家叙事动机的含混性，恐怕与民间这种独特的文化形态有关。用陈思和的话说，民间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它的藏污纳垢性。藏污纳污在这里不是一个贬义词，它指的是民间文化的复杂结构，即它的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真假互见、善恶纠结、美丑交织的统装化特点。在这样一种杂糅的文化背景之上，那些坚守平民立场的作家，他的叙事动机只能是含混不清的。因为，他要忠于生活，忠于感受，忠于艺术。

也许，正是由于叙事动机的含混性，这类作家的小说才真正描绘出了一个原汁原味的民间世界。如刘庆邦的《嫂子与处子》，写文化大革命时期两个贫农出身的嫂子对一个地主羔子的性骚扰。为了解决性的饥渴，正处于如狼似虎年龄的二嫂和会嫂，打着阶级斗争的幌子一步一步地勾引民儿，最后终于让民儿半推半就地满足了她们肉体的欲望。从叙事动机上来看，我们真是无法看清作者的真实意图。比如，作者虽然写到了阶级斗争，但读者却感受不到那种残酷的斗争气氛，相反倒是觉得两个嫂子对民儿的调戏是那么的诙谐而有趣。试问，作者究竟是在批判那个荒唐的年代还是在享受那个荒唐的年代？这个问题恐怕连刘庆邦自己也答不上来。又如，二嫂和会嫂对民儿的勾引与占有，虽说主要是缘于生理的需要，但同时在心理上又包含了她们对民儿英俊和聪明的欣赏。试问，作者对两个嫂子的行为究竟是持否定态度还是持肯定态度？作者对这个问题恐怕也说不清楚。还有，处子民儿虽然遭到了两个嫂子的性侵犯或者说性盘剥，但他在被动的接受中又分明得到了一种兴奋而快乐的性体验。作品中有这样一个细节：“二嫂遂解开上衣，先把两个肥奶扑楞弄了出来，问民儿，好看吗？民儿说好看。二嫂说，好看的还在下面呢。二嫂退下裤子，把她的隐秘部位露了出来。二嫂让民儿走近点儿，要是看着好看，就好好看看，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民儿看得两眼发直，心跳如捣，喉咙里干渴得厉害。他不明白，自己刚吃了一个甜瓜，为什么还这样渴。”*刘庆邦：《嫂子与处子》，《天涯》2001年第1期。试问，作者对民儿的遭遇或者说艳遇究竟是表示同情还是充满好奇？对这个问题，作者肯定也无法给出一个明确答案。总之，刘庆邦在创作《嫂子与处子》时，他的叙事动机肯定是含混的。当然，这不是刘庆邦有意要含混不清，而是民间生活本身就是含混不清的。作家只有带着含混性动机去展开叙事，才有可能把一个藏污纳垢的民间和盘托出。反过来说，如果作家的叙事动机过于明确和集中，那他就可能把民间生活所固有的复杂性和多义性过滤掉，导致作品的情调和趣味大打折扣，从而减少和消弱小说的可读性。

第三，动机的自发性。动机的发生，有自发性和自觉性两种心理特征。自觉性主要来自外界的刺激，自发性主要来自内部的驱动。基于平民立场的叙事动机主要是由于内部的驱动而发生的，更具自发性特点。政治动机和精英动机主要是因为外界的刺激，所以自觉性更强一些。学者张艺声认为，自发性动机“在表现或再现社会生活与人生情愫时，只能以感情的突发性能、认识的感情活动、思维的模糊特性及意识的潜在功能等四种系列，进行草图式的构思”。*张艺声：《创作自发性与自觉性的特点及转化关系》，《文学评论》1992年第1期。此论归纳了自发性动机的四个特点，分别为突发性、感情性、模糊性和潜在性。笔者认为，这种归纳虽然言之有理，但还不够全面，甚至没能把自发性最主要的特点抓住。在笔者看来，自发性最主要的特点是它的无功利性。因为它是自发的，只是出于内在的需要，没有太多外在的奢望，所以这种动机就比较简单，比较纯粹，比较自由。

