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娟



作者作品评论

角力与共生：知识分子与市场的文学考察
——从张炜一九九○年代以来的小说谈起

文 娟

引言

在中国，市场经济并不是一九九○年代以来才出现的新生事物。早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现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就曾呈现过昌盛之态。自然，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与市场也有不同种类之关联。仅以彼时新文学期刊、杂志、书局的筹办运作以及活跃于文学出版界的鲁迅、巴金、叶圣陶、李小峰等文学人物为例，便可发现中国新文学的很多从业者们，主动投入市场经济怀抱的事实。他们以市场为工具，借助现代纸媒的力量，传播新文学作品，为中国新文学的稳步发展和内在品格之形成贡献了重要力量。尤为可贵的是，此样的拥抱市场行为，萌发并奠定了知识分子“岗位意识”*“岗位意识”是陈思和先生关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精神史研究的重要成果。陈先生认为岗位意识的含义有两重：表层是可以寄托知识分子人文理想的谋生职业，内在意义是维系知识分子文化传统的精血。关于此论请参阅陈思和：《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转型期的三种价值取向》，《犬耕集》，第13-15页，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的最初心理动因和实践模式。知识分子既获取了安身立命的处所，又找寻到了寄托人文理想的物质实体，使得知识分子的精神传统得以维护、继承和流传。其可谓知识分子介入市场的正面例子之典范，充分表明市场与知识分子并非一山不容二虎的死敌。

遗憾的是，自一九三七至一九七八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先因大范围内的战争破坏，后因新中国运行的计划经济体制阻隔，中国基本没有自由市场的存在空间，知识分子与市场也鲜少有联系的可能。

一九九二年邓小平南巡讲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完全取代计划经济。此后的中国，彻底进入了商品经济时代。“商品拜物教”激活甚至膨胀了人们潜隐的而又不甚明晰的诸多欲望和躁动感，时代触角灵敏的知识分子深受影响。他们与宣泄的商品经济社会相伴而行，市场经济与知识分子的关系重新生成。人文知识分子被排斥到边缘，人文精神危机重重，繁盛的文学时代与理想精神的衰变并存，迎合市场的大众文化快餐甚嚣尘上等等。总之，整个社会的文化生态系统遭到市场经济的强力冲击和破坏。故而，作为社会文化重要体现者之一的知识分子与市场的关系成为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引起了学界长久的研究兴趣。张炜以文学的方式对此问题进行了演绎和思考，通过对投入市场怀抱的知识分子的多种表现与结果的想象和叙述，挖掘知识分子品性与商品经济霸权碰撞下的多重意蕴，尽可能地探寻知识分子与市场相处的合理样态。

一、商海折戟与知识分子品性的坚守

《能不忆蜀葵》的叙事时空聚焦于一九九○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狂热的金钱崇拜和谋取，层出不尽的欲望、消费和享受在商品经济体制的提倡庇护下，成为个体实现“人性解放”的正当追求，以物欲满足为目的的买卖关系几乎主导了一切的社会关系。文化艺术的生产流通概莫能外，艺术的好坏标准和成功与否大多由市场的买方资本操控。如此物欲时代，艺术家会遭逢何样的身心煎熬，个体的物质欲望、精神节操、艺术追求在时代挤压与主体内在精神能量间的博弈中会如何呈现等成为文本主体。为此，张炜在建构淳于阳立投身商海的契机、动机目的、实践过程、失败原因、抽身而去等叙述链条时，埋伏着他商海沉浮与知识分子品性间的关联，从而为我们提供了知识分子与市场关系的一种类型。

淳于阳立是一个艺术“天才”，他有着勇于挑战流俗成规的文化性格、张扬恣肆的生活态度和天赋与技艺相融的艺术才华。从天才绘画少年到美术馆的专业画家，他一直是受人崇拜的叛逆英雄和声明隆盛的天才画家。然而随着商品经济时代的到来，他反叛而又孤高的前卫艺术品位遭逢消费大众狙击，其向来引以为傲的绘画志业陷入波谷。出于对真正艺术的诚挚爱恋，再加天性骄傲好胜的性格驱使，淳于倔强地与毒害艺术的一切污浊行为作斗争，颇有“精神界战士”*“精神界战士”是鲁迅先生在《摩罗诗力说》中塑造的理想知识分子形象，其具有“凡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而为世所不甚愉悦者悉入之”的特质。先生认为他们是异端的反叛者，但对于当时之中国来说，要实现“立人”的理想，关键在于一批“精神界战士”的出现。而环顾偌大之中国，先生发出了“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的悲愤之音。今日之中国距先生发出呼吁的那个时代虽已一个世纪之久，但面对新的现实语境，“精神界战士”同样急需，只不过反抗的内容变得更为复杂，市场经济化所导致的媚俗、拜金、精神沙化以及国家权力、商业资本、知识资本与媒体联合而成的强大威权网络都是“精神界战士”无法回避的抗争对象。风采。可是随着对他告别艺术、投身商海的动机以及之后更长时间段的考察，我们却发现他距“精神界战士”的境界还有些遥远。

