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阿丽

胡适“中国文艺复兴之父”称呼的由来及相关问题

于阿丽

随着“中国文艺复兴”的话题日渐成为讨论热点，胡适“中国文艺复兴之父”的称呼也引起国内学界的关注，普遍认为这一称呼与胡适1926年欧洲之行时以“中国文艺复兴”为主题的系列英文演讲有关。这一说法大致是不错的，但不够准确。同时，关于这一称呼背后的很多细节也还不为人知。其实，“中国文艺复兴之父”的首次出现，并非始于“中国文艺复兴”的英文演讲，而是比之早四十多天的一则英语新闻。而胡适此次欧洲之行英文演讲的次数，也并非普遍认为的“十次”，至少有二十一次之多。另外，还有新的材料，可以补充说明美国知识界当时对这一称呼的接受情况。胡适在日记中留下了许多珍贵的线索，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当时的具体情况。

中国文艺复兴；中国文艺复兴之父；《每日新闻》

大约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开始，学界对新文化运动进行了重新反思，围绕着这场运动究竟是“文艺复兴运动”还是“启蒙运动”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在这种语境下，关于“中国文艺复兴”的讨论悄然兴起并形成热点，胡适被称为“中国文艺复兴之父”的称呼也逐渐浮出水面，引起了大家广泛的兴趣。

众所周知，胡适“中国文艺复兴之父”这一称呼的由来，与他1926年欧洲之行时以“中国文艺复兴”为主题的系列英文演讲有关。这一说法大致不错，但具体时间不够准确。同时，在这一称呼背后还有诸多细节也不为人知。

本文将会对胡适“中国文艺复兴之父”这一称呼由来的具体时间予以更正，并详细地谈论胡适当年欧洲之行的英文演讲，同时对美国知识界有关这一称呼的接受情况进行一些材料补充，希望能对这一话题的继续探讨有所帮助。

一

胡适“中国文艺复兴之父”的称呼已经日渐广泛地受到人们的关注，不过在多数的场合，人们提到它只是为了谈论“中国文艺复兴”这个话题，很少谈论这一称呼本身的由来和使用情况。

2011年恰逢胡适诞辰120周年，在“胡适的学术与思想国际研讨会”上，来自台北“中央研究院”副院长王汎森在致辞中说：“胡适可以说是近代中国文艺复兴之父”。*姜良芹、张欣：《“胡适的学术与思想国际研讨会”综述》，《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6期。同样是在2011年，首都师范大学的江湄发表了《胡适研究与近30年来思想动态》一文指出，90年代初期以来，胡适遂升格为中国自由主义的“至圣先师”，而且从一个“启蒙”人物微调成了“中国文艺复兴之父”。*江湄：《胡适研究与近30年来思想动态》，《哲学动态》2011年第7期。其实早在2005年，李小玲就曾写过《胡适：“中国文艺复兴之父”》一文，这是国内首次以此为题的文章，开篇第一句话便是：“胡适被誉为‘中国文艺复兴之父’”。*李小玲：《胡适：“中国文艺复兴之父”》，《广西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2012年，她又发表了文章，重申胡适被称为“中国文艺复兴之父”的说法。*李小玲、马悦：《“中国文艺复兴”再思考》，《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5期。上述文章都提到了“中国文艺复兴之父”这一称呼，但并没有对这一称呼的由来问题进行解释和探讨。

罗志田也曾多次谈到“中国文艺复兴”，他在《再造文明的尝试：胡适传(1891-1929)》一书中指出，这场被胡适称为“中国文艺复兴”的新文化运动如何最终“走向政治解决”。*参见罗志田：《再造文明的尝试：胡适传(1891-1929)》，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275-278页。此书为罗志田：《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的修订本。他还在文章《中国文艺复兴之梦——从清季的“古学复兴”到民国的“新潮”》中，也涉及到胡适有关“中国文艺复兴”相关文章的写作。*参见罗志田：《中国文艺复兴之梦——从清季的“古学复兴”到民国的“新潮”》，原载《汉学研究》20卷1期(2002年6月)，收入《裂变中的传承：20世纪前期的中国文化与学术》，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有关胡适的论述主要出现在第73-75页、第80-81页。(此书初版于2003年。)但是，两篇文章都没有论及“中国文艺复兴之父”这一称呼。直到2015年4月，在与新京报的一次对话中，他才直接谈到了“中国文艺复兴之父”这一话题。他说：“首先，新文化运动本身就是多义的，其时间和范围，使用者都有不同看法；而胡适所说的‘中国的文艺复兴’，同样是多义的。这样看来，要‘坐实’胡适的贡献，是不那么容易的。其次，‘之父’一类的说法是借用外国的表述方式(中国人很少愿意作他人的儿子)，意为创造者；作为一种比喻，也可以这么说(毕竟我们现在很多方面都有点外国化了)。不过既然是洋为中用，就要遵循洋规矩，美国的‘国父’可以是复数的，故说胡适是新文化运动之父，也许明白他不是唯一的新文化运动之父。”*《对话罗志田：文明之梦与知识人的软实力》，新京报网2015年4月11日，http://www.bjnew.com.cn/book/2015/4/11/359603.html。

