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德明



当代诗歌论坛

如何理解九十年代先锋诗歌
——以罗振亚《一九九○年代新潮诗研究》为例

张德明

在新诗百年的发展历程中，一九九○年代无疑是一个极为独特的历史节点，与此前的一九八○年代相比，由于“时代语境由二元对抗而趋向多重、相对和暧昧”，而“置写作者于空前的困惑中，置诗歌意义的建立和生成于复杂的沼泽迷地之中”，因此带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诗歌写作呈现出空前复杂的局面”。*何平：《内心的迷津与出路》，《诗探索》2004年春夏卷。作为其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九十年代先锋诗歌的“复杂”性也是不言而喻的，这种复杂性，不仅体现在诗学观念、流派格局、文本构造上，还体现在诗歌与时代、诗歌与诗人的关系之中。自然，文学现象的“复杂”样态，所具有的意义是多重的，它既为观察和研究者准确把握其来龙去脉、看清其历史真相设置了相当大的难度与障碍，也赋予观察和研究以深广的潜力与丰富的可塑性，以及不可多得的诗学价值。从这个角度说，对于九十年代先锋诗歌的历史描述与恰当评判，便成为了难度和意义同样突出的具有挑战性的学术工作。最近出版的罗振亚《一九九○年代新潮诗研究》*罗振亚：《一九九○年代新潮诗研究》，石家庄，河北大学出版社，2014。为免累赘，下统称《研究》，引文页码随行标出，不再特别注明。一著，便是这一挑战研究难度、凸显学术意义的崭新成果。该著以宏观描述与微观剖析相结合的述学方式，全面展示了一九九○年代新潮诗的整体面貌和个体特征，为我们深入理解九十年代先锋诗歌提供了重要参考与指南。同时，该著也借助对九十年代先锋诗歌的历史描述和学理透视，牵带出有关先锋诗歌研究方法和历史理解等诸多诗学要义，给人不乏深意的学术启迪。

一、作为问题的九十年代先锋诗歌

在特定的历史场域中生成的九十年代先锋诗歌，向我们提供了不少值得玩味的诗学问题，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探秘，既有助于我们更准确地了解其外在客观环境和内在美学机制，还有助于我们深入把握断代史意义上的九十年代诗歌所具有的独特历史地位和诗学价值。《研究》采取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结合、群体观照与个案剖析兼顾的阐释策略，在对九十年代先锋诗歌进行全面考察的过程中，有力呈现了其作为问题的一面。

概括起来，作为问题的九十年代先锋诗歌，在这样几方面显得格外突出：历史语境问题、诗歌群落问题、代表性诗人问题，等等。历史语境问题与九十年代先锋诗歌的发生学有关，同时也是这一时代先锋诗人特定的历史感知和社会学理解等密切相连。如果细分下去，一个时期文学生存所遭遇的历史语境，至少包含文化语境、传播语境、接受语境等类别。《研究》将九十年代先锋诗歌所处的文化语境概括为“大众消费文化语境”，这是较为精准的。在此种语境下，“作为文学中最纯粹的、最具形而上精神性的文体样式，诗歌的边缘化命运无法避免。”(P12)在陈述了诗歌被边缘化的历史事实后，罗振亚从“精神逃亡”、“探索迷失”、“去先锋化”等方面来阐释九十年代先锋基于大众消费文化语境中的裂变与转型情态，这样的概括也是到位的。不过，由此生发出的新的问题是，九十年代先锋诗人在“精神逃亡”之时，是否还坚守着个人的美学立场？这种个体的美学立场，是否也是一种“精神”，只是与八十年代的诗歌精神不一样呢？同时，九十年代先锋诗歌在“去先锋化”的过程中，或许并不是主动向主流认同、向世俗缴械，他们是否是以这种“去先锋化”为策略，而探索一种新的先锋书写路径呢？尽管《研究》并未在上述层面加以澄清，但从著作随后的学术阐发中，我们不难发现，论者都给了我们肯定的回答。九十年代特定的传播语境也制约着先锋诗歌的发展，《研究》指出：“在市场经济时代，边缘几乎成了诗歌的宿命，先锋诗歌每次亮相时那种不驯服的‘异端’姿态和反传统的价值取向，也必然会引起社会‘程序’的注意和控制，于是体制内的报刊和载体便纷纷对先锋诗人‘严格’起来。”(P20)在这种传播语境下，先锋诗人为了确保其写作的独立性与探索的纯粹性，便无奈选择了“民刊策略”。当“民刊策略已经构成中国一九九○年代先锋诗歌的基本生存和传播方式”(P23)，先锋诗人坚守民间立场的决心反而变得坚定而强大起来，《研究》分析道：“如果说先锋诗歌当初选择边缘的民间立场更多逼迫无奈的成分，那么随着时间的流逝则越来越成为一种自觉的追求，诗人们不但不以边缘状态懊恼，相反在悟透民间、主流各自的包孕尤其是边缘的潜在意义后，开始有意强化边缘效应，故意和主流文化之间保持一定的距离。”(P24)这样的分析与历史事实是吻合的。不过我们在此要反思的是，民刊在九十年代先锋诗歌的承载和传播之中究竟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它是否真的就是先锋诗歌的主要传播方式吗？如果九十年代先锋诗歌只是流传于民刊之中，那么它的历史价值和经典地位又该如何确认呢？在通向经典化的途中，民刊诗歌的官刊化和正规出版化，应该是一条重要的路径，那么民刊是如何与官刊和正规出版物对接的呢？所有这些问题，都是阐释九十年代先锋诗歌的传播语境时必须谨慎面对的。《研究》也注意到对九十年代先锋诗歌接受语境的考察，《读者反应与一九九○年代先锋诗歌价值估衡》一章中，罗振亚在深度分析了《北京青年报》《光明日报》《诗刊》等三家媒体关于一九九○年代诗歌阅读的市场调查报告后，指出了一九九○年代诗歌“苦乐参半，绝望与希望交织，沉寂与生机共在”的读者接受事实，并进一步阐述道：“但凡亲历过一九九○年代文学发展的人都会或深或浅地感觉到，读者和诗歌的双向疏离已成一个不争的事实，一方面许多诗人为诗歌殚精竭虑，左冲右突，一方面大量读者却不无失望地弃诗远去。”(P219)

