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 一



作者作品评论

传统的力量
——从《滚滚辽河》重新考察东北抗日救亡文学

黄 一

“九一八”后整整十四年的东北抗日救亡斗争的存在，使得中国的抗战最早开启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最持久地进行了现地反法西斯战争，为二次大战的历史写下了独特而辉煌的一页，而东北沦陷时期的文学也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文学中历史体验最丰富的一种存在。

一

一九四○年至一九四五年投身东北抗日救亡斗争的台湾作家纪刚在其一九八二年四月的谈话中谈及中国抗日为什么能打赢时说：“抗战是以传统文化的余力打的……”*王镇华：《今年花发去年枝——纪刚的第二步》，纪刚《诸神退位》，第4页，台北允晨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0。当年十月三十日，日本创价大学校庆之日，该校中国研究会的学生用华语公演了根据纪刚同名小说改编的抗战话剧《滚滚辽河》，“他们上演此剧的动机，是受日本文部省篡改教科书的侵略历史刺激”，要以“中国东北青年用血写的真实历史”，揭露“过去日本人在中国各地，所作所为是错误的、残酷的、违反人性的”。*王野：《觉醒的一代——看日本创价大学〈滚滚辽河〉舞台剧的演出》，《中央日报》1982年12月16日。此剧获得了该校校庆活动比赛的冠军，而纪刚成为创价大学学生“最崇拜”的人。*王野：《〈滚滚辽河〉在日本》，《中央日报》1983年8月26日。《滚滚辽河》会强烈吸引日本青年人自发改编、导演、演出，也因为《滚滚辽河》写抗日而充满中国文化传统的意味。

出生于一九二○年的纪刚(本名赵岳山)在东北沦陷后期开始了其文学创作生涯，一九四○年在长春《新满洲》发表小说《出埃及外记》，“以借古讽今笔法，以基督教圣经摩西领导以色列人出埃及记故事，启示东北同胞爱国思想，反抗日伪统治”；一九四一年，又创作剧本《虹霓》，“鼓励医护人员参加祖国抗战”。*封德屏：《2007台湾作家作品目录》，第580页，台南，台湾文学馆，2008。但随后不见他继续发表作品，原来他从事东北地下抗日运动而被捕。牢狱生活一时中断了他的文学创作，却成就了三十年后的《滚滚辽河》。三十五万言的《滚滚辽河》一九七○年由林海音的纯文学出版社出版，当年获中山文艺创作奖，之后连续三版，印刷五十六次，往往预约期间书就售罄，并被改编成电影电视剧。一九九九年则有大陆版本出版。“《滚滚辽河》能在史上留名，感动无数海内外华人甚至日本读者，除了文学性，最可贵的是那90%的真实性，为鲜少人知的东北青年抗日史留下见证。”小说根据作者当年参加东北地下抗日组织的亲身经历写成，撰写、修改长达二十三年，初稿完成后向当年亲历者核对史实的来往书信超过十五万字，而纪刚抱着“本书必须向读者负责所述历史的真实，虽小说家言，读之亦不啻读史”的原则“对小说杀伐颇重”。*宋雅姿：《白山黑水望尽天涯路——专访纪刚先生》，《文讯》第287期。由于小说的历史存真价值，其手稿一九九四年被哈佛大学图书馆收藏，该书其他相关史料则被台湾清华大学图书馆收藏。也正是这种小说的历史存真，使得我们今天以此小说探讨抗战与传统的关系，更有从历史真相中体悟传统的力量的价值。

《滚滚辽河》三十余年畅销长销被看作“台湾的人心不死”因为纪刚之作“是为中国文化招魂的大作”。*王镇华：《今年花发去年枝》，纪刚《诸神退位》，第14页，台北允晨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0。为什么一部抗日小说会被看作中华文化的招魂之作？