罗志田提醒大家注意，“中国文艺复兴”本身的多义性，以及“之父”在中文和英文世界中的不同含义。就此而言，他关心的是如何理解这一称呼，仍没有谈到这一称呼的由来问题。

从目前的资料来看，在文章中正式探讨“中国文艺复兴之父”由来问题的，主要有两篇：一是余英时的《文艺复兴乎？启蒙运动乎？——一个史学家对五四运动的反思》；一是欧阳哲生的《中国的文艺复兴——胡适以中国文化为题材的英文作品解析》。

在胡适与“中国文艺复兴”话题的论述上，余英时无疑是非常关键的一位人物。有学者指出，正是在余英时那里，“胡适发生了微妙而重要的变形：他由一个‘启蒙’主义者演化为‘中国文艺复兴之父’”；同时指出，“《文艺复兴乎？启蒙运动乎？——一个史学家对五四运动的反思》着力重塑了一个‘中国文艺复兴之父’的胡适形象。”*江湄：《胡适研究与近30年来思想动态》，《哲学动态》2011年第7期。有必要补充的是，根据笔者的阅读，余英时其实并没有把“中国文艺复兴之父”作为胡适最完美的称呼，而只是为这一称呼的部分合理性予以了一定的辩护。

在余英时著名的《文艺复兴乎？启蒙运动乎？——一个史学家对五四运动的反思》一文中，有一段关于“中国文艺复兴之父”的论述：

在西方宣扬“中国的文艺复兴”的理念，胡適比任何人都更为重要。1926年11月，他前往英国巡回演说时，在不同的学术机构，诸如皇家国际关系学院(Hu，1926)、(都柏林)三一学院、牛津学院、利物浦大学、以及Woodbrooke Settlement，反复讲述“中国的文艺复兴”。有一张演讲海报，甚至还介绍他是“中国文艺复兴之父”(参见胡適，1990，册5：1926年11月9、18、23、25、28日)。1927年1月，他抵达纽约时，在纽约市发行的《国家》(Nation)杂志报道说：“胡適已回美国……他大胆提倡使用被鄙视的土语(vemacular tongue)，他为中国人所做的事，正如但丁(Dante)与佩脱拉克(Petrarch)为意大利所做的；有数以百万计的人精通复杂的古典语文(classic tongue)，而他则为这些人打开了读写能力的大门”(胡適，1990，第六册：1927年1月20日)。这当然也是尊他为“中国文艺复兴之父”的另一种方式。*余英时：《文艺复兴乎？启蒙运动乎？——一个史学家对五四运动的反思》，见《重寻胡适历程：胡适生平与思想再认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43页。

余英时在这段话中两次提到“中国文艺复兴之父”：1.胡适1926年11月前往英国巡回演说时，“有一张演讲海报，甚至还介绍他是‘中国文艺复兴之父’”。从注释来看，这则海报出自《胡适日记》中“1926年11月9、18、23、25、28日”中某一次演讲，这样就大体划定了“中国文艺复兴之父”出现的范围，不过没有明确指出具体是哪次演讲。2.1927年1月胡适抵达纽约时，《国家》(Nation)杂志对胡适的介绍，“这当然也是尊他为‘中国文艺复兴之父’的另一种方式”。这里想表达美国知识界对这一称呼的接受，可能没有找到具体的文字依据，只好列举了与此相关的语言方式。

余英时先生关于“中国文艺复兴之父”的论述大体是正确的，都有据可考，绝非信口开河。作为最早论及这一问题的先辈，他首次重提,并高度重视这些论述，功不可没，却也留下了一些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1.其说法不够确切，到底是哪次演讲呢？2.其证据不够具体，美国知识界到底有没有使用过“中国文艺复兴之父”这一语词呢？3.是否可以怀疑和追问，当真是这些演讲海报最早使用这一称呼吗？

另一篇文章是欧阳哲生的《中国的文艺复兴——胡适以中国文化为题材的英文作品解析》，他一直对胡适的英文作品怀有浓厚的兴趣，曾负责编选了以《中国的文艺复兴》*胡适著、欧阳哲生等编：《中国的文艺复兴》，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1年。为名的胡适英文演讲集，喜欢从英文作品的角度去解读胡适。

