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 旸



作者作品评论

读王安忆近年来的短篇小说

程 旸

一

九十年代以来，王安忆为人称道的是中长篇小说，例如《长恨歌》《富萍》《天香》《纪实与虚构》《叔叔的故事》《我爱比尔》《米尼》等，而她的短篇好像成为被人遗忘的角落。郜元宝先生还指称她近年的小说有“书斋气”，她对人的关注“没有以前那么强烈，那么坚定，那么专注，那么感动同时代人，变得游移和稀薄了”。*郜元宝：《时文琐谈》，第17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但王安忆却坚称自己是“古典”和现实主义作家，她认同托尔斯泰等古典作家那种关注现实的人道主义立场，不欣赏二十世纪作家放弃人道主义而与社会习俗同流合污。她说：“他们现在对我评价很古怪的，判定我不反映现代的上海。首先小说不是‘反映’，其实我所写的不就是现代的上海么，这个时间的限定不知道是五年还是十年，或者只是一年。其实像雨果写的《悲惨世界》是距他写作三十年前的事情了；《巴黎圣母院》则是几百年前了。”她认为自己近年来与过去的写作并无不同，只是关注现实的角度和方式与批评家不那么相同罢了。*王安忆、张新颖：《谈话录》，第63、31、129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如果说对作家作品的误解一直存在于文学批评的认知习惯与分析框架里，那么对王安忆短篇小说的忽视也值得注意。

近年来，在写作中长篇小说之余，王安忆相当认真地写作了很多不乏精湛的短篇小说。这些小说是：《小饭店》《酒徒》《招工》《姊妹行》《临淮关》《喜宴》《开会》《厨房》《青年突击队》《艺人之死》《花园的小红》《黑弄堂》《冬天的聚会》《鸠巢一战》《小卲》《王汉芳》等等。对它们，我想回避那种蜻蜓点水式的泛读方式，选择两篇小说精读，用以点带面的方式让读者深入了解它们的精彩之处。我选择的是《鸠雀一战》和《临淮关》两篇。比较这两部短篇，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前一篇有着作者创作生涯早期语言更为紧凑、节奏感强、一环扣一环推动故事情节发展的特点。而《临淮关》则体现了作家九十年代后期以来短篇小说创作风格的转变，语言更为自然松弛，以委婉平和的语调娓娓道来，浸染出温暖且又深邃的人世情怀。

本文将从两篇小说中主要人物的行为、心理和语言的角度出发进行分析，来阐释特定年代、特定历史背景与特定地域对人物的生存状态有何影响，为何王安忆以现实主义手法描绘的世情风貌会给读者留下深刻又鲜明的阅读观感与印象。

二

《鸠雀一战》讲述了陪嫁丫头出身的小妹阿姨在上海帮佣了三十年，精明算计了一辈子，却突然醒悟到没有自己的房子，老来将无法在上海颐养晚年，也许不得不面对回到浙江乡下的命运。早已自视为上海人的她开始了不懈的曲折奋斗，与老东家的子女、各色人等斗智斗勇，只为一间立足之地的房子。机关算尽的她到小说结尾希望破灭了，回望自己一生，却有着无限的追悔与不甘。

《临淮关》以线性叙事的手法，绵密细腻地讲述了平民阶层出身的女主人公小杜从插队下乡到抽调至县广播站做广播员，其后嫁入副县长家，结婚生子，带出生不久的孩子到上海看病，最后圆满回归平静幸福生活的经历。虽然只是短短几年间的故事，但是作者依然用她一贯如同手艺人般精雕细刻的手法，描绘了一个虽然出身平凡，却形貌出众、心思缜密聪敏的女孩，在故乡临淮关、下放的乡村、工作的县城的几段人生历程，不仅刻画出女主人公过分细密敏感的心绪，也借助与其交往的各色人物，描摹出七十年代大时代背景下人心的各异。换句话说，讲述了特定年代地域背景下的人情世故，世情风貌，为我们展现了一段过往历史背景下的社会风情画卷。

