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国景



作者作品评论

欧阳黔森的英雄叙事及其当代价值

杜国景

一、寻求从乡土文学叙事传统中突围

英雄叙事一直是主流文学的一种主要类型。在中国，英雄崇拜由来已久，英雄理念的形成，既融合了精英阶层的价值理想，也对民间扶危济困的侠义、豪杰观念有所吸收。一八四○年以后的民族危机，更是将中国文学的英雄叙事推向了新的高度。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改变自身命运的艰苦卓绝的努力，为现代中国文学的英雄叙事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与深厚的思想文化内涵。最早的气象来自晚清的民族主义英雄观，孙中山是杰出代表。然后是“五四”对启蒙主义文化英雄、“精神界之战士”的呼唤，鲁迅当之无愧。救亡与革命的兴起，则是毛泽东所代表的一代伟人的横空出世。无论对这一历史持何种看法，都需要首先对这类英雄的最终胜出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

英雄叙事对贵州作家当然是一种精神的“召唤结构”。然而由于历史原因，从“五四”甚至更早的时候开始，贵州更为外界所熟悉的是乡土文学的蛮荒叙事、悲情叙事。其虽然蕴含着启蒙主义的文化伦理，但尚徘徊在英雄叙事的外围。那种调子比较压抑，属于弱者、被拯救者的声音。新中国成立后的数十年间，贵州作家笔下出现了不少新人物、新气象，并因此而与主流文学的英雄叙事有过多次融合，但由于贵州在中国文学的话语等级序列中，长期处于边缘位置，远离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远离社会变革或文化转型的策源地，从未拥有过话语权，难以改变被描写的命运。贵州作家的脱颖而出困难重重，外界对贵州作家的了解，也难免受启蒙主义视角的种种制约。

其实，作为一个地域性群体，贵州作家一直有很强烈的文化自觉，期待以地域文化的特殊性参与主流文学的宏大叙事。“五四”以来的一百余年间，贵州作家与主流文学思潮相遇，主要集中在四个时段，并由此可划分为四代。第一是从清末民初到新中国成立前，时间跨度近半个世纪。其代表人物，目前研究较多的主要是蹇先艾、谢六逸、寿生等人。其实除了这几位，还应当可举出一些。有些人的知名度甚至并不亚于蹇先艾、谢六逸，只不过由于各种原因而被遮蔽罢了。比如张道藩。虽然政治上张道藩属于国民党系列，但从他的早期历史看，从其戏剧创作，尤其从他作为边远地区的文学青年脱颖而出的经历看，在所有关于二十世纪百年贵州作家的断代研究中似乎都不能缺少此人。再如姚茫父，是由清末传统文人向现代知识分子成功转型的突出例子，与新月社一些人有较深的交往。他的词曲在现代中国文人中享有极高的评价，题画诗的价值也有口皆碑。由于要区分新文学与旧文学、新语体与旧语体的缘故，姚茫父的诗词创作这才长期未能得到恰当评价，其中的现代意识极少被人解读。其他例子还能举出不少。实际上，从清末民初中国人留学日本的热潮涌动开始，贵州人就未曾落伍，当年留日学生组织的中华学艺社，其活动一直持续到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茅盾当年都与它有过联系，并且都在它办的刊物上发表过作品，而加入这个社团的贵州人就多达五十余位，有的还曾是领袖，如周昌寿。其他如柳亚子发起成立的南社，如文学研究会，如鲁迅支持的语丝社，如开明同人等，都有贵州人的加入。其中“文学研究会”中的贵州籍会员就有四位，*杜国景：《顾彭年：文学研究会中的半个贵州人—兼及其他贵州籍会员》，《贵州文史丛刊》2014年第2期。人数似乎不多，但按照全国各省的入社会员排名，已经比较靠前了。可以这样说，民国时期的“五四”知识分子、自由主义文人、左翼文人、延安文人等不同阵营，都有贵州作家的身影，有些人在各自的圈子内还是举足轻重的人物。他们虽因为政治立场的分歧而各有归属，但从地缘的角度看，都属百年贵州作家的第一代，是一个像模像样的地域作家群。一九四九年以后，这些作家分散于大陆或台湾，如大陆方面的刘雪苇、思基、张毕来、陈沂、张梦麟、刘薰宇、林辰、陈靖、杨藻章、钟林、黄颖、谢丰，台湾方面除张道藩外，则还有黄宇人、孙如陵、万琮、任时燮、傅启学。

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后至“文革”爆发前，即中国当代文学的“十七年时期”，贵州又一批文学新人陆续登场，由此形成百年贵州作家的第二代。最早成名的，是在《人民文学》等全国性文学刊物发表作品而为主流文坛关注的胡学文、石果、傅泽、廖公弦(沙汀当时很欣赏石果的小说，侯金镜也曾对全国读者推介过傅泽的作品)，另外就是一些少数民族作家。贵州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省份，随着新中国区域政治的推进与民族政策的实施，在贵州各少数民族中，很快涌现出了自己的第一代作家，*杜国景：《国家区域政治与少数民族作家的断代历史》，《民族文学研究》2014年第1期。如苗族伍略、潘俊龄，彝族苏晓星、龙志毅、熊正国、吴琪拉达，侗族谭良洲、刘荣敏、滕树嵩、袁仁琮，布依族罗汛河、王廷珍等，由于没有自己民族的文字，这批作家主要采用汉文创作，他们的有些作品当时在全国产生了一些反响，有的还被改编成了电影，如《秦娘美》《蔓萝花》。对各少数民族的第一代作家，或许理解比分析重要，阐释比评价重要，效果历史比审美判断重要。