在此文中，欧阳哲生也提到了胡适1926年11月在英国的系列英文演讲，并具体指出了胡适被称为“中国文艺复兴之父”的那张海报：

英方为胡适11月18日演讲“第一次中国文艺复兴”(The First Chinese Renaissance)做广告时使用了“中国文艺复兴之父”(The Father of the Chinese Renaissance)来推介胡适。从此以后，在中文世界里被推为“文学革命”第一人的胡适，摇身一变在英文世界里成了“中国文艺复兴之父”，这样一种称谓自然更符合西方文化的习惯。*欧阳哲生：《中国的文艺复兴——胡适以中国文化为题材的英文作品解析》，《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4期。可能有一点需要说明，这里使用的“英方”可能弄错了，具体应是“爱尔兰”，可参见文章后面第四部分所列出的“胡适1926年欧洲之行的英文演讲一览表”。

欧阳哲生明确地指出，是1926年11月18日的演讲海报使用了“中国文艺复兴之父”的称呼。又说：“从此以后，胡适……摇身一变在英文世界里成了‘中国文艺复兴之父’”，很容易让人理解为这正是这一称呼的由来。此说法与余英时所划定的大致范围也非常吻合，这等于说有双重保障证明，这张海报就是“中国文艺复兴之父”首次出现的来源。

这种说法自有其道理，不过还是有些问题。因为余英时、欧阳哲生显然有着一个共同的认识前提，即这一称呼的产生与胡适1926年欧洲之行的系列英文演讲有关。如果仅仅从英文演讲海报的角度来讲，上述所提及的海报自然是首次使用了这一称呼。可是，他们依据什么来判定，这一称呼的产生仅仅与这些系列英文演讲相关呢？如果不仅与这些演讲相关，还涉及其他因素的话，是否会被遗漏呢？

我们不妨暂时放下这一英文演讲的认识前提，单纯去面对“中国文艺复兴之父”称呼从何而来的疑问，也许会获得一种意料之外的答案。

二

作为中央庚款委员会的委员，胡适于1926年7月17日从中国出发前往欧洲，一直待到1926年底。胡适以“中国文艺复兴”为主题的那些赫赫有名的系列英文演讲，便主要发生于1926年在欧洲的这段时间。

然而，胡适欧洲之行的主要目的并不是这些“中国的文艺复兴”的系列演讲。事实上他主要的工作有如下几方面：1.中央庚款委员会的工作，这是胡适此次欧洲之行首要的官方工作。2.在大英博物馆和巴黎国家图书馆翻阅敦煌卷子，这恐怕是胡适最看重的、花力气最大的个人工作。*查阅这段时间的胡适日记，可以清晰地看到他把大量的时间都花在去大英博物馆和巴黎的国家图书馆查阅敦煌卷子上，胡适在11月17日的日记中写到：“英国庚款的事总算有点成绩。此外只是出来跑一趟，换了一点空气，得了一点刺激，于我有点好处。然而忙得要死，倦得不得了，身体上始终没有休息。巴黎伦敦两地的读书，可算是今年的大成绩。今天过生日，终日在B.M.(即大英博物馆——笔者注)里校读敦煌卷子，总算是一种最满意的庆祝仪式了”。(见《胡适全集·第30卷·日记(1923-1927)》，第449页)3.在欧洲各地进行英文演讲，也许这只能算是盛名之下难以推却的、身不由己的工作。*因为准备演讲稿而耽误看敦煌卷子的时间，胡适在10月21日记中还曾戏言：“这些讲演真讨厌！使我不能好好地做工。”(见《胡适全集·第30卷·日记(1923-1927)》，第391页)当然，对于每次英文讲演胡适都花大量时间认真地准备，他在10月27日的日记中写道：“终日作[讲]演稿，计这个讲演足足费了我四十个钟点的功夫。若不是自己有所长进，若单为了三百个Mark(马克)而来，殊不值得。三百Mark仅足行旅之费而已。”(见《胡适全集·第30卷·日记(1923-1927)》，第397页)所以，尽管胡适8月4日就抵达伦敦，但那些系列英文演讲主要集中在1926年的11月、12月，此前他一直把主要精力花在专心看敦煌卷子上。

那么，在胡适“中国文艺复兴”系列英文演讲之前，胡适是以什么样的身份被欧洲知识界所接受和认可的呢？如果认真翻阅《胡适全集·第30卷·日记(1923——1927)》*胡适：《胡适全集·第30卷·日记(1923——1927)》，曹伯言整理、季羡林主编，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以下简称《胡适日记》)，可能会发现一些相关信息。