《鸠雀一战》主人公小妹阿姨一天的生活，从早起买菜开始。“她在这懊丧的心情里昏昏睡去，刚合了眼，便听见楼下马路上，扫帚扫着路面的沙沙声，该起来买菜了。她勉强起身，肩背发酸，眼皮发沉，哈欠一个连一个，上一日的懊丧还没退去，便又添上这一日的，日日积累，小妹阿姨眼见得憔悴了。”*王安忆：《鸠雀一战》，《姊妹行》选集第1版，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本文中所引的作品内容均出自这个版本。寥寥数语，勾勒出小妹阿姨作为劳工阶层的辛苦与无奈。紧接着，在与老东家大儿子就房子问题交涉无果后，“想到这里，她心里再没什么犹疑，坚定地迈开脚步，快快走了出去，将大门重重地摔上。”失望地来到了五十七号阿姨小叔叔的房子后，“失望叫她更觉出了疲劳，便一屁股坐倒在竹椅子里，将脚架起在膝盖上，用手揉搓着裹了雪白尼龙袜的脚踝。”在去派出所理论欲与张家争房子失败后，“她憋了一肚子的气往回走，那张家的房子越来越遥远地留在了身后，脚下的土地动摇似的让人走不平稳，头脑有点虚恍，做梦一般。”行为动作的描写在这部作品里不算很多，但是却在一定程度上清晰地描绘出了小妹阿姨精明强干外表背后的脆弱。她虽然有着一身的精干强悍，可是并没有足够的底气为自己争夺一寸立足之地，根本原因在于她劳工阶层的弱势身份。

进一步阅读会发现，《临淮关》里的小杜，在作者对她的第一次行为描写中，就鲜明地体现出她虽然出身寒微，却有几分骄矜的性格。“无论多热，哪怕七月天锄豆子，小杜都是长裤长褂，手上一副白手套，头上一顶大草帽，帽檐上搭一条手巾，垂下来，罩住脸。站在地头上，十分的古怪。”*王安忆：《临淮关》，《姊妹行》选集第1版，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本文中所引的作品内容均出自这个版本。然而乡人却十分理解相貌出众的小杜对自己外貌的爱惜之情，毕竟是爹妈给的好基因，怎么爱护都是可以理解的。王安忆笔锋老到之处在于寥寥数语即可写出主人公的性格特点，却又不会给读者留下刻意为之的痕迹。小杜调往县广播站后，与海林的初遇，给读者留下了小杜是个出身老派人家，懂得生活的姑娘的印象。海林打水后发现暖壶塞掉了，回去寻找时，“小杜正在，那软木瓶塞又正在小杜脚边。她替他拾起来，用自己壶里的开水浇了浇瓶塞上沾着的土。海林看到她的手指头灵巧地躲避着热水，侧了几下就将瓶塞洗净了，交还给他。”两人婚后带孩子去上海看病，借住在海林母亲田姨照料过的上海人家中，小杜的行为举止暴露了她的性格缺陷以及由于自卑带来的自傲和过于内敛的性格给人造成的夹生印象。“吃饭时，主人自然要问电影好不好看，演些什么内容，小杜一句不答，全是海林说话。最后小杜放下碗要离桌，主人又劝她添饭，小杜是没听见还是懒得回答，一声不出转头料理孩子去了。”作者更深一层的暗示是小杜寒微的出身和生长环境给予她的不够礼貌的举止行为。这段描述已经接近小说的结尾，紧接着的一场故事更见精彩：在海林对小杜不搭理主人表示不满后，“小杜并不回嘴，将哄睡的孩子往沙发床中间一放，站起身就推开房门走出去。小杜走得很急，一眨眼就转过横弄。他走过去拉她，她挣脱了，往一条弄里跑去。灯光下，海林看见小杜在哭，小杜收起泪，抬手抚了海林的背。”这长段犹如电影镜头般的描述活灵活现地演绎出海林和小杜从内省的小城镇来到彪悍的大都市的困窘不适压抑与内心所受到的伤害。虽然不是什么刻骨铭心的创痛，但也足够两人相互依偎取暖，在这繁华冷漠的大都市汲取紧握一丝温存。这段文字似乎让人想起张爱玲《倾城之恋》中的范柳原和白流苏，虽然那是一对更为年长且世故老练、历经了不少世事沧桑的男女，不像这对小城青年那么青涩单纯，但相似的情怀在不同时代总能给读者带来同样的暖意与蕴藉。王安忆在小说接近结尾安置的这段内敛、静默无声的冲突或许是吸取了自新感觉派开创，且由张爱玲发扬光大的电影化小说手法的精髓，为阅读者展现了一副深沉、静默却暗含张力的影像画卷。