九十年代先锋诗歌的文学群落究竟是怎样的局面呢？在《研究》中，罗振亚将九十年代先锋诗歌划分为民间写作、“知识分子写作”、女性先锋诗歌、“七○后”诗歌等四大群体，并对各自的诗学观念与写作状貌进行了系统阐释，他分析了民间写作诗歌群体对日常生活的重视，解构策略的运用，分析了“知识分子写作”诗群的批判性精神立场和智性化倾向，分析了九十年代女性先锋诗歌实现对八十年代躯体诗学的反动之后所呈现的淡化性别意识、深入日常与传统、倡导技术性写作等特点，也分析了在世纪末崛起的“七○后”诗人群对于肉体“乌托邦”的建构和“段子”式书写的崇尚等征候，从而将九十年代先锋诗歌的群体构造立体地描绘出来。自然，四大群体的划分只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或者说只是为了历史叙述上的便利，并不一定是严格意义的流派界分。在诗群描述的过程中，诸多的问题随之就出现了，比如民间写作与“知识分子写作”这样的称谓，显然是借用了九十年代末“盘峰论争”时出现的诗学命名，二者之间究竟的差异性恐怕还是比较容易鉴别出来的，但二者的趋同性有哪些呢？二者如何共同建构了九十年代先锋诗歌的先锋性特质呢？这些都值得仔细考量。同时，女性先锋诗歌、“七○后”诗歌与民间写作和“知识分子写作”的交错关系或者说影响关系是怎样的呢？前二者的先锋性与后二者的先锋性之间有没有本质性的差异，他们身上携带的哪些先锋性特质是对前二者的有效补充和修正呢？其实对上述这些问题的思考，《研究》已经给出了部分答案，如对“个人化写作”和叙事诗学的阐释，就属于关于九十年代先锋性特质的集中概述。如果能再用独立的章节，专述九十年代先锋诗歌的“先锋性特征”，或者会更增进读者对它的深入理解。在阐释九十年代先锋诗人的创作实践时，《研究》选取了于坚、伊沙、张曙光、西川、王小妮、翟永明等个案，这些诗人在九十年代提交的先锋诗歌文本无疑是相当重要的，以他们为典型来述说九十年代先锋诗歌的美学情态，显然是立得住的。不过，罗振亚论及的这些诗人，多数在八十年代已功成名就，有些甚至是朦胧诗派和第三代诗人的核心成员，用他们来代表九十年代先锋诗歌，尽管未尝不可，但似乎还不特别完善，倘若能增加几个真正是在九十年代的历史场景中借助自己具有创造性的先锋诗写而开疆辟土的诗人案例，论著的阐述或许会更有说服力。这里涉及到的问题是，究竟哪些诗人能真正代表九十年代先锋诗歌？

