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明



作者作品评论

城市里的“断魂人”
——略论王宏图的城市书写

陈晓明

中国的城市文学一直徘徊不前，相比之旺盛的乡土叙事，城市文学在多次的热望吁求下，也未能有更强劲的起色。这究竟是因为中国城市文学与乡土文学之间无法竞争，还是因为中国评论家和文学研究者并不期盼中国的城市文学有大的起色？或者城市文学与乡土文学之间的划分就是一个勉强的理论行为？可能各方面的缘由都有。但是，不管怎么说，城市文学的推进在今天中国无疑是必要的，因为，缺失了这一块，中国文学新型经验的表现就不充足；对中国今天的社会变化的表现就打了折扣；对中国人尤其是年轻一代人的文化性格心理的表现就有缺失。也正因为如此，我期盼中国文学，尤其是中国小说，在表现当代中国的城市生活方面有新的作为。

确实，用“城市文学”这种概念来表述一种文学或某些作家，就像使用“乡土文学”这样的概念一样，会有窄化作家之嫌。但也是基于作品表现生活的经验面向有侧重，这种侧重形成了一种文学体制，形成了特定的价值观和历史观，甚至表现风格，因而在中国，“城市文学”如“乡土文学”这种概念也是成立的。某种意义上，“城市文学”是“乡土文学”这个概念派生出来，在中国现代就生成的“乡土文学”这个概念，有着现代文学起源性的意义，它表明了中国文学进入现代面临的自我生成的特殊方式。在同一意义上，“城市文学”也是如此，它表明了现代以来的文学拓展自己的现代面向的强烈渴望，也表明与现实变革密切相关的这种文学自我更新的特殊方式。因为城市提供了新型的经验，而中国文学的变革始终来自现实，而很少来自文学的元叙事(形式)，因此，城市经验、新的生存现实感，就成为文学打开新的经验面向的最重要的依据。

在这个意义上，我阅读王宏图的小说时，就会感受到强烈的冲击。或许是因为王宏图首先是一位学者，术业有专攻而成就斐然的比较文学教授，故而他的创作被关注的很不充分。只是因为我对城市文学这一主题的关系，偶然经友人的推介，我再重读王宏图的小说，于是使我产生探讨他的作品的愿望。他的作品可以说是相当早地表现了中国当代大都市的生存现实，他的小说有很好的艺术肌理，对人物的心理性格把握准确而有棱角，他有能力把笔下的人物推到命运的一侧，敲打、拷问，甚至揉搓，他提供的城市经验偏向于青年知识分子，这是其他职业作家所不具备的生活领域，仅此而言，王宏图的城市书写就不可忽视。当然，他的小说还有更为多样的侧面值得探究。

当然，上海是中国城市文学的摇篮，这与它作为中国现代城市的起源地是相称的。我们可以从早期的穆时英的“新感觉”小说到茅盾的《子夜》中看到现代初起的景象，这二者之间巨大的差异，会让人感受到上海现代的不安分与分裂的渴望。张爱玲其实是连接了传统与现代的内在联系，这种联系让人们看到二者建立起来的困境，相互纠缠的幽灵般的关系。周而复的《上海的早晨》同时期的那些在革命想像中建构起来的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景观，也未尝没有真实而强大的历史感。直至王安忆出现，上海的书写回到真实生活的情境，上海的弄堂与都市困扰，在日常性中展开不同的扇面。孙甘露的小说在先锋一路的叙述和语言方面行进，但他的给予的感觉和思想是城市的，他的小说有一种超越性的城市魂灵。当然，还有卫慧和棉棉以前卫反叛的姿势表现了上海奔放不安的尖锐感觉，她们引起太多的争议，以至于无法形成真实有效的城市书写的变革。毫无疑问，上海还有许多更年轻的颇有冲击力的城市书写者，这样一个前提，已经足够我去理解王宏图写作的位置和意义。