在看待创作动机的问题上，理论界长期存在着一个误区，总认为自觉性创作要高于自发性创作。其实不然。自觉性的创作可能会更多地考虑到个别和一般、特殊和普遍、偶然和必然这些关系，显得更为理性。这是它的优势。但我们必须看到，创作如果过于强调自觉性，作品就会出现思想大于形象、理性遮蔽感性、意义压倒意思等毛病。因此，我们不能轻视自发性，相反要重视它。因为自发性的创作少有功利性，既不屈从权力，也不迷信精英，特别尊重作家的原初体验和个体经验，所以更加独特，更加生动，更加可感，也更有可读性。莫言便是一位非常看重自发性的作家，特别相信自己的直觉，既不接受权力的控制，也不受到精英的干扰，无拘无束，天马行空，标新立异，任性书写。正因为这样，他的《红高粱》才一夜之间红遍文坛。如果莫言写这部小说时过于自觉，那他就不可能把一场悲壮的抗日伏击战写成一曲暴力的颂歌和一首情欲的赞美诗。作品中最让读者难忘的，无疑是我爷爷余占鳌和我奶奶戴凤莲在高粱地上野合的那一段描写：“余占鳌把大蓑衣脱下来，用脚踩断了数十棵高粱，在高粱的尸体上铺上了蓑衣。他把我奶奶抱到蓑衣上。奶奶神魂出舍，望着他脱裸的胸膛，仿佛看到强劲骠悍的血液在他黝黑的皮肤下川流不息……”*莫言：《红高粱》，《人民文学》1986年第8期。这段描写尽情地歌唱生命、歌唱野性、歌唱激情，具有无与伦比的可读性，已经成为中国当代小说史上最美丽、最曼妙、最动人的文字。

二、平民立场的价值取向

价值取向，指的是一定主体基于自己的价值观，在面对或处理各种矛盾、冲突、关系时所持的基本价值立场、价值态度以及所表现出来的基本价值指向。作家的创作，实际上是在以语言为媒介面对和处理各种矛盾、冲突和关系，所以也不可避免地要表现出一种价值取向。

不同的叙事立场有不同的价值取向。坚持平民立场的叙事，它的价值取向既不同于政治化叙事，也不同于精英化叙事，带有很强的民间化色彩。具体地说，它有以下三个特点。

第一，价值的客观性。基于平民立场的民间化叙事，它没有事先定好的条条框框，也拒绝模仿和套用现成的价值标准，对事物的判断均以真实的民间生活为依据，力求评价的全面、公正与合理，即强调价值取向的客观性。陈忠实的《白鹿原》便是这方面的典范之作。

《白鹿原》反映了中国近现代社会半个世纪以来的三大矛盾，一是家族与国家的矛盾，二是族权与政权的矛盾，三是宗法伦理与政治革命的矛盾。难能可贵的是，陈忠实没有沿袭以往同类题材小说常用的革命视角和党史目光，而是从民间立场出发，对相互博弈的各个阵营和各种势力进行了重新审视与考量，从而对历史做出了符合历史本相的客观性评价。比如，在作品中的人物看来，国共之间的内乱不过是公婆之争，农民运动也好，国民革命也好，他们折腾来折腾去，其实受折磨都是白鹿原的老百姓。在小说的第十四章，当田福贤借白嘉轩的戏楼报复了他从前的仇人之后，白嘉轩“站在祠堂院子里大声说：‘白鹿村的戏楼这下变成烙锅盔的鏊子了！’”*陈忠实：《白鹿原》，《当代》1992年第6期。白嘉轩的这句感叹，实际上就是老百姓对各种革命和运动的评价。很显然，这种评价是从民间立场出发的，不偏不倚，实话实说，没有任何的倾向性。不仅如此，作品还大胆地指出了国共两党的局限性，认为共产党的革命虽然是顺天应人的，但有时却把斗争哲学推向了极端，而导致了残酷的内部杀戮；国民党虽说搞民主革命，但很快又走向了腐败。这种评价恰好显示了民间价值取向的客观性。对作品中的人物，作者的态度也是非常客观的，正如评论家雷达所说：“他既在批判，又在赞赏；既在鞭挞，又在挽悼。”*雷达：《废墟上的精魂》，《文学评论》1993年第6期。