淳于在其绘画志业跌入波谷之时，遭逢了一次“包厢奇遇”。在列车上，他偶遇了初中同学老广建，这个昔日有名的大笨蛋，今时竟成了一个大富翁。源于好奇，淳于接受了老广建邀请，到度假村开始了“游仙窟之旅”。老广建休闲娱乐王国中的奢靡淫逸迷乱了淳于心智，他沉溺于欲望世界的梦游之中。当梦游结束，回到自己的小家之后，“他一连几天待在画室，饮酒和昏睡。”*张炜：《能不忆蜀葵》(中国当代作家·张炜系列)，第101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在欲望的引诱与现实境遇的逼仄下，他决然地封存画笔，全力投入商界实业。他想借助市场经济的杠杆，改变自己的窘迫生活，傲视老广建、桤明和靳三，成为现实世界欲望漩涡的主宰者。可以说，淳于投身商海的契机和动机目的充满了物欲化色彩，投身商海是其艺术灵魂自觉让渡给世俗欲望的标志性手势。他所谓投身商界是一种自觉的波希米亚式反抗，对艺术良知的另类守望等铿锵言论，不过是遮掩自己灵魂分裂、精神堕落的障眼术。

初涉商海的淳于热情亢奋、精力充沛，狂热地策划、构建自己的商业王国。从商业世界的知识储备到具体商业实业的筹划涉猎，他都躬身自行、全力投入。他如饥似渴地吸收商业经济领域内的诸种知识，很快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他也将全副的精力和才华投向商界实业：筹建画廊，投资独立网站，广泛涉猎煤矿开采、蓄类养殖等诸多行业。从事这些行业之时，他调动一切的人脉收集商业信息，虚心地向经验丰富的商业人士请教，并多次参与实地考察，为不同的产业寻找适当的统领人物。整体而言，从产业筹划、人才选用，到公司管理制度的设立，淳于的表现俨然是一派内行的现代企业家风范。

在“八路大军”中，股市期货是淳于的最爱。他花费大量时间钻研股票指数和期货交易，半个月内，就创下了一百六十万元的辉煌业绩。成功来得如此之快、之易，让本就自信心良好的淳于更加热切峻急地扩张商业王国。最初那个理性、谨慎的企业家不见了，他变得好大喜功且感情用事。譬如，他不顾商业法则和资金实状，强硬地要求谷仓善待狐狸、扩大散养；专横地命令教授扩建鸡场等。此时的淳于，从概念化的现代企业经营管理模式出发，依靠个体的想象力规划商业王国，对于“各路大军”的行业特点和切实运行模式甚少关注，完全一副外行的跋扈姿态。此种虚妄冒进而又缺乏科学管理督导的商业扩张模式，为他最终的商海折戟埋下了主导引线。

需要指出的是，在商海亢奋进取的淳于，并没有变成心灵苍白、情感匮乏麻木的商界机器人。虽然他认为商业社会中，利益至上的“金钱拜物教”与多情的艺术灵魂水火不容，要求自己“在商言商”，杜绝情感用事。但是，深入骨髓的艺术气质决定了情感用事是他思维模式和现实行为中无法割舍的原则，其时常做出背离商业法则的举止。

首先，出于艺术家天性，淳于将敬畏自然生命、崇尚人性之美的理念用于公司经营。譬如，出于对狐狸欢快灵美本性的尊重和维护，扩大散养，让它们自由地奔跑、恋爱和交配；只因为喜欢卡通基地里少男少女们特有的青春气息，甘之如饴地将不能创造任何价值的他们护在翼下。诸如此类不考虑商业成本与销售渠道，损伤公司盈利的举措还有不少，以致于其商业王国的资产急剧萎缩。

其次，艺术家的狂热爱情攫取了淳于所有的精气神，他无心管理本就问题重重的商业王国，最后落得商海折戟。爱情对淳于从来都具有致命吸引力。曾经的他对妻子苏棉一见钟情，不惜一切代价地结为连理后，狂热的情感才归于平静。与雪聪的邂逅，再次激发了他内心的爱情风暴，其震撼力较之苏棉更甚。只是，今时不同昔日，妻子苏棉的存在，使得淳于不能无所顾忌地追求雪聪。深陷于爱情泥淖中的他在情与理的张力中苦苦挣扎，一边是对雪聪的致命相思渴慕，一边是对苏棉的浓烈愧疚和温情眷恋，整个身心都沉浸于迷狂撕裂之中。忧郁、孤独的他无心打理公司事务。原本运营混乱、资产急剧缩水的商业王国，因得他的缺席更是散沙一盘。淳于的商业王国危机重重，满桌的债务告急，各种的纠纷和麻烦相携而来。早已被爱情销蚀了斗志，精神变得恍惚的淳于，没有认真思考应对之策，而是一意孤行地扎入股票期货市场，结果一败涂地。

