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承法



作者作品评论

文学世界主义研究的最新力作
——《中国的文学世界主义者：钱锺书、杨绛和文学世界》述评

余承法

一、引言

《中国的文学世界主义者：钱锺书、杨绛和文学世界》(China’s Literary Cosmopolitans：Qian Zhongshu，Yang Jiang，and the World of Letters)①Christopher Rea (ed.)，China’s Literary Cosmopolitans：Qian Zhongshu，Yang Jiang，and the World of Letters，Leiden/Boston：Brill，2015.是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亚洲研究系举行的“钱锺书和杨绛：百年透视”国际研讨会(Qian Zhongshu and Yang Jiang：A Centennial Perspective，二〇一〇年十二月)的论文集，②Tiziana Lioi，“100 years of Qian Zhongshu and Yang Jiang：A Centennial Perspective”， in Ikuko Sagiyama & Valentina Pedone (eds.)，Perspectives on East Asia，Firenze Universit y Press，2014，p103-116由活动发起者、该系教授、中华研究中心主任雷勤风(Christopher Rea)博士担任主编，是世界知名的布里尔出版社(Brill)“雷登中国研究”(Sinica Leidensia)系列的第一百二十五卷。正如雷勤风在导言中所说，钱锺书、杨绛夫妇在小说、散文、诗歌、翻译、文艺批评等领域取得的巨大成就是他们作为中国的“文学世界主义者”杰出代表的明证，他们的人生轨迹和创作生涯正好反映了中国文学追求“世界主义”的艰难历程。因此，论文集的出版将助力海内外学者重新审视这两位学者型作家对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的重大贡献，助推他们的作品在西方的译介、传播与研究。

二、内容概述

除序言和结语之外，全书正文分为九章，收录北美学者的九篇论文，分述如下。

第一章：杨绛抗战时期的喜剧，换言之，婚姻是一场交易(Yang Jiang’s Wartime Comedies；or，The Serious Business of Marriage)，作者艾米·杜丽(Amy D.Dooling)是美国康涅狄格学院东亚语言文化系副教授，主要研究中国现当代小说和女性作家。该章通过研究杨绛抗战时期的四部喜剧：《称心如意》《弄真成假》《游戏人间》和《风絮》，揭示了这些作品反映的共同主题——物质贫乏时期人们以婚姻为跳板、企图通过嫁娶富贵来改善生活，总结了杨绛喜剧创作的一贯风格：运用幽默手段、注重安排情节、善于创新手法、探讨哲学问题，分析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如何成为影响作家人生和创作的重要阶段。杨绛的这些作品，既是清华求学期间耳濡目染的结果，又受西方喜剧传统如奥斯卡·王尔德的影响，更是直接取材于当时的社会背景和普通事件。她选择以轻松幽默的喜剧探讨婚姻的重大课题，直面荒谬与残酷，避免直接涉及战争，无疑引起读者的好奇和学界的探究。《称心如意》和《弄真成假》的成功在于时尚的语言、智慧的对话、跌宕起伏但组织严密的情节，以及对物欲横流社会中扭曲的金钱观的讽刺；《风絮》因战争接近尾声、剧院萧条而没有上演，但其主题——自私、虚伪、浪漫爱情的无用、理想的破灭——同样表达了作家当时的人生感悟。