价值取向的客观性体现了作家的务实精神和求真态度，这种精神和态度是由作家所处的民间立场决定的。正是由于这种客观性，采用民间化叙事策略的小说才更有生活的实感和艺术的信度，从而才更具可读性。

第二，价值的相对性。相对的反义词是绝对。从价值观的角度来讲，相对性要求人们用一分为二的观点去辩证地看待一切事物，对事物的评判不能绝对化。就文学创作而言，相对性既是一种世界观，也是一种方法论。作家应该明白，任何事物都有二重性，没有绝对的真善美，也没有绝对的假恶丑。也就是说，世界上不存在绝对的二元对立，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高尚与卑鄙，宽厚与狭隘，大方与吝啬，英勇顽强与胆怯懦弱，光明磊落与虚与委蛇，豪爽奔放与含蓄内敛，等等，这一系列异质性的因素往往是融为一体的，形成一个异质同构关系。因此，作家在进行价值判断的时候，就应该遵循价值的相对性原则，善于从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时空去评价所写的对象。

与政治化叙事和精英化叙事相比，从平民立场出发的民间化叙事似乎更加注重价值的相对性。政治化叙事常常带有简单化倾向，精英化叙事往往带有理想化色彩，为了宣扬政治意志或突出精英意识，他们极力主张文学高于生活，进而对现实生活进行了提纯处理，将那些不合创作意图的部分都无情地过滤掉，只保留对他们有用的东西。事实上，那些被过滤掉的部分可能正好是最有意思的。民间化叙事出于平民的欣赏趣味，一般都不会对生活进行过度的化妆和修饰，所以保持了生活的原汁原味，即它的本相与原貌。正因为如此，属于民间化叙事形态的小说便显得蕴涵丰富，意味深长，从而有了更多的可读性。

莫言的创作始终坚持民间立场，对笔下的人物、村庄和土地进行价值判断时，一直都秉持一种相对的态度。他在《红高粱》中这样写道：“高密东北乡无疑是地球上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的地方。”*莫言：《红高梁》，《人民文学》1986年第8期。这串一气呵成的排比句，我们完全可以把它看成是莫言关于价值观的宣言。正是因为这种相对性的价值取向，莫言才刻画出了我爷爷余占鳌这么一个二重性格对立统一于一身的人物形象。他既是一个英勇善战、令人尊敬的抗日英雄，又是一个杀人越货、十恶不赦的土匪头子。在《红高粱》中，我奶奶戴凤莲也是一个异质同构的人物。她美丽、聪明、坚强、勇敢，是妇女自由、自主、自强的典范，同时却不知道什么叫贞节、什么叫正道、什么叫善良、什么叫邪恶。莫言尊重价值的相对性，尊重艺术的辩证法，为中国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奉献了我爷爷和我奶奶这两个特立独行、光彩照人的艺术典型。

第三，价值的模糊性。政治化叙事的价值取向一般来说都是十分明确的，毫不隐晦，从不含糊，有时候作者还会按捺不住地站出来点题。精英化叙事的价值取向虽说相对含蓄一些，委婉一些，但在字间句缝里还是会表现出一定的指向。民间化叙事却有所不同，不少作家对他所写的对象压根儿不作出明确的判断，很难让读者看出其价值取向。这就是笔者所说的价值的模糊性。