三

王安忆作品中对人物心理活动的刻画堪称一绝。可以说，心理活动的描摹是作者对小妹阿姨和小杜性格特点的精准捕捉，并以此来向阅读者展现特定时代背景下普通人的心路历程，也是推动小说故事发展的最重要的内在动力。

《鸠雀一战》的故事从小妹阿姨深夜辗转难眠时的心理活动展开，“几十年来，她送了老的，接来小的，小的扶成人，老的又托生，弄到头，自己倒孑然一身。虽说是挣了一些钱，可却没个地方安置，那钱便也成了孤魂儿。要强了一辈子，竟脱不了吃人家饭，看人家眼色行事的下场。然而，岁月流逝，心力确是一年不如一年，不服输也是不行的。要是真到了老得做不动的时候，可是连个歇身之处也没有啊！莫不成再回余杭乡下去？从那里出来了几十年，她早已是上海人了，她从不曾以为自己是个乡下女人。”短短一段的心理思索，精炼地介绍了整篇故事的发生背景与来龙去脉，也点明了小说的主题与未来的发展走向。

小妹阿姨在确定了目标后，首先决定去张家要回住了三十年的八平米的小间。“从小跟了张家老太太出来，足足跟了三十年，为什么不能算是张家的人？新社会人人平等，主佣都是一般高低，决没有理由将她从张家划分出去的。”来到张家后，被大弟以苦肉计涕泪纵横的推脱纠缠，小妹阿姨的心不由得软了下来，“这是她亲手带大的啊！她没生过小孩，这就像她自己的小孩一样，她所能体味到的全部母爱便是对这男人的了。可是，她可怜了他，谁来可怜她呢？”紧接着，小说中女主角连续的心理活动推动了剧情的发展，“这栋房子，已不像从前那样，在她记忆中很是庄严。于是，要去侵入它的决心也更坚定，更没了犹豫。在来之前，她心里还有一点点畏惧，一点点不忍，像是要亵渎了它似的有点羞愧。而今，她很坦荡地走出了弄堂。”以上这段心理活动不仅是主人公的所思所想，并且掺入了作者以一种旁观叙述者的口吻来议论分析小妹阿姨的内心活动，给读者带来了一种半似间离、半似小说女主角自述的阅读效果，这也正是王安忆心理描写绵密精确的体现。接下来，失眠的小妹阿姨在心里盘算着与张家后代的争夺角力，“她在此地度了几乎有四十年光阴，新旧社会都经过了，可算是个老上海。她明白，户口不在张家是很不过硬的地方，张家满可以不认账的。为了这个，她只能自己与张家打交道，立不了公案，只好私了。那大弟看上去，萎得像条虫，大男人动不动就屈了腿跪下，可是，或许这就是他厉害之处也说不定。”

接下来，作者将故事的发展引向另一条线索。五十七号阿姨的偶然造访，让小妹阿姨内心又活络起来，发现了新的目标，那就是五十七号阿姨情人小叔叔的一间房子。“总有一日，她小叔叔要退休，退了休再待在上海，怎么也不是长久的事。如果趁早把户口迁了过去，那自然，这事不能甩了五十七号阿姨，小妹阿姨不是那样的人。她憧憬着，与五十七号阿姨两人在那一间小屋里度日的情景。那一间小屋被她想象得十分温暖，而五十七号阿姨脾性的好处也被她一一记起，即使张家的房子不能得手，那么，闸北的房子也未尝不是一条退路。”