《滚滚辽河》出版后，陈映真曾访问纪刚提问：“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同是地下工作者的沙特，面对战争中种种令他失望的经验，使他从国家退到个人、个人的存在；为什么你在东北现地抗战，也目睹了种种不平、腐败，却仍能肯定国家民族的存在？”这一提问恰恰触及了《滚滚辽河》包含的一个大问题，那就是中国抗战胜利的力量根源于何处。《滚滚辽河》的回答是，“根源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力量”，“那时在东北有很多系统的抗日组织”，但“所有的中国人在中国的土地上，无论是男女老少，无论是敌前敌后，都要为国家生存和民族尊严参加战斗”，*纪刚：《给日本青年》，《中央日报》副刊，1983年8月29日。就是说，可以有不同系统、不同政治倾向的抗日组织，但大家都有“为国家生存和民族尊严”而献身的精神，就如《滚滚辽河》第十八章引述“满洲帝国警务总局”文件对这些“抗日团体”评价：“这一系统的工作者，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的秉赋与气质……纯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为抱负，以民族复兴为己任。”“中国传统文化的秉赋与气质”超越不同的现实政治理想，将不同政党、派别的中国人凝聚在一起，共同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复兴献身，这正是《滚滚辽河》所呈现的东北抗日救亡运动，也是抗战胜利的根本缘由所在。

一九九五年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举行中国抗战胜利五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纪刚提交了《抗战时期东北地区的文学活动》一文，谈及当时抗日文学活动中，“惟应需加特提者”“三人”，一是主编沈阳《新青年》的姜学潜，其身份“迄今尚无资料可查证”，但“所编出的东西，却时时使读者兴起古国情，民族爱，对当时青年影响颇巨”；二是我们较为熟知的金剑啸，“早年加入共产党”，长期在哈尔滨从事抗日文学活动，“堪称是全方位的文艺工作者”，一九三六年被捕，“慷慨就义”；三是罗大愚，曾“潜赴重庆请命与国民政府接通关系，再归沈阳组织‘东北抗战大联合’，后强化为‘东北抗战机构’……这个机构在青年、文化部门的工作成绩最为出色”。*纪刚：《抗战时期东北地区的文学活动》，纪刚《滚滚辽河》，第627-629页，台北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97。这三个跨越不同政治派别的抗日文化人的相关历史都出现在《滚滚辽河》中，而罗大愚则成为小说中领导地下抗日运动的“负责人”。《滚滚辽河》以自传体小说的形式，讲述“七七”抗战后，东北青年“一种自然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的觉醒”，一批“主张现地抗战”的青年学生秘密组成“觉觉团”，从事“反满抗日”活动的历史。“觉觉团”的含义是取“国父曾说过的‘先知觉后知，先觉觉后觉’”，以“个人人格的自觉”，尽“他觉的责任”。这种“觉”就如小说所披露的《抗战建国时期现地工作大纲》序文所言：“我东北于全国为边陲，于边陲为要塞。乃遗孽跋扈，强邻猖獗，国魂不张，民运未启，又复沉沦于倭寇铁蹄之下，垂十年之久。吾人深知暴敌不足畏，强权不足惧。国家之存亡，民族之兴衰，唯在吾人能否择善固执，自强不息，一心一德，始终无间……”将东北与“全国”共命运，将“国家之存亡，民族之兴衰”的大业落实于个人的择善而行、自强不息，而《滚滚辽河》的叙事全部围绕“所有中国人抗战行为的动力，都是源于高层界的国家观念与民族意识，党派主义与政治信仰次之”展开，由此道出了遭受强敌入侵和统治的中国依然不可战胜的根本原因，而这恰恰又是纪刚所了解的中国文化传统的核心价值。

二

《滚滚辽河》第十六章写到仲直、罗雷等热血青年“尽管个性不同”，“九一八”后曾逃离东北，也有机会或到西北复学，或到重庆从政，但他们都回到东北“现地抗战的工作岗位上”，冒险拼死地展开抗日活动。所谓“现地抗战”，就是“不以任何理由任何情况逃离东北现地”，始终坚持在东北的抗日活动。他们这样做的“动力似乎是一个‘群’字”：“觉觉团”是“一个小群”，在这个“紧密切近”的抗日群体中，“我们的理想希望是一致的；我们的忧伤烦恼也是一致的；我们在心理上、感情上，都成为彼此的一部分”；“比这个小群再大一点的群便是现地抗战组织——负责人所领导的在东北现地从事革命抗敌工作的全体同志”；“国家民族是个大群，这个大群太大了”，但“国家民族与我们很近很近，似乎一伸手就可碰触到祖国的臂膀，抚摸到民族的胸膛”。小说生动描写了抗战机构里，大家以家人相处，“我们本有超越五伦的革命道义，因之我们也产生了同胞骨肉般的感情”。整部《滚滚辽河》的叙事就是围绕“个人”——“小群”——“大群”的线索展开，这一“群”字就是小说所揭示的抗战得以坚持、胜利的根本原因，也是纪刚所要寻求的中国文化传统的核心价值。

