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俄罗斯〕S.A.阿列克谢耶维奇译/杨振同



当代外国文学

诺贝尔讲座：没有打赢的仗

〔白俄罗斯〕S.A.阿列克谢耶维奇译/杨振同

我并不是孤立地站在这领奖台上……我的周围都是声音，成百个声音。这些声音从我童年时代起就一直伴随我左右。我在农村长大。小时候，我们喜欢在外面疯玩儿，但到了晚上，劳累了一天的村妇们就在她们的小屋旁边放上长板凳，聚在一起，她们的声音就像磁铁一样把我们吸引了过去。她们这些人哪一个也没有男人，没有父亲，没有兄弟。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我不记得我们村子里有男人：战争期间，白俄罗斯人四个人当中就有一个消失，不是在前线阵亡就是在和游击队的战斗中死亡。战后，我们这些孩子们生活在一个女人的世界里。我最记得的，是那些女人们谈到的是爱，而不是死亡。她们常常讲到她们所爱的男人们上战场的头一天，她们和他们相互道别的情景，她们会谈到等着他们归来，谈到她们依然在等着他们。许多年过去了，但她们依然在等着：“我不在乎他是不是没有了胳膊，没有了腿，我会背着他。”没有胳膊……没有了腿……我觉得，从孩提时代起我就懂得了爱是什么……

下面是我所听到的大合唱中几段忧伤的旋律……

第一个声音：

“你为什么要知道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呢？这件事是那么地悲哀。我是在战争期间遇到我丈夫的。我当时在一个坦克组，我们一路开着坦克直奔柏林。我记得，我们当时站在德国国会大厦附近——他那时候还不是我的丈夫呢——他对我说：‘我们结婚吧。我爱你。’我一听就急坏了——整个战争期间我们一直都生活在肮脏的泥土里和血泊之中，听到的全是下流话，别的什么话都没有听到过。我回答说：‘先把我变成一个女人再说：给我送鲜花，对我说甜言蜜语那些个废话。等我退伍了，我要给自己做一件连衣裙。’我当时急得直想揍他。所有这一切他都感受到了。他脸颊的一边原来给烧伤了，到处都是伤疤，我看见眼泪顺着那一块块伤疤流淌了下来。‘好吧，我嫁给你。’我说。就这么回事……我都不敢相信我说了那样的话……我们周围全是炮灰和烂砖头块，一句话——战争啊。”

第二个声音：

“我们住在切尔诺贝利核电站附近。我当时在一家面包店上班，在做肉馅饼。我丈夫是个消防队员。我们刚刚结婚，我们哪怕去商店都会拉着手。反应堆爆炸那天，我丈夫恰好在消防站值班。他们只穿着衬衣，穿着普通的衣服就出警了——核电站发生了爆炸，可是，什么特殊的服装都没有给他们发。这，就是我们的生活方式……您知道……他们奋战一夜，把火扑灭了，却吸收到大剂量和生命水火不容的核辐射。第二天早上他们就被送上飞机，径直飞向莫斯科。严重的核辐射病……你活不过几个星期……我丈夫身体很壮实，是个运动健将，他是最后一个死去的。我赶到莫斯科，他们对我说，他在一个特殊的隔离室里，任何人都不许进去。‘可是我爱他呀，’我哀求道，‘有当兵的照顾他们。你以为你要去的是什么地方呀？’‘我爱他。’他们和我争了起来：‘这已经不再是你爱的那个人啦，他是一个需要清除有害物质的对象。你明白了吗？’我不断地一遍又一遍对自己说着同样的话：我爱……我爱……到了夜里，我爬上防火梯去看他……我要么就求看大门的人……我给他们钱，这样他们就对我网开一面了……我没有抛弃他，直到最后我都和他在一起……他死了几个月以后，我生下一个小女孩儿，可是她只活了几天。她……我们谈到她就激动不已，是我害了她……是她救了我，她自己把所有的核辐射都吸收了过去。她那么小……还是个小不点儿呢……可是我爱他们两个人。爱怎么能够扼杀掉呢？爱和死为什么离得这么近？爱和死总是一起到来。谁能说得清呢？在坟前，我双膝跪了下来……”

第三个声音：

“我头一回杀德国人……我只有十岁，游击队员们就已经带着我执行任务了。那时候这个德国兵躺在地上，受伤了……他们要我夺他的手枪。我跑过去，他两只手紧紧地攥着手枪，正对着我的脸瞄准。可是他没能先开枪，我开了枪……