王宏图的小说有一种直接的冲击力。这个冲击力来自他的小说直接切入城市人生存的困境，人被城市欲念支配而又陷入了不可选择的处境。王宏图的小说切入点就不做庸常叙事，他的小说几乎不过渡，起笔就进入人的困境，他要在人物的命运现出裂痕处开始他的小说着笔。这里无所谓什么不可克服的社会力量，而是现代城市中滋长起来的欲念和利益，它们形成一种紧迫的力量推搡着这些人物走向生活的断裂地带。二○○一年，新世纪伊始，王宏图出版小说集《玫瑰婚典》，书名还带着那个时期图书出版对市场的片面想象，小说集列入“西风古道·后现实主义系列”丛书。这组丛书的作者其实都很前卫，但是中国文学再也不敢标榜“现代主义”，他们宁可顶着“后现实主义”的面具，也不能去沾染现代主义的流风余韵。十五年过去了，如果在这组系列作品中，更多地展现出现代主义的艺术锋芒，一定会是令人无比欣慰的事。《玫瑰婚典》中的第一篇中篇小说《衣锦还乡》，如果是放在八十年代，这就是典型的现代主义小说。在二十一世纪初，现代主义已经被遗忘，或者说，有意降低它的形式感和叙述意识。但王宏图一定是深受现代主义影响的作家，他的文学观念骨子里还是现代主义，那是他的创作底色。他的起笔或者视角就是现代主义式的困境，内里隐含着躁动不安、颓唐及命运的撕裂。当然，这篇小说的动机也是在回应九十年代以来的中国市场经济冲击下的社会现实，尤其是这一冲击给中国人的价值观和心理造成的尖锐分裂。《衣锦还乡》表现宁馨是那么不安份，她的身体不安份，心灵更不安份。她要张竞的爱，但现在已经没有纯粹的爱，甚至都嗅不出一点爱的气息，只有肉体需要，各自带着交换的动机。他们本来交换得挺好，但宁馨不满足，她要更多的东西。被贪欲鼓动起来的渴求不顾一切，她甚至“不明白当初的一切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她只知道她平静如水的生活已一去不复返，她已完全地变了一个人。”(《玫瑰婚典》第3页)宁馨并非只是贪图物质，她与大伟成婚，没有爱情，做一个一无所长的新移民，她不甘心。张竞是一个让她激动的男人，但却并不属于她，她的爱欲实际上是她寻求自我生命确实性的表现。王宏图并没有着力去挖掘人物的实际利益，宁馨没有，宁德也没有，他们姐弟俩其实都是陷入了当代人的精神困扰，根本问题或许就在于，当代人根本就不知道自己要什么，自己能要什么？结果是被一种升腾起来的本能欲望所支配，把生活、把生命搞得一团糟。王宏图把对人物的刻画限制在一种状态中，让她/他失去了现实的利益关联，漂浮在半空中，在那里突围。在这一意义上，在九十年代市场经济大潮的背景上，这种情绪和状态让人感受到现实和人心的根本改变，这或许是最为可怕的事情。

王宏图笔下的人物被自己的性格和心理所支配，现在已经看不到多少历史的社会的决定性力量，他们的存在是以自我为中心陷入了生活断裂的边缘，不是他人，而是自己成为自己的地狱。《青灰色的火焰》里，那个已经衰老的利奇还是不自量力要跑到夜总会去找小姐，结果自取其辱，他不甘愿，要报复，后果无疑会更悲剧。《我拥抱了你》里的陈杰被女友蕾蕾抛弃，又被邂逅的妩媚的蒙蒙魅惑，结果蒙蒙是个做小姐的。如果陈杰逢场作戏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但他偏偏是寻求心理补偿，要找一个可心的女子成婚，掉到一个小姐的手中，他痛苦的挣扎显现出他的生活的彻底失败。《玫瑰婚典》里的菁楠那么不安分，与欣华成婚却想着那个花花公子师俊，坠入爱欲的深渊无法自拔，最后走向疯狂，她杀了师俊再上吊自杀。这些偏执的性格和心理来去无踪，无迹可求，仿佛被不可知的力量所塑造，更有可能他们失却了自我，只是被当下光怪陆离的生活所诱惑，以为逃离过去就获得了解放，割断过去就能新生，他们游荡在街道上，飘浮在公寓里，像一些断了魂的人。