纪刚多次阐释过他认为中国文化传统的核心价值是“群的文化观”，“群的文化观有三要旨：一是从《易经》和《论语》所抽绎出来的群体关怀意识，二是从《中庸》的君子之道所转化出层层升展的群体人之道，三是从《大学》与西方的‘个人主义’‘社会主义’相整合所创建的群与伦文化程式”，而“人类身心活动的领域或存在的范围，大致可分为个体、家庭、社会、国家、民族、世界、宇宙等等层界。在不同层界中，我们便有不同的做人位格或身份。大家都是独立存在的个体人，同时也都是与他人共同生活存在的家庭人、社会人、国家人、民族人、世界人”。*纪刚：《从辽河看海》，《中央日报》副刊1984年1月17日。这一“群的文化观”关注从独立的个体人出发的层层升展的多层界生存，社会、国家、民族、世界等构成个体人生存的不同层界的“群”，“各层界意识的谐和与平衡”，“产生温柔敦厚的人际关系”。*纪刚：《几重天地几重人》，《中央日报》副刊1981年12月31日。这种“群的文化观”包含在《论语》《中庸》《大学》等典籍中(如《论语》所讲“仁”，《中庸》所讲“君子之道，肇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大学》所讲“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等，都是讲“从个体人出发，向层层扩展的群体人提升”*纪刚：《给日本青年》，《中央日报》副刊1983年8月29日。，成为中国文化的核心。

这种“群的文化观”随着人类生活的实践和经验的发展，对人多层界生存的新情势、新需求会作出顺应时代变化的调整，“但有一条不变易的原则，那就是个体人与群体人的生活之道，要平衡运作，不陨越躐等；要一贯融通，不对立矛盾”，既不“损害社会、家庭、个体人的应有权利”，也不“影响家庭、社会、国家的秩序安宁”，由此“产生圆满具足中和愉悦的人生”。*纪刚：《中日两国现代化的比较——一九八四年五月，再访创大演讲词》，《中央日报》副刊1984年7月7日。纪刚那代人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下成长的一代，他们自觉到“不能侵害个人的自由尊严，破坏家庭人的骨肉亲情，限制社会人的各项参与活动”，而面临外敌入侵、国家存亡，人生不能停留于社会、家庭、个体等“低层界意识”，而要向国家、民族等较高层界提升，“人应以较高层界人为人生取向，这种人生取向还要一贯到底”。《滚滚辽河》中的知识青年，在日本殖民统治的环境中，实践的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真精神：……‘个体生命与群体生命的两相关注’”，*纪刚：《临水溯源——谈〈滚滚辽河〉的去脉来龙》，《联合文学》1988年4卷6期。这中间既包含“自我充实”和“服务社会”的“互为主体”，也包含独立个体和社会、国家、民族等层界存在的互为关照。小说写到的众多年轻人各自面临学业、就职、家庭、爱情、婚姻等问题，然而，他们又共同面对抗日救亡、民族生存的大问题，“我们地下工作的本质是反抗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民族革命就是全民革命……号召‘人无分老幼，地无分南北’的全面抗战”。地下工作危险重重，尤其会危及个人、家庭的生活，例如小说写到心竹被捕又逃脱的事件，本来，“日本警犬的嗅觉是最敏锐的，日本户政的严密也是世界闻名的”，如今，心竹的逃脱，有如“小河沿里翻了大船”，愤怒和难堪使日本警察局乱肆逮捕无辜者，“他们捉去了罗雷的哥哥，仲直的父亲；我的家里，除了叔叔、父亲外，还有堂兄表舅等六人，都因我而锒铛入狱”。但这种危及个人、家庭的险恶环境反而激发了青年的抗日热情，他们的人生也向着国家、民族、世界的“高层界”生存提升：东北要靠东北人“现地”抗日来自救，中国要靠中国人全民抗日来自救。小说中写到亲人之间都互相鼓励参加抗日：“我”的叔叔在塞外小城开业行医中“领悟到为民服务的真谛”，“他已离不开这地方，他早与这地方人的生命联接在一起”，而他得知“我”的抗日活动后，以最大的亲情默默支持“我”，因为“参加抗战也是这一代青年应尽的义务”；李伯为自己儿子“死的太早”，未能“出这口被鬼子压迫多年的怨气”而遗憾，全家都投身于抗日运动……无数事例，都呈现出“小我和大我合一，个体与群体共命”。即便面对生死存亡，也是大义凛然。“五二三”大逮捕的“最黑暗、最恐怖的日子”里，大家个个视死如归，书记长单枪匹马，掩护同志们撤走，自己与日寇同归于尽；负责人和众多同志锒铛入狱，严刑拷打下威武不屈，甚至赢得了敌对阵营的敬意……整部《滚滚辽河》是气壮山河的“群”的颂歌。