杀个人并没有吓着我……战争期间我从来都没有想到过他。很多人都被杀掉了，我们就生活在死人堆儿里。很多年后我突然之间梦到了那个德国人，把我吓了一跳。我毫无来由就梦见了他……这同样的梦我做了一次又一次……我要飞起来，可是他拽着我就是不松手。飞到天上了……飞呀，飞呀……他会追上来，我就跟他一起掉下去。我掉进某个万丈深渊。或者是我想爬起来……站起来……可是他就是不让我起来……因为这个家伙，我就是飞不出去……

同样的梦……魂牵梦绕闹了我几十年……

那样的梦，我无法讲给我的儿子。他那时候还小——我不能讲。我给他读童话故事。我儿子现在长大了——可我还是不能讲……”

福楼拜称自己是一杆人笔，我愿意说我是一只人耳。当我沿着大街走道儿，听到那只言片语，那一声声感慨的时候，我总是想——有多少部长篇小说都消失了，消失得无影无踪！消失到黑暗之中。我们一直还没有能够捕捉到人的生活中对话的那一面，运用到文学当中去。那一面我们欣赏不到，也不会对它感到惊奇，感到兴奋。可是那一面却使我无比着迷，使我成了它的俘虏。我喜欢人说话的样子……喜欢人类那孤独的声音。这种声音是我最大的爱，最大的激情。

通向这座领奖台的道路是漫长的——差不多走了四十年，从一个人走到另一个人，从一个声音走到另一个声音。我不能说沿着这条道路一路走来我一直都能担当此任。有很多次我都被各色人等搞得无比震惊，无比害怕。我经历过快乐和反感。我有时候很想忘记我听到的话，返回到我生活在无知中的时候。然而，我不止一次看到了人类的崇高，也不止一次想大哭一场。

我生活在这样一个国家，一个我们从小大人就教给我们死亡的国家。他们教给我们死亡。他们告诉我们，人活着就是为了把自己拥有的一切奉献出来，燃烧自己，牺牲自己。他们教育我们热爱拿枪的人。假如我在一个不同的国度长大，我走的就不会是这样一条路。邪恶的势力是残忍的，一定要给您打个预防针，对它有所提防。我们在刽子手和受害者中间长大。即便是我们的父母生活在恐惧之中，没有把一切都告诉我们——常常是他们什么都不给我们讲——然而我们生活期间的空气本身已经遭到毒化。邪恶的势力对我们一直是虎视眈眈。