小妹阿姨的这番内心思索揭示出她处于弱势劳工阶层的尴尬地位，虽然有着丰厚的积蓄，但却没有在大城市立足的根基。机关算尽只为了一间养老的房子，作者对主人公的悲悯之情跃然纸上。

在小妹阿姨去派出所理论，却被泼了一头冷水后，张家房子的希望近于破灭，她在回来的路上不由地思索起自己的过往。“她觉得自己是不如从前了，从前的她，只要想做什么，没有做不到的。张家，谢家，都被她攥在了手心，可是，最终不还是孑然一身地出来了？她忽然嘲笑起自己。毕竟不是自己的家呀！没有了家，就是没了站脚的地方，纵然有一身的力气和智谋，也是使不出来呀！到了这年月才意识到这个真理，似乎有些晚了。可是她不认输，何况还有闸北的房子做后盾呢！”读到这里，不由地联想起《红楼梦》里的王熙凤，作者在这里似乎塑造了一个同样事事好强精明强悍，到头来却是聪明反被聪明误的典型人物。可能这段心理描写会让读者嗅到中国古典小说乃至其后受其影响的海派小说的味道，但与这些前人风格不同之处在于王安忆超越了张爱玲式的对人生的冷漠参透，多了几分悲悯之情，在卑琐的小人物身上发掘出人世的无奈，并让笔下的平凡人怀着一颗坚定的心，依然坚韧地迈向未知的，希冀光明的，却可能仍然是无奈的命运。

最终，作者击破了读者对小妹阿姨坚持不懈努力的最后一线期待，张家的房子落空了，小妹阿姨的后盾变成了不得不孤注一掷的希望。“夜晚，漫长得不可打发，她闭不上眼睛，眼皮上有着光亮的压力。孩子的鼻息声扰着她思想，满腹的心事却涌了上来，集中不了，弥漫得到处都是。最平静的夜晚于她却是最不安宁，心里是一片热闹。过去，将来，在脑海里翻了个，混成一团，待要细细地去想，却又空白成一片。”这段借助外在叙述者的口吻进行的心理活动描摹，给读者造成的感觉是这些话似乎是小妹阿姨的所思所想，可是又有几分旁观者对她的体恤怜惜在里头。于是，阅读者越发觉得小妹阿姨外表强悍，内心却充满着脆弱与无奈，作者借助这种手法，来让小说的观众代入主人公的心情命运，产生感同身受的错觉。这也正是王安忆写作笔法的老辣高深之处，通过细腻生动的文字，给读者带来对女主角悲悯，然后又有几分愉悦超脱的阅读快感，从而生发出悲天悯人的内心情怀。

为了搞到小叔叔那一间简陋寒伧的房子，小妹阿姨使出浑身解数，不辞辛苦地来回奔波，与五十七号阿姨和小叔叔周旋。在房子终于有了比较大的希望时，她的心情却越发复杂起来，“小妹阿姨坐在灯影的暗处，默默地看着叔嫂俩一句去一句来地逗嘴，心里怅怅的，有一点儿屈辱，有一点儿气愤，又有一点儿忧愁。脑子里什么也不愿想，什么也不敢想，只怕想多了，会放声哭起来。”想必很多读者读到这里，也会产生一些酸楚的情绪，女主人公为了一间房子的立足之地，绞尽脑汁使出浑身解数，不得不放下往日的那么一点儿尊严，与各色人等斗智斗勇，甚至要巴结讨好往常根本看不上眼的五十七号阿姨与小叔叔。小妹阿姨再争强好胜，终究敌不过逐渐衰老的自然规律与逐渐下落的人生轨迹。