第二章：“夜来无梦过邯郸”：钱锺书诗歌与诗学中的激情与自制(“Passing Handan without Dreaming”：Passion and Restraint in the Poetry and Poetics of Qian Zhongshu)，作者是俄勒冈大学东亚系副教授王宇根(Yugen Wang)，主要研究中国文学。该章考察了钱锺书的三部跨越时空、不同类型的诗歌作品：《槐聚诗存》(诗集)、《宋诗选注》(诗选)和《谈艺录》(诗评)，引用例子评价了他在诗歌创作和批评方面的才智，分析了他创作风格和学术风格的深度与厚度，总结了贯穿这些著作中的情感和智力动因：作为一名文学世界主义者，钱先生毕生追求打通中西、古今、学科的界限，在现代社会中继承古典诗歌传统拥有无限的激情与一定的自制。钱锺书在诗歌创作和评论中的成就不仅与二十世纪的文学和人文背景有关，还与中国古代文论的旧传统相关，更是因为他精通新旧两种文学体裁，具有深厚的古文功底和进取的现代精神。他钦佩宋诗理论和实践的成就，也批评宋诗“爱讲道理、发议论”的缺陷，谦虚又中肯地评论杜甫和元好问倡导的论诗绝句。他采用宋诗的规则和形式进行诗歌创作，但不完全同意宋人的诗歌创作技巧，因而在追求韵律形式标准和纯意义、古典传统和现代文论之间寻找平衡，既保持诗歌创作和评论的激情，又形成诗学视野的自制。

第三章：杨绛小说中的自欺与自知(Self-Deception and Self-Knowledge in Yang Jiang’s Fiction)，作者是《洗澡》和《小阳春》的合译者梅珠迪(Judith M.Amory)。本章通过回顾杨绛的人生经历、梳理其早期作品，分析她如何将十八世纪英国文艺理论的原则、自身所处的环境融进小说创作。钱锺书和杨绛都只发表过一部长篇小说，并且都是关于中国知识分子，因此很多人误解《围城》和《洗澡》是姊妹篇。尽管钱氏夫妇都认为小说像一面镜子，揭露人类的愚蠢和欺骗，鼓励人们通过反省加以提高，但侧重点有所不同：钱锺书创作《围城》时很年轻，书中充满智慧与讽刺，重在暴露人性的劣根；杨绛创作《洗澡》时已有阅历，更多关注个人提高。杨绛感兴趣的是十八世纪洞察人性弱点、崇尚正义诚实、追求自知自改的文学，如亨利·菲尔丁的“喜剧史诗”、简·奥斯丁的《傲慢与偏见》。《洗澡》《洗澡之后》《我们仨》《璐璐，不用愁》和《小阳春》等都带有喜剧色彩，寓说教于娱乐，在笑声中抑恶扬善；《春泥》《关于小说》《倒影集》《大笑话》《玉人》《鬼》和《事业》形式多样，以平静的方式叙述特殊政治背景下的生活，理性揭示人性中深层的悖谬，提倡美德和自我提高。

第四章：如何用语言行事：杨绛与翻译的政治(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Yang Jiang and the Politics of Translation)，作者是杜克大学亚洲及中东地区研究中心副教授罗鹏(Carlos Rojas)，主要研究女性、动漫艺术和中国文化。该章考察了杨绛在特定政治环境中的文学翻译实践，探讨她如何利用原语和译语的间隙插入文学创作和时事评论，阐明她提出的翻译原则和方法。杨绛的翻译活动始于新中国成立之初，贯穿于“文化大革命”，因此打上了政治烙印。她的第一部译作是从英语转译成汉语的西班牙经典作品《小癞子》，具有反教权性质，一度遭禁；第二部译作是直接从法语译成中文的《吉尔·布拉斯》，问世后颇受欢迎，第二年她便应邀翻译《唐吉诃德》。她仔细比读《唐吉诃德》的几个英、法译本，发现差别不仅是语气，还有意义，于是决定学习西班牙语，认为从原语翻译可减少迂回和错误。她借用其中的一个情节形象地说明翻译过程：原文好比《圣经》，译文好比佛经；店主读账本好像在念经，念的是他不信的佛教内容，祷告内容却来自《圣经》。因此，翻译不仅仅是运用语言传达信息，还产生言后的行为效果，经过从死译到硬译、再到直译的三个阶段，译者只有不断与不可避免的局限和失败做斗争，才能追求译作的完美和透明。

