苑颖+王冠雄+杨春河+宋金杰+白兰

摘 要：低投入、高产出是任何一位理性“经济人”（自然人和法人）追求的永恒目标。本文基于廊坊市永清县设施蔬菜生产的调研数据，运用数据包络分析（DEA）对农户、公司、公司+农户三种组织模式的生产效率进行了分析和比较。结果表明，公司+农户生产效率最高，达到了最优效率，公司次之，农户效率最低。同时针对农户和公司的低效率现状进行原因分析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

关键词：组织模式；设施蔬菜；DEA；生产效率

中图分类号：F326.13 文献标识码：A DOI 编码：10.3969/j.issn.1006-6500.2016.10.018

Abstract： Low input， high output is any rational "economic man" （natural or legal persons） and the pursuit of the eternal goal. Based on survey data of vegetable production in Yongqing county， Langfang City， by the use of 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 （DEA） fabric production efficiency farmers， Inc.， "company + farmer" group of three kinds of model were analyzed and compared.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company + farmer household production efficiency of the highest， reaching optimal efficiency， the company second， farmers' efficiency minimum. At the same time， the cause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farmers and the company's low efficiency were analyzed and put forward the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Key words： organization pattern； facility vegetable； DEA； production efficiency

蔬菜产业是永清县农业中的重要产业，到2011年底全县蔬菜种植面积达2.4万hm2，蔬菜总产量达到168万t，产值17.3亿元，占农业总产值的52%，蔬菜收入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26%。很显然，设施蔬菜收入和农民收入息息相关。目前，永清县设施蔬菜生产有三种组织模式，分别是农户、公司、公司+农户。本文的研究对象主要针对这三种组织模式设施蔬菜生产。

一般蔬菜生产是一种粗放型的生产方式，体现的是多投入多产出。设施蔬菜生产是相对集约化有效生产方式，通过应用先进生产技术来提高各投入要素的生产效率，从粗放型蔬菜生产转向集约型蔬菜生产是巨大的进步。同时不断提高生产的技术效率才是蔬菜生产发展的根本出路。但设施蔬菜生产方式也存在浪费问题。如何解决浪费问题，从而使设施蔬菜生产达到高效成为当前急需解决的问题。

在蔬菜生产领域，学者们对技术效率的测算已经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宋雨河等[1]运用DEA-Tobit两步法分析了平度和寿光西红柿和黄瓜两种瓜果类蔬菜的技术效率。结果表明，各投入要素都不同程度地存在投入过剩问题，并进一步分析认为户主素质越高、家庭蔬菜中面积越大，蔬菜种植技术效率越高；王欢等[2]对北京市设施蔬菜生产效率及结构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农户整体效率较低，大多数农户处于规模报酬递增阶段；钱静斐[3]采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方法对山东肥城有机蔬菜生产效率进行了研究，发现有机菜花的生产效率有待提高，传统小规模经营是造成技术效率损失的主要原因。

现有文献虽然对设施蔬菜技术效率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是鲜有对不同组织模式的设施蔬菜生产效率进行研究。基于此，本文将研究农户、公司、公司+农户三种组织模式设施蔬菜生产的技术效率。

1 不同组织模式下成本利润比较分析

不同组织模式的成本构成成分包括直接成本、间接成本、人工费用三部分。直接成本包括种苗费、肥料费、农药费、农膜折价等费用；间接成本包括设施折旧、设施维护改造、土地流转租金等；人工费用包括雇工费用、家庭用工折价[4]。虽然不同组织模式成本构成成分相同，但是各个成本成分的数量不同。具体结果见图1。

从上图可知，农户、公司、公司+农户的成本分别为39 110，47 920，42 500元，公司总成本最高；利润分别为11 890，24 280，36 700元，农户利润最低（11 890元），公司+农户利润最高（36 700元），从利润值绝对量来看，农户处于相对劣势，公司+农户处于明显优势。农户、公司、公司+农户的成本利润率分别为30.40%，50.67%，86.35%，公司+农户成本利润率最高（86.35%），具有很高的收益率；农户成本利润率最低（30.40%），收益率较低。无论是从绝对值指标考虑还是从相对值指标考虑，得出的结果是一致的：农户处于明显劣势，公司+农户处于优势，再一次证明了理论分析和实践结果相吻合。

2 模型构建及分析

DEA是一种非参数技术效率分析方法，该方法使用前沿生产函数评价相同部门之间的相对有效性，它以生产系统的实际投入产出为依据，以生产系统可能的最大产出为标准，实际数据与标准数值的比例作为估算生产效率的依据[5]。BCC模型在变动规模报酬（VRS）假设下，推导出技术效率（TE）、纯技术效率（PTE）和规模效率（SE）三者的关系，即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规模效率。由于农业生产各要素的投入量是可变的，同时改变投入量相较于产出量容易，因此，本文决定采用BCC模型对永清县不同组织模式下设施蔬菜的生产效率进行分析。该模型的基本原理如下：endprint