故事讲到这里，就快到了尾声。小叔叔退休后，苏北老家的儿子顶替他进了工厂，迁入了房子。小妹阿姨的最后一丝希望破灭了，大病了一场，在病床上带有追悔却又不甘的回望自己的一生，“当年在张家，要想着终会有老太太没了的一日，就不必太逞强称霸，至少讨好讨好小辈。既要逞强称霸，干脆逞到底，再赶也不走，死不迁户口。既为了脸面，只得走了，这时好歹找个男人。就说不嫁人，趁着文化革命开始，不那样心慈手软的，挤进去抢一间房子。退到最后一步，要趁小叔叔高兴的日子，硬拿了户口去迁，他不依，就告他个欺侮寡嫂。”作者在小说结尾安置的这段女主人公的内心独白揭示出张家后代与她解聘的原因在于她在张家帮佣时为人处事过于专横霸道，得罪了后辈却不自知，也从侧面刻画出小妹阿姨性格的明显缺陷与阴暗面。小妹阿姨的性格特点在于强势蛮横霸道，可以说是得理不饶人，可是做人又不能够坏到彻底，无情无理地去欺压别人。读到这里，想必很多读者会恍然大悟，产生一种原来如此的感觉。王安忆高明之处在于全文都在塑造铺垫小妹阿姨颇为正面的形象，给读者留下一位弱势劳工阶层女性不屈不挠奋斗，争取自己权益的印象，仅在个别细节处暗示出小妹阿姨的精明。然而到了结尾，令人颇为意外地挑明了张家后辈对小妹阿姨的印象是如此恶劣。读者读完全篇小说，不由自主地会生发出可怜人必有可恨之处，聪明反被聪明误等等千古流转的喟叹。可以想见的是，读者合卷之后会感受到的那几分愉悦满足与对小妹阿姨命运的怅然若失，这也就是作者想要达到的感染读者的阅读效果。可以说，王安忆这篇作品的写作手法与巧妙安排继承了海派小说的叙事传统，并且又有所升华与发扬光大。

四

王安忆擅长描写人物心理活动的特点在《临淮关》的女主人公小杜身上得到充分体现。不同于小妹阿姨，小杜是个心思过分缜密、性格压抑拘谨又有几分冷淡的角色，在她的每一次命运变化中，心理刻画都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正是这些心理活动的描摹，塑造出了一个鲜活生动又立体的七○年代内陆小镇女孩的形象。

作者在小说中对小杜的第一次心理描写，即展现了小杜在乡人们面前自信，可是内心深处对上海知青有着隐隐自卑的复杂心绪。“她是有识别力的，她知道她们那么舍得学乡里人穿衣，说话，做派，舍得泼出去泥里水里打滚，胡糟践自己，就因为怎么样她们也是大城市人，怎么样也是上海人。乡邮员送到大队部的，那些落款写了上海某区某路的信，邮包，汇款单，证明了她们与那座城市的牢固关系。幸好，小杜长得比她们都好，穿的用的也不差，这才有了些底气，可以和她们保持着不近不远的关系，而不至于自卑到不与她们往来。”小杜的知青生涯是颇为顺利的，不久即从乡里调到了公社广播站，继而又来到了县广播站。在县委机关大院，小杜出色的业务能力与本分的性格得到了家属们的赞赏，说媒人也上了门，小杜内心愿意，可表面上依然一副淡淡的表情。说媒人刘姨急切了点，惹得小杜内心不满，“并不是我找你们，是你们找我！不过，她也知道这是个绝好的机会。自她来到县广播站，隐隐地觉着将来亦有可能走她前任的路，嫁县领导家的孩子。”这段描写体现了传统中国社会千百年来对女性的潜移默化的教育，在说媒这类事情上要保持一种矜持，不卑不亢的姿态，这样将来嫁入婆家才能够拥有得体的、稳固的位置。在当今社会的性别研究者看来，这自然是属于封建社会对女性的道德束缚。尤其是从女权主义研究者的角度来说，二十一世纪以来的中国社会，在女性社会角色分工上出现了明显的时代倒退，偏重于强调女性的家庭位置相比于社会位置的重要性。令人略感到诧异的是，这篇小说中所描绘的一九七○年代的中国社会的年轻女性依然有着传统道德教育所带来的桎梏。毕竟更加广为人知的是，在建国后直至“文革”结束前，官方导向的社会宣传与舆论强调的是抹去女性与男性间的性别差异以及社会角色分工的区别。由此可以推断出，七十年代的传统民间社会对官方拟定的消除性别差异，男女平等的接受度是相当有限的。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种情况类似于古典诗词，小说及由古代精英撰写的官方历史典籍中强调的女性足不出户，仅仅在家庭范围内相夫教子只是限定于中层及以上环境的女性，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劳动阶层女性依然要抛头露面，通过农业劳作来支持家庭的正常运转。换句话说，由不同历史年代社会精英所书写的历史更多的是记载与传播了精英阶层的生存状态。