价值判断的模糊性，并不意味着作家没有价值观，只是因为他所处的平民立场让他不想去对他的人物评头论足、说三道四。莫言曾说过，作为老百姓的写作，“他在写作的时候，没有想到要用小说来揭露什么、来鞭挞什么、来提倡什么、来教化什么，因此他在写作的时候，就可以用一种平等的心态来对待小说中的人物。他不但不认为自己比读者高明，他也不认为自己比自己作品中的人物高明。”*莫言：《文学创作的民间资源》，《当代作家评论》2002年第1期。莫言的意思是说，自己作为老百姓一员，他对他笔下的任何一个老百姓都能理解，他们的处世态度和行为方式都有它存在的合理性，因此没必要去做什么价值判断，更没必要去对他们进行教化和启蒙。

因为价值取向的模糊性，作品的意蕴空间便得到了有效的拓展，主题也显示出了复杂性和多义性。如苏童的《神女峰》，写一对住在长江下游的恋人李咏和描月，为了爱情更加甜蜜和持久，便坐船逆水而上，打算经武汉去三峡朝拜神女峰。船行不久，他们碰上了李咏的朋友老崔。老崔是一位成功的商人，要去武汉做生意。他们三个人包下了一个二等舱。李咏本来是很尊重老崔的，还称他为大哥。描月一开始对老崔倒是有点不屑一顾，觉得他不仅秃了头，还满身的铜臭味。不过，老崔显得很大方，言行举止又特别干练，很快就让描月改变了看法。后来，由于几句说笑，几个眼神、几回争吵、几番交谈，三个人物之间的关系便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李咏和描月本来是恋人关系，可描月后来却背叛了这种关系；李咏和老崔本来是朋友关系，老崔后来也背叛了这种关系。描月和老崔之间本来没有关系，可后来却产生了一种新的关系。船至武汉时，描月便跟老崔私奔下了船，或者说老崔把李咏的恋人勾跑了。“我们记得后来的旅程中李咏一直郁郁寡欢，只是在轮船经过著名的神女峰时，李咏突然露出一种难得而古怪的微笑，他盯着神女峰凝望了好久，最后说，操，这就是神女峰？”*苏童：《神女峰》，《小说家》1997年第3期。对于描月和老崔对李咏的背叛，苏童没有表示出任何批评和谴责的意思。李咏看上去似乎很可怜，但苏童也没有表现出对他的任何同情。作者始终显得很冷静，对三个人物都不作正面评价。当然，不作评价也是一种评价。也许在苏童看来，小说中的三个人物都是可以理解的。面对他们这样的结局，作者也感到无可奈何，因此也就无话可说。笔者认为，这就是苏童的价值取向，一种模糊的价值取向。不过，正是因为这种价值取向的模糊性，读者在读这篇小说时才会感到哭笑不得，同时也增加了小说的可读性。

三、平民立场的趣味表达

趣味是一种让人感到兴奋、感到愉悦、感到快乐的特性。它既是心理的也是生理的，既是精神的也是物质的，既是灵魂的也是肉体的。与政治化叙事和精英化叙事比起来，民间化叙事显然更有趣味。基于平民立场的民间化叙事，它所表达的趣味毫无疑问代表了普通老百姓的兴趣、爱好和口味，可以称之为民间趣味。民间趣味自然有民间的特点，它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趣味的喜剧特征。喜剧特征是一个重要的审美范畴。如果说，政治化叙事一般体现出正剧的意味，精英化叙事一般体现出悲剧的意味，那么，民间化叙事则更多地体现出一种喜剧的意味。众所周知，喜剧的主要特征是引人发笑，用笑来激发读者的兴奋与快感。可以说，好笑是衡量喜剧性的一个重要标准。接下来需要追问的是，好笑的原因是什么？在笔者看来，荒诞和滑稽是导致好笑的两个主要原因，也可以说是两个主要笑点。杨争光的《老旦是一棵树》便是这样一个非常好笑的文本。