其中，θ为第t个DMU的综合效率，满足0≤θ≤1，s是投入的松弛变量，s+是产出的松弛变量，λj是第j个DMU的非负权重。

设施蔬菜生产包括温室、塑料大棚、小拱棚等，本文主要研究的是温室这种种植形式下不同模式的技术效率，将每一个组织模式作为一个决策单元，以产值作为产出变量，以直接成本、间接成本、用工费用、固定资产投入作为投入变量[6]。其中，决策单元（DMU）有3个：农户、公司、公司+农户；直接费用包括种苗费、肥料费、农药费、农膜折价等费用；间接费用包括土地流转租金、设施折旧费用、设施维护改造等费用；人工费用包括家庭用工成本和雇工费用。在BCC模型下，综合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规模效率。纯技术效率代表决策单元管理和技术水平所带来的效率；规模效率代表现在生产规模相对于最优生产规模的效率值。有效决策单元应同时满足纯技术效率最优和规模效率最优两个条件，即PTE=1，SE=1。如只满足其中一个效率值为1，说明是弱DEA有效；若两个效率值均不为1，则说明为非有效决策单元。三种组织模式的技术效率分析结果如表1。

从表1可以看出，公司+农户纯技术效率值和规模效率均为1，即综合技术效率值为1，达到了效率最优，处于规模报酬不变的状态，现在的生产规模是最优规模，应按照现有的规模继续生产经营，如果再扩大规模会导致规模报酬递减，规模效率将会存在损失。公司、农户的综合技术效率值分别为0.886，0.721，效率值均小于1，均不是强有效决策单元。其中农户的纯技术效率值为1，表明充分利用现有管理和技术水平使各种投入要素使用效率最大，不存在技术效率损失现象；农户的规模效率值为0.721，处于规模报酬递增阶段，由此可以得知农户综合技术效率较低主要是由于规模效率很低导致的。因此，农户是弱有效单元，应注重规模效率的提高。公司的纯技术效率值为0.957，投入要素在使用效率方面存在较小浪费，规模效率值为0.926，规模效率较低仍然是导致公司综合效率较小的主要原因，扩大规模以提高效率是重要的解决办法。虽然公司综合技术效率值高于农户，但是公司并不处于绝对优势，相反农户效率的有效性高于公司。

农户纯技术效率值能够达到最优，说明农户并不愚昧而是“理性经济人”，经济行为是理性的，他们能够及时采用先进技术，改变相较落后的生产方式提高效率；农户规模效率值较低可能源于较低的投资报酬率（公司+农户投资报酬率为86.35%，农户投资报酬率为30.40%）[7]。投资报酬率取决于成本和收入两部分，成本也是由生产要素价格构成的，农户购买生产要素数量较少，无法得到价格优惠，从而使生产要素的投资成本较高；同时农户与销售商博弈时仍处于劣势地位。因此，从需求方和供给方两方来看，农户均不占有优势，从而导致收益率极低，最终导致农户只能进行简单再生产，无法进行扩大再生产。

公司纯技术效率没有达到最优，主要原因在于人力资本投入过多。我国劳动力工资呈现显著上升趋势，对劳动密集型企业带来很大的压力，同时劳动密集型企业对员工的监督较难，在产出既定的情况下，可能存在员工“出工不出力”的现象，从而导致人力资本使用效率较低；公司规模效率较低存在着效率损失的现象也可能源于公司较低的收益率（公司+农户收益率为86.35%，公司收益率为50.67%），公司资本短缺限制规模的扩大，无法实现扩大规模生产，从而导致规模效率较低。公司+农户模式由农户提供土地、劳动力以及其他资源，公司提供技术支持、资金筹集、培训指导、销售等方面，真正实现了资源的有效配置，应该成为蔬菜生产模式的发展趋势[8]。