《Sweetheart，谁敲错了门？》这部长篇小说的题目就颇有挑战性，中英文混杂，也可见出世纪之交文学渴求新经验的出版策略。小说写得躁动绚丽，一种跃跃欲试、奔腾胀裂的张力，让人们感受到正处在变动状况中的中国人的生存方式。小说的主人公艾珉仿佛有无数的渴望，却又不知道自己究竟要什么，究竟怎么选择和行动。他被欲望诱惑，又被后面看不见的力推着走。爱情、爱欲、情欲，他几乎分辨不清，也把它们搅成一团乱麻，而后把自己捆绑。他的生活行动，就是让自己试图从自己的捆绑中解救出来，结果是陷入更为糟糕的境地。他的爱、欲望与离弃，都被一股莫明的力量推动，只能归结为自己与自己过不去。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you do you die.他的妹妹艾琪也同样如此，用旁人的话来说，她放着自己有好老公，却要和阿龙那样的瘪三混，结果还要动刀，搭上自己的命。艾珉的哥哥艾达，竟然会当着老父亲的面要分财产，而父亲孟实则要打定主意要把钱袋子捏紧。对于这一家子人来说，外面的世界是纷乱的压迫；家庭内部也是各怀心机，毫无天伦之爱。如今的城市人究竟出了什么情况？王宏图在代后记《暗夜里的狂想》里写道：“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们栖身其间的城市像一头无法控制的怪兽，疯狂地蔓生、衍射，各个角落遍布着重重叠叠的人工制成品，人类与大自然间的天然联系被无情地阻断。在不知魇足的欲念持续不断的驱遣下，从早到晚，蚁群般的人流在逼仄的空间中奔窜着，冲撞着。都市成了人类为自己打造的动物园，一个高度文明化的囚牢。” (《谁敲错了门？》)这里对城市的批判几乎不留余地，他把城市精神提取出来，敲打它，责问它，那也是敲打和责问人的灵魂。

王宏图写作现代都市人，他对城市的现代性带有鲜明的批判眼光。但他决不是一个眷恋传统的人，他的独到之处在于他写出与众不同的非现代的都市人。更准确地说，“断了魂”的都市人，或者说都市人的“断魂”特征。他们仿佛不是生活在现代城市，仿佛是从古代深处降临到当代，他们在当代城市生活中找不到方向，也找不到自己的快乐和幸福。他们只有自己的肉体，于是不断地使用自己的肉体。徒剩肉体，魂兮也无法召回。这主要集中于王宏图笔下的男性人物。这一点令人惊异，这些人物没落颓废却近乎疯狂，软弱无能却偏执顽固，他们像是古代书生，那种精神气质会让人想人柳梦梅和张生之类的古典人物，只是比他们更乖戾或更虚空。