我已经写了五部书，然而我感觉这五部书整个就是一部书。一部关于一个乌托邦历史的书……

瓦尔拉姆·沙拉莫夫*〔苏联〕瓦尔拉姆·沙拉莫夫(Varlam Shalamov，1907-1982)，苏联作家、记者、诗人，也是古拉格群岛的幸存者。最著名的作品是他从1954年至1973年创作的反映其劳改营生活的六卷本短篇小说集《克雷马故事集》。曾经写道：“我是那场大仗的一个参与者，一场没有打赢的仗，那是一场为人性的真正复苏而打的大仗。”我重新构筑了那场大仗的历史，重写了它的历次胜利和失败。人们怎样想建立地球上的天国的历史。人间天堂！太阳之城*这里指的是欧洲文艺复兴后期意大利思想家托马索·康帕内拉的乌托邦名著《太阳城》。啊！最后，所有剩下来的只是血海一片，数百万人生灵涂炭。然而，有一个时期，二十世纪的什么政治思想都无法和共产主义相媲美(“十月革命”即为共产主义的象征)，有一段时间，没有什么东西对西方的知识分子和全世界人民有更大的吸引力，更能激发起他们的情感。雷蒙·阿隆*〔法〕雷蒙·阿隆(Raymond Aron，1905-1983)，法国重要思想家。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在著名的巴黎高等师范学院攻读哲学，和萨特是同学。读书期间对康德哲学产生了浓厚兴趣，他的毕业论文《历史哲学概论》就是以康德哲学作为研究重心。主要著作有《知识分子的鸦片》《社会学主要思潮》《国际和平与战争》《论自由》等。将俄国革命称为“知识分子的鸦片”。然而，共产主义的思想至少有两千年的历史了。我们在柏拉图关于一个理想的、正确的国度的教义里就能找到这种思想；在阿里斯托芬*〔古希腊〕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BC450？-385？)，古希腊诗人、戏剧作家，有“喜剧之父”之称，相传写过44部喜剧，现存《阿卡奈人》、《骑士》、《蛙》等11部。的梦里也能找到，他梦到有一个时间“一切东西都归大家所有”……在托马斯·莫尔*〔英〕托马斯·莫尔(Sir Thomas More，1477-1535)，英国人文主义者，天主教圣徒，曾任下院议长、内阁大臣(1529-1532)，《乌托邦》一书的作者，因对国王亨利八世离婚案和教会政策持异议，被诬陷处死，1935年被追谥为圣徒。和托马索·康帕内拉*〔意〕托马索·康帕内拉(Tommaso Campanella，1568-1639)，是意大利文艺复兴后期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哲学家和作家。他最著名的作品是他的空想社会主义著作《太阳城》，其他作品还有《论最好的国家》《感官哲学》《论基督王国》《神学》《诗集》及《形而上学》等。的著作中也能找到。后来在圣西门*〔法〕圣西门(Comet de Saint-Simon，1760-1825)，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本名Claude Henri de Rouvroy，认为科学、道德和宗教的进步推动历史发展，主张新社会保留私有制，由知识分子和实业家领导，著有《论实业制度》《新基督教》等。、傅立叶*〔法〕傅立叶(Francois Marie Charles Fourier，1772-1837)，法国空想主义者，批判资本主义制度，设想建立以工农业生产结合的“法郎吉”为基层组织的理想社会，主要著作有《四种运动和普遍命运的理论》等。和罗伯特·欧文*〔英〕罗伯特·欧文(Robert Owen，1771-1858)，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合作社运动的先驱，早年在苏格兰经营纱厂，后提出社会改革方案，曾去美国试办共产主义新村“新和谐”社区，结果失败，著有《新社会观》等。的著作中都能找到这种思想。俄罗斯人的精神里有一些东西逼迫着它试图把这些梦想变成现实。

二十年前，我们告别了苏联的“红色帝国”，当时有人咒骂，有人满含着泪水。我们现在能够更加平静地回首那段往事，把它看成是一个历史实验了。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关于社会主义的各种争论至今尚未平息。新的一代已经长大成人，对世界有着不同的看法，然而，很多年轻人又在阅读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了。俄罗斯的许多城镇，都新建了斯大林博物馆，新建了斯大林的纪念碑。

“红色帝国”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但是，“红色的人”，即苏联人，依然存在。苏联人依然绵延不绝。

我父亲最近去世了。他一直到最后都信仰共产主义。他保存着他的党员证。我无法让自己使用“工具”这个词，这是对苏联思维模式的蔑称，因为这样一来，我就把这个词用在了我父亲和我的其他亲人身上了，就用在我的很多朋友身上了。他们全都来自同一个地方——社会主义国家。他们当中有许许多多的理想主义者、浪漫主义者。如今他们有时候被称作奴隶浪漫主义者，乌托邦的奴隶。我相信，他们所有的人本来都可以过一种不同的生活，但是他们过的却是苏维埃的生活。为什么？这个问题的答案我寻找了很长时间——我曾走遍那个曾经叫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幅员辽阔的国家，录下来数千盘录音带。那就是社会主义，那就是我们的生活。

就在战后，特奥多尔·阿多诺*〔德〕特奥多尔·阿多诺(Theodor Wiesengrund Adorno，1903-1969)，德国哲学家、社会学家，法兰克福学派早期代表人物。即发出惊人之语：“在经历了奥斯威辛集中营的生活之后再写诗就是野蛮的。”我的恩师阿列斯·阿达莫维奇，*〔苏联〕阿列斯·阿达莫维奇(Ales Adamovich，1927-1994)，苏联时期白俄罗斯作家、评论家、教授和电影剧作家。他最著名的作品是反映二战期间白俄罗斯村庄哈藤全村149口人(包括75个孩子)被德军活活烧死的小说《哈藤故事》和《禁书》，主要电影剧本有《阅读禁书》《弗朗兹和波莲娜》《炎628》《过来看看》等。我今天提到他的名字满怀感激之情，他认为，写二十世纪的那一场场噩梦的散文就是亵渎神灵。什么都不许虚构。你必须照原样描摹真相。这就要求有一个“超级文学”。亲历者必须说话。我这就想起了尼采的话——没有一个艺术家能承受得起现实的重量，他举不起来的。