“文革”十年万马齐喑，但贵州和其他地区一样，一大批早熟的青年并没有因此而被埋没，人生的坎坷和磨难为他们积攒下的并不是颓废、消沉、自暴自弃，而是思考和奋进。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贵州最早敏锐地嗅到早春气息，并对思想解放浪潮作出积极响应的，是一批觉醒的诗歌青年，如黄翔、路茫、哑默。他们跑到北京“引爆”自己的诗歌，给刚刚复出的艾青写信，通过艾青结识《今天》的北岛等人，并奔走于省会贵阳与北京之间，参加知识分子、文学青年的各种聚会，有些人还到北京师范大学等高校朗读自己的作品，给很多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今天的好几种主流文学史，在“文革”时期的“地下写作”或“潜流文学”时，都会有关于他们的介绍。*董健、丁帆、王彬彬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第313页有关于黄翔诗歌的较详介绍，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洪子诚、程光炜主编：《朦胧诗新编》有黄翔卷，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6。曹万生主编：《中国现代汉语文学史》(下册)第553-554页“黄翔和‘贵州诗人群’”一节提到的贵州诗人共有十三位，重点介绍黄翔与哑默的诗，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相比黄翔、路茫和哑默，稍后的李发模、何士光、叶辛、李宽定、石定等则要幸运很多，虽然一样都有坎坷的人生道路与困境中的努力挣扎与拼搏，但真正出场的时候，伴随在他们身边的，已经是鲜花和掌声。正是这两部分人，作为百年贵州作家中的第三代，在新时期文学的历史上，留下了灿烂的篇章。这支队伍人数众多，各种文体都有涉及，并且不同程度地汇入了八十年代伤痕、反思、寻根、先锋等各种文学大潮。他们当中除前面提到的几位，还有王剑、徐成淼、彭钟岷、张永龙、曹雨煤等。少数民族作家中，这时比较突出是苗族韦文扬、吴恩泽、梁国赋，覃智扬，布依族蒙萌、罗吉万、仡佬族赵剑平、戴绍康。女作家则有余未人、唐亚平、姚晓英、龚光融、周西篱。其他如顾汶光的历史小说，袁浪、罗大胜、王黔生(旻野)的通俗文学，在全国都曾产生过一些反响，而这些领域过去贵州作家都甚少涉及。

一九九二年以后，由于市场经济时代的来临，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更为深刻也更为复杂的转型时期。这一时期，第一代作家已基本退出历史舞台，第二代、第三代中年龄较轻、身体较好的那部分，偶尔还在推出新作，如何士光、徐成淼。但不容忽视的是，贵州作家的第四代此时已整体登场。他们当中，年龄最大的出生于新中国成立前，之所以此时方引人注意，有的是晚出，有的是转向，即从早先的学术研究转向文学创作。这类作家主要有王鸿儒、张劲。有的与第三代同时出道，但这一时期才从省内走向全国更大的舞台，以其作品的影响壮大了第四代的声势，如袁浪、罗大胜。不过整体上看，第四代贵州作家中的主力，主要还是一九六○年以后出生的那一批人，他们当中年龄最小的，到“五四”运动百年时也不过三十岁左右。其中的代表人物，在小说方面有欧阳黔森、冉正万、王华、谢挺、何文、肖江虹、肖勤等。诗歌散文方面，则是赵卫峰、喻子涵、末未、刘照进、李寂荡。

第四代贵州作家所处的时代，与前三代相比已有了很大的不同。前三代所处的时代环境、社会条件虽然也有差异，但文化形态乃至文学环境、文学思潮等却都具有某些共性，那时的社会往往都被重大而又统一的时代主题所涵盖，都有清晰的、共同的文化精神走向，这些时代主题与文化精神走向甚至用一两个关键词就能做出概括，如“五四”时期的民主、科学与启蒙，三四十年代的救亡，十七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等，这就是所谓的“时代共名”。*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第17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在这种情状之下，贵州虽然远是离政治文化中心的边远之地，但对主流思潮还是相对比较容易明确和把握的。更重要的是，由于时代共名对文学都有极高的倚重。文学尽管受到政治意识形态严重挤压，但作家仍有一定的社会地位，一个“轰动效应”，似乎就可道尽其中的玄机，作家往往可以凭一两个作品一夜成名。

第四代似乎再没有这般幸运，虽然作品的文学性比前辈大有提高，但现在他们却不得不苦苦挣扎于各式各样的“市场”，无论成长环境还是生存环境，无论文学的语境还是文学的运作机制，都呈现了这个时代的很多特点。由于时代精神开始由“共名”进入了“无名”状态，全球经济一体化与文化的多元，已经使得文学思潮的走向变得更加难以预测。一方面，主旋律依然存在，前三代作家融入主流叙事的策略和方式对第四代仍不无启迪。另一方面，物欲横流，人文精神失落，市场化，个人化等，又使作家面临新的挑战与艰难的选择。如何在仍然没有话语权的“边缘”位置脱颖而出，成了每位贵州作家必修的功课。而正因为如此，第四代贵州作家目前的状态、处境、特点等，才愈发值得关注。

寻求地域文化与宏大叙事的某种契合，这是贵州作家融入主流文学的主要方式，也是他们崭露头角的根本。或者说，以地域历史文化的特殊性参与主流文学的宏大叙事，是历代贵州作家创作的基本策略。然而，这种地域文化的特殊性、优越性究竟是什么，是每一代贵州作家必须面对的问题。贵州在历史上是明王朝为经略边疆，由四川、云南、湖南、广西“析地”建置的省，其文化特质具有介楚、介蜀、介滇、介粤特点。*这是清代贵州巡抚爱必达在《黔南识略》总序中的概括，他认为黔省“介楚之区其民夸，介蜀之区其民果，介滇之区其民鲁，介粤之区其民蒙”。见《黔南识略》第10页，台湾，成文出版社，1968。虽然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经济社会、人文、交通等已经有了很大改观，但第四代贵州作家要冲出贵州，仍需要有对时代精神的敏悟，尤其要以对地域历史文化要素的独特提炼及自我情感的独特体验，去呼应和把握时代的脉搏。只有在与主流话语建立起某种意义关联，才能在主流叙事、宏大叙事中占有一席之地。“五四”时期的蹇先艾、谢六逸是这样，十七年时期贵州的第一代少数民族作家是这样，八十年代的李发模、何士光也是这样。到欧阳黔森这一代，虽然时代社会和文化语境已发生巨大变化，但靠什么与主流文坛对话？怎样融入宏大叙事？如何超越前三代作家，寻找到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仍然是全部问题的关键。