概而言之，投身商海的淳于阳立不是某些论者所言的“堕落的艺术家”、“当代的文化泼皮”，也不是具有“英雄末路”悲壮感的“王子”或神人，而是陈思和先生所界定的具有“恶魔性因素”的文学人物。在他身上，对艺术之美的领悟和持守、对人伦情爱的追求与压抑等构成了其知识分子身份认同中的“向上”质素；而对于物欲与声名的强烈迷恋，执掌商业王国时的狂信、浮躁与意气用事等是他身上恶魔性的“下沉”因子，“向上”与“下沉”两种质素的搏击交锋始终伴随。*关于淳于阳立身上“上升”与“下沉”两种质素并存的观点并非笔者创见，陈思和先生对此早有精彩论述，详情参阅陈思和：《试论张炜的〈外省书〉与〈能不忆蜀葵〉中的恶魔性因素》，《当代小说阅读五种》，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他的灵魂在此样的拉锯战中感受着撕裂的疼痛，以致于出现过好几次昏迷或者半昏迷的情状。商业历练的彻底失败和对雪聪爱而不得的情爱纠缠，最终合力警醒了“昏迷”中的他。淳于阳立勇敢地面对现实，放弃了借“诉讼”以解决商业债务的虚妄努力，将艺术家的激情才气与机械复制时代的速画技术巧妙嫁接，务实地用“画侠”之笔偿还了债务。虽然此种行为迎合了商品经济时代中“技术至上”的风尚，但仍不失一个知识分子品性最终占据上风的艺术家之反抗自救本质。此论得成，理由有二。

其一，淳于灌注其中的艺术家式凝思、激情与才气，将这些复制的技术品改造成了富有灵韵的画作，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灵韵消失的机械复制时代的抵制。同时也可乐观地设想，这些富有灵韵的画作大量流入市场，对于呆板仿效、平庸之气泛滥的油画产业来说，无疑是一阵清新的风，既可冲击油画产业原有的“创作成规”，又能普及提高消费大众的油画鉴赏水平，也许一个富有生机的良性循环的油画产业链有了生成的可能。其二，淳于在“创作”这些油画制品时，有着深刻的自省意识和约束能力。他闲暇之时，常回望黄宾虹、德加等前辈创作，并在共鸣中迸发生命悟想，将知识分子的自我省思和生命关怀提升到了终极层次。在此体悟下，他将此种画作视作偿还债务的手段，而不是谋取金钱富贵。一旦债务还清，他立刻终止了此种“创作”。这一动机、目的与手段的恰切平衡，征象着淳于身上知识分子理性品格的壮大和成熟，经历人生世相的磨砺，他终于走进了心有所欲而不逾矩的人生至境。而最后带着那副象征着艺术之美与生命之力的“蜀葵”出走，预示着他踏上了真正的回归艺术之途，而明确的知识分子身份意识是他做出此种选择的核心动力。就此而言，市场不是知识分子“神性”泯灭的根源，空洞地指责市场的罪恶，而不深刻地反省约束个体的欲望本性，知识分子的主体身份只能愈发破碎直至消失。

二、畅游商海与暧昧的知识分子品性

在张炜笔下，有一些这样的文学形象。他们本为知识分子，因得个体境遇刺激而投身商海。最初的他们，仅想以市场为手段，期待借用物质利益上的成功与各种各样的权势相抗衡，从而达成帮扶弱者、伸张正义、实现幸福生活的目的。然而在投身商海、发展事业的市场化过程中，个体作为知识分子的灵魂被恶的力量侵袭，渐变为身心复杂分裂的商人。在这些曾经的知识分子、如今的“成功人士”们身上，知识分子的“向上”精神虽偶有闪现，但很难与心灵的魔鬼和外在的诱惑相抗衡。从形象的丰富性来看，林蕖、李大睿最为抢眼。

林蕖，原本“是一个学贯中西的人物。不过他更是一个感时忧世的壮怀激烈之士，目光所盯之处尽是无底的深邃”。*张炜：《忆阿雅》，《你在高原》第5卷，第147页，北京，作家出版社，2010。早在大学时代，他便是吕擎仰慕追随的英雄。他直面现实，勇于挑战惯例和权势、抨击庸俗和不义，具有肯定新价值的胆识和气度。后因在单位受重挫，而下海经商。世易时移，历经商海磨练的他，转变惊人。过往的感时忧世之士，如今已是存有“极大的疑心和戒备心”的亿万富翁。在他身上，知识分子品格与商业精英人士的资本性格复杂缠绕、交互闪现，其内心的矛盾和纠结相当剧烈。

林蕖具有自觉而又强烈的反省意识，他对大学时代积极投入过的林场保卫运动，以及他当下的商业成功皆有深刻的反思和质疑。他回望过往，在历史流变之中，刺穿浮华虚荣的外衣，勇敢讲述实情，在展露真实自己的同时，对八十年代知识分子群体，亦即五十年代生人进行了反思和追问。省思场域中的他，理性、睿智而又深刻，似乎是一个胸怀美好理想的知识分子，能够乐观自信地剖析危机，为重建理想的社会生活而埋头苦干。然而，事实总是令人失望。实际上，“他是一个非常沮丧、近乎绝望的人”，*②④ 张炜：《忆阿雅》，《你在高原》第5卷，第447、448页，北京，作家出版社，2010。生活糜烂。面对生活世界的悲苦危机，他有的不过是撕裂式的灵魂苦痛和焦躁忏悔式喊叫。就实践效用而言，实在无力无用，这种痛苦和喊叫既不能和解他内心的苦痛和焦躁，也不能为民众价值观的重建提供动力和帮助。