可以说，《研究》从特定的视角来审视九十年代先锋诗歌，展示了讲述历史的一种可能性，为读者在复杂的历史场域中深入系统理解九十年代先锋诗歌指出了某种清晰的路径，其学术价值是值得肯定的。而论著对于作为问题的九十年代先锋历史身份的还原与开启，对于先锋诗歌丰富性、多样性和复杂性的寻唤，似乎构成了学术阐发背后所隐藏的“潜在文本”，这或许是我更为看重的地方。

二、九十年代先锋诗歌：作为方法

按照罗振亚的解释，兼具时间与社会学意义的“先锋诗歌”，“当是那些具有超前意识和革新精神的实验性探索性诗歌的统称，它至少具备反叛性、实验性和边缘性三点特征。”(P1)这样的解释与先锋诗歌的客观实际是大致吻合的，为我们理解九十年代先锋诗歌的诗学意义提供了学理基础。我认为，在被称为“非诗的时代”(王光明语)的一九九○年代这一历史语境上生成的先锋诗歌，由于没有外在社会文化因素的过多介入，其所具有的超前性和革新性或许是有史以来最为显著和充分的，先锋诗歌创作所呈现出的反叛陈规、大胆实验、于边缘坚守等艺术精神也最为鲜明。在《研究》一著中，罗振亚通过对民间写作、知识分子写作等阵营在创作上所呈现出的美学倾向的分析，以及对于坚、伊沙、张曙光、西川等代表性先锋诗人的一九九○年代诗歌创作艺术特色的阐释，将这一时代先锋诗歌的反叛性、实验性和边缘性这三大基本特征具体而深入地揭示出来。可以说，作为对象和目标的九十年代先锋诗歌，有关它的样貌、它的格局、它的质地、它的优势与不足等，均可在《研究》之中找到确切的答案。

理解九十年代先锋诗歌，仅仅把它看作认识的目的和归宿，只是为着去了解其外在现象和内在根源，或者还显得有些狭小和窄化。从更宏阔的诗学视野上说，将九十年代先锋诗歌作为一种方法，以其为基点来深层次观照新诗与时代、诗人与诗歌本体之间的错综复杂关系，或许会更有见地，更具价值。事实上，具有高度艺术自觉的九十年代先锋诗歌，也具备了作为方法的功能。《研究》展示出不俗学术价值的地方在于，它不只是停留在对九十年代先锋诗歌历史现象的描述和生成原因的追踪上，而是进一步呈现了作为方法的九十年代先锋诗歌的精彩之处。首先，《研究》以九十年代先锋诗歌为基点，深刻阐述了新诗与时代之间的缠斗关系。在论述“叙事性”作为九十年代诗歌观念转化与艺术置换的产物时，罗振亚先是言明了一九八○年代的“非历史性”写作如何随着时代的变迁而逐渐显出不适应并最终走向消隐与终结的史实，他认为，一九八○年诗歌“以审美功能规避或超越历史、现实，让诗歌回到诗歌本体，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诗歌纯粹的立场，净化了诗歌的生态，恢复了诗歌的尊严”(P41)，但一九八○年代的这种“不及物”写作，由于处理现实能力贫弱，而不能适应新的历史时代的写作要求，加之诗歌写作本身的发展，“决定了诗歌要想介入现实世界就必须汲纳其他艺术养料”(P42)，以及对抗性写作与庞大时代对垒时显出的富于喜剧色彩的滑稽关系等原因，它逐渐走向式微便成为难以逆转的宿命。在此基础上，叙事性诗学顺理成章地走上了历史的前台。在援引一些优秀诗人有关九十年代诗歌写作的言论后，罗振亚得出结论说：“诗人们林林总总的阐述都有一个不约而同的指认，即‘不及物’难再作为一九九○年代诗歌的主要手段、诗人们认识事物的有效方法。在各种因素的促和下，出于对一九八○年代迷信的‘不及物写作’的纠偏，也为修正诗歌与现实的传统性关系，一九九○年代先锋诗歌延续了一九八○年代几种诗写可能性之一种，将叙事采纳为谐和主观与客观、文本与意义，同生存境遇对话交流的艺术法门。”(P43)从上述论证中不难发现，叙事诗学在九十年代先锋诗歌中的隆重出场，某种程度上正是新诗与时代博弈的结果。以九十年代先锋诗歌作为方法，就有可能超越先锋诗歌本身，而窥望到诗歌背后潜藏的文学社会学和文化诗学等更深层次的问题。