答案当然是因人而异的。每位作家都有自己的特点，都有自我经验的规定性。欧阳黔森选择的是英雄叙事，英雄崇拜是他的人生记忆，也是他的一种价值推崇，并成为他全部创作的精神旨趣，在第四代贵州作家群中可谓个性独具。他不甘于贵州地域文化的长期困厄与阻滞，想对以英雄叙事来实现对乡土叙事传统的超越。这个传统是蹇先艾开创的，有启蒙主义思想的支撑。封闭、落后的社会环境，贫穷、愚昧的精神困守，给新文学带去了陌生感、新奇感，也带去了强烈的震撼和思考。三四十年代民族救亡与社会动荡，促成了贵州作家的分化，也给乡土文学的叙事传统注入了不同的血液。新中国成立后，阶级、革命，以及知识分子面向工农大众的思想观念转变，在这一时期的贵州乡土文学中都有所反映。但遗憾的是，那个时代的英雄叙事多少被打上了某些概念化的烙印。直到八十年代，贵州乡土叙事传统才出现了开放的格局，人性的觉醒、文明的冲突、时代的变迁等，成为何士光、李宽定、石定这一代作家关注的焦点。九十年代以后，第四代贵州作家的乡土叙事则在农民与土地、人与自然，民族与地域、历史与现实等方面作了不少拓展。如赵剑平的“困豹”想象，王华“家园”的荒芜，冉正万的“银鱼”历史，谢挺的形式感，肖江虹、肖勤的乡村现实视角等，都各有特点。但刻意的、执着的英雄叙事暂告阙如。正因为如此，欧阳黔森的英雄叙事选择才具有“突围”的意义。

二、理想主义者的英雄情怀

对欧阳黔森的一些作品，孟繁华先生解读为“剩余的理想主义的气质”，陈晓明先生也以为是对解决“当代精神困局”的执著。其他评家也有类似说法，大都认为面对商品社会的浮躁风气，欧阳黔森的理想主义表现为对当代人“价值归宿”的呼唤。*参见孟繁华：《文学的风景》，第110页，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陈晓明：《对当代精神困局的透视——评欧阳黔森的〈非爱时间〉》，《文艺报》2004年5月18日。各位评家的眼光当然是独到的，分析也不可谓不深入。理想主义的确是欧阳黔森超拔于现实困扰的显著特点。不过，理想主义在这里仍然是一个很大的尺度，它可以是一种激越的政治理性，也可以是一种温和的道德坚守，或者是虔诚的宗教情怀，可以表现为浪漫主义情愫，也可以是英雄主义的精神崇仰。笼统地说理想主义，似乎并没有把欧阳黔森精神气质中最具个性，甚至是最强劲、强悍的一面揭示出来。而这一面，恰恰是这位作家不仅在第四代贵州作家中，而且也是在当代中国作家中所独具的特殊意义。欧阳黔森的确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但这种理想主义的主要内涵，是一种英雄情结，英雄就是他的理想人格，英雄叙事则是他创作的显著追求和特点。

在短篇小说《心上的眼睛》，散文《故乡情结》，以及《一部小说的四级跳》之类的创作或创作谈中，欧阳黔森或借人物之口，或自己出面，明确地把自己的创作冲动界定为英雄主义。他从不忌讳这个定性，非但不忌讳，在所有创作中，关于这一层意思他还说得非常自信和明晰，甚至有点高调、有点张扬，从不遮遮掩掩，也从不顾忌因附丽主旋律或主流意识形态而可能被人认为是丧失知识分子的主体性或批判意识，这在当代中国作家，尤其在崇尚知识分子写作的中青年作家中颇不多见。他的小说和影视作品，主人公一般都是英雄人物，如史诗英雄、传奇英雄、巾帼英雄、草根英雄、草莽英雄等，英雄人物的个性气质亦大致可区别为激越高亢、刚柔兼具、柔而不犯、外弱内强、平凡高大等不同类型。有的如长剑出鞘，咄咄逼人，有的蕴藉隽永，藏而不露。总之，他从不写“小公务员之死”的孱弱人物，总是迷恋于理想主义英雄的人格魅力，沉湎于各种英雄人物与英雄行为的昭揭，这才是欧阳黔森的创作个性，也是其创作最突出的特点。对这个特点，欧阳黔森作品的俄文译者罗季奥诺夫似乎拿捏得比较到位，他不只一次说：翻译欧阳黔森作品的原因，就是希望让俄罗斯人了解什么是中国的英雄主义。*舒晋瑜：《欧阳黔森：创新与突破，必须置身于自己的沃土》，《中华读书报》2014年7月30日，笔者亦曾受邀参加过与此相关的学术会议。

欧阳黔森最具英雄主义色调的小说，是《雄关漫道》《奢香夫人》《绝地逢生》，以及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创作，现在正中央电视台一频道黄金时间热播的三十二集电视连续剧《二十四道拐》。这些作品都属于激越高亢一类。《雄关漫道》写的是长征。过去一说到长征，都是广为人知的中央红军过湘江，开遵义会议，以及爬雪山过草地的英雄事迹。《雄关漫道》所写，则是过去极少受关注的红二、六军团的长征。红二军团在洪湖根据地失利后，转战到贵州再创黔东根据地。并在这里实现了与红六军团的会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后。为掩护中央红军，红二、六军团发起湘西攻势，由黔东向湘鄂两省推进，威逼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城市长沙与武汉，以牵制大批敌人。中央红军达到陕北后，红二、六军团这才开始北上。这段历史曾长期被遮蔽。《雄关漫道》第一次对它作了正面的完整描写，被认为具有开掘题材、填补空白的意义。小说最大的成功，是对贺龙、关向应、任弼时等众多英雄群像的塑造。把这一段艰苦卓绝的征战历史惊心动魄地展现在读者面前，不仅是对重大历史的补充、完善与再诠释，也是在谱写英雄主义的又一曲悲壮战歌。