尽管王宏图并不做多少古典的渲染，甚至他有意引述西方现代的一些诗句和格言，但还是掩饰不住那样的人物身上的古典颓败气质。《衣锦还乡》里的宁德，想抗拒母亲对婚姻的操纵，他放任地与小保姆发生肉体关系，结果小保姆怀孕要挟，但他几乎非理性地来放任这一切。最后屈从了母亲的愿望，与小孙成婚，“自始至终穿着高档西装的他像是一个牵线木偶”。宁德出身于世家，敏感脆弱的他其实又偏执怪戾，随波逐浪且喜怒无常，这样的人物，像是封建遗少，或是破落世家子弟，仿佛从历史深处走来，带着复活的勃勃生机，又带着向死的气息。文革后在当代文学中留下一席之地的青年形象其实寥寥无几，王朔的城市痞子，带着反叛社会和嘲弄政治的反骨，具有某种时代印记。王小波的王二以政治上的“落后性”甘于处于失败的地位，因此而获得了消极自由的身份，也是一种另类形象。但像王宏图这样的人物，实在是少见，它表明当代城市文化与传统某种幽灵般的联系。就我们的文学在人物生命存在的气质上，王宏图笔下的宁德一类的人物，实在是有结实深厚的意味。此前，曾有贾平凹试图通过庄之蝶来复活传统文人的形象，但贾平凹遇到历史变故，他只好退回到乡土中国。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人物，或是从中国传统没落的历史中存留下来的人物，在当代小说中已经少见，要写出这种人物，把他们与现代都市文明连接在一起，与全球化的时代联系在一起，则是相当有意义的探索。当然，对于王宏图来说，他的写作也许并未有意识地去做此钩沉，他的着眼点可能是在现代都市中人物承受的心理压力，在都市的挤压下人物性格发生的怪戾变形。他想写出人物骨子里的顺从之后的困扰，传统延续在人物心理结构中的那些要素，经由都市的狂怪催化再加发酵，某种骨子里的传统性就以颓唐的格调表现出来。例如，艾珉还挺能迷女人，前后有几个女友，被他甩掉的女友还对他有所痴迷，琼晖与艾珉的前妻毓琳闲聊时说：“他身上有种让人无法捉摸的东西，看上去懒懒散散，但实际上他的内心很丰富——”。毓琳对前夫艾珉则有更深刻的认识，他这刚接触时，女孩子会为他身上的“贵族气”所迷倒，但时间一长，“她们都会躲得远远的！”。毓林说：“这算是什么男人？一个大男人，什么事都不会做，也不来关心你，对家里的事不闻不问，好像他只是个常住的客人，”实际上，艾珉来这个世上也像是个客人，看上去他整天郁郁寡欢，无所事事，没有方向，没有目标。他被欲念所支配，他追求所谓的爱，但他并不知道如何爱人，他没有耐心忍受事务，他无法在时间中坚守，因而他也是被时间抛弃的人。在时间的流逝中，他只是一个空无。他对生活早已厌倦。小说临近结尾第十二章有一段题辞写道：“我所以恨恶生命，因为在日常之下所行的事我都以为烦恼，都是虚空，都是捕风。”(《谁敲错了门》，第265页)。根本缘由在于，这是断了魂的人。如今，断魂人不是在天涯，而是在人群中，在城市的广场上或是在机关单位里。

过去中国小说中的人物，都承载着历史给予的理性力量，或者是如梁生宝、萧长春一样的社会主义新人，他们表达着时代的乌托邦想象；或者如章永璘这样表现了历史反思和时代意识的人物，像艾珉这种人物，只能自己对自己的性格负责，他是个人，仅只是这个人。他这个人与家庭、与文化记忆的碎片联系在一起，或隐或显地体现了某些传统的幽灵特征。他是无法在现时代，在这样欲望和创生交织的时代活得富有生气，活得有未来。其实中国城市小说一直很难写出它的人物，城市文学中的人物主要是由当下的时尚潮流构成，例如，那些写消费时尚的城市人；或者为某些历史的理性设计所规划，例如，过去关于阶级斗争表述下的城市人形象。王宏图笔下像艾珉这样的城市人，其实是让我们去思考作为城市人的困难，尤其是与传统有着某种隐秘联系的那些个人，它更能表达出对现代都市的反思性态度。