使我烦恼的一件事是，真相并不是装进一个人的心里，并不是装进一个人的脑海里的，说不清为什么，真相总是给打成了碎片。真相总是有很多，千变万化，散落于世界的各个地方。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人性对自己的了解，要比文学作品里已经记录下来的要多得多。所以，我所做的是什么呢？我搜集种种感受、思想和话语这些日常生活。我搜集我这个时代的生活。我对灵魂的历史很感兴趣。灵魂的日常生活，宏大的历史画面通常忽略掉，或者是贬损的东西。我书写的是行将湮没的历史。人们经常对我说，甚至现在还这么说，我写的不是文学作品，而是一种文献。如今什么是文学呢？谁能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比以前任何时候的生活节奏都要快。内容破坏了形式，打碎了形式，改变了形式。一切都冲出了自身的堤岸：音乐、绘画，甚至连文件里的词语也都逃出了文件的界限。事实和虚构之间已经没有了边界，你流到我这边，我也流到你那边。亲历者也并非没有偏见。在讲一个故事当中，人类会创作，他们就像是一个雕刻家在大理石上雕刻那样，和时光较着力。他们都是演员，都是创作者。

我对小人物感兴趣。了不起的小人物，我常常这样说，因为痛苦能使人扩张起来。在我的书里，这些人物讲述他们自己的小历史，而大历史顺带也就讲了出来。我们还没有时间理解在我们身上已经发生或者是正在发生的事情。我们只是需要把它说出来。一开始，我们至少必须把发生过的事情讲清楚。我们害怕这样做，我们往往没有能力讲述我们的过去。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魔鬼》里，沙托夫在和斯塔夫罗金的谈话中一开始就说：“我们是两个生灵，在无边无际无穷无尽的空间里相遇……在这个世界上最后一次相遇。所以呢，丢掉那种腔调，像一个人那样说话吧。起码说一回，用人的声音说一回吧。”

我和我的主人公一次又一次的交谈或多或少也是这样子开始的。人们从他们自己的时代讲起，当然了，他们总不能空穴来风毫无来由地乱说一通吧。然而要深入到人的灵魂是很困难的，这条道路上布满了电视、报纸、本世纪形形色色的迷信、偏见和骗局。

我愿意从我的日记里选取几页给大家读一读，说明时代是如何变迁的……思想是如何死掉的……我又是如何沿着思想的路线前进的……

一九八○-一九八五年

我在写一本关于那场战争的书……为什么要写那场战争？因为我们是战争之人——我们一直都在战争中，或者一直都在准备着战争。假如仔细观察一下，我们大家都是以战争的角度进行思维的。在家里，在大街上，均如是。这就是为什么在这个国家人的命是如此的低贱。一切都是战时状态。

我一开始就满腹狐疑。再写一本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书……干什么用呢？

有一次出差我遇到一个妇女，她在战争期间是一个医护兵。她给我讲了一个故事：寒冬季节，他们穿过拉多加湖*在苏联西北部，为欧洲最大湖。的时候，敌人注意到有些动静，就开始朝他们开枪。马匹和人纷纷倒在冰的下面。所有这一切都是夜里发生的。她抓住一个她以为受伤了的人，就开始拽着他往岸上拖。“我拉着他，他浑身透湿，赤身裸体，我以为他的衣服是给撕破了。”刚一到岸上，她就发现自己原来一直拖拽着的是一条受了伤的巨大的鲟龙鱼。她脱口就骂出一连串可怕的脏话：人们在受罪，可是动物呢，鸟呢，鱼呢——它们做了什么？另一次出差，我听到一个骑兵中队的医护兵的故事。一次战斗中，她拖着一个伤兵进了一个炮弹坑。直到这时她才注意到他是个德国兵。他的腿断了，鲜血直流。他是敌人！怎么办？她自己的人可是正在上面死去的呀！然而她还是给那德国兵用绷带包扎好，又爬了出来。她拽进去一个失去知觉的苏联士兵。他一苏醒，就想杀了那德国兵。那德国兵刚一醒过来，抓过一挺机关枪就想杀那个苏联兵。“我扇了这个人一耳光，又扇了那个人一耳光。我们的腿都泡在血泊之中。”她回忆道，“我们的鲜血都混合到了一块儿”。