《奢香夫人》的故事发生在明朝，新中国成立后就曾被搬上了舞台，后来还拍了电影。欧阳黔森接过这个题材，明显在巾帼英雄的美学意蕴方面有所推进。他铺展史诗般的宏阔背景，将奢香置于明王朝进军大西南的宏大背景中，而明朝军队与元末残余势力以及地方部族、民族、家族势力的斗争愈是复杂，奢香在刀光剑影、铁马金戈中的胸怀博大，在急管繁弦、激越悲壮中的智勇刚健，以及在重重矛盾中进退有据、柔而不犯的个性就愈是鲜明；国事、家事、儿女情事愈是难解难分，奢香的形象就愈是熠熠生辉，完全够得上史诗英雄的称谓。在欧阳黔森笔下，奢香的形象绝不像过去所说的只是为了维护民族团结那般简单，而是在人格气质与智慧才干方面，在政治、经济、军事形势的审时度势、果敢决断方面，在振兴自己民族的历史文化方面，表现出了一位大气磅礴、高瞻远瞩、柔而不犯的巾帼英雄与女政治家的胸襟和素质。

与《雄关漫道》和《奢香夫人》不同，《绝地逢生》反映的是贵州农村“反贫困”主题(小说也有这类主题，如《八棵包谷》)，它带给人的最大震撼，是一种“绝地”意象。如果说干旱、石漠化只是贵州山地的生存困境，那心灵的闭锁，视野的逼仄就无异于精神的“绝地”。不错，这里的农民是不曾向命运屈服，是在屡败屡干。但那是怎样的干法呢？很大程度是苦干、蛮干、瞎干。巨大的生存压力下，甚至发生了人性的扭曲和人格的分裂。于是，“绝地”中的坚守与逃离，忠诚与背叛，亲密与疏离，抚慰与伤害，才会变得极其严峻。作品艺术表现的最后归宿，是要赞美贵州农民在困境中不甘向命运屈服的顽强奋斗精神。它通过“绝地”这样的隐喻或意象，把集体主义的同舟共济与英雄主义的悲壮激越融合在一起，从而使作品获得一种激动人心的力量。在山外的世界，个人主义正成为现实，集体主义渐行渐远。然而这里的农民要走出“绝地”，除了依靠集体的力量别无选择。他们所要做的，不仅是改变个人命运，更是要改造自然，为子孙造福，关系到的不是个体而是群体，不是小家而是大家，不是一代两代，而是千秋万代。正是这种悲壮的理想主义英雄情怀，让《绝地逢生》成了一首豪迈的诗篇。

虽然从小说的角度看，《雄关漫道》《奢香夫人》《绝地逢生》还不算真正的上乘之作，更多影响主要来自影视改编。其题材本身的价值和意义，比作品的艺术魅力明显要大很多。过多地注重外在的矛盾冲突，观念的冲击力不足，故事有些压倒人物，人性内涵的开掘不够，语言和结构上不宜采用电影文学剧本的那种分镜头写法等，就是缺憾，对小说而言不足为法。但是，这些作品对英雄人物、英雄业绩的崇敬与礼赞，又具有非常特殊的意义，甚至这种崇敬与礼赞本身就是一种壮举，就是对英雄叙事的一种价值追怀。

我们知道，英雄叙事是中外文学一个巨大的传统。在英雄的身上，集中了人类很多优秀的品质，既关乎哲学、历史，也关乎美学以及道德伦理，马克思就把普罗米修斯这样的英雄称为“哲学的日历中最高尚的圣者和殉道者”。*〔德〕马克思：《博士论文》序文，第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尤其在灾难、苦难和战争面前，人类都盼望有英雄救世。即使在和平年代，英雄人格也是人们心中的偶像，是青少年品德教育的主要内容。当然，英雄叙事自身的道路并不平坦，尤其是在“文革”时期，高、大、全英雄神话成了假、大、空的代名词。所以新时期文学一度开始拒绝英雄，有些作家更借助现代主义的主体迷失，调侃和鞭挞英雄，新历史主义、新写实主义小说则开始以碎片化、个人化视角解构宏大叙事，从而解构英雄。但即便如此，英雄仍无处不在。从八十年代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知青文学、军旅文学，一直到二十一世纪的各类文学，英雄或英雄叙事其实从未真正缺席，连久违了的帝王英雄都堂而皇之地卷土重来了。可见被历史改变的，只是英雄的内涵、性质、强度、力度，以及英雄形象的幅射方式与读者的接受方式，绝不是英雄价值本身。对英雄的期待，仍可看作中国梦的文学书写的内在逻辑，或者说是我们民族的一种集体无意识。

据欧阳黔森自己所说，他从小就有从军当英雄的梦想。当反英雄、抵制和拒绝英雄渐成潮流时，他的英雄情结却从未动摇，不但不追随潮流，反而要在一个似乎有点不合时宜的时间点上，执著、高调地推崇英雄，这种行为本身就有一点“英雄”的意味，是一种“说真话的勇气”或“说真话的率性”，福柯把它称作“parrhesia”，有人译为“自由言说”。这里的“parrhesia”并不专指说话条件，并不是对说话环境是否自由的挑战，而是对主体的描述。而这里的主体也不是纯粹的个人化主体，而是在个人“说”的过程和行为中，如何通过某种形式完成自我建构，同时亦被他人所建构。“说话人通过坦率而拥有一种和真实的特殊关系；通过危险而拥有与自己生活的某种关系；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而拥有与自己或他人的某种类型的关系；通过自由和责任拥有一种和道德律的特殊关系。更精确地说，parrhesia是一种说话人在其中表达他与真实之间的个人关系的口头行动，他为此豁出生命是因为他意识到为了改进或帮助他人(自己也是一样)去说真话是种责任。在parrhesia中，说话人行使自由并选择坦率，而不是规劝；他选择真实，而不是谎言或沉默；选择冒死而不是安全；批判而不是谄媚；道德责任而不是个人利益和道德漠视”。*〔法〕福柯：《话语和真理：自由言说的问题化》，〔美〕伊利诺伊州美国西北大学皮尔森、埃文斯顿编，第5页，转引自杨礼银《守护民主的社会生活——论哈贝马斯和福柯共同的理论旨趣》，《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9卷6期，原注释：MICHEL FOUCAULT.Discourse and Truth:the Problematization of Parrhesia.edited by Pearson，Evanston.Illnois:Northwestern University，P5，1985.另可参考张哲的《福柯的最后反思：以“说真话”作为教程终篇》，《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6月9日。这里的关键不仅在“说”的内容，更在“说”的行为本身。欧阳黔森的创作，已经是一种与英雄情结难解难分的无意识结构，关系到作家的责任、义务、使命，关系到人文精神的重振以及民族国家的复兴。而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他的价值取向本身，就已经有了某种普遍性和超越性，已经可能在一个更开阔的空间来展开讨论。