在1926年8月18日的日记中，胡适收录了一则没有标明出处的新闻剪报，其标题为《“THE LIVING TONGUE”——WHY CLASSIC CHINESE WAS ABANDONED》(《活着的白话文——为什么文言文被抛弃》)，其中写道：“目前胡适博士在伦敦逗留。胡适博士是中国白话文运动的奠基者。……胡适博士对《邮政日报》记者说：‘……文言文像拉丁文一样是一种已经死去了的语言。’”*胡适：《胡适全集·第30卷·日记(1923——1927)》，曹伯言整理、季羡林主编，第233-234页。胡适在日记中一般都会把收录的英文材料自己翻译为中文，附录在后，除了个别例外情况，下文大都属于这种情况，不再一一注明。

根据《胡适日记》的收录，这是最早一则有关胡适的英语新闻，称其为“中国白话文运动的奠基者”，还没有使用“中国文艺复兴之父”的语词。但可以清晰看出，当时欧洲知识界对于中国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的新文化运动非常熟悉。

在1926年10月8日的日记中，胡适又收录了一则英语新闻，不过他只是在日记中抄录了这则新闻的标题与作者：“《AWAKENED CHINA THE NEW NATIONAL SPIRIT》From a Corregpondent”，编者特地为此英文标题加了注释，写道：

这原是一则英文剪报的标题。文中配有胡适的照片。胡适旁注：TheDailyNews[《每日新闻》]。题为《觉醒的中国——新国民精神》。主要内容是：胡适博士说：“目前，民族主义是中国的真正‘红色’，而不是苏俄共产主义。”胡适是当今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领袖，也是“中国文艺复兴之父”。……他是中央庚款委员会的委员，现已抵达伦敦，协助外交部商议此事。*胡适：《胡适全集·第30卷·日记(1923——1927)》，曹伯言整理、季羡林主编，第364页。

其实，这正是在《胡适日记》中首次出现把胡适称之为“中国文艺复兴之父”的记载。这则英语新闻表明，1926年10月8日，英国伦敦的TheDailyNews(《每日新闻》)首先使用了“中国文艺复兴之父”的称呼来介绍胡适。这一事实如果成立的话，迄今为止，国内很多关于胡适“中国文艺复兴之父”的说法可能是不确切的。因为在这个时候，胡适的任何一篇有关“中国文艺复兴”的系列英文演讲还远没有开始。也就是说，早在胡适进行“中国文艺复兴”系列英文演讲之前，欧洲(至少英国)的知识界已经开始使用“中国文艺复兴之父”的称呼来介绍胡适了。

也许，这一次的称呼可能只是一次无意的、偶然的行为。正是由于胡适后来一系列的“中国文艺复兴”演讲，才使得“中国文艺复兴之父”这一称呼越来越具有知名度和有效性，并最终被广为接受和流传。不然的话，即使这一称呼被《每日新闻》提了出来，它也有可能很快被淹没，寻不见踪影。也就是说，在使这一称呼最终定型的过程中，胡适的系列英文演讲起着非常重要，甚至主导性的作用。尽管如此，英国伦敦的The Daily News (《每日新闻》)于1926年10月8日首次创造性提出此称呼的这一事实，同样是非常重要，且绝对不应该被忽略和遗忘的。目前现有的证据表明，这正是“中国文艺复兴之父”说法由来的最早源头。

三

根据《胡适日记》的记载，1926年胡适赴欧洲后进行的第一次演讲是在1926年10月9日晚上。胡适在当日的日记中写道：“打成今晚演说的清稿……此为去国后第一次公开演说。”*胡适：《胡适全集·第30卷·日记(1923-1927)》，曹伯言整理、季羡林主编，第365页。

从时间上看，这一天距离The Daily News (《每日新闻》)使用“中国文艺复兴之父”称呼的日子(10月8日)，仅仅相隔了一天。然而，这次演讲的意义或许只是“去国后的第一次公开演说”，而并不涉及“中国文艺复兴”话题。《胡适日记》中记到：

七点到Hotel Civil [公民旅馆]赴中国学生会年宴，到者有二百多人。此间学生程度颇平均，故颇有整齐气象。此次年宴，面子很好。

我演说了约二十分钟。此为我去国后第一次作公开演说。*胡适：《胡适全集·第30卷·日记(1923-1927)》，曹伯言整理、季羡林主编，第365页。

也就是说，这次只是海外中国学生会的一次聚会演说，考虑到“中国学生会年宴”这种特殊的场合，加上只有“二十分钟”的短暂时间，这都使得进行某种严肃或重大话题的演说几乎成为不可能的事。