第五章：《管锥编》、西方文献引用和文化革命(Guanzhuibian，Western Citations，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作者是斯坦福大学东亚语言文化系教授艾朗诺(Ronald Egan)，主要研究中国诗歌和文人文化。该章以《管锥编》这部中国比较文学的先锋之作为研究对象，分析钱锺书的创作特色及其时代背景。《管锥编》的写作特色体现在：在修辞方面，他运用诗一般的语言和各种修辞手段，引用中国诗词时总在外文文献中找到对应或类似的内容；在诗歌技巧方面，他使用交错法、比喻、喜剧效果、幽默等中西诗歌创作中的共同点，达到最佳表达效果；在主旨方面，他联系西方浪漫主义风格；在观点方面，他总结中西文学表达和文学理论观点。《管锥编》是有关中西文学、哲学的一部辉煌巨著，是大量引用中国古文和西方文献的一本笔记：引用英、法、德、意、希等多种语言，包括一百多个欧美诗集、小说、文艺批评、美学、历史、哲学等，且多有扩展和论述；引用古代历史、哲学、诗歌、戏剧、散文、童话、文学批评、日记等，但没有引用二十世纪的中国作家、批评家和思想家，钱锺书故意使用古文显然带有政治目的，因为红卫兵的受教育程度不高，读不懂古文，也似乎在借此影射“文化大革命”。

第六章：以低调为荣：杨绛和中国革命文化(The Pleasures of Lying Low：Yang Jiang and Chinese Revolutionary Culture)，作者是俄勒冈大学东亚语言文学系教授文迪·拉森(Wendy Larson)，主要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电影和文化。该章通过研读杨绛的四部作品《洗澡》《干校六记》《称心如意》和《弄假成真》，阐述了包括艺术家、作家、学者、科学家等不同领域的知识分子下放期间遭受身心折磨这一主题。《洗澡》记录了京津地区三千多名大学教职工集中一起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思想改造运动，讽刺了这场运动的荒谬，暗含着文人的情感痛苦。《干校六记》以冷静、轻松的口吻回忆知识分子在艰难政治环境中的生活琐事，避免描写他们与权力的接触。在这方面杨绛与王小波有相似之处，但是后者笔下的主人公不关心政治，以纵容自己的性爱得到快乐，而杨绛作品中的知识分子颇像法国著名学者菲利·普布林(Philippe Burrin)研究中提到的纳粹入侵法国时期的知识分子，面对压迫，有反抗、有合作，但以妥协居多。拉森指出：杨绛以“低调”为荣，描述了革命时代理想的知识分子一直具备的道德和智力素质：独立、远见、荣誉、超然和纯洁，表现了这位文学世界主义者洁身自好的精神。

第七章：制度心态：钱锺书和杨绛论婚姻与学院(The Institutional Mindset：Qian Zhongshu and Yang Jiang on Marriage and the Academy)，作者雷勤风认为，钱氏夫妇的婚姻忠贞和学术成就是现代中国文人的典范，他们的作品在主题和风格上有诸多共同之处：第一，善于嘲讽，揭露知识分子卑劣的行为，《围城》记叙方鸿渐的婚姻失败和学术造假，《洗澡》记录余楠婚姻不忠、巴结领导、排挤同事；第二，追求真实，《弄假成真》的主人公周大璋伪装自己是海归，以博得富家女子的青睐，《围城》的主人公方鸿渐伪造学历找到体面工作，这些都是虚伪、欺骗，遭人唾弃；第三，崇尚独立，在政治环境中保持文人的超然和独立，贯穿于文学作品之中，《写在人生边上》和《我们仨》都强调恋爱、婚姻期间保持智力独立的重要性。在现实生活中，杨绛并没有困于婚姻，钱锺书去世后她仍然坚持写作，不仅回忆了她与钱锺书的学术友谊和情感生活，也显示了她在学术方面的独立；第四，注重专一，强调对妻子或丈夫的智力和情感奉献，《围城》中方鸿渐缺乏对事业的奉献，《小阳春》记录俞太太对丈夫的过渡奉献，《玉人》和《上帝的梦》分别暗示，奉献不够或者奉献过度都值得深思。钱氏夫妇在这方面做出了表率，在美满的婚姻中既互相奉献，又有独自的学术专长。