其实，对自己创作的得失，欧阳黔森有着清醒的认识，并且也时有反省。他虽然不像王朔、刘恒那样重小说而轻影视，*不少作家都鄙视影视在艺术上的粗糙，王朔放言要把好东西留给小说，把次品兜售给影视。刘恒也说：“写电影剧本在文体上没有多大意义，写剧本对小说是否造成伤害我不能确定，但就我个人的感觉而言，只要不是大规模机械化地从事剧本创作，是可以保护自己的灵感的……如果让我放弃的话，别的都可以，最后只剩下小说。”参见吴义勤、施战军、黄发有：《代际想像的误区——也谈六十年代出生作家及其长篇小说创作》，《上海文学》2006年第6期。但到目前为止，他显然也更在意小说，尤其自己的那些中篇和短篇，说起话来底气十足，非常自信。在小说艺术方面被何士光、孟繁华、雷达等作家、评论家称许的，主要也是这类作品。但我想强调的是，要真正了解欧阳黔森，要真正读懂他的作品，切不可忽略《雄关漫道》《奢香夫人》或《绝地逢生》。或者说，恰恰在这些主旋律长篇作品里，隐含着欧阳黔森最重要的情感诉求。英雄情结或英雄主义的激情、豪情，在欧阳黔森的作品里既是价值取向，也是他的写作姿态和立场。同时还是他全部作品(从小说、散文、诗歌到影视剧)的一个契合点，二○一五年，为纪念抗战胜利七十周年，除了电视连续剧《二十四道拐》，在第八期的《山花》上，他还写了组诗《民族的记忆》，在他的心目中，能够成为民族记忆的，就是当年的抗战英雄。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可以把英雄叙事，看作理解欧阳黔森全部作品的一把钥匙。

三、英雄情结的来路与英雄形象的类型

当然，英雄叙事、英雄情结对古今中外很多作家都有吸引力，甚至是永远的诱惑。古希腊神话、悲剧、欧洲骑士文学，唐代传奇、宋元话本，还有汗牛充栋的武侠小说等，主角都是各式各样的英雄豪杰，进入近现代战争与革命年代以后，英雄与英雄崇拜更成为一种时代风潮。*参见朱德发：《现代中国文学英雄叙事论稿》，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6。就连学究气十足的书生、文人、学者，胸中都不免沉积着一股仗剑行侠的浩然长气。清末谈论英雄最多的是梁启超、严复、夏曾祐、邹容、陈天华。陈平原有两本书，专门研究文人的这种心结。*陈平原：《当年游侠人——现代中国的文人与学者》，北京，三联书店，2006；《千古文人侠客梦》，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2。“千古文人侠客梦”早已成为中国人不可或缺的叙事传统。究其原因，大抵还是为人类理性所推动：每受命运困厄，就会有超越性的艺术想象活跃，就会有英雄出来扶危济世。所以在中国文化的传统里，自古就有对侠勇或侠义精神的崇拜。“何谓英雄？最古之时人，处于山林箐泽，豺虎与之游，鸱鹫与之栖”，“既有一群，必有一群之长。一群之长，必其智慧血气之冠乎一群者也”。*严复、夏曾佑：《国闻报馆附印说部缘起》，郭绍虞、罗根泽主编，舒芜等编选，《中国近代文论选》(上)，第189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于是侠客的“为身之所恶，以成人之所急”*《墨子间诂·经说上第四十二》，《诸子集成》卷五，第258页，长沙，岳麓书社，1996。，“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等，*司马迁：《史记·游侠列传第六十四》，《史记》卷十传四，北京，中华书局，1975。从民间的立场看就是当然的英雄。近现代以后，经过主流价值观的改造，匡正邪薄，祛妄存真，侠开始为民族赴义，开始脱胎换骨，化蛹为蝶，变身为民间和主流社会都能够接受的革命英雄，连胎衣都不曾留下。侠客与英雄，原来一直都如影随形，难解难分。从梁启超、陈独秀、鲁迅，一直到战争与革命年代的英雄，都不乏对这一资源的不断发掘与阐释。进入和平年代以后，也是侠可以走，义必须留，神可以退隐，英雄却不能被放逐。随着时代的进步，英雄的内涵、价值与意义等，完全可能被赋予新的时代光彩。