根据《胡适日记》的记载，1926年10月13日，胡适开始动手写后天的讲演“The New Literary Movement in China”(中国新文学运动)，10月14日继续预备讲演，10月15日写完了讲演：

下午去讲演(China Society[华人社])，天大雨，然听者很多，其中多知名人士，如Sir Charles Addis[查理·阿迪斯爵士]，Lawrence Bingon[劳伦斯·宾戈]，Arthur Waley[阿瑟·韦力]等。*胡适：《胡适全集·第30卷·日记(1923-1927)》，曹伯言整理、季羡林主编，第377页。

从“天下雨，然听者很多”的记述来看，欧洲听众对于这次演讲具有浓厚的兴趣。胡适还在日记中把部分“知名人士”的名字加以罗列，足见此次听众有很多社会名流，胡适对此也颇为重视。事实上，这正是胡适此行中第一次真正面对欧洲听众的正式英文演讲。

但是如果我们足够敏感，就会发现这次讲演的主题“The New Literary Movement in China”(中国新文学运动)很不寻常，它正是被胡适称之为“中国文艺复兴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让人感到奇怪和意外的是，胡适并没有把这次演讲的题目直接定为“中国文艺复兴”，他为什么不这么做呢？要知道，他早在三年前就已经写过以《中国文艺复兴》为题的英文文章，*根据《胡适日记》(1923年4月3日)的记载：“用英语作一文，述‘中国的文艺复兴时代’(The Chinese Renaissance)，此题甚不易作，因断代不易也。友人和兰国Ph. de Vargas[瓦加斯]先生曾作长文Some Elements in the Chinese Renaissance，[《中国文艺复兴的诸种成分》]，载去年四月-六月之The New China Review [《新中国评论》]。此文虽得我的帮助，实不甚佳。”(参见胡适：《胡适全集·第30卷·日记(1923-1927)》，曹伯言整理、季羡林主编，第5页。)这篇文章后来发表在北京的《中国教育国家促进会会报》(Chinese 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Education, Bulletion)上。为什么如今他如此小心地避免在演讲题目中出现“中国文艺复兴”这样的语词呢？其中原因耐人琢磨。

然而无论如何，事实证明，胡适最终赢得了他想要的结果。这些欧洲听众心平气和地、热情地聆听了他有关“中国新文学运动”的演讲，并接受了他称之为“中国文艺复兴运动”的说法。于是，我们看到，几次演讲之后，胡适逐渐地把自己的演讲题目调整为“中国的文艺复兴”。

这里根据《胡适日记》的记载，对胡适欧洲之行的系列英语演讲予以了一个简单汇总，此表可以为上述的猜测和分析提供一些佐证，也可以借此机会更正一下学界对此的相关说法。

胡适1926年欧洲之行的英文演讲一览表

151926.11.26晚八点英国VictoriaUniversityofManchester[曼彻斯特的维多利亚大学]ChinaatthePartingoftheWays[处在十字路口的中国]161926.11.28英国Woodbrooke[武德布鲁克]TheChineseRenaissance[中国之文艺复兴]171926.11.29英国BirminghanUniversity[伯明翰大学]ChinaandWesternCivilization[中国文明和西方文明]181926.12.1英国LondonSchoolofEco-nomic[伦敦经济学校]Students’University[学生会]中国的学生运动191926.12.2英国BidfordCollege[伯德福德学院](女校)TheSecondRenaissance[第二次文艺复兴]201926.12.6下午五点半英国UniversityCollege[大学学院]ChinaatthePartingoftheWays[处在十字路口的中国]211926.12.6晚饭后英国ChathamHouseDiningClub[查塔姆饭店]演说中国时局

(此表中的英文和中文翻译均为《胡适日记》中的原文。)

根据此表的统计显示，胡适在此次欧洲之行中，至少进行了二十一次的英文演讲。其中的三次没有明确注明题目，不好下判断。其余的十八次则可以粗略地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有关中国过去和现在的发展情况，以及中西方的文明和相互关系等问题，主要包括：Has China Remained Stationary for the Last 100 Years?(过去一百年来中国总是停滞不前吗？)(2次)、China & Western Civilization (中国文明和西方文明)(2次)、China & the West Powers(中国和西方列强)(1次)、China at the Parting of the Ways(处在十字路口的中国)(2次)、中国的学生运动(1次)、演说中国时局(1次)，大约共有九次。