林蕖对自己当前的“成功”和处境十分不满意。他鄙视自己的商业“成功”，认为是踩踏着穷人的血泪而来，极为肮脏和不光彩。进而宣称从商“就为了从根儿上消灭这种‘成功’”。然而，在实际的商业运作中，他却一直依靠剥削民众累积财富。金钱非但没能让他满足，反而使之更为虚空和焦躁，他自以为自己还拥有值得骄傲的豪志。他不动声色地进行着回报社会的种种文化教育活动，如援建希望学校和流浪汉收容所。但是却拒绝为宁伽编辑的杂志提供赞助。笔者推测：援建是当下成功人士热衷的谋名慈善，利于企业正面形象的塑造和品牌产品的宣传。相较之下，投资一个没有名气也无发展前途的省级杂志，则无甚收益。据此而知，林蕖已然偏离了他涉足商海的理想动机和目标。

其实，在林蕖那里“声色犬马与理想壮志并存，圣洁的情感也无法阻止淫荡与下流”。②张炜：《忆阿雅》，《你在高原》第5卷，第447、448页，北京，作家出版社，2010。此种背反的品性行为特征具有一定的代表意义，置身于中国当下的“大时代”，大多数人都“既有内在精神撕裂感，又有新的整合感；既有语言失禁的‘无边的后现代言说’，又有世俗生活感官的满足；既有对过去理想‘乌托邦’失落的怅惘，又有对当下消费意识的认同和奢望；既有对孤独的玩味和顾盼，又有对形、色、声等强劲生活节奏的强烈追逐”。*王岳川：《后现代话语错位与知识分子价值选择》，《战略与管理》1994年第1期。但值得欣喜的是，林蕖毕竟有着清醒的自省意识，而且他已经踏上了解决问题的路途，譬如面对宁伽的质疑，他如此回应“这家伙真该得到审判”；④张炜：《忆阿雅》，《你在高原》第5卷，第447、448页，北京，作家出版社，2010。劝解同样迷恋于“白鲸”美色的阳子放手；为宁伽夫妇修理摔坏的古琴等。

较之林蕖，李大睿的商海操练背离于知识分子社会责任感的程度要更高。他下海经商的心理背景、商业起步、发展壮大的平台、商业的核心事务、成功后的生活工作状态等等，与林蕖都有着很多不同。在他身上，生物意义上的人之世俗性、现实性的一面更为强大。作为成功商人，他对资本的逐利性、贪婪性、冒险性等本性运用得纯熟无比，知识分子的“向上”品格则基本暗淡无光。他虽具备知识分子的“洞彻和理性”，*⑥⑦⑧ 张炜：《人的杂志》，《你在高原》第7卷，第396、212-213页，北京，作家出版社，2010。但在发展的过程中却会走向“偏执和勇气，直到冷酷”。⑥张炜：《人的杂志》，《你在高原》第7卷，第396、212-213页，北京，作家出版社，2010。他的言行，给人造成的情感冲击不仅仅是个体绝望，而是对整个世界的绝望。

李大睿曾经是教师，因生活逼仄，他如此认知：“所有具有‘道德基础’的那种职业都不会长成大树，都不会壮大起来，全都不会；它们真的就像一棵树，天生长在了贫瘠的土壤上，永远也长不大”，⑦决绝地停职留薪，下海经商。此中可见他下海经商时的心理背景：看透世相、丢掉“道德基础”，准备偏执、勇敢、无所顾忌地与他界定的一切不能战胜的东西“练一练”。初涉商海，他以舅舅牟澜为靠山，通过官商勾结，以黄色书籍的出版贩卖为主业，很快成为文化界传奇。他“除了做书，还经营起地下赌场和纺织业之类，已经是个亿万富翁”。⑧伴随着商业成功，他的势力也大增，是神通广大之人。“据说手下还有一帮十分能干的人，他们与各色人物都有关系：官场、黑社会，更不用说所谓的文化界了，几年来已经织成了一张网。”*③ 张炜：《人的杂志》，《你在高原》第7卷，第396、389页，北京，作家出版社，2010。

事实上，李大睿的商海操练反讽意味浓厚。商业起步以及成功的重要力量是官僚腐败和官商黑勾结，这些对教师时候的他来说都是深恶痛绝的社会恶疾，而今却深昧其味并全力构建更为强大的官商黑保护网。教师的他，尽可能地向学生传授经典书籍中的精神营养，可谓人类优质文化的承载者和传播者。而书商的他，却将大量反文化、伪审美的精神垃圾投放市场，从事危害和瓦解人类精神认同与生命意义的伪精神活动。较之淳于阳立对艺术的留恋、林蕖对知识分子“向上”品性的呼唤，李大睿可谓彻底告别。他的商海操练，如同鲁迅笔下的魏连殳“我已经躬行我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拒斥我先前所崇仰，所主张的一切了”。*鲁迅：《孤独者》，《鲁迅著译编年全集》第6卷，第37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更为重要的是，魏连殳还会清醒地反思自省，进行自我嘲讽，而李大睿则没有此种认知，他对自己的一切颇为自得。

当然，毕竟曾为知识分子，李大睿也有灵魂的寂寞和悲苦、矛盾与纠结，他的很多行为充满了互悖色彩。譬如：他一方面制贩黄色书籍，另一方面又出版发行颇具人文反抗性的《驳夤夜书》；他一方面对知识分子的处境看得很低，另一方面又敬重和崇拜着宁伽、梁先生之类的真正知识分子。概而言之，他虽然有着知识分子的理性和辨识力，但终究不是知识分子，而是“一个投机商、一个书海大盗、一个进行多种投资的盘剥者、一个无所不用其极的家伙”。③张炜：《人的杂志》，《你在高原》第7卷，第396、389页，北京，作家出版社，2010。