欧阳黔森在创作上出道的时候，“人文精神失落”正备受关注。物欲膨胀，道德滑坡，告别革命、放逐诸神渐成潮流，碎片化历史与个人化、欲望化写作渐成时尚，而就在此时，欧阳黔森却义无反顾地选择了抵制和拒绝。他手中的武器，正是挥舞了两千多年的那把英雄剑，但套路属于他自己。其“英雄叙事”的精神源头，首先与《雄关漫道》那样的红色历史有关，其中不仅有他对丰功伟绩的崇仰，也关乎他自己生活和成长的地域环境。红二、六军团征战的黔东土地是他的故乡，有数万人从这里参加红军，贵州籍的周逸群、旷继勋还曾担任过这支部队的高级指挥员。这些历史，是他萌生英雄情结的重要原因。用欧阳黔森的话说，孩童时代他就梦想成为一名军人，驰骋疆场、建功立业。他之所以迷恋“卡里斯玛”那类人物的魄力、魅力与人格，*卡里斯玛(charisma)原意为“神圣的天赋”，指得到神帮助的超常人物，引申为具有非凡魅力和能力的英雄。就是因为成长于英雄的乡土，从小被轰轰烈烈、惊天动地红色历史所熏陶。但现实似乎很遗憾，金戈铁马到底只是梦想，欧阳黔森并没有成为从战场硝烟中走来的军旅作家，他的人生，最终是跟知青和地质队紧紧地连在了一起：先当知青，后当地质队员。殊不知这样的人生经历，最后竟然阴差阳错地成了他的英雄情结的粘合剂。

众所周知，“文革”时期波澜壮阔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铸就的是一代青年沸腾的理想主义与英雄主义情怀。返城以后，在追怀青春，反思历史的同时，悲情、悲壮、悲悯成了知青文学涂抹不掉的情感底色，作品的风格追求亦因此而可分为无悔派、理想派、磨难派。梁晓声的《今夜有暴风雪》《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其他知青出身的作家，如韩少功、张承志、柯云路、张炜等，无论写作套路后来有多大变化，知青阶段的作品，或多或少都带有这个特点，那正是被知青生活镌刻下来的一种青春英雄的记忆。

与知青相比，地质勘探队员天南地北的生活则比较浪漫，艰苦但浪漫，也容易让青春热血沸腾。山东作家张炜与地质生活就有很深渊源，用他的话说，地质和文学离得很近，地质队员天生就应该是文学家。与张炜相比，欧阳黔森幸运得多，他的黄金年华全都在上山下乡和地质勘探的岁月中度过，两种最具文学滋养的生活，都是他生命中刻骨铭心的记忆。他把文学之旅最初的激情都献给了诗歌，献给了那首诞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勘探队员之歌》，献给了从战争硝烟中走向地质队伍的军人(《最后一匹军马》)，以及那些为了找矿而把一生，包括自己的生命，都交给了莽莽群山的地质人。也就是从地质队员的生活开始，欧阳黔森重新咀嚼和回味知青生活，用散文的形式讲述了“十八块地”卢竹儿、鲁娟娟、萧家兄妹的故事。机缘巧合的是，知青与地质队的生活都需要有青春激情，都意味着艰难困苦、风沙磨砺，都意味着对理想信念与价值坚守的一系列考验。或者说得再直接一点：知青生活与地质勘探正是最适合理想主义、英雄主义发酵的土壤和温床。感受着红色土地的滋养，呼吸着来自乡村山野质朴刚健的气息，欧阳黔森的英雄情结，终于在知青岁月的磨炼与地质队员的风餐露宿里，交织成了一种历史的与文学的双重宿命。

在欧阳黔森的小说中，英雄主要有两种身份，一是“卡里斯玛”式，一是民间侠义式。前一种大多有轰轰烈烈的丰功伟绩，是万人瞩目的“一群之长”，后一种则未免平凡和普通，需要被发现、被定义才能成其为英雄。卡里斯玛(Charisa)是韦伯在《经济与社会》中提出的概念，指人的超凡魅力、感召力，或超人天赋之类的特殊品质。韦伯认为具有这种品质和力量的人往往高踞于一般人之上，并能激发别人对他的忠诚。“五四”是最早提出中国青年应具备卡里斯玛素质的时代，那个时期的作品，如郭沫若的《女神》，鲁迅的《呐喊》等，鲜明地表达了对这类人格追求。*参见童庆炳：《文学艺术与社会心理》，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后来在民族救亡与革命战争中，在和平时期的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中，这类诉求更是层出不穷，大写“新英雄人物”，甚至成了那个时代衡量创作成败的标准。

欧阳黔森笔下有相当一部分卡里斯玛式人物。既包括主旋律作品中的战争英雄、史诗英雄(《雄关漫道》《奢香夫人》)与严峻的生存条件抗争的农民英雄(《绝地逢生》《八棵包谷》)，也包括在其他中短篇小说中驰骋政界、商海的成功人士，如《白多黑少》中的萧子北，《非爱时间》(《下辈子也爱你》)的中陆伍柒，《非逃时间》(《失踪十五天》)中的几个知青战友。即使是《穿山岁月》《莽昆仑》《有人醒在我梦中》《味道》《远方月皎洁》中的热爱诗歌的地质队员，虽然懵懂，但崇尚自由浪漫，敢于冒险进取，那种心雄万夫的豪气和志向堪比英雄，令人不可小视。尽管这些中短篇小说的故事都发生在和平年代，都通常意义的现实题材，甚至是很庸常的生活(孟繁华甚至觉得有一点欧阳黔森自己的情感经历)。既缺少《雄关漫道》和《奢香夫人》中的火鼓旌旗与金戈铁马，也没有《绝地逢生》《八棵包谷》中那种人与自然的悲壮对峙。但这并不妨碍人物的壮怀激烈。无论对情感还是对事业，他们都还保留着难以自抑的激情。无论是在政界、商界还在文坛，艰苦生活或战场硝烟(有的人物有从军史，如萧子北)对他们而言都是财富，任何时候都不失雄浑、阳刚、豪放的品格。比如对情感，数十年后美人虽已迟暮，但“英雄”仍一往情深。被岁月所改变的，只是男人性格的粗砺，并非感情的粗糙。在生硬鲁莽、不近人情的外表后面，人物并不缺少细腻敏感的神经。正因为如此，聪明的杜娟红知道该如何给自己深爱的“英雄”留足派头与面子，更知道该如何用一个顾盼，一个动作，瞬间让她的“卡里斯玛”怦然心动。这种关系，在陆伍柒与萧美文那里也描写得非常微妙和生动。难得的是，萧子北和陆伍柒都知道该如何节制，都知道如何面对情感、家庭和事业的冲突，无论这种冲突对他来说如何残酷。而这一点，大致也就是卡里斯玛式英雄全部的精神境界了。