沦陷时期的东北是一个“满洲国假王道复古政策，保守旧风习，不提倡新思想”的环境，在这样一种环境中，传统会不会被殖民统治者所利用？《滚滚辽河》所体现的传统的力量就在于已经接受了五四新思想，将个体、家庭、社会等层界和国家、民族、世界等层界协调平衡，个人要向国家、民族等层界生存提升，国家、民族要回报以对个体、家庭的尊重、保护。《滚滚辽河》中有一个重要的情节：地下抗日组织秘密刻印一部关于“中国之命运”的书，“像到西天取经似的带了回来”，冒险运送到东北各地，成为各地地下抗日运动的纲领。而此书展示的抗日愿景正是要建立一个民主、自由、平等的新中国。小说所讲述的东北现地抗战正是为了建立新中国而展开的，而敌伪“假王道复古”建立的却是奴役百姓、专制一切的国家，这样的国家对个体、家庭、社会等层界压制、摧残，与中国文化传统恰恰是对立的。

正是由此出发，《滚滚辽河》还真切地回答了一个当时极为重要的问题：中日“都是奉行东方文化的国家，为什么竟成世仇而终于决死相战呢”？小说第十八章写到在伪司法部印刷所任职的益年暗中带出一份伪警务总局关于侦察、查禁地下抗日组织的总报道总检讨，其中检讨到东北“青年罪犯，在“九一八”时都是儿童，……而在接受日满协和的完全教育后，却都起来反满抗日，为什么？”除了“民族意识是天生的，自然的”，“中华民族具有悠久历史”外，还因为东北青年接受了老一辈抗日者的“革命风气”影响。小说集中塑造了“负责人”、“社长”、“书记长”三位抗日“前辈”形象，“参加工作以来，我从未知晓负责人、社长、书记长的真名实姓”，然而，“这三个代称已在同志们的心中建立了固定的观念与人格”，即“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的禀赋与气质……以民族复兴为己任……纯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为抱负”。“民族复兴”与“天下兴亡”的统一，就是要实现“天下一家”。《滚滚辽河》写到了东北现地抗战不是孤立的，它和全国、全世界的反法西斯形势密切关联，例如小说写到“我”接受了组织的秘密指令，到哈尔滨恢复被破坏的地下抗日组织，需要隐姓埋名，做个完完全全的“黑人”，“与这个社会将成幽明状态”时，“我”感到孤独，“不单为自己孤独……更为我们这一群人感到共同的孤独”，然而，“伟大的 却孤独的 真孤独吗 不”，因为“四万万 五千万 祖国同胞”，全天下“抗暴 杀敌的心”，“都和我们在一起”。小说中的日本人形象，只要他扮演着侵略者角色，其君临天下、不可一世的气焰就无法抑制地嚣张。牢狱里审讯“我”的“取调官”新保原本“出生于日本的穷乡僻壤，只是凭藉日本军阀的霸权，到‘满洲’来作威作福”，其凶残暴虐无以复加。就连前述伪警务总局的文件也承认，“满洲建国最初是基于日本的军事行动……建国后，在满工作之日本人又多以征服者的态度，造成反感与敌视”，军事的入侵、征服者的作为，与“中国要实现的是‘天下一家’”相对照，“日本要追求的是‘一家天下’”一目了然，而其根由恰如一九二四年孙中山在神户高等女校演讲时告诫日本的：“日本本质上是个王道文化的国家，后来学得一些西方的霸道文化；今后是要做西方霸道文化的鹰犬呢，还是要做东方王道文化的干城呢？”*纪刚：《给日本青年》，《中央日报》副刊1983年8月29日。日本入侵中国，正是取前者而弃后者。