分析至此，可如是断言：对林蕖和李大睿而言，十足的商业人士才是他们现今的确切身份。在日常生活世界中，他们身上经常呈现出明晰的、唯利是图的商人或曰资本品性，偶有闪现的知识分子品性多呈暧昧状。其知识分子身份已裂痕斑斑，在未来其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是完全破裂、消亡，还是得到修补进而复原，就目前而言还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扩而言之，在当下从商的知识分子想要抵制各色欲望诱惑，持守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和责任意识，还需要在精神蜕变的过程中淬炼。

三、沉溺商海与知识分子品性的丧失

在“商品意识形态”主宰的时代，不仅个人面临着物欲诱惑、承受着主体理想与现实生存的折磨，文化系统中的团体单位亦难逃此劫。伴随着国家文化体制改革的逐步推进，很多吃国家财政饭的文化单位，被迫在市场经济中自谋生路，期刊杂志等出版单位首当其冲。由是，如何在市场经济的洗礼下，安稳存活继而发展壮大成为很多期刊杂志社的“天问”。在期刊杂志人那里，知识分子操守、文化理想与物欲时代的流行风尚、现实生存等交相缠斗，最终是“鹿死谁手”抑或是寻求到行走钢丝的安全平衡点，关键在于他们对知识分子身份的认同程度。宁伽曾工作过的杂志社的市场谋生之路，则是令有识之士痛恨羞耻的堕落之路。只因为，杂志社的大多数同仁皆被金钱所诱，所谓的知识分子彻底丧失了知识分子品格、所谓的民众完全丢弃了现代人之主体的“内在深度”，贪婪地追求各种欲望，成为沉溺于商海中的欲望人。杂志在他们的操持下，愈趋堕落，最后成为社会肌体的毒瘤，亟待割除。杂志社的商海沉溺路，可以从柳萌、马光的创收活动为主线，从三个层面进行剖析。

首先，不择手段、不分好坏地拉赞助，将杂志办得庸俗不堪，成为恶棍们的吹捧者。杂志社原本是政府供养的国家单位，同仁们的生活富足安稳。然而，中国出版行业市场化的不可逆性，最终还是将杂志社裹挟进了市场。如何吸收非官方的资金以维持杂志的正常运营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是柳萌、马光之流心头琢磨的首要问题。琢磨的结果是，使尽各种手段，以谋取金钱为目标，广拉赞助，争取“求生存”战斗的全面胜利。为此，柳萌不仅抛出了高额提成策略，而且还放下身段与各色人物商谈，尽力说服各类企业家慷慨赞助。当然，说服靠的不仅是个体放低的姿态和伶俐的言辞，更是不断地让渡出卖杂志社的版面和社会公信力。譬如，柳萌在跟“环球集团”洽谈时，就依据集团将会出资的金钱额度而不断调整杂志社的回报方式。总之，杂志被柳萌用作赚钱工具，流放其普及知识、积累文化、维护社会正义、播撒精神正能量等本原意义，盗用其社会公信力为集团唱赞歌、塑品牌。尽管柳萌不断地争辩，她之此举是为杂志赢取喘息时间和开辟发展空间，但终究遮盖不住她追求金钱利益的本义和助纣为虐的实际效果。更为关键的是，这些所谓的企业家、集团，其成功通常建立于民众的斑斑血汗和累累白骨之上，对于他们的广泛宣传和礼赞，无疑于同他们混成一伙，成为其剥削压榨民众的帮凶。质而言之，此时的杂志已异化为罪恶资本的宣传工具，本就知识分子品格薄弱的柳萌们则身份认同破裂，成为空心的欲望人。

其次，放弃杂志人的信念伦理和责任伦理，开设所谓的点子公司，直接以骗术谋求金钱。在站稳了“生存”根基之后，柳萌、马光之流筹划起了“发展”大计。他们挖掘杂志社内部资源，彻底利用杂志社的媒体公信力和自己空洞的知识分子身份，不再以办杂志为主业，而是将更多的人力物力用于开办“点子公司”、经营钢材木料、制作刊登广告等更多的商业经营上。这在“点子公司”的创办经营上体现得最为显明。杂志本为纸质公共媒介的重要一种，天然地被赋予相当高的公信力。再者，出于传统和内心期待的影响，杂志人在公众心目中经常被视作理想化的公共知识分子，认为他们的发言具有权威性、建议具有可行性。柳萌、马光之流，深谙此道并竭力利用，为杂志社营构盈利渠道，“没有本钱，只有牌子，于是只好打起了东部大财东的主意，还堂而皇之地卖起了‘点子’——什么‘点子’都有，听口气好像还拥有一套完整的‘治国方略’，政治、教育、科技、卫星上天，建立空间站……什么本事都有，就是没有廉耻。”*张炜：《无边的游荡》，《你在高原》第10卷，第394页，北京，作家出版社，2010。此外，他们还依据消费大众的流行风尚不断地修订公司的“点子”关注领域，譬如设立“形象设计部”、挂出办理出国业务的招牌等。很快蜕变为“成功人士”的柳萌、马光之流，连自己正在利用的空洞的知识分子身份也不屑提起，柳萌分外在意自己的老板身份，马光介绍自己时总刻意强调“总经理”头衔。如果说，不顾一切地广拉赞助还有外界强力迫压的因素推动，而此时自觉利用而又有意丢弃自己知识分子身份的他们，已经彻底地丧失了知识分子品格，在商海急速下坠。