综上所述，扩大规模生产是提高农户和公司综合效率的重要方法。在我国农业生产经营主体仍然是农户，所以提高农户综合效率更为重要。本文采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进行生产规模研究，该生产函数形式Y=AKαLβ，A为技术进步因子，K为资本量，L为劳动力投入量。将等式两边取对数从而线性转换为如下表达式：lnY=αlnA+lnK+βlnL，α为资本的产出弹性，β为劳动的产出弹性[9]。由于农民资金有限以及对新技术的接受程度有限，所以在短时间内很难实现技术进步。可以假设A=1，利用Eviews8.0软件进行计量经济模型分析，得出α=0.3，即当资本每增加1%，产出增加30%；β=0.29，既当劳动力每增加1%时，产出增加29%。因此，永清县设施蔬菜的生产函数为：Y=K0.3L0.29。α+β=0.59，0.59<1，农户明显处于规模报酬递增阶段。在规模报酬递增阶段，农户应该增加资本和劳动的投入，使产量以更高比例增长，获得更高的经济效益。由于规模报酬的变化规律是：当农户从最初的较小生产规模开始逐步扩大的时候，农户首先面临的是规模报酬递增阶段。在农户得到了由生产规模扩大带来的产量以更大比例增长的好处后，一般会继续扩大生产规模，将生产保持在规模报酬不变阶段。这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农业新技术的推广、农户对新技术的接受程度以及资金量都会影响规模的扩张。在规模报酬不变阶段之后，农户若选择继续扩大生产规模，就会进入规模报酬递减阶段，此时的决策是非理性。所以作为理性的农户在达到规模报酬不变阶段以后，应该按照当前生产规模进行生产，以获得规模效益最大化。

针对尚未达到纯技术效率最优的公司，进行进一步分析研究，得到产出与投入的改进值，以使公司模式的纯技术效率值达到DEA模型BCC有效时的目标值，改进结果见表2。

从表2可以看出公司模式下，各投入生产要素均存在不同程度投入过量问题。其中直接成本、间接成本、人工费用调整幅度分别为4.3%，30%，12.4%；调整量分别为546.1，2 245.2，3 470.2。通过对投入要素投入量过多问题的解决，可以有效提高公司纯技术效率值。

基于以上实证分析，得出以下结论：①从成本收益率角度分析，公司模式与农户模式相比存在相对优势，但是两者的收益率并不是很理想，公司+农户成本收益率是三者中的最高值，同时也是比较理想的收益率值，实现了低投入高产出的绝对优势；②DEA模型结果显示，农户综合技术效率值最低，处于相对劣势，规模效率低是造成农户低效率的主要原因，公司效率较农户高，接近于最优水平，但并没有达到最优状态，公司+农户处于最优生产状态；③规模报酬方面，公司、农户均处于规模报酬递增阶段，特别是农户应大力加大资本和人力的投入，不断扩大规模，提高产量。endprint

结合以上结论以及农户低规模效率问题最为严重提出以下建议：①政府应加大对农业新技术研发的扶持力度，加快科研成果的转化，使新技术可以以较低的成本被农户所接受。同时加强对农户的技术培训，使科技进入农户生产过程中，实现科学化生产；②农户应该走合作化道路，增强抵御风险的能力，实现“共担风险，共享收益”。从需求方角度讲，合作生产可以实现规模化和专业化，合作生产以后农户就能够利用更先进的技术和设备，而单个农户是无法利用这样的技术和生产要素的。随着对较多人力和设备的使用，生产过程能够实现合理的分工和专业化，从而可以节省成本。从供给方角度讲，合作生产可以减小激烈竞争的市场环境带来的不利、降低销售风险，但是作为单个农户则无法应对不利环境[10]。

参考文献：

[1]宋雨河，李军，武拉平.农户蔬菜种植技术效率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DEA-Tobit两步法的实证研究[J].科技与经济，2015 （2）：36-40.

[2] 王欢，穆月英.北京市设施蔬菜生产效率及结构分析[J].中国蔬菜，2015（1）：45-49.

[3] 钱静斐.有机蔬菜生产技术效率分析——基于随机前沿生产函数并以山东肥城为例[J].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4）：1-7.

[4]孙瑞华，韩书爱，陈强.基于数据包络分析的山东省蔬菜产业生产效率分析[J].河南科学，2014 （6）：1119-1124.

[5]史焱文，李二玲，李小建.农业产业集群创新效率及影响因素——基于山东省寿光蔬菜产业集群的实证分析[J].地理科学进展，2014，33（7）：1000-1008.

[6]徐桂鹏.政策诱致下的农业生产效率研究——以福州市发展设施大棚蔬菜为例[J].安徽农业科学，2012，40（3）：1853-1856.

[7]（美）西奥多·W. 舒尔茨，梁小民译.改造传统农业[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8] 崔言民，王骞.不同组织模式下无公害蔬菜生产效率评价研究[J].农业技术经济，2012（9）：28-34.

[9]张鸿武.要素贡献、规模报酬与中国地区经济增长——基于panel data的实证分析[J].南阳师范学院学报，2009，8（2）：34-37.

[10]方宏斌，郑业军，姜志德.基于DEA的汉中市蔬菜生产效率研究[J].现代经济信息，2011（13）：282-283.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