这样的一场战争我是闻所未闻的。一个女人的战争。讲的并不是英雄的故事。讲的并不是一群人英勇地杀死另一群人的故事。我记得女人们常常哀叹：“战斗结束以后，你徜徉在田野里。他们仰面朝天躺在那儿……都是那么的风华正茂，那么的英姿勃发。他们躺在那里，两眼凝望着天空。你会为他们所有的人感到惋惜，为双方所有的人感到惋惜。”正是这种态度，“他们所有的人，双方所有的人”，使我有了我的书要写什么的想法：战争什么都不是，只不过是杀戮而已。这种思想就是这样深深地印入了女人们的脑海里。这个人刚刚还一直在微笑，在抽烟——倏忽之间他就没了。消失是女人们谈得最多的词语，战争期间，一切东西转瞬之间就会化为乌有。人，人的时间，二者都是如此。是的，他们十七八岁就自愿上前线了，可是他们并不想杀人。然而——他们却随时准备去死，为祖国而死，为斯大林而死——这些话语你是不能从历史上抹杀掉的。

那本书有两年都出版不了，在苏联经济与政治体制改革和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前都出版不了。“看了你的书以后谁都不愿意打仗了，”审查官教训我。“你的战争是很吓人的。你为什么不写写英雄人物呢？”我在寻找的并不是英雄人物。我是在通过不为人注意的战争亲历者和参与者讲个一个个故事，书写历史。从来没有人问过他们什么问题。人们想的是什么？我们真的不知道人们对那些伟大的思想是什么想法。一场战争刚刚结束，一个人会讲一个战争的故事，而几十年以后，当然它就是一场不同的战争了。他身上有些东西会发生变化，他已经把他整整一生都叠吧叠吧，塞进了他的记忆之中。他整个的自己。那些年他是怎么生活的，他读到过什么，看到过什么，他遇到过什么人，他现在信仰什么。最后，他是不是幸福。文件是活着的生灵——我们变，文件也变。

我绝对相信，永远也不会再有一九四一年战争时期的姑娘们那样的年轻女性了。这是“红色”思想的制高点，甚至比“十月革命”和列宁的地位还要高。她们的胜利使得古拉格劳改营*苏联内务部劳改局。后因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所著长篇小说《古拉格群岛》而闻名，同时，“古拉格”也开始指苏联的劳改营和所有形式的苏联政治迫害。黯然失色。我亲密地爱着这些女性。然而，你不能跟她们谈斯大林，谈战后那些胆大包天而又直言敢说的胜利者被一火车一火车直接遣送到西伯利亚这样的事实。剩余的人回到家，再也不直言敢谏了。有一次我听说：“我们唯一有自由的时间就是在战争期间，在前线。”受苦受难是我们的资本，是我们的自然资源。不是石油，不是天然气——而是受苦受难。受苦受难是我们唯一能持续不断生产的东西。我一直在寻求答案：我们受苦受难为什么带不来自由？难道真的是我们就应该白白地受苦受难吗？恰阿达耶夫*〔俄〕恰阿达耶夫(一译恰达耶夫，Chaadayev，1794-1856)，俄国哲学家和政论家，普希金在皇村中学读书时就和他相识，十九岁时即写出名诗《致恰阿达耶夫》。说得对：俄罗斯是一个没有记忆的国家，是一片集体失忆的天地，批评和反思的意识是一片处女地。

然而，一部部伟大的作品却在我们脚下堆积起来，越堆越高。

一九八九年

我在喀布尔。我再也不想写战争了。可是我就在这里，处在一场真正的战争之中。《真理报》上说：“我们在帮助兄弟般的阿富汗人民建设社会主义。”战争的人和战争的物无处不在。战争时期。