再次，利诱退休老干部、勾结黑恶势力，织就强大的官、黑、商利益势力网，毫无顾忌地走私谋利。此时的他们，堕落再次升级。在他们眼中，一切的人与体制全是工具，道义法规在利益面前则是浮云。为了筹集建造艺术大厦的款额，他们甚至顶风犯案，积极地奔赴东部城市运作走私贩卖黑车生意。为给自己的违法商业运营构筑保护网，政治权力寻租势在必行。深谙退休高官心理的柳萌，费尽心思讨好老干部们的各种爱好，不仅用夸饰崇拜的言辞和情感贿赂他们，而且为他们的画作展览、销售等献计出力，助其名利双收。譬如，柳萌经常以知音的角色拜访宁伽的岳父梁里，“他在我面前一连声赞扬岳父，而且一遍遍鼓励我尊重和崇拜这位老人，要处处以他为楷模——他的原则与智慧，气节与经历，以及他对事业、对美、对艺术的通晓与挚爱……”*张炜：《无边的游荡》，《你在高原》第10卷，第287页，北京，作家出版社，2010。另外，柳萌还热心地将宁伽岳父的画作引进他们经营的画廊代卖，为宁伽岳父代办出国考察手续等。在此温情脉脉的融洽相处中，柳萌获取了梁里的深刻信任。他不仅自身甘愿充当柳萌事业的保护伞，如充当柳公司的顾问，为其走私黑车之事辩护；还尽可能地将自己的人脉资源介绍给柳萌使用，如他将自己那些老朋友老同事闲时描画的东西都搬进画廊，甚至将基本不懂绘画的岳贞黎也拉拢进门，还劝说宁伽尽力地帮助柳萌等。由此可见，柳萌的这一情感与“洗钱”共用的曲线贿赂，效果极好，为她所用的体制保护力量不仅稳固而且强大。但沉重的悲愤也再次浮现，丧失了知识分子身份认同的柳萌，此时已变成了欲望至上的“食人者”，她食的不仅是普通民众，也有心存善念的革命老干部。她的此种堕落，不是单一的控诉市场、政体，或者人性之恶可以解决的，此为我们深度思考政治体制、市场经济与人之间复杂关系提供了一个标本。

尤需指出的是，杂志社在商海畅游中的堕落如斯，与马光的知识分子身份认同丧失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马光是才疏学浅的编辑，凭借油嘴滑舌的奉迎之术和与主编柳萌的暧昧关系，不断得到重用，由编辑部主任、社长助理到公司总理，其身份千变万化，但其作为都市欲望人的暗黑品性却从未改变。《你在高原》中的马光基本上是一个流氓、恶棍，其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如鱼得水，常年来主要忙于两件事：一是哄骗“企业家”的钱，二是勾搭文艺女青年。可以说，马光是一个无心的都市欲望人，金钱和性是他生活的全部内容和终极追求。“艺术沙龙”的举办也不过是他编织知识分子外衣的一种手段，最终同样被用作其谋求金钱和性的工具。

以上论及的杂志社进军市场的策略，从商议制定到具体实施，马光都是核心的参与者。因得马光个人精神品性的全程在场，这些策略从筹划到实施以及最后的结果，无不表明沉溺于商海的大多数杂志社同仁，其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已破碎，唯有权名利的欲望旗帜在商品经济的浪潮中猎猎作响。

四、知识分子与市场的健康互动与启示

尽管人是社会人，深受其生活的时代境遇影响和塑造，但人之为人更在于主观的精神能动性，即人在适应环境之时亦会有主体的反抗和修订。知识分子的商海游历并不必然是身份认同破碎、丧失的悲剧，如若主体精神强大，其在与市场的搏斗中便会别有景象。不仅不会丧失知识分子身份，反而可以借助市场运营中获取的物质财富，或者名与权的累积，在实践中做些启蒙他者、陶冶自我、帮扶弱者、追寻生命终极意义等益于主体建构的正面事件。宁伽和秃头老鹰的商海经历可谓知识分子与市场健康互动的恰切代表。

宁伽是品性高洁的知识分子，有着强烈社会责任感和质疑精神。他曾是优秀的地质学科研人员，也曾是才华横溢的杂志社编辑。因不愿与境遇同流合污，多次出走。为了心灵的宁静，为了抚慰游子远离故乡的漂泊之苦，他选择了离故园很近的一处残破葡萄园作为皈依之地。尽管宁伽的动机不在于下海经商，但他脱离公职，在海边承包下大片葡萄园的行为却是切实的商业运作。而葡萄园的生产、流通、分配、收益方式也完全符合商品经济的运行特征。宁伽是葡萄园的法人代表，拐子四哥夫妇虽是他请来帮忙的故友，但依凭劳动领取工资的生活方式表明，他们之间依然存在着雇佣关系。更不用说，鼓额、肖明子本就是拐子四哥为他请来的雇工。众人的齐心劳作换来了葡萄的丰收，而收获的果实又通过商品流通卖给酿酒厂，从而获利。