小说中不经意的几处心理刻画，描摹出七十年代的中国社会依然存在着阶级差异所造成的社会等级差别。即使在当时鼓吹消灭阶级、人人平等的大背景下，出身阶层的区别仍然是颇为明显的。小杜的室友，干部家庭长大的小洪偶然开玩笑调侃小杜与她的一位异性密友，惹得小杜十分不满，几天没有搭理小洪。“使小杜恼怒的并不止是这玩笑的轻薄，还是怎么说呢，有这么好笑吗？小杜与他们中间的一个配对难道就成了笑话？似乎是，她与他们之间有着天壤之别，完全不可能同日而语。”小杜的心理反应可以说是处在合理范围内的，一方面由于自己出身普通家庭，即使形貌出众依然掩不住内心隐隐的对于相对较高阶层的自卑感。另一方面，小洪身上天然具有的出身干部家庭的优越感，有意无意中流露出的对于普通市民阶层的轻视，难免在不经意间刺伤了小杜。王安忆在小说中安置了几处线索，若隐若现地暗示出当时社会环境下不同社会阶层间存在的差异。“街华子被县委机关这一带家属院里的大人孩子，用来指称老住户的某种风格。这就带有批评的意思，指的是市侩气。”另外，小洪的某些言语也表露出这种阶级差别。“她总是称平民百姓为小市民。小市民其实是类似街华子的称谓，但又不像街华子有特定性，范围更大，是出身论的概念，将小杜这样一般家庭的人都囊括进来了。”从这些只言片语可以看出，阶层差异是人类社会的共性，不同年代，不同历史环境，不同地域的差别，都无法完全抹去这种共性顽固存在的自然合理性。作者为小说设置的七十年代“文革”期间的历史背景，更加证明了即使是在政府全力推进革命运动，竭力消除阶级差别存在的一九七○年代，阶层的区别依然是一个清晰可见的历史事实。而在这种阶层差别的背后，支撑其自然运转的是权力地位与经济地位的掌控力。在小说中，县委机关的居民与小洪之所以能表现出对于普通阶层的自信与优越感，关键在于他们相对于市民阶级所拥有的政治话语权，统治权力以及与其相伴而来的较为优越的经济收入。

海林和小杜开始了自然而然的相处，也不可避免地听到小洪的挪揄。“她多少有点喜欢听小洪的挪揄，这挪揄是有些甜蜜的，而且是出于小洪口中，就好像一种折服似的。”很显然，小杜希望通过听到小洪的挪揄来获得一种心理满足或者说是心理补偿，从而抚平她和小洪之间的家庭地位差距。接下来一段小杜的心理活动更加说明了她是相当在意形式上的平衡，以此来填补她和海林的家庭的社会地位之间的鸿沟。“她也喜欢海林在她宿舍进出，像是要把她家门槛踏平的意思。出生在旧镇上老户人家的小杜，将谁上谁门这一点看得很重要，这意味着女孩儿身价的贵贱，也决定了在今后漫长的婚姻生活中的地位如何。”

随着故事进展，小杜和海林因为一些误会互相不理睬，僵局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海林的父亲、副县长亲自上门请小杜去家里吃饭，小杜的心结才终于解开。“大庭广众之下，副县长亲自上门来请，她可说挣足了面子。心下还是感激的，感激他大人不把小人怪，让她下了台阶。”在海林家吃饭时，“小杜不禁也觉着自己矫情了，将上不上门看得过重。等晚饭过后，田姨从抽屉拿出一块上海牌手表，送到她手上，使这初次上门又变得郑重起来，小杜反倒感到惭愧了。”