昨天他们不愿意带我去战场。“年轻的姑娘，就在旅馆里待着吧。以后我们会给你回答问题的。”现在，我坐在旅馆里，想着：只是看着别人的勇气，看他们冒险，总有些不道德的地方。我到这儿都两个星期了，却摆脱不掉这样的感觉，那就是：战争是男人的产物，而这种感觉之于我大得无法估量。可是，战争的日常装饰品却是富丽堂皇的。我亲眼发现，武器是漂亮的：机关枪、地雷、坦克。人类为了如何最好地杀戮别的人，投入了那么多的心思。真与美经久不息的争论。他们给我看一种新型的意大利地雷，我作为“女性”的反应是：“它是漂亮的。它为什么要这么漂亮呢？”他们给我的解释很精确，用的是精准的军事术语：如果有人这样子，就这样子……开着车轧到或者是走路踩到这个地雷上……以一定的角度……那就什么东西都不会留下了，只会留下半桶的血肉。在这里，人们谈不正常的事情，就像这些事情都是正常的一样，都以为是理所当然的事。唉，你知道，这是战争……这些画面没有把哪个人弄得精神失常——比如说，有个男的躺在地上，被杀死了，他不是被恶劣天气杀死的，不是被命运杀死的，而是被另一个人杀死的。

我看过给一架“黑郁金香”(把阵亡士兵的尸体装进锌皮棺材里运回国内的飞机)装机的场面。常常给死者穿上四十年代的旧军装，穿上马裤马靴；有时候连旧军装都弄不够。那些当兵的在窃窃私语：“他们刚刚把一些新送过来的放进了冰柜里。那气味儿，就像是发臭了的野猪肉。”我要把这件事写下来。恐怕国内没有一个人会相信我的话。我们的报纸上只写苏联士兵在小道两旁栽种友谊之树的事情。

我跟那些当兵的交谈。很多人都是自愿来当兵的。他们要求到这里来的。我注意到，大多数人都来自书香门第，知识分子家庭——教师啦，医生啦，图书管理员啦—— 一句话，都是些书卷气很浓的人家。他们真诚地梦想着援助阿富汗人民建设社会主义。而今他们都嘲笑自己。有人带我看过飞机场的一个地方，数百口锌皮棺材放在那里，在太阳底下闪耀着神秘的光芒。陪同我的那个军官情不自禁地说：“谁知道呢……我的棺材或许就会放在那里……他们会把我塞进去……我在这儿到底是为什么打仗的呢？”他自己的话把自己给吓坏了，他赶忙说：“可别把这句话写下来啊。”

夜里我梦见了那些死者，他们都是一脸惊奇的表情：什么，你是说我被杀死了？我真的已经被杀死了吗？

我开车和一群护士去一个阿富汗平民医院——我们给孩子们带了礼物。玩具、糖果、饼干之类。我有大约五个玩具熊。我们来到了医院，是长长的一溜营房。每个人的铺盖只不过是一条毛毯而已。一个年轻的阿富汗妇女向我走来，怀里抱着一个孩子。她想说些什么——在过去的十多年间这里的几乎每一个人都学会了说上几句俄国话——我递给那孩子一个玩具，他用牙咬着接了过去。“他为什么用牙咬呢？”我吃惊地问。她把毛毯从他身上掀开——那小男孩儿两条胳膊都没有了。“这是你们俄国人用炸弹炸的。”我立马要倒下了，有人扶住了我。

我看见我们的火箭炮把一个个村落变成一片片耕作过的农田。我参观过一个阿富汗公墓，其长度大约相当于他们一个村落那么长。在公墓中央的一个地方，一个阿富汗老太婆在哭喊。我想起了，在明斯克附近一个村子里，当他们把一口锌皮棺材抬进那户人家的屋子里的时候，那个母亲也是这么哭嚎的。那哭声不是人声或动物的声音……那哭声和我在喀布尔那座公墓听到的哭声何其相似……

我不得不承认，我不是一下子变成自由人的。我真诚地对待我的采访对象，而他们也信任我。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着各自通向自由的路径。在来阿富汗之前，我凭一副人性化的面孔信仰社会主义。我从阿富汗回国后，所有的幻想都没有了。“原谅我吧，爸爸，”我见到爸爸时对他说，“您把我养大成人，教育我信仰什么理想，可是看到那些年轻人，那些才刚刚从学校毕业的苏联学生们，就像是您和妈妈教的学生们(我父母亲都是乡村小学教师)，在异国他乡杀人，杀的都是和他们素昧平生的人，这就足以把您所有的教诲变成灰烬。我们是杀人犯，爸爸，您明白吗？”我父亲哭了。

许多人从阿富汗回来后变成了自由人。可是也有其他的例子。在阿富汗有一个年轻人曾冲我喊叫：“你是个女人，对于战争你懂得个什么？你以为人们都像书本儿和电影里那样，死得很美呀？昨天我的朋友给杀死了，他脑袋中了一枪，他一直又跑了十米，要想方设法追上自己的脑浆……”七年后，还是那个家伙，成了一个富商，很喜欢讲阿富汗的故事。他给我打电话说：“你写那些个书是什么用意？那玩意儿也太吓人了。”他已经是一个不同的人了，不再是那个我在死人堆儿里遇到的那个年轻人，那时候他可不想才二十岁就没了命……