另一类主要是有关“中国文艺复兴”话题的相关论述。除却一次题目为“中国小说”以外，其余八次演讲的题目大致如下：The New Literary Movement in China (中国新文学运动)(2次)、The Chinese Renaissance(中国之文艺复兴)(4次)、The First Chinese Renaissance(中国之首次文艺复兴)(1次)、The Second Renaissance(第二次文艺复兴)(1次)。可以看出，这里的演讲题目至少有两个细微的转变，一是从“中国新文学运动”转变为“中国文艺复兴”，这一点前面刚刚提过；二是从“中国之文艺复兴”深化为“中国之首次文艺复兴”与“第二次文艺复兴”，这表明随着时间的推进，胡适对这一问题的思考愈来愈细密、愈来愈深入了。

另外，根据此表所统计的演讲次数，有必要在此更正一些有关胡适此次欧洲之行英文演讲的说法。胡颂平先生在《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中记载：“十一月回英国，到各大学讲演，约有十处，由British and Irish University China Committee 布置。”*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二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第658-659页。耿云志先生在《胡适年谱：1891——1962》中这样记述：“1926年11月起，在英国一些大学作了十次学术讲演，讲题有：《过去一千年来中国停滞不进步吗？》《中国与传教士》《中英文化关系的增进》等。”*耿云志：《胡适年谱：1891-1962》(修订本)，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2年，第127页。(此书曾于1989年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曹伯言、季维龙在《胡适年谱》中也有记载：“胡适这次在英国的讲演约有十处。”*曹伯言、季维龙：《胡适年谱》，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326页。

上述列举的三种有关《胡适年谱》的资料都认为，胡适此次欧洲之行的英文演讲大约有“十次”。但显然，这种说法不够确切。从上述《胡适1926年欧洲之行的英文演讲一览表》的统计来看，胡适此行的系列英文讲演至少有二十一次之多。然而奇怪的是，为什么三种说法都异口同声地称大约“十次”呢？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可能有彼此相互参照的因素，不过更大的可能性或许在于，他们主要是依据这些英文演讲的题目、而不是具体的演讲而作出的判断。也就是说，他们极有可能把相同题目的多次演讲，都只按照一次来计算。可以数数上面粗略分类之后的演讲题目，其数量恰恰也大约是十次，正好与他们所说的次数基本吻合。这样大致可以解释，为什么三种《胡适年谱》都会一致出现有关演讲次数“十次”说法的可能原因。不过，考虑到胡适演讲的时候，即使是相同的题目，往往也会根据上次演讲所发现的问题做进一步思考，从而在下次演讲的时候予以一定地补充和修正。若依此来看，仅仅因为演讲题目的相同，便把多次演讲都笼统地算作一次的这种做法，恐怕也未必完全合理，仍有商榷的余地。所以，有必要在此更正有关胡适此次英文演讲次数的实际情况。

四

根据《胡适日记》的记载，胡适1926年11月18日在爱尔兰的Dublin University(都柏林大学)做演讲，题目为The First Chinese Renaissance(中国之首次文艺复兴)。在当天的日记后面，胡适附录了关于此次演讲的英文剪报，其部分内容如下：

11月18日(星期四)下午四点将在三一学院的董事会议厅举行演讲会，演讲者为北京大学教授胡适博士。题目为《中国之首次文艺复兴》。公开演讲，免费入场。胡适博士被誉为“中国文艺复兴之父”。在他能熟练运用文言文之后，转而在散文和韵文方面提倡白话文，主张白话文代替文言文成为书面语言，从而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席卷全国的白话文运动。*胡适：《胡适全集·第30卷·日记(1923-1927)》，曹伯言整理、季羡林主编，第414页。

这是在《胡适日记》中所能见到的有关“中国文艺复兴”系列演讲的第一张正式的宣传海报，其中第一次使用了“中国文艺复兴之父”的称呼，时间是1926年11月18日。这正是余英时、欧阳哲生此前所提供给学界的答案，也是国内学界都普遍接受和认可的时间。如果单从“演讲宣传海报”的角度来讲，这里的确是第一次使用了“中国文艺复兴之父”的称呼。不过，距离英国伦敦的The Daily News (《每日新闻》)首先使用“中国文艺复兴之父”的称呼的日子——1926年10月8日，要晚了将近四十天。

根据上面的图表可知，这并不是胡适第一次使用“中国文艺复兴”为演讲题目，第一次以此为题的演讲在1926年11月9日，即九天之前。可以由此推测，正是在上次演讲中胡适使用了“中国文艺复兴”为题，这次演讲题目又仍与此相关，这正好唤醒或启发都柏林大学制作海报的人员使用“中国文艺复兴之父”的称呼来介绍胡适。他们读过1926年10月8日英国伦敦的The Daily News(《每日新闻》)上关于胡适的消息吗？具体情况，我们不得而知。不过，无论他们是有心沿用The Daily News(《每日新闻》)上面的称呼，还是创造性地发现、无意中恰恰与《每日新闻》巧合，应当说这次演讲海报——再配合胡适本人以此为题的系列演讲——都使得“中国文艺复兴之父”的称呼显得合情合理、名副其实，从而更加有力地促进了这一称呼的广泛流行和传播。