三

将《滚滚辽河》所揭示的“中华文化传统是打赢日本侵略者的根本性力量”推广开去考察，我们会意识到，整个东北沦陷时期文学生存发展的根由、价值也在于此。

纪刚除专门写有《抗战时期东北地区的文学活动》一文外，还在多篇文章中忆及东北抗战时期的作家创作和文学活动。例如《野马停蹄——记狱中知音》(一九八一)以自己当年在敌伪牢狱中的经历忆及东北作家王光逖、关沫南、季风等，称颂这些“当年文化斗士们的千秋豪气”；《面从腹背一古丁》(一九八一)讲述“敌伪时期”执“满洲文坛”牛耳的“艺文志”派作家古丁的往事，评论他的创作以“无抵抗象征的抵抗”表明“他是古老中国一国民，是中华文化一园丁”。纪刚这些回忆、论述发表时，东北沦陷时期文学的研究在中国大陆还是禁区，古丁等人更在历史尘封中。后来的研究证实了纪刚的回忆和论述是真实的，也经得起历史的检验。所以，从《滚滚辽河》来“回望”东北沦陷时期文学，也许会更有历史的真切。

纪刚以他“群的文化观”来看待文学创作。“一个人能感受到别人的痛苦即是自己的痛苦，就是‘群体人’‘群体意识’的表现。能够有与世上一切生命相契合的情感，便是‘宇宙人‘的情感”，而作家“有群体人意识和宇宙人情感，所以他能坦荡无私地在他的作品里对周遭事物做客观的描述和忠实的呈现”。*纪刚：《从辽河看海》，《中央日报》副刊1984年1月17日。这种中华文化观恰恰也是《滚滚辽河》作为一部被视为具有“革命文学创作的风格”*纪刚：《十年血泪一部书(代后记)》，《滚滚辽河》，第567页，台北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97。的长篇小说能取得较高的文学成就的重要缘由。

《滚滚辽河》是写实的，小说讲述的事件、形势往往确有其事其人，而所描绘的地下抗日活动，无论惊心动魄，还是凡常琐细，都在自然质朴的叙述中有亲历者的感染力。而纪刚写《滚滚辽河》，“虽用历史事实但亦合乎小说要件下方能定案”。*纪刚：《海外感应》，《中华日报》副刊1973年8月8日。小说多角度地展开“民族精神”的叙事，正面展开的东北青年地下抗日斗争自然是浓笔重彩的，而多侧面的描绘，如讲述“我”到锦州递送抗日书籍，被一朝鲜族警察捉放：危急时刻，朝鲜族警察正是从自己国家被日寇占领的民族屈辱，理解了“我”的抗日行为，冒险释放了“我”，也都生动而有丰富的历史体验，有力凸现了反法西斯的民族精神的感召力。而《滚滚辽河》更有历史真切的感染力的，是它“只有在那个时代，才诞生那种感情故事”的叙事。

“生命写史血写诗，革命误我我误卿”，书中主人公的这一告白，点出了小说悲壮大气的抗日故事和缠绵悱恻的感情故事纠结一起的叙事主线。小说以“我耻于诉说”开头，讲述“我”求学于“盛京医科大学”时，与宛如、诗彦、心竹等热血青年投身地下抗日运动，以图东北“自救”，也在血雨腥风的险恶环境中各怀衷情，经历了抗日胜利而知己埋身荒冢的悲剧。《滚滚辽河》出版大陆本(一九九九年延边人民出版社)时，易名为《葬故人》，这也是纪刚最初创作《滚滚辽河》时所取小说名，“葬故人”正是小说讲述的，“革命误我”的时代背景下“我误卿”的悲剧。小说讲述的“我”与宛如等的恋情故事令人扼腕：地下抗日的环境充满险恶，“头些日子，另一位负责任的同志已受绞刑，我想，我也得随时准备接受那个绳套套上我的头颈……”，因此，“我”“不愿在情感上留下牵挂”，于是，“以革命者冷酷的热情来驭导年轻人青春期的梦”；对宛如的爱情，“我”一直保持距离，“我很自满，也很惊奇，我的自然的日趋成熟也日趋强烈的青春欲望，居然能在历年工作折磨和日趋沉重的工作所熬炼成钢的理智控制下，那么平稳、那么凝定、那么守规矩！”当“我”与爱慕“我”的诗彦告别时，“吻着她的前额。像慈祥的老夫，亲吻他稚龄的爱女一般……我在想，在情感上诗彦还是个孩子，我自己应该做个成人！”尽管“我”和宛如的感情真挚纯清，“我”最终还是在心中埋葬了这种感情，以“走出过去，获得新生”。*纪刚：《临水溯源——谈〈滚滚辽河〉的去脉来龙》，《联合文学》1988年4卷6期。这种革命圣徒式的理智在小说叙事中并未神圣化，它与普通男女炽热的恋情一样，是那个民族存亡环境中自然而然的产物，两者的相遇产生的“大时代里小我的大不幸”，便是小说渲染的“革命误我我误卿”的无奈与悲情，感动了无数读者而使《滚滚辽河》畅销长销。而小说叙述者的“耻于诉说”中包含的历史亲历者不忍说、“不敢说”、“不值得说”*纪刚：《话说从头——〈滚滚辽河〉手稿哈佛珍藏记》，纪刚《滚滚辽河》，第650页，台北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97。等复杂感情，使小说第一人称的叙事有了更真实而强烈的感染力，而这也是东北沦陷时期文学存在的真实状况。