王宏图的小说有着某种执拗的人文价值关怀。因为身处大学校园，宏图对这个场所里发生的种种变化有着切身感受，甚至可以说有切肤之痛。他是如此深切地意识到此问题的严重性，却又对召唤重建的可能性断然拒绝。二○○九年，宏图出版长篇小说《风华正茂》，这部描写当代中国大学知识分子的作品，几乎不留余地的把当今大学知识分子如何在权力和利益面前费尽心机的状态写得淋漓尽致。小说显然是要写出当今时代知识分子的价值迷惘，小说的题辞引述莫扎特的《魔笛》中的诗句：“喔，黑夜，你何时消失呢？我何时能够在黑暗中找到光明呢？”大学本来是为时代提供精神方向的领地，现在这里则被利益、算计和欲望所充斥。张伟戈正是踌躇满志的少壮派学院领导，张伟戈在今天大学功利主义盛行的游戏中得心应手，拿到各种既得利益。奉迎媚上，调用手下，游刃有余。张伟戈天天“沐浴在权力的春风中，酣然陶醉，一直鼓捣到世界的末日”，显然，如小说所说，他不会相信有世界末日，只要有权力，春天永远是他的。但不承想，张伟戈嫖娼事爆发，弄到网上，他也就身败名裂。众所周知，这样的故事在今天中国的大学已经一再重演。这个媒体的时代，要弄垮一个人也易如反掌。刘广鉴开始是还想保持自尊，随后则随波逐流，最后也几乎同流合污。他与莉莲的情爱还没有搞利落，很快又经不住女人诱惑，中了圈套。他被一伙人劫持，虽然被解救脱险，他是否真的醒悟，还不好说。在被劫持的时间里，他与他所研究的法国思想家蒙田有一段对话，宏图借蒙田之口，对中国当下社会及人们的价值混乱作了深刻批判，只是刘广鉴悔之晚矣。今天中国的一代知识分子之沉沦迷惘，如何振作，如何寻求信仰信念，确实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宏图的小说揭示了困难的现象，提出了问题，背后的缘由如何挖掘，要解决此难题，却并非易事。

王宏图的小说始终带有执著探索意味，那就是探索当代人的情感世界，尤其是年轻一代的情感世界，他们对待情感、对待他人，对待生命的态度和方式。但是，断魂人的本性，使得这些青年男女，找不着当下生命价值的依靠，他们再一次被现实的利益和欲望所俘获。这不管是上面提到的《玫瑰婚典》《谁敲错了门》，还是《风华正茂》，都是如此。而在他二○一四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别了，日耳曼尼亚》(以下简称《别了》)，他的情感探索显得更为锐利坚实，那种情感的困扰，惶惶不可终日的肉体，只能理解为灵魂丢失后的张惶。就小说的叙述来看，这部作品可以看出王宏图的笔法更为自由自如。

王宏图尤其注重在中国现实剧烈变动的时空中来表现人物的活动，《别了》则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上来表现年轻一代中国人的情感心理。小说写了几对青年男女，他们之间的爱恨情怨。钱重华与顾馨雯，刘容辉与尤莉琳，他们在大学里相恋，随后情感各自发生变故，或因为去国，或因为生活，但情感的牵扯与辗转却是反反复复。小说以这几个男女如何在爱欲的错位与纠结中来展开故事，写得波澜跌宕，起伏交错。充分显现出王宏图讲故事能耐和心理刻画的笔力。钱重华的身上明显残留艾珉的影子，他们某种意义上是同一血脉的人，他们可以被归为称为“世家子弟”的那类人，他们有某种模糊的却执拗的记忆，那是关于家、关于祖辈、关于一种文化渊源的记忆。相比较而言，这类人物不会像中国乡土小说中那些来自乡村的人们总是有着关于乡村的鲜明的记忆，不管他们依旧生活在乡村还是从乡村来到城市。由于中国乡土叙事中的人物大都依旧生活在乡村中，他们的生存方式就是有一种直接的在地性，他们的行动与意识都十分鲜明果断，但在王宏图笔下的这几位城市人，有另一种状态，他们的意识深处已经模糊不清，他们似乎生长于一种文化中，在一种文化的脉络中，但却处于一种无根甚至断根的感觉。在小说的第十八节，身处德国留学的钱重华，在五月明媚鲜丽的市区，他却心情颇不平静。看看这几段叙述和描写的句子：

“他觉得自己像是一片细脆的叶片，在风中上下不停地翻飞，又如丧家之犬，惶惶然东奔西走而寻觅不到温暖的家室……”