虽然胡适在欧洲进行了大大小小二十一次英文演讲，我们在《胡适日记》中却没有再看到另外一张使用“中国文艺复兴之父”称呼的海报。到底有多少张演讲海报使用过这一称呼，现在暂时无法得知。除非将来有机会亲自去一趟胡适所有演讲过的地方，并且还能幸运地找到当时那些演讲海报，才有机会知道。就目前《胡适日记》的记载和附录来看，在胡适1926年欧洲的系列英文演讲中，爱尔兰Dublin University(都柏林大学)11月18日的这次海报时不仅是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使用“中国文艺复兴之父”称呼的宣传海报。

胡适于1926年12月31日离开了欧洲，前往美国纽约。1927年4月12日离开美国，取道日本，5月17日回国。在美国期间，胡适主要是在哥伦比亚大学进行哲学讲座，并正式领取了自己的博士学位。这段时间的美国日记残缺不全，只有从1月11日到2月5日的记述。在1月11日的日记中，他提到“赴 China Inst.[中国研究]餐会。有演说，我说The American Conquest of China [美国征服中国]”。*胡适：《胡适全集·第30卷·日记(1923-1927)》，曹伯言整理、季羡林主编，第463页。此外，没有任何有关英文演讲的记载。

令人意外的是，在胡适1927年6月8日(此时他归国已大半个月)的日记中，又发现了一则有关胡适演讲的英文剪报，没有注明报名和日期。初步估计，*根据胡适在1927年6月8日所收录的英文剪报内容来看，其中不仅谈到了美国之行，而且还谈到了日本的人力车情况，并提到胡适有意在上海安家，借助这些信息，基本可以初步判定，这则英文剪报中的英文演讲并非胡适在美国所作，而是离开美国，在日本逗留之后，返回上海所作。根据曹伯言、季维龙编著的《胡适年谱》记载：“六月初在上海‘美国大学俱乐部’作演说。(《胡适之先生最近回国后的言论》，载1927年6月26日《生活》第二卷第三十四期)”不过，在胡颂平与耿云志有关胡适年谱的著作中，6月份的记载里都没有涉及这次演讲。(可分别参见曹伯言、季维龙：《胡适年谱》，第331页。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二册)，第680-681页。耿云志：《胡适年谱：1891-1962》(修订本)，第131页。)另外，胡适在1927年6月9日的日记中收录了一段英文剪报，并写道：“此文为China Courier[《公论西报》]的社评，论我前天的演说。”从日期上看，这里提到的演说应该就是6月8日剪报中提到的英文演说。那么，这篇英语演讲的新闻会不会极有可能也是发表在China Courier[《公论西报》]上面呢？有待进一步查证。可能是胡适在上海某俱乐部为美国大学协会成员和来宾进行的英文演讲。偏偏恰好就是这则英文剪报，其中使用了“中国文艺复兴之父”的称呼，其标题及部分内容为：

面对广大听众胡适演讲“漫游海外的感想”

昨天，胡适博士在……*特别说明，此处的省略号在《胡适日记》一书中原为三个空白小方框。的协会俱乐部为美国大学协会成员和来宾作了一次演讲。胡适在他的演讲中说，“妙笔和口舌都改变不了生活，但是机械却可以。”胡适以“中国文艺复兴之父”而闻名。*胡适：《胡适全集·第30卷·日记(1923-1927)》，曹伯言整理、季羡林主编，第497页。

粗略看去，这篇英文剪报中使用了“中国文艺复兴之父”的称呼，但是仔细一看，这并不是源于胡适本人的演讲内容，而是出自英语新闻报道的作者之口。由于暂时无法确定这则英文报道作者的具体身份，所以无法把这则新闻作为美国知识界对于“中国文艺复兴之父”这一说法接受情况的依据。更何况，这本来是在中国上海进行的演讲，即便此文作者是美国人，也未必能代表美国当地知识界的接受情况。

幸运的是，还有另外一则有关美国知识界对这一称呼接受情况的英文剪报。不过那是大约三年之后的事，当时胡适由于写作《人权与约法》等文章在上海受到国民党当局的大肆批判和攻击，期间他收到了美国朋友寄来的《纽约时报》评论，其中出现了当年“中国文艺复兴之父”的称呼。

根据《胡适日记》1929年10月10日的记载：

克银汉君寄New York Times(Aug.31,1929)[《纽约时报》(1929年8月31日)]。*胡适：《胡适全集·第31卷·日记(1928-1930)》，曹伯言整理、季羡林主编，第513页。