第八章：“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杨绛新的贴心读者(“All Alone，I Think Back on We Three”：Yang Jiang’s New Intimate Public)，作者杰西·菲尔德(Jesse Field)是《记钱锺书与〈围城〉》和《我们仨》(第一、二部)的译者。本章考察读者对杨绛后期作品的关注和喜爱。他们因为阅读《我们仨》对杨绛倍感亲切，开始关注她的人生，关注她和钱锺书如何深爱对方、度过艰难时世。杨绛在女儿和丈夫去世之后，着手翻译柏拉图的《斐多》，与其说是在选择翻译，不如说是在逃避现实，寻求一种忘记自我、冷静对待死亡的态度。《我们仨》中记叙钱瑗的内容不多，讲述了一个没有名门光环的真实的钱瑗：一个多病但很听话的战争时代的孩子，是可造之才，但栽培不够，不像父母那样人文素养高、知识面宽，这是该书畅销的原因之一。另一个原因是她对中国政党制度的肯定，她和风细雨讲述一个又一个关于婚姻、葬礼的小故事，预示意识形态对人类情感和物质生活的深远影响，为中国政府寻求未来的道德教育提供了有益借鉴。此外，她开创了女性自传体小说的先河，为自己赢得了一大批“贴心读者”，使得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几乎所有媒体都大量刊载有关女性的文章。

第九章：世界主义的当务之急：钱锺书和“世界文学”(The Cosmopolitan Imperative：Qian Zhongshu and “World Literature” )。作者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亚洲语言文化系荣休教授胡志德(Theodore Huters)。该章通过重新审视钱锺书的《围城》这部被视为文化包容的经典作品，考察中国社会对文学世界主义的执著追求。胡志德指出，钱锺书认为中国文学具有世界文学的某些共性，致力于运用自身的博学、借助共同的主题、娴熟并置中西美学的文本，来追寻现代的表达方式，但中国力图加入“世界文学”的理想追求，是钱锺书的同龄人和后继者难以实现的。钱锺书本人采用一种间接的方式来追求这一目标：一方面，他在小说中广泛使用文字游戏，这很难译成他国语言，从而令国际性读者望而却步；另一方面，文学批评家和史学家对他不轻易下结论的文学研究感到茫然，很多问题亟待回答并澄清。胡志德认为，《围城》是描写中国战争期间城市精英堕落的众多小说之一，但它记录了与欧美接近的生活方式，反映了与一九三〇至一九五〇年间的英国著名小说相同的主题，因而深深扎根于世界文学的营地，具有独特的核心文化价值。《围城》作为一种可能的安慰方式，它嘲讽了中国的过去，但同时也代表了对现代性的不满，处处批评他人(尤其是主人公方鸿渐)的价值观，却没有标明作者本人的价值观，因而逃避了美学上的一个重大问题：除了一概否认，还有什么值得肯定呢？因而，它又是一部“自我吞噬的作品”，是英国小说风格在中国的冷试验，在很大程度上标明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

三、简要评价

纵观全书，这部文集体现以下四个鲜明特色：

(一)第一次将钱锺书、杨绛定位于“文学世界主义者”，从全新的角度评价他们对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做出的突出贡献。雷勤风曾指出，钱锺书的世界观和文学风格体现为“四海为家的世界主义”，本书几乎所有章节(包括序言和结语)都围绕这一主题展开讨论，将两位作家置于世界文坛的高度，与同时期海内外作家的创作主题和艺术风格进行比较，分析体现在他们作品中的文学世界主义思想或品质。