“其实并没有什么悲伤的事情来騒扰钱重华。一段时间以来，轻微而无所不在的倦怠、烦厌慢慢渗入了他的机体，弥漫到了全身……”

“随后他叹了口气，强打着精神，‘现在西方的文化经济科技都处于强势，他们自为是我们恩主，把一整套规则强行加到我们头上，还张口闭口说这是什么普世价值。’”

这里表现的是钱重华困顿厌倦而又心怀不满的状态。小说随后写道一个和德国女人结婚的华人教授肖思懿，他发表了一通关于中华民族的信仰、炎黄子孙的精神谱系的演讲，得到听众的热烈反响。钱重华却在这众声喧哗中陷入了深深的迷惘中。他瞅着神情亢奋的肖思懿：“这老不死的，成天招摇撞骗，向我们这些柔软无助的人兜售精神鸦片。”② 王宏图：《别了，日耳曼尼亚》，第150-156、158页，上海文艺出版社，2014。他宁愿自己跌入虚无的深渊，“与无边无根的空寂为伴”。钱重华就是这样的人，他既拒斥西方的价值观，对中国传统文化也持怀疑态度，他究竟要什么他并不知道，但他并非只是空无，他有着一种奇怪的自我意识，他超越于他的当下，他也并不面向未来，他仿佛是孤零零的自我。这样的“自我”只有理解为来自历史鬼魅般的深处，他虽然被切割了与历史/传统的联系，但他确确实实地有一种虚无般的与历史/传统的呼应，否则，他从哪里来的那种自我意识？看上去他是一个受伤者，在中西方文明的夹缝中，在历史与现实的冲突中过活——真是难为他了，但他分明有一种无所顾及的胆大妄为，他本来是有魂魄的，但他不知何时断了魂魄，才显得如此不着边际，无所顾忌。所以艾珉、钱重华们都有一种野蛮性，左冲右突，上升坠落，不是凭着精神，而只是凭着肉体，只有一副身躯，向自己的生活冲撞，撞得粉碎也在所不惜。钱重华终究遭遇支离破碎的命运，父亲不光彩地死去了，女朋友弃他而去，他躺在德国的病房里，母亲来到他的身边，母亲的目光令他羞愧。最后作为精神勉强振作的行动，他和母亲一起去意大利的罗马旅行，最后到了梵蒂冈，他要寻找什么？难道要从他一直怨恨的西方文明的源头找到更纯粹、更具有普遍性的精神信仰吗？或者说找他的魂灵吗？然而，到了这里，他母亲要告诉的是关于他父亲死因的故事，他应该知道这一切，知道之后的他又会如何呢？

除了钱重华，这部作品另一个人物刘容辉也写得十分独特而有力度。他出身于平民家庭，与钱重华是好友，但也心怀嫉妒，他甚至睥睨钱重华。他活着就是要不断“寻求新的刺激”。他对生活抱着自私自利的打算，他对女人就是抱着玩弄的态度，他出于什么心理不断地去探视那位得了绝症的女孩，还让人捉摸不透。内心的含糊、多少有些乖戾，这就是王宏图捕捉这代人独特的视角，可能有一点人道或悲悯，但刘容辉有着更模糊的内心意识。他甚至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有这样的耐心去看望他救过的一个患白血病的女孩，每次还送上一束花。貌似是怜香惜玉，实则有着更为隐秘怪戾的心理。王宏图写出了这代人的困扰无助、无根却对自己的命运有一种任性的作为。