不过，宁伽经营葡萄园不是为了单纯的赚钱，他更多的是将其经营成人文情怀充盈的精神家园。以此为指南，葡萄园中的劳动者同吃同住同劳动，彼此相处平等、温馨。尤为重要的是，葡萄园及以此为根基扩建的酿酒厂之良好经济效益不仅解决了葡萄园中诸人的生活问题，而且还为宁伽实现自己精神田园，即创办《葡萄园纪事》杂志提供了经济支撑。

事实上，葡萄园和杂志是宁伽心目中的两片田园，“后一片田园生长于前一片田园之中”，*张炜：《人的杂志》，《你在高原》第7卷，第37页，北京，作家出版社，2010。二者共同构成了东部平原上的田园牧歌。在园中，他们自由欢畅地耕作、阅读、编著、考古、酿酒、闲聊、写作，一切都发乎本心。园中的人际交往真挚和睦，彼此之间互相关爱和帮扶，田园生机勃发而又美丽。总之，葡萄园和酒厂提供宁伽等人赖以生存的物质资料，杂志则是其自觉的精神追求，这种田园牧歌式的劳作生活，充满了诗情画意，真乃具有人文情怀的知识分子念想的理想家园。尽管田园牧歌最终奏响的是悲歌：葡萄园和酒厂因恶性的商业扩张和竞争，而一被侵吞、一被查封，杂志社也因地方官员的权力欲膨胀而最终倒闭，宁伽本人甚至被关进了拘留所，但这并不能证明市场经济破坏了田园牧歌。就文本叙述脉络来看，其得以生成的根基源于商业运作，而最终的崩塌则在于市场监督体制的不健全和某些堕落知识分子人性中的贪婪与自私。葡萄园和杂志不是遗世独立的“乌托邦”，而是知识分子实践中可以建构的小环境，只要知识分子坚守精神品格，并尽力寻求与市场的平衡点，即可达成。

比之宁伽的葡萄园，秃头老鹰的商业王国则是绝对的“巨无霸”。他的分公司遍布海内外，总资产大概有数千亿。如此成功的他，却极为低调神秘。他自我疏离于浮华的物质世界，“他不参加会议，不抛头露面，不到下边分公司里去，也不与下属打交道，只与几个女人和近身警卫兼专机驾驶员在一起。”*张炜：《无边的游荡》，《你在高原》第10卷，第80页，北京，作家出版社，2010。基本宅居于私人城堡中。疑问由此产生：他如何经营自己的“巨无霸”公司？如何度过那几无人际交往的日月流年？他是漠然的现代隐士，从不关注城堡之外的社会人生吗？以此为起点，追踪文本的叙述脉络，疑问渐得解决，秃头老鹰的谜样形象也变得明晰丰满。事实上，他不单单是一个成功商人，更是一个胸有大志且积极践行的知识分子。择要分析如下。

第一，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秃头老鹰是一个经营天才，他深知高层管理人员对于一个公司健康运转的重要性，其选拨此类人才时极为注重品行和能力考察，一旦选用便会给予充分的物质回报和自由发展空间。譬如，他如父亲一般关心身边机要女秘书的个人生活，经常督促她们建立自己的家庭，并为其准备大笔婚嫁费。凭借此种既有物质激励又有人文关怀气息的经营理念，极少外出的他靠着与高级管理者和机要秘书的联系交流，轻松地遥控管理着各分公司的运营，并取得了极大的商业成功。作为职业商人，他追求利润，积极主动地涉足收益比较高的娱乐业和旅游业。其收购栗米岛和毛锛岛，利用岛上的风景、民俗、传统、等开发新奇而又冒险的娱乐休闲方式，以吸引客流量获得高额利润。但是他信守“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只运营正规的旅游娱乐，杜绝开办黄色场所，赚取干净的钱财。故而，在得知集团从事着强迫无辜少女进行色情服务项目时，他立即彻查。一方面，责罚相关高层领导，对同为受害者的荷荷等职员则不予追究；另一方面，亲力亲为地对公司的管理制度和经营模式进行大刀阔斧式改革。凡此种种，足见秃头老鹰作为成功商人的经营之道和社会担当。

第二，广泛涉猎各种知识，寻找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作为资产过千亿的成功商人，秃头老鹰并没有被金钱虏获。他既不做非法暴利生意，也从不出入声色场合，而是将其可能支配的时间全部用于阅读和思考，不断地充实知识分子应该具备的知识谱系与精神品格。《资本论》《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列宁文集、古典文学名著等，都是他潜心研读的对象。他与凯平“讨论东西政府职能、古代中国考试取仕、西方文官制度的由来，也谈时下的东西弊端，一些纠缠到死的不可解决的矛盾”……*张炜：《无边的游荡》，《你在高原》第10卷，第180页，北京，作家出版社，2010。由此可见他阅读视野的宽阔以及思考社会问题的深度，其完全具备了一个真正知识分子该有的素养。