我扪心自问，关于战争我想写一本什么样子的书。我很想写这样一本书，写一个不开枪杀人的人，一个不冲着另一个同类开火的人，一个一想到战争心里就难受的人。他在哪儿呢？我还没有遇见过他。

一九九○-一九九七年

俄罗斯文学很有意思的一点在于，它是唯一讲述在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进行实验的故事这样一种文学。经常有人问我：你为什么总是写悲剧？因为我们就是这么生活的。我们现在生活在不同的国家了，可是“红色的”人却到处都有。他们来自于那种相同的生活，有着相同的记忆。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抗拒写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这件事我不知道该怎么写，使用什么手法，如何接近采访对象。我那个小小的国家塞在欧洲一个偏僻的角落，世人几乎从没有听到过有关这个国家的消息，可是现在这个国家的名字却挂在每一个人的嘴上。我们，白俄罗斯人，已经变成了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中的人。第一次遇到不熟悉的东西。而今却一目了然了：除了主义的挑战、种族的挑战、新的宗教挑战，还有更加全球化、更野蛮的挑战等着我们，尽管这些挑战目前我们还看不到。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之后有些东西开了一点点的小口子……

我记得一个老出租车司机在一只鸟撞到挡风玻璃上的时候，绝望地骂：“每天都有两三只鸟撞到汽车上。可是报纸上还是说，局面在控制之下。”

人们把城市公园里的树叶用耙子耧成堆，运到城外，埋掉。把受污染地区的土挖出来，也埋起来——把土埋在土里。木柴给埋了起来，草也埋了。每一个人看上去都有点儿疯疯癫癫。一个养蜂的老人告诉我：“我那天早上出去，到了花园里，有一些东西没有了，一种熟悉的声音。啥蜜蜂都没有了。我连一只蜜蜂的叫声都听不到。一只蜜蜂都没有！出什么事了？蜜蜂第二天没有飞出来，第三天还是没有飞出来……这时候我们才得到消息说，核电站出事儿了——核电站倒是不远哪。可是有很长时间我们是什么情况都不知道。蜜蜂知道，我们却不知道。”报纸上关于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的所有消息用的都是军事语言：爆炸、英雄辈出、士兵、疏散……克格勃就在核电站工作。他们在寻找间谍和破坏分子。一时间谣言四起，说是这次事故是西方谍报机构策划的，目的是要破坏社会主义阵营。军事设备已经在运往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途中，军队很快就要来了。像往常一样，整个体系的运作就像是战争时期，然而在这个新世界，一个扛着闪闪发光的新机关枪的士兵是一个悲剧形象。他唯一能做的事就是大剂量吸收核辐射，回到家就死掉。

就在我眼前，前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人们变成了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中的人。

核辐射你看不见，摸不着，闻不到……周围的世界既熟悉又陌生。我到那个地区，立即就有人告诉我：不要采摘花朵，不要坐在草地上，不要喝井里的水……死神藏在每一个地方，可是现在却是一种不同的死神。戴着一个新的防毒面具。穿着一身不熟悉的防护服。经历过战争的老年人又要被疏散走了。他们看着天空：“这太阳照得明晃晃的……没有烟，也没有毒气。没有人打枪。这怎么能叫战争呢？可是我们却不得不去当难民。”

每到早上，人们就一把抓过报纸，贪婪地找新闻，然后大失所望地放下。没有发现间谍。没有人写到人民的敌人。一个没有了间谍和人民的敌人的世界也是大家所不熟悉的。这是一个新事物的开始。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和阿富汗战争前脚挨后脚发生，这次事故使我们成了自由人。