《滚滚辽河》中的抗战机构看重文化的抵抗运动，地下抗日工作者在东北各地以各种方式宣传民族抵抗思想。当时的日本殖民者一方面实行五百万日裔移民政策，“想透过这十分之一的‘日系’人口永久控制满洲”，另一方面则“将一般东北同胞统称‘满系人’，中国话亦称‘满语’”，以鼓吹“日满蒙鲜俄(白俄)五系共荣”来抹杀“中国”的存在。正基于此，抗战机构针锋相对地展开了广泛的民族思想宣传工作，其东北通讯社出版《东北公论》杂志，而在东北各地设立的十九个通讯部也都出版秘密刊物，如沈阳《拓光》《公理》《大地》，长春《新血轮》，哈尔滨《江流》，营口《渤海潮音》，吉林《南望》，齐齐哈尔《先锋》，通辽《驼铃》等，总部还编辑出版现地教材、抗建文库和“文艺性质”的“黑白丛书”。而抗战机构的督导人员携带这些刊物，分赴城镇乡村基层，宣传、组织群众，其成效使“敌人了解文化与文艺活动是启发民族意识的有力武器，民族意识的启发又与东北青年的抗敌活动成正比”。正是为了压制抗日文化运动，敌伪发布“文化统制政策”的“艺文指导纲要”，取消各中文报纸副刊，“一切文艺创作皆须以日文发表”。而抗战机构则一方面“利用敌伪报刊做渗透性宣传”(如小说写到的，《大同报》副刊的季风、《作风月刊》的谷音、《青年文化》的王穆天等，都打入公开的报刊，“完全替我组织作了爱国抗敌的宣传”)，另一方面更加紧“自己出版，秘密传布”。《滚滚辽河》中惊心动魄的斗争就围绕文化展开。

纪刚以自己在东北抗日文学活动的体验，认为东北沦陷期间的作家，除“少数‘汉奸’分子”和“地下抗敌文艺工作者”外，“大多数(是)以纯文艺相标榜的写作群”，“这些作家的作品，在当时能够被容许”，而“平心而论，其未直接参加地下作战的文艺工作者……透过种种环境上的限制，仍能写出许多被人争诵的作品来，有意无意地，在敌伪摧残消灭中国文化政策下，做了中华民族本位文化的守卫者，做了中国新文学的播种耕耘者，使东北青年，在殖民地的教育中，仍能接受纯正国语文的熏陶，这不能不说是他们最低的贡献”。*纪刚：《面从腹背一古丁》，《中华副刊》1981年10月21日。中华民族在数千年历史风雨中，积累了如何渡过各种难关的丰富经验，这种经验在十四年东北沦陷时期文学中得以充分体现。无论是东北沦陷前期的“夜哨”作家群，还是后来的“文选文丛派”、“艺文志派”，创作倾向、风格各有不同，但都在日本殖民统治十四年而不能说、不敢说的环境中，敢言、直言中华文化，东北民众仍能受到民族意识的熏陶，获得直接抵抗日本侵略的力量。

纪刚曾谈道，“从日本的反省检讨文件中，可以明显看出，他们没有败于国民党，也没有败于共产党，他们是败于全体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纪刚：《抗战时期东北地区的文学活动》，《滚滚辽河》，第633页，台北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97。民族意识是文化的本质存在，文学是文化的表现。东北遭受国难十四年，东北文学强韧生存的力量来自中华民族文化传统，又以传统的力量支撑了东北抗日救亡，从这一角度，我们也更深刻认识到了东北沦陷时期文学的价值。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九一八国难文学文献集成及研究”(14ZDBO81)、南开大学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NKZXB1467)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 王晓宁)

黄一，文学博士，南开大学文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