海林和小杜结婚后，她的自卑心理依然在她心中不断起着矛盾冲突。“一方面她觉得公婆当然要与父母见面，她小杜又不是没有娘家的人。再一方面，她却是怕自己的父母见公婆，怕见出高下自己不好做人。”小杜的父亲也是个见多识广的人，回信委婉地推辞了。“小杜万没想到父母如此体谅自己，此一瞬间，她都感到自己和海林远了，因海林是决不能体会到她的这番心情。”这几段心理描写颇为精彩，丝丝入扣地刻画出一个出身普通的小镇女子嫁入比自己家世更好的人家后的复杂心理。具体来说，就是处处小心提防，戒备森严，生怕自己家不如婆家的地方暴露在公婆、丈夫眼前，竭力拉平娘家与婆家的差距，维持一种如易碎的玻璃瓶一样脆弱的平衡。新婚的小两口在临淮关度完蜜月后登船准备回返，这时“小杜看父亲与他熟人说笑的样子，显出和海林相处时的屈抑拘谨。正日头下，父亲的脸色略见苍白，开刀时的亏欠还没补上，家里的日子哪能与海林家比啊！”短短的两句话，揭示出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中国社会，虽然工农貌似社会的主人翁，但实质上掌握政治权力与获得较高收入的仍是相对受教育程度更高的人群，无差别的乌托邦式的平等社会从来就不可能产生于人类聚居的大环境下。

故事的最后一部分讲述的是海林和小杜带孩子去上海看病的经历，这段文字中并无过多的心理描写，不过有几处叙述依然体现出小杜由于自身寒微的出身和不够良好的生长环境所带来的礼貌教养的欠缺。在上海别人家中时，“她一如往常的矜持，但因是在客边，面对主人的盛情，这就显得有点冷漠了。人家夸奖她的好看，孩子的乖巧，她都不动声色。问她话，她一般也要延半拍再作答，热情的海林就赶着替她回应，看上去，她更像是对别人不理睬。”在小杜教养礼貌缺失的背后，是他心中暗藏的对于大城市本地人的自卑心理在作祟。越是自觉不如别人，就越是要摆出倨傲冷淡的表情，以在表面上获得心理平衡，占据更高一筹的位置。坦白来说，这种情绪是人类社会的自然产物，属于人类这个群体惯常而生的自我防御的工具。

在故事结尾，孩子的病被证实是虚惊一场，小杜和海林也回归了平静 幸福的生活。可是，这样两个家庭出身、生长环境完全不同的人，礼貌修养也颇为不一样，他们究竟能否一直和睦幸福地生活下去，作者没有给出答案，这也是一个谁也无法给出答案的永恒存在的疑问。

王安忆并不着重于小说中的语言描写，在她笔下，人物的语言多是言简意赅的，话不多，却句句精辟，一针见血。另外，王安忆小说中人物的语言对人物形象多有升华的作用。具体来说，小妹阿姨和小杜都是出身于劳工阶层家庭，但她们的语言却并无人们惯常想象中的工农人物那样的粗鄙直接。王安忆巧妙地改造提升了她们的语言习惯，为读者塑造出了生动鲜活、且又高于生活中的普通人的大众形象。这也就是读者往往觉得她的作品清新雅致，令人回味悠长的原因。王安忆在她的文本中营造出了恍如西方古典现实主义小说那般贴近人类心灵最崇高的所在——深沉动人的文学心灵世界。

我觉得应该指出的是，《鸠雀一战》与《临淮关》这两篇小说，通过讲述两位不同年龄、地域、生活处境的女主人公的生活经历，描摹出一副上世纪七十年代大城市与内陆小城的世情风貌，以及特定年代普通人的生存状态。在沉着冷静的叙述中，作者若隐若现地暗示出了一九七○年代的中国社会依然是阶层分明的，即使鼓吹消灭阶级，人类大平等的大时代仍旧不可能消除及抹去阶级对立的局面和鸿沟。

(责任编辑 王晓宁)

程旸，南开大学文学院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