欧阳黔森笔下的“卡里斯玛”偶尔也会有英雄气短，儿女情长的时候，在《穿山岁月》《莽昆仑》《有人醒在我梦中》《味道》《远方月皎洁》《五分硬币》等作品里，年轻的主角虽心高骄傲，但情感炽热，在他所爱恋的姑娘面前虽然还很青涩，但骨子里非常血性。他通常是一个激情的理想主义者，既自尊、自负，也正直、刚硬，乐于主持正义，该出手时就出手，决不怕惹火烧身，也决不图人回报，很有些侠客和豪杰的意味。在《有人醒在我梦中》和《丁香》中，男主人公就敢于因夏排骨、方国庆的轻佻而动粗，也能像《五分硬币》《姐夫》《兰草》《味道》那样，因自负而伤情，以自信而重情，或者因自傲而误情。他的弱点也因此暴露无遗，错失之后往往就在月光皎洁的孤寂之夜，付诸刻骨铭心的思念。

《水晶山谷》《白莲》《敲狗》是英雄情结的另一种隐性表达。主角都是毫不起眼的小人物，不光没有任何社会地位可言，而且也没有任何文人、诗人的浪漫情调，行为绝谈不上风云叱咤，如《水晶山谷》中的农家子弟田茂林，《白莲》中的坐台女、乐师、妈咪，《敲狗》中厨师的小徒弟。把这样的人物说成英雄，似乎特别不靠谱。然而，在他们身上刹那间爆发的能量，又完全当得起英雄的评价，绝不是愚民庸众、凡夫俗子的精神境界。比如田茂林，在家乡稀缺矿石巨大的利益诱惑面前，他曾丧失自我，醒悟之后，点燃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瞬间就让玉石俱焚有了涅槃一样的含义。《白莲》中的三个人，一个坐台女，一个妈咪，一个乐师，都是风尘人物，但她们的行为又都非常仗义。妈咪要成全白莲为自己赎罪，白莲卖身却又不肯出卖真情，结果阴差阳错，白莲绝无可能再接受阿男，而妈咪的一念之差，也造成阿男终身瘫痪。所幸是无论什么后果，都没有人选择逃避。在这里，是一种与忠贞、诚信、侠义有关的民间道德在起作用，其行为与豪侠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敲狗》写了三个人物，但真正的主角只有一个，就是小徒弟。小说的高潮是给狗放生，而放狗正是小徒弟最了不起的壮举，如果说这类小人物的行为与真正的英雄还是有所不同的话，那也主要是他们未能改变世界，未能给更多人的生活带来改变。真正的英雄是要救人于苦难，尤其是要改变世界的，小人物却只能被救或自救，似乎当不起英雄的称号。但是，英雄和英雄行为毕竟有共同的东西。卡莱尔的英雄理论就认为，英雄的身份可以千差万别，如先知、诗人、帝王、教士，或者因诞生的环境不同而成为其他。但英雄之为英雄，所有素质一定是相同的，“他们基本上都有一种能力，即能望穿万物的骗人的‘虚伪外观’，透察其核心，即辨别‘实质’与‘表面’的能力”。*〔美〕J.C.Adams：《卡莱尔和他的英雄观》，该文为英国学者卡莱尔的《英雄与英雄崇拜》的前言，何欣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卡莱尔的所指，其实就是人的某些优秀品质，如忠诚正直、光明磊落、敢于牺牲奉献等等，有这样的品质，平凡人完全可以成为英雄。欧阳黔森这类小说，在平凡中对不平凡的英雄壮举作了新的诠释，并由此延伸到历史和人性的升华方面，这就是创造。

为着英雄情结的宣泄，欧阳黔森有时也对小人物非同寻常的行为，作一种世俗化处理，比如唐三草的狡黠，梨花的心机(《梨花》《村长唐三草》)，但都在乡村道德可接受的范围内，人物更重要的精神内核，还是正义、道义、侠义，那是民间的正能量，不能说它跟英雄完全无关。当然。对平凡人物不平凡人格最成功的艺术表现，还是对它的诗意化处理。这便是《断河》《扬起你的笑脸》《心上的眼睛》。这些作品有着两种不同的诗意，一是抒情诗，一是史诗。作家在这些普通的或传奇的故事里，倾注了全部的想象和热情。

《心上的眼睛》，主角是残疾人丁三老叔，他在娄山关景区当清洁工。但这里是当年的战场，毛泽东曾在这里写下著名的《忆秦娥·娄山关》。如今，英雄已“化成了山脉”，英雄的历史却成了清洁工终生的追怀，那里面不光有他的精神崇拜，也有他的亲情。所以他愿意用自己的一生，来完成只有英雄才能完成的使命。小说结尾，重返战场的盲军人依靠丁三老叔的帮助，满足了自己的心愿，而能为当年的英雄尽一点心力，对丁三老叔也是毕生的荣耀。历史的壮阔与现实的朴素，在这里终于汇成了一首英雄的诗篇。在《扬起你的笑脸》中，主角是乡村教师与他的学生。知识的启蒙让学生向往山外的世界，最终却被阻隔在河对岸的山中。夜晚来临，老师带着他的两个学生来到山谷，用火光召唤迷失的孩子，“那夜的火光和那夜的斑斓”从此在孩子们心中不再熄灭，那已经是诗一样的生命之火。有这样不朽的诗篇，那位乡村儒者也就有一点高大挺拔的英雄意味了。