(二)第一次在英语世界相对完整地研究杨绛的作品，是海外杨绛研究的扛鼎之作。集中探讨贯穿钱锺书诗歌创作与诗学思想的原动力。全书比较全面地勾勒了杨绛的创作与人生，系统地研究了杨绛的战时喜剧(第一章)、文学翻译实践(第四章)、小说(第六章)、回忆录(第八章)等不同体裁的创作成就，视角新颖，材料充分，论证合理，观点明确，将推动杨绛作品在世界范围内的译介和传播。

(三)第一次荟萃北美学者对钱锺书、杨绛的最新研究成果，也是海外钱学研究五十年来的一部最新力作。全书借鉴海外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和当下中国读者的评价，有力度、带温度地研究钱氏夫妇相互交织的创作和人生，重新评价他们文学作品的巨大艺术价值和深远文化影响，有利于学界追踪海外钱锺书、杨绛研究的前沿动态。

(四)第一次较为系统地、别出心裁地出版钱锺书、杨绛研究的论文集，给海内外钱锺书、杨绛研究吹来一缕清风。以往的钱锺书、杨绛研究，以译介居多，研究较少，多为单篇论文，少见系统性专著或文集，缺乏学界的沟通与交流。该书作为国际性会议的论文集，经过与会学者的充分讨论和自由交流，加上四年多的编选、成书和沉淀，可以弥补上述缺陷。别具一格的编排方式令读者耳目一新、受益匪浅：各章内容虽侧重不同、视角各异，但都紧扣主题，贯穿办会理念和成书主线(参见主编立意深远、首尾呼应的序言和结语)；每章伊始都引用名人(包括这两位作家)名言，概括本章主要观点；书后附录了两位作家用英语创作和被译成英语的作品，方便读者进一步查阅和研习。

尽管这次研讨会及其文集是针对非汉学家的大众读者，但毕竟是在讨论学术问题，因此个别章节对作家的生平和作品介绍稍微从简。第一、三、四、六、八章研究杨绛，第二、五、九章研究钱锺书，第七章研究钱氏夫妇，偏重杨绛研究，这是对以往较多关注钱锺书而忽视杨绛的一次矫正，值得赞赏。全书更多论及二人的文学成就，对钱锺书的学术成就涉及较少，编者对此作了相关解释，但这毕竟凸显了海外钱学研究长期存在的一个失衡点：重视钱氏的文学成就，忽视其学术贡献。全书按照钱氏夫妇发表作品的时间顺序排列九章内容，但似乎难以贯穿始终，仅以钱锺书的作品为例：第二章中，《槐聚诗存》收录钱锺书一九三四至一九九一年间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旧体诗歌，《谈艺录》和《宋诗选注》分别首次出版于一九四八、一九五七年，经过多次修订和重印，很难用某部作品的某个版次来界定发表时间；第五、九章对《管锥编》和《围城》研究的安排也存在作品发表时间上的错位。

四、结语

自从美国华裔学者夏志清(C.T.Hsia)高度评价《围城》以来，①C.T.Hsia，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61，p432-460.钱锺书在海外拥有越来越多的读者和研究者，杨绛也一直受到关注和译介。尽管他们的一些作品业已整理、翻译并出版，在海内外产生了很大影响，为中国文学文化“走出去”、“走进去”作出了杰出贡献，但在中国乃至全世界还没有得到应有的全面认识。②Christopher Rea，“Introduction”，in Christopher Rea (ed. and tr.)，Humans，Beasts，and Ghosts：Stories and Essays by Qian Zhongshu，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0，p1-19.“人生是一部大书”，诚如雷勤风在这部文集的结语中所言：钱锺书、杨绛的故事远没有结束，许多档案机构决心继续挖掘新材料、提供新信息，世界主义仍将成为中国文学文化发展的当务之急。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钱氏夫妇的世界主义文学视野将会对当下读者和研究者产生巨大吸引力，将会有更多的同类研究成果陆续问世。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基于语料库的化境研究”(13FYY008)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 高海涛)

余承法，文学博士，中南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美国威斯康星州立大学普拉特维尔校区孔子学院中方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