小说着力刻画了一个名叫老旦的农民。在老婆猝死之后，老旦感到生活毫无意思，简直不想再活下去。如果还要往下活的话，他想他必须得有个仇人。这个想法真是太荒诞了。小说中写道：“他的女人被瓦棱砸死以后，他突然有些无所事事了。最难熬的是晚上，他躺在床上胡思乱想。他突然想人一辈子应该有个仇人，不然活着还有个球意思。他觉得这个想法很妙。他甚至有些激动，浑身的肉不停地发颤。以后的许多日子里，一躺在床上，他就会想仇人，仇人，仇人，浑身的肉打着颤。他把双沟村的人一个一个从脑子里过了一遍，挑来挑去，便挑中了人贩子赵镇。就这么，赵镇成了他的仇人。他巴望赵镇能遇到倒霉的事情，他甚至希望赵镇出远门的时候载进车轱辘里，最好不要把他碾死，碾断一条腿就行，让他整天拖拉着走来走去。”*杨争光：《老旦是一棵树》，《收获》1992年第2期。老旦选定赵镇做自己的仇人，其实没有什么理由，仅仅只是因为赵镇通过贩女人挣了不少钱，日子在村里过得最滋润。自从有了仇人之后，老旦生活不再空虚了，他总在盼望赵镇出事。后来，赵镇终于出事了，他和老旦的儿媳环环通奸。老旦听说此事，本来应该感到难过才对，可他却欣喜若狂。原因是，他恨赵镇恨了好多年却一直不具体，这回总算具体了。他想事情一具体就好办。此后，老旦便开始了一系列的报仇行动。有意思的是，他的每一个复仇之举都显得滑稽透顶。他先到村长那里去告状，可村长不理；接着他让儿媳去指控赵镇强奸，儿媳却不愿说假话，她说是她自己愿意的；后来老旦又强迫儿子去杀赵镇，儿子胆小不仅没杀成赵镇，反而把自己屋上的瓦损失了；紧接着老旦去挖了赵镇的祖坟，而赵镇却并不在乎；最后老旦差不多疯狂了，他跑到赵镇家的粪堆上站成了一棵仇恨的树。在杨争光的笔下，老旦无疑是个好笑的喜剧性人物，他的好笑一方面来自他心理的荒诞，另一方面来自他行为的滑稽。正是因为老旦的荒诞与滑稽，这篇小说才充满了喜剧性。

第二，趣味的释压功能。人们在日常生活和社会交往中会产生各种精神压力，民间叙事的趣味性具有释压的功能，而这种释压功能多半是通过对两性的调侃和解禁来达到的。两性关系是人类生活中的一个最基本、最重要、最复杂的关系，既有心理性特征，又有生理性特征，并且与道德规范、伦理秩序和社会禁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对人们有着巨大而恒久的吸引力，能引起人们无与伦比的兴奋与快感。因此，两性关系便成为文学创作中的一个永久性话题，同时也是文学趣味的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重要源泉。

笔者注意到，坚持平民立场的作家，没有一个不写性。如汪曾祺、贾平凹、陈忠实、莫言、铁凝、杨争光、阎连科、迟子建、王安忆、刘庆邦等，都堪称是当代文坛上的写性高手。贾平凹的小说几乎篇篇涉及到性，这也正是他的作品读起来更有趣味的原因。而且，贾平凹写性非常巧妙，非常高明，非常艺术。比如《天狗》，写徒弟天狗与师娘之间的微妙关系与复杂情感。单身的天狗一直默默依恋着善良而温柔的师娘，这依恋中既有尊重也有爱慕。在师傅瘫痪失去性能力之后，师娘对天狗的关心突然多了一层意味。她常常对天狗进行暗示，可天狗却因为敬重师傅而佯装不知，致使师娘对他爱也不是恨也不是。作品中有这样一个涉性细节：一天，师娘坐在门口纳鞋底，太阳光洒落她一身，十分好看。天狗心里痒痒的，就问师娘：“这做的是谁的鞋，师娘？”师娘怪怪地说：“谁是你师娘!”天狗笑了一下，赶紧去看养蝎子的罐子，心里怦怦直跳。过了一会儿，天狗说罐子里的蝎子比昨天多了。师娘忙捏着针走过来，蹴在蝎罐边，说蝎子没多，还是昨天的数。天狗说：“原数是原数，可瞧它们正欢呢。”原来有三对蝎子正在作性的挑逗。师娘便悄声问：“天狗，蝎子是咋啦?”天狗说：“这是交配呀。”师娘叹息说：“虫虫都知道……”作品接下来写道：“女人是明知故问的，女人说完，便脸色绯红，反身看天上的一朵云。天狗能是能，这次却不经心失了口，自己也就又羞又怕，竟也显出那一种呆相。女人回过头来，用针尖扎了天狗的腿，天狗哎哟一声，炕上的把式听到了，忙问道：‘天狗，你怎么啦?’天狗说：‘蝎子把我手蜇了。’”①贾平凹：《天狗》，《十月》1985年第2期。这个细节一方面写出了人物生理上的需求，另一方面又写出了人物心理上的障碍，充分显示了两性关系的尴尬。小说的趣味正是从这种尴尬中生发出来的，让人读起来欲哭无泪，欲笑无声，同时又趣味无穷。