不过，《心上的眼睛》与《扬起你的笑脸》人物还是扁平了一点，意蕴也有些清浅。真正厚重是《断河》的那种史诗性处理。何士光就是这样来读这篇小说的。他说作品是“诗一般的史，史一般的诗。通常史诗都会是长篇巨制，但《断河》却绰绰约约地让人感到，黔森只用了短短的篇幅，来窥视了这种史和诗的意境”。*何士光：《欧阳黔森短篇小说选·序》，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4。这当然是极高的评价了。不过，何士光的话说得还不够到位，史诗有多种，比如创世史诗、迁徙史诗之类，《断河》只能是英雄史诗，它具备那样的品格。一般来说，当得起英雄史诗评价的作品，里面不光要有非同寻常的业绩，更重要是悲剧命运与历史沧桑，那是既关乎人格、人性，也关乎公道、命运的玄机，英雄身边，甚至还要有绝代佳人。史诗之要为英雄所限定，一定要具备崇高、神圣、庄严的气魄，特别是要有恩格斯所说的那种“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德〕恩格斯：《致斐·拉萨尔》，《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34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除了没有宏大的规模与篇章结构，《断河》具备英雄史诗的所有要素。或者说，这就是一部浓缩的英雄史诗。小说开篇几乎是史前生活的画面，红土地封闭、贫瘠，“千里连绵不断的小山头，像一支扬帆而又永远走不动的船队”，断寨人世世代代困守在这里，不得不为生存而战，为生育而战。老刀、老狼、梅朵的爱恨情仇，因此一开始便危机四伏，充满悬念，古朴的人性与剽悍的民风更为故事的发展增添了许多不确定性。老刀是梅朵的丈夫，但他要的只是性。梅朵向老狼投怀送抱，求的却是爱。三个人都坦坦荡荡，光明磊落，决不偷偷摸摸。甚至情敌生死对决的关键时候，出场的都是属于英雄人格的道义、正义、侠义。连奋身一跃替主人吞刀送命那条狗，都显得那样地忠勇无比。老刀暂时放过老狼，只是想亲眼看一看老狼如何贪生，以为自己夺得精神的、心理的真正胜利，也不失为英雄的一种选择，但那种冷漠、冷酷已经与武功、与爱情无关，只关乎人格、性格。老狼为了看一眼刚出生的儿子，面对老刀的枪口，看似刚毅的脸终于开始发青、流汗，“闪过一丝求生”之意。老刀满意了，于是不屑于再朝情敌开枪。老狼虽赢得了梅朵的爱情，但为了柔情，输了刚勇，老刀的话句句都是诛心之论，看了儿子一眼，老狼只能选择自尽，否则枉自称雄一世。但直到此刻，老狼也并非真正的输家，有道是：无情未必真豪杰，老狼其实死得很壮烈，也很值得！

不过老刀也并非最后的真正赢家，老狼的儿子龙老大长大后，成了断寨的又一位乱世英雄。养父教他刀法，他不能与养父比刀。但他鼓励养父跟自己的生母梅朵再生一个兄弟，好让同母异父的兄弟俩日后有刀可比。老刀当然不愿输掉这口英雄气，为了生儿子，他疯狂地折磨梅朵。面对身衰力竭的丈夫，梅朵只好跑到外面与路人交媾，生下麻老九哄骗老刀。未料人算不如天算，麻老九生性羸弱胆小，一看就不是老刀的种。此时龙老大进京勤王回来，已顶天立地。但他只能气死养父，不能弑父。而麻老九一生只得活在龙老大的护佑之下。对这位同母异父兄弟，龙老大可谓用心良苦，他先送一个女人给这位弟弟做老婆，再对这位稍稍有点嫌弃兄弟的女人痛下杀手。之所以如此心狠手辣，竟然都是为了保护兄弟，以不负母亲临终前的嘱托。小说中的这几个人物，既是仇人，又是真正的父子兄弟。都肝胆相照，重情重义，都当得起草莽英雄的称号。就连麻老九最后一刻为自己心爱女人的“殉情”，都有几分悲壮的含义。英雄就是英雄，无论起于乱世还是治世，无论一生草莽还是修成正果，他们的命运总会关乎历史沧桑，总会以不同寻常的人性冲突，为后世留下种种言说不尽的话题。能够把英雄演绎到这样的深度，《断河》自然也就当得起何士光的史诗评价，虽篇幅不长，也就可以看作是浓缩的史诗了。

《断河》无疑是到目前为止欧阳黔森最好的小说之一。另一篇《敲狗》也堪称上乘。作品的成功，我觉得应归结为它的英雄叙事。虽然与其他小说相比，英雄叙事在这里含蕴、深厚了许多，不再那么激越高亢、锋芒毕露，而英雄也不过是草根英雄或草莽英雄而已。但是，英雄理论、英雄精神是始终如一的。在沉稳、内敛、厚重故事后面，仍能感受到作家强烈的英雄主义情感冲动。这让我想起抗战时期大批入黔文人对贵州精神的发现和解读。那时的贵州经济社会还相当落后，老百姓衣不蔽体，家徒四壁。连吃盐这样最基本的生活保障都成问题(贵州不产盐，全靠从省外肩扛马驮运进来，所以价格奇高，对普通人家甚至是奢侈品)。但恰恰就是在这样封闭落后的地方，闻一多、李长之、茅盾、林同济等人却有了新的发现。林同济以平原文明来与贵州的这种山地文明相对照，认为平原型精神“博大有余，崇高不逮”，*林同济：《千山万岭我归来》，施康强编《征程与归程》，第229、228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正需要山地文明崇高奇险的气魄作补充。闻一多则从贵州山野民歌中，读出了一种原始生命活力的释放，他以几首贵州歌谣为例，写道：“你说这是原始，是野蛮。对了，如今我们需要的正是它。我们文明得太久了，如今逼得我们没有路走，我们该拿人性中最后最神圣的一张牌来，让我们那在人性的幽暗角落蛰伏了数千年的兽性跳出来反噬他一口。”*刘兆吉：《西南采风录·闻序》，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今天，在当代文学的日常生活叙事、个人化叙事显出了几分贫血、孱弱时，欧阳黔森也在为它注入阳刚、雄浑、崇高，这就是英雄叙事的当代价值。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多民族书写，需要这样的当代价值。

〔本文系国家社科规划办西部项目“百年贵州作家断代研究”(11XZW018)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 王晓宁)

杜国景，贵州民族大学教授，贵州省文艺理论家协会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