第三，注目于书斋之外，关注切实的生活问题，用自己之势帮扶他人。凯平是秃头老鹰的专机驾驶员，他与恋人帆帆的爱情之路一直麻烦不断，其养父岳贞黎对于帆帆的爱慕和占有是最大阻力。经历多年的折磨屈辱之后，帆帆誓死反抗，终于获取在郊外经营农场的自由生活。但岳贞黎的妥协只是暂时的，他不顾帆帆用资金购买农场经营权的正当要求，利用自己的权力，勾结当地大老板“豪(耗)子”，雇佣地方恶霸对帆帆进行经济、身体以及精神上的暴力威胁，甚至直接冲进农场进行打砸抢。向来体恤员工的秃头老鹰得知此情后，立即动用自己的官场人脉，向比岳贞黎官阶更高的官员致电寻求声援，并派集团的高级管理者吴灵乘私人专机抵达现场处理问题。最终，帆帆保住了农场。就农场危机生成的直接原因与解决方式来看，资本与官僚合谋的势力大小是制胜关键。岳贞黎与耗子的官商勾结，无论是在官的权力还是商的资产上都不及秃头老鹰与其政治人脉，因此凯平帆帆他们才保全了农场、圆满了爱情。虽然这种胜利缺乏法律正义的保卫，但在中国法制体系不健全的当下，未尝不是一种帮扶弱者的恰切有效之方法。同样的官商合谋，秃头老鹰一方能够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皆源于他本人的知识分子本色。他在金钱欲望与政治权力面前，一直保持着知识分子的理性思维和质疑精神，超脱于权、名、利之争，合理使用权力与资本的力量，从而成为帮扶弱者的强大后盾。

概而言之，在权、名、利光环包围下的秃头老鹰因得知识分子身份的自觉认同，他一边质疑自身事业，一边修身养性，寻找实现人类幸福生活的方法。与之前论述的淳于阳立、林蕖、李大睿相比，其知识分子的身份意识更为自觉和稳固。商海游历对他来说，更多的是正面力量的积累和使用。也许，秃头老鹰是淳于阳立、林蕖、李大睿等人的未来形象，他为知识分子在市场经济社会中该如何参与物质财富的生产、分配与使用提供了良好榜样。

结语

从以上知识分子在商海游历的不同状态与结果来看，市场并不具有“原罪”，知识分子身份认同的丧失虽与之相关，但不是决定性力量。市场区别于政治的重大特征在于，其将人形塑为其奴的吸附力披着选择者“自愿”的自由面纱，从而将社会成员因生存压力而被迫屈服迎合的“强制力”遮蔽。因而，很多的自由主义者以自由、民主为幌子，鼓吹全面彻底的市场化，乔治·施蒂格勒就是其中的典型。他认为“是在市场的头领成为其理事的学院中，教授们才享有最大的探索自由。”①〔美〕乔治·施蒂格勒：《知识分子与市场》，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1。然而市场经济的弊端在很多具有“左翼精神”的知识分子那里，则清晰无比。②具有“左翼精神”的知识分子信奉“小民史观”，站在底层民众立场反对贫富悬殊，追求社会公平和“均贫富”，认为贫困是由于“不公正”而造成的，国家、社会应对个人的不幸负责。而纯粹的市场经济体制运行会在很大程度上导致财富向少数人集中，形成贫富悬殊的金字塔式社会。因而，他们天然具有鄙视、厌恶甚至憎恨市场的心理，甚者还演变为严重的心理疾病。罗伯特·诺齐克、F.A.哈耶克、弗里德曼、斯蒂格勒等当代最杰出的政治哲学家和经济学家都对此种心理症状进行了诊断性研究。请参阅罗伯特·诺齐克/F.A.哈耶克等著：《知识分子为什么反对市场》，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总之，市场是双刃剑，需要辩证地分析和运用。

市场经济刺破全权政治的罗网，将人解放出来，可以相当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支配自己的行为。同时，自由市场也推动了社会物质财富的快速增长，大幅度地改进了人们的生活境遇。然而，我们还需勘破市场万能论的神话，深刻反省波兰尼“形式主义”经济学③波兰尼“形式主义”经济学既为理论思潮又是实践方略，本质是市场万能论。其对中国改革三十多年来的进程具有重大影响。相当一部分人认为只要遵循波兰尼“形式主义”经济学所总结的经济规律，建构与之相配套的政治体制，商品经济运行过程中的贫富差距，阶层固化，个体自由与社会正义等结构性问题就能迎刃而解。如果其间存在困难，那肯定是市场还不够开放和自由造成的，只需继续放宽市场的准入制度即可。的重大影响。买方市场、利润至上的市场价值规律只会拉低甚至破坏文化的格调和发展系统。作为社会人一份子的知识分子，同样拥有是否“下海”的人权。要知识分子摒弃人的一切欲望，独立于市场之外，并不现实，但知识分子是一个社会主要文化价值的承担者。在市场内外，都应该秉持真正的知识分子品格，保留独立的文化价值，主动地与市场对文化价值所产生的负面冲击力作斗争。历经商海磨砺而秉持知识分子初心的宁伽和秃头老鹰们，已经为知识分子拥抱商海提供了可行性参照，设若如此者众，一个健全独立的社会文化系统将会形成，中国社会精神共同体的重建也自指日可待，民众也终将过上富足尊严的幸福生活。

(责任编辑 王晓宁)

文娟，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传媒与设计学院助理研究员，浙江大学新闻传播所在站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