其次，《研究》借助九十年代先锋诗歌的文本现实，将诗人与诗本体之间的意义关联生动揭示，展示了作为方法的九十年代先锋诗歌的又一面。诗歌创作表面看来是诗人运用分行语言来表达思想情感的美学行动，但实质上远非如此简单，诗歌从某种程度上应视为诗人与诗歌本体进行对话和商议的产物，换句话说，诗歌文本往往凸显着诗人与诗本体的复杂意义关系，越是具有艺术自觉性的诗人，这种关系便显得越发重要和值得关注。王光明曾指出，九十年代先锋诗人基于“个体承担”的历史认知，在创作中真正做到了“更深入地进入灵魂本体的探索”，*王光明：《个体承担的诗歌》，《东南学术》1999年第2期。九十年代先锋诗人提交的诗歌文本，由此成为了理解中国当代诗人与新诗本体之间内在关联的最重要素材。例如论述于坚一九九○年诗歌创作时，《研究》首先高屋建瓴地指出：“作为一位有思想主见与理论高度的诗人，于坚时刻都在寻找着自己独立的精神和艺术方向，并且方向感越来越自觉，越明确。对他的诗不宜从技巧的圆熟和对传统的完善方面苛求，而应从反传统的个人化探索向度上去估衡。”(P115)“反传统”、“个人化”两个关键词，既体现着于坚对诗歌本体的某种独特认知，也是他建构九十年代诗歌先锋性的基本要略。接着从“走‘低’的立场与姿态”、“澄明存在的‘看’的美学”、“语言：从意识自觉到行为拯救”三个层面，系统陈述了于坚在先锋诗歌实践中的本体性自觉和独创性探索。以第三部分为例，论及于坚的语言自觉和行为拯救时，《研究》认为：“一切诗歌最终均将物化为语言形态，所以历代文学革命不约而同地都选择语言作为突破口，于坚对当代诗坛的冲击和建树同样也是从对语言的不信任开始的。”(P124—125)论著不仅细致分析了于坚在诗歌语言探寻上的前行轨迹，还在最后充分肯定了于坚这种先锋诗歌行动的诗学意义：“从语感强调到拒绝隐喻的重心转移，是于坚对传统诗学观念更为内在、强悍的挑战，它为诗歌祛除事物的文化、历史遮蔽，还原世界的本来面目，重建语言和存在的关系开辟了新的路径，并因观察角度的复杂化而更富包孕力，进一步激发了汉语语词的潜能和活力……”(P129—130)在于坚身上，先锋诗歌的方法论意义是显明的，于坚的诗歌创作实践正是新诗文体与诗人个体之间相互对话的典型案例，在二者的交流和协商之中，诗人有效拓宽了诗歌的表现疆域，诗歌也最终接纳和认同了诗人的探索行为，并赋予其审美合法性。

以先锋诗歌为方法，就是以诗学认知为目的，这样，对于九十年代先锋诗歌的阐释，其意义就不仅止于对一段诗歌历史的叙述，还可能打开对诗学本源性问题加以深入探究的通道。由此可见，把九十年代先锋诗歌作为方法，构成了理解这一诗歌历史的不乏理论意义的独特方式。

三、先锋诗歌理解的辩证思维

一直以来，由于新诗自身的原因，再加上新诗教育的不普及和不完善，读者对先锋诗歌的理解往往呈现为两个极端：要么将其奉若神明，凡属标明为“先锋”的作品都高看一等，对之敬畏有加；要么视其为搞怪弄奇之物，将先锋诗歌本能性地排斥在外。这两种对待先锋诗歌的态度，都不甚恰切，都是对先锋诗歌的误解和误读。对于先锋诗歌，应该本着一分为二的辩证态度，肯定其成功的、有价值的部分，否定其不成功的、无价值的部分，这才能体现出对历史的充分尊重。《研究》正是采用了臧否分明的辩证思维，对九十年代先锋诗歌进行了客观恰当的评判和估衡，论析到位，说服力强，为我们准确理解九十年代先锋诗歌提供了可资追摹的价值立场。