在我看来，这个世界分裂开了：在这个地区以内，我感到自己既不是一个白俄罗斯人，不是俄罗斯人，也不是乌克兰人，而是一种可能被摧毁的生物物种的代表。两场灾难十分巧合：在社会范围内，社会主义的亚特兰蒂斯岛*传说是沉没于大西洋的岛屿。其时正在沉没，而从宏观上——就发生了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帝国大厦的倾覆使每个人都忧心忡忡。人们为日常生活而担心。怎么买东西呢？用什么买东西呢？怎么活下去呢？要信仰什么呢？这一次要追随什么旗帜？我们是不是需要学会没有任何伟大的思想也能活下去呢？没有伟大的思想这一点也是不熟悉的，因为还没有人那样子生活过。“红色的”人面对着成百个问题，然而他却是孤独无助的。他从来都没有像自由的最初那些日子里那样的形单影只。我周围全是感到震惊的人们。我倾听着他们的声音……

我合上日记本……

帝国大厦倾覆后我们发生了什么事呢？此前，世界一直是分裂的：有刽子手和受害者——那就是古拉格群岛；兄弟姐妹们——那就是战争；全体选民——就是技术和当今世界的一部分。我们的世界也被分裂成两部分人：被囚禁的人和囚禁这些人的人；如今有一个分裂，分成了亲斯拉夫人的人和教唆人西化的人，“法西斯叛徒”和爱国者。还分成了买得起东西的人和买不起东西的人。而我想说，买不起东西的人是最残忍的折磨，因为就在不久以前，人人都是平等的。“红色的”人绕着他厨房里的餐桌，无法进入他梦寐以求的自由王国。俄罗斯没有了他就四分五裂了，而他呢，什么东西都没有给他留下。遭到了羞辱，遭到了抢劫。咄咄逼人却又身陷险境。

这些是我周游俄罗斯时听到的一些评论……

“现代化只会在这里，在那些关押科学家的监狱集中营沙拉什卡*沙拉什卡，正式名称叫“实验设计局”，古拉格监狱集中营的代名词之一，是斯大林惊人的发明。它是一个封闭的研究所，被捕的科学家在这里工作。的办公室和执行死刑的射击队里发生。”

“俄罗斯人并不真的想致富，他们甚至害怕致富。一个俄罗斯人想要什么呢？只有一件事：别人谁也不要致富。谁也不要比他富。”

“这里没有任何诚实的人了，但却有圣人。”

“我们永远也不再会看到这样的一代人，一代还没有挨过鞭打的人；俄国人不懂得自由，他们只需要哥萨克骑兵和皮鞭。”

“俄语里最重要的两个单词是‘战争’和‘监狱’。你偷了点儿东西，觉得很好玩儿，他们就把你关起来……你出来，到了最后又回到监狱里去……”

“俄罗斯人的生活需要邪恶和卑劣。然后灵魂得到升华，灵魂就认识到，它不属于这个世界……事物越是肮脏，越是血腥，灵魂拥有的空间就越多……”

“谁也没有精力弄一场新的革命，或是新的狂热了。没那个精神了。俄罗斯人需要这样一种思想，一种能让你周身寒彻，顺着脊梁发抖的思想……”

“所以，我们的生活只是在疯人院和军营之间荡来荡去……”

我要斗胆说一句，我们错失了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机遇。当时提出了这个问题：我们应该要哪一种国家？一个强大的国家呢，还是一个令人尊敬的国家，人民能够体面地生活的国家呢？我们选择了前者——一个强大的国家。我们又一次生活在一个强权的时代。俄罗斯人在和乌克兰人打仗。和他们的弟兄们打仗。我父亲是白俄罗斯人，我母亲是乌克兰人。许多人都是这样子。俄国飞机在轰炸叙利亚……

一个充满希望的时代已经被一个恐怖的时代所取代。这个时代掉过头，终于朝后面走去。我们现在所生活的时代是二手的，是我们生活过的时代……

有时候我不敢肯定我是不是已经写完了“红色的”人的历史……

我有三个家：我的白俄罗斯国土，我父亲的祖邦，我一生都生活于斯 的地方；乌克兰，我母亲的故国，我就在那里出生；还有俄罗斯那伟大的文化，没有俄罗斯文化我自己就不会想象。它们之于我都很亲切。然而在这一天，在这个时代，要谈论爱却是很困难的。

【译者简介】杨振同，文学翻译家，中山大学新华学院外国语言文学系英语专业副教授。

【英文标题及网站】Nobel Lecture：On the Battle Lost，http：//www.nobel-prize.org/nobel-prizes/literature/laureates/2015/alexievich-lecture.html.

(责任编辑 李桂玲)

阿列克谢耶维奇(Svetlana Alexievich)，白俄罗斯记者和作家，二○一五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