钳制中国说真话的人

在知识界，在他的政治团体当中，胡适是一位核心人物，已经成为现代中国最英明的、最有建设性的领袖之一。这就是他为什么会受到国民党的公开指责并要求严惩的原因。其意义非同寻常。作为一个卓越的、勇敢的、诚实的哲学家，他在思想和演讲方面，和政治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作为中国“文艺复兴”之父，他正致力于中国思想和教育的现代化过程。*胡适：《胡适全集·第31卷·日记(1928-1930)》，曹伯言整理、季羡林主编，第515-516页。

《纽约时报》提起胡适“中国文艺复兴之父”的口气非常自然，由此可以判断，这一称呼的接受和使用在美国知识界已经有些日子了。胡适收藏此则英文剪报的用意很明确，意在保留他在遭受国民党当局众多人士批判时的各种舆论文章。也就是说，与上面提到的欧洲之行“中国的文艺复兴”系列英文演讲，没有任何直接的关系。可是，就是在这样一则几乎毫不相关的英文剪报中，竟然出现“中国文艺复兴之父”这一称呼的使用，这只能清晰地说明一种情况，即美国知识界对于这一称呼已经广为接受和认可。

前面提到，余英时先生也曾经试图证明美国知识界对于“中国文艺复兴之父”的接受情况。他列举了1927年1月胡适抵达纽约时，《国家》(Nation)杂志对胡适的介绍，但因为在其中找不到明确的“中国文艺复兴之父”的语词，只好分析其语言方式，说“这当然也是尊他为‘中国文艺复兴之父’的另一种方式”。现在有了这则1929年10月10日的英文剪报做证据，便可以充分地证明“中国文艺复兴之父”说法在美国的直接出现，更有力地证明美国知识界对这一称呼的接受情况。这则材料也许可以算作是对余英时上述论据的一个小小的补充。

五

不难设想，在胡适1926-1927年的欧洲和美国之行中，关于他的英语新闻和演讲海报肯定不少，其中使用过“中国文艺复兴之父”称呼的恐怕也绝非只有上述提到的几处。我们在《胡适日记》中看到的这几张英文剪报，也许并非偶然，因为胡适并没有把其他英文演讲的宣传海报或新闻都收藏在日记里。它们又恰恰含有“中国文艺复兴之父”这一关键词，如此说来，简直像是胡适从所有海报和新闻中精心挑选出来的标本，是留给后辈的珍贵线索。

1933年7月，胡适应美国芝加哥大学哈斯克讲座(Haskell Lecture)的邀请赴该校讲学，总题目为《中国的文化趋势》(Cultural Trends in China)。然而，1934年芝加哥大学出版此书时，书名却更改为《中国的文艺复兴》(The Chinese Renaissance)。据说，改变书名的主意来自于胡适自己的建议。*参见[美]海曼·库布林：《胡适〈中国的文艺复兴〉再版序言》，姜异新译，《鲁迅研究月刊》2012年第2期。姜异新在“译者附记”中写道：“9月30日，胡适将修改后的演讲稿留给芝加哥大学的海顿(A. Eustace Hydon)教授，以备出版，并建议使用《中国的文艺复兴》(The Chinese Renaissance)作为书名。”这固然表明“中国文艺复兴”是胡适内心的强烈愿望，也许还与三十年代日军侵华以及国内传统文化的复兴等复杂形势有关，但是否也可以猜测，这其中或许多多少少包含着下面的成分，即事隔七年之后，胡适对自己当年被称为“中国文艺复兴之父”说法的一种默默回应与支持呢？

胡适晚年在《胡适口述自传》*胡适口述：《胡适口述自传》，唐德刚译注，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71-176页。中毫不掩饰地多次声称自己喜欢“中国文艺复兴”这一名词，喜欢“The Chinese Renaissance”(中国文艺复兴运动)这一题目。尽管他在书中对于“中国文艺复兴之父”的称呼只字未提，但由此依然可以想见这一称呼在他心目中的独特地位与分量。

无论胡适当年是有心留下的，还是无意为之，在《胡适日记》中可以梳理出有关“中国文艺复兴之父”的清晰线索，都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因为它不仅涉及到胡适本人的称呼或荣誉，同时也间接流露出西方知识界对于中国新文化运动以及中国文化的认识和理解情况，值得引起学界的关注。本文围绕着胡适“中国文艺复兴之父”这一称呼的由来，胡适当年欧洲之行英文演讲的具体情况，以及美国知识界有关这一称呼的接受等问题展开了一些探讨，希望有助于这一话题的继续探讨。

于阿丽(1980-)，女，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2014级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8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