对九十年代先锋诗歌观念的审察和评估，《研究》始终坚持贯彻这种辩证思维模式的。如对九十年代极具代表性的“个人化”诗学的评判，《研究》以“双刃剑”之语来述其利弊之处，既肯定“个人化写作”开辟现代诗写新阶段的文学史意义“无法抹杀”，又指出它的负面效应也相当严重：“个人化写作”一方面加剧了九十年代诗歌的边缘化处境，“诗歌从流派写作、群体写作走向个人写作，本是回归原初的好事，但焦点主题和整体艺术倾向的瓦解丧失，差异性的极度高扬，也使诗坛在读者关注热情消减的无奈中，失去了轰动效应和集体兴奋，边缘化程度越来越深”(P38)，另一方面，一些诗人“借‘个人化写作’之名行滥用民主之事，将‘个人化写作’当成回避社会良心、人类理想的托词，自我情感经验无限度的膨胀漫游，即兴而私密，平面又少深度，有的甚至拒绝意义指涉和精神提升，剥离了和生活的关联，诗魂变轻”，甚至还引发了“‘写作远远大于诗歌’的本末倒置的悲剧”。(P38-39)对“个人化写作”观念利弊相随的“双刃剑”本质的认识，体现的正是一种典型的辩证思维。

对九十年代先锋诗歌群落的阐释和论断，《研究》也一直不脱离辩证法。如述九十年代以“日常化”和“解构性”为表达策略的民间写作群体，认可他们“通过和日常生活的平行和谐关系的确立，在最没有诗性的地方重铸了诗性，这既证明日常生活对于缪斯的举足轻重，也恢复了语词和事物、生活之间的亲和力，使诗重获了对世界命名的能力；而且其介入生活的方式不再是剑拔弩张，也不再是满脸严肃，和直觉、机智等因素联姻呈现出的意会性、间接性和幽默性品质，使其独特的‘软批评’为诗歌带来了新的艺术增长点”。(P58)并指出其解构思想影响下的身体书写有着突出的历史功绩，“人的身体的发现和性的强化，和一九八○年代的语言革命一样，是一九九○年代诗歌具有深刻意义的艺术革命，它直接启示并影响了“七○后”诗人，尤其是下半身写作的审美风范。”(P64)与此同时，《研究》对民间写作艺术缺陷的否定与批判也是不留情面的，如“与倾心文本的创作相比，民间写作对文化反叛的行为本身用力更多，这就注定了它难以逾越精品、经典稀少的大限……从骨子里讲还不时停滞于虚空的先锋姿态中。”“不少作品在随意表述和泛滥的口语左右下，遁入了本文游戏……诗性缺乏”、“肮脏意象与黄色段子勾搭，使许多诗已远非文化快餐，简直就是《淋病将至》(沈浩波)样的‘垃圾盛宴’，诗意简单浅显，更粗鄙不堪”(P65)，等等。《研究》对民间写作的审视采取的是辩证的思维视角，对其他群落如“知识分子写作”、九十年代女性先锋诗歌、“七○后”诗歌也同样是一分为二的评判方式，这显示着论者历史观察的客观性和立论严谨的学术精神。

同样的，对九十年代代表性先锋诗人艺术成就的评价与估衡，《研究》也不失客观公允的辩证思维。如评价于坚，《研究》在充分肯定其九十年代先锋探索的突出成就之后，最后也指出“于坚诗歌的缺点非常明显”：“它对日常生活的贴近和倚重，在无意间让一些琐屑、庸俗、芜杂的因子混入诗中，很容易成为‘精神快餐’，降低了诗的精神高度”，“事态缺少节制的铺排叠加，则使诗意自然地蹈入浅淡和表象，密度减弱”，“‘在写作中，形式感是第一的’理念支配下的技术操作也多有失误，口语化追求不时滑向口水化”(P130)等。评价伊沙时，《研究》既肯定其破中有立的诗学建树，又毫不客气地对其诗歌的弊端加以指正：“伊沙的作品似乎只注意倾泻的一吐为快，而很少去考虑一吐之后的效果，所以常常是菁芜夹杂，‘精神快餐’居多。它们有短平快的爆发力，能够直取人心，但不够沉实，泛着后劲的轻飘感。同时，伊沙有个致命的弱点，就是自我超越不够，很多诗歌在思维、意味、构思、语言乃至词汇上，都有严重的复制嫌疑。”(P147)

一分为二，长短皆识，这种辩证的思维方式，的确构成了准确理解九十年代先锋诗歌的恰当态度，依照辩证法的理论视角，就可能对九十年代先锋诗歌拥有全面的了解和客观的评判。不过话说回来，先锋诗歌作为富于探索性和实验性的诗歌制品，其优势和缺点都是极为显明的，按照辩证逻辑来评判他们，有时倒是更容易得出是其是、非其非的结论，这反而会影响对某些诗学问题的进一步探索。因此，对待九十年代先锋诗歌，我们既要倡导客观辩证的认识态度，也要对辩证法本身潜在的思维陷进有所警惕。

(责任编辑 王晓宁)

张德明，文学博士，岭南师范学院人文学院教授，南方诗歌研究中心主任，西南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