第三，趣味的文化内涵。从审美的角度来说，趣味只有具有了一定的文化内涵，它才能给读者带来更丰富、更深长、更持久的审美享受。文化作为一种心理积淀，它不只是由生理和本能决定的，还是由个体后天的生活经验和心理能力共同参与的结晶。美学家滕守尧认为：“这种后天的生活经验不仅是指个人的特殊经历和感受，而且是指个人所在的社会集团、民族、地区、时代的风俗习惯和文化模式。”②滕守尧：《审美心理描述》，第19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在这段论述中，有两个关键词让笔者十分感兴趣，一个是地区，一个是风俗。原因是，这两个词指出了文化的地域色彩和民俗元素。在笔者看来，民间审美趣味的文化性，正是从地域和民俗这两个点上生长出来的。所以，有人又将它们称为地域文化和民俗文化。

在当代作家中，迟子建恐怕是受到地域文化和民俗文化浸润最深的一位。她的小说，几乎每一部都充满了浓郁的地域色彩和淳厚的民俗意味。如她的《清水洗尘》，写一个叫天灶的小男孩，他希望能独自拥有一盆清水洗澡。作品详细叙述了一家人洗澡的过程，除了浓墨重彩描写天灶的心理活动之外，还有声有色地写了几个小插曲。一是奶奶因为天灶不用她洗过的水洗澡而伤心大哭，觉得天灶嫌她脏；二是妹妹天云与父亲抢着先洗澡，理由是怕用父亲用过的澡盆会导致她怀孩子；三是蛇寡妇中途突然跑来要请天灶父亲去帮她补澡盆，天灶母亲因此打破了醋坛子；四是母亲帮父亲搓背，结果搓到一个盆子里亲热去了。老实说，这个作品的故事情节并不复杂，人物关系也十分简单，但读起来却趣味盎然。那么，作品的趣味从哪里来？显然来自于独特的地域文化和民俗文化。小说开头不久便介绍了一个本地风俗：“礼镇的人把腊月二十七定为放水的日子。所谓放水，就是洗澡。而郑家则把放水时烧水和倒水的活儿分配给了天灶。天灶从八岁起就开始承担这个义务，一做就是五年了。这里的人们每年只洗一回澡，就是在腊月二十七的这天。”③迟子建：《清水洗尘》，《青年文学》1998年第8期。这个交代非常重要，它实际上是整个情节的逻辑起点。可以说，后面的叙事都是从这个特定地域的风俗习惯出发的。更有意思的是，作品中的四个小插曲，每一个都渗透着文化心理的积淀：奶奶的哭泣意味着返老还童，天云对怀孕的担心体现了童言无忌，母亲的吃醋说明了寡妇门前是非多，父母同盆洗澡印证了两口子打架不记仇。这些精彩的描写，无不折射出民间文化的魅力。正是由于这篇小说中蕴藏了如此丰富的文化含量，它才充满了无穷的趣味。

(责任编辑 韩春燕)

晓苏，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