王宏图的叙述有一股力道，这得益于他对语言的锤炼。正如陈思和先生所言：“宏图的艺术感觉很特别。他的故事虽然算不上复杂，但语言细腻，情节上精雕细刻，小说内在的肌理是很紧张的，充满了波澜和疼痛。”李敬泽先生说：“王宏图的小说无疑属于巴洛克风格。他的语言初看似觉繁复，却有一种裹挟、沉陷的力量，像一把钻子，小说翼翼，又执着坚韧。那种穷形尽相的冲动、困惑乃至痛楚让人怦然心动。”② 王宏图：《谁敲错了门？》封底，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6。这里的评价非常精到准确，点出了王宏图小说的语言的根本特征和艺术价值。王宏图的叙述几乎可以说是被语言引导的，他追求语言的感性原则，那种语言的绚丽、脆裂和锋利，它们于华美中总是要给人有棱有角的感觉。语言的表达如未达到极致，王宏图在某个单元的叙述就不罢休，他几乎要让语言活过来，语言自己在炫技。王宏图可能受到中国现代的“新感觉派”的影响，他的小说与施蜇存、刘呐鸥、穆时英的小说有某种亲缘关系，当然还有日本的“新感觉派”，川端康成、横光利一等。王宏图有多年的国外访学经历，他通晓数门外语，对欧美现代小说的阅读也不只是形成他的现代小说观念，也磨砺了他对汉语的感觉。他几乎是迷醉般地使用语言，他不能让语言沉下去或停止在某种状态，他要让语言贴着感觉的表层如刀刮一般刮过去，尤其是在那些男人触碰女人身体的那些描写，如同一种恶作剧般的游戏，手指掠过身体的表层，决无爱恋的美好，却是有一种痛切的质感：

“肉体碰触的游戏不断深化、拓展。钱重华抚按着裘微岚纹路微微凹凸的手心，捏揉着平板结实的食指、小指，随后又在暗中轻轻挤捏起她肥厚的臀部和粗壮的腿部肌肉。她先是默默承受着，随后掐住他的手，轻轻推开。他并不罢休，又一次探入她身体的深处，仿佛要刻意发掘出深藏着的不可知的宝物。”(《别了，日耳曼西亚》第374页)

这一段描写无疑有着感性的细致体验，语言追逐感性执拗向前。青年男女身体的触碰并无温情脉脉的爱恋之意，对于钱重华来说，反倒是一种生命颓败的无端发泄。语言贴着感性的层面几乎是偏执地行进。这也是因为王宏图笔下的青年男女有着肉体的充分性，却总是没有了魂灵，语言乐于营造这样的感性的空间，人物也就存在于这样的感性空间，他们挥霍身体、感性，因为生命本来就处于颓败之中，只有走向颓败。或许我们有时会觉得王宏图的语言切近身体的描写有些过于丰饶，那些身体与身体搏斗的表现也显得有些直接夸张，这些或许需要王宏图今后在叙述中有所节制。但是，我们也能感受到，在这些场景和碎片中，那些“断魂”的身体又如此强烈地表现出无端挥霍的任性，那种迷醉般的颓败有一种末世的美感。

王宏图因为家学熏陶，他有比较厚实的古典文化修养；也因为他多年在欧美访学，他对西方文化以及全球化冲击有着切身感受。他着力于刻画中国年轻一代的城市知识分子，他知道他们深受中国风起云涌的市场经济和消费社会的影响，也知道他们与传统有着虚无缥缈的联系，他恰恰要 去写出当今时代无根的人们的生存状态，这个“无根”固然是人物的“隐痛”和“痼疾”，但却是人物的灵魂——这无灵魂的状态却能成就他的人物的一种精神气质，那种空寂的栩栩如生的状态。在此空寂中，传统的根还隐约可见，若有若无，也透示出一种内涵气质，就像那些女人感觉到艾珉这种人物的竟然有一种魅力。王宏图清醒而敏锐之处在于，他不相信那些已死的东西可以复活，可以作为当下承担的依靠，他要写出的恰恰是困境，是那种要去面对的，可能是要“与无根的空寂为伴”的生存世界。作为一种疑问，作为一种警示，王宏图的小说是尖锐而引人深思的。他的“断魂人”无疑也是对当代中国城市书写最为独特的贡献。

二○一五年五月十五日

(责任编辑 王晓宁)

陈晓明，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