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琳

略论李光词的崇苏与学苏

张 琳

自晚清王鹏运编《南宋四名臣词集》始，李光即与李纲、赵鼎、胡铨四人并称为“南宋四名臣”，在南宋政治史和文学史中都占有重要地位。李光词历来被归为苏轼豪放一脉，二者不仅人生境遇极其相似，在词的境界和风格上也有着一定的联系。李光词中的崇苏和学苏现象是十分值得注意和探讨的。

李光；崇苏；学苏；以诗为词

李光作为南宋初期主战派的重要人物，与李纲、赵鼎、胡铨并称为“南宋四名臣”，在南宋政治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诗文历来为人所称道。但学界对李光的词作关注不多，往往将“南宋四名臣”作为群体进行词学研究。李光词的艺术成就以及在南宋词史中的独特地位虽然得到了承认，但其词作仍有深入发掘和研究的空间，李光词对苏轼的推崇追慕和学习接受就是其中不可忽视的问题。

李光，字泰发，一字泰定*施宿：《(嘉泰)会稽志》卷15，清嘉庆十三年刻本。，号转物老人*王象之：《舆地纪胜》卷125，清道光二十九年岑氏刻本。，谥号“庄简”，今浙江上虞人。《宋史·艺文志》载其集有前后三十卷，惜久佚。清四库馆臣据《永乐大典》辑有《庄简集》十八卷，清王鹏运《南宋四名臣词集》录有《李庄简词》一卷，刊入《四印斋所刻词》。唐圭璋先生主编的《全宋词》又有增补，据《全宋词》所载其今共存词十四首。李光词作不多，内容上也似乎与苏轼并无直接联系，但在他的诗作中，却能明显地看出其对苏轼的推崇。他在《载酒堂》一诗中即写道：“东坡文章喧宇宙，粲如日星垂不朽。六一老人犹避路，作者纷纷皆束手。俊逸精神追李杜，华妙雄豪配韩柳”，对苏轼的评价不可谓不高。南宋初期，天下皆以王安石变法为北宋灭国的根源所在，加之在党争的推动下，高宗做出了“最爱元祐”的选择，苏学由此大盛，于诗词文章一途学苏者更不胜数。在这种时代风气和背景下，李光自然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苏轼的影响。而李光诗中，于诗题和内容中直接提到苏轼的有七首，多是重游苏轼当年在海南时的故地后所作，尤以双泉、载酒堂两地为多。双泉在琼州，苏轼绍圣间曾筑“泂酌亭”于此。绍兴十五年李光至琼州，作《琼州双泉记》一文，并迁居于此，作《双泉诗》《泂酌亭诗》诸作。绍兴二十年至儋州，寻访苏轼当年游历过的黎氏园、载酒堂等地，作《绍圣中，苏公内翰谪居儋耳。尝与军使张中游黎氏园，爱其水木之胜，劝坐客醵钱作堂，黎氏名子云，因用扬雄故事名其堂曰“载酒”。予始至儋，与琼士魏安石杖策访之，退作二诗》：“何年老扬雄，寄此十亩园。年深草木荒，杖策谁叩门。缅怀东坡老，陈迹记旧痕。空余载酒堂，往事孰与论。黄柑与丹荔，不受瘴雾昏。邦人时馈奠，一笑空罍尊。”其对苏轼的追思和对昔人已逝的慨叹都跃然纸上。得苏轼《载酒堂》诗真本后作《东坡载酒堂二诗盖用渊明“始春怀古田舍”韵，遂不见于后集，予至儋始得真本，因追和其韵(其一)》，诗中写道：“荒园草木深，樵牧不敢践。虽无南国爱，正以东坡免。……胜游傥可继，杖策敢辞远。燕谈有佳侣，永日可忘返。酒酣任歌呼，此兴吾不浅。”既点明了对苏轼的追慕，又表现出重游东坡故地的极高兴味，这种兴味的背后不难体会出其对苏轼的推崇和敬佩。而李光的这种故地重访之举，不仅是对前辈文人的仰慕追思，更有着深层次的情感意味，这与二人相似的贬谪经历是密切相关的。

李光为徽宗崇宁五年进士，入仕之初即表现出不畏权贵、挺挺自若的凛然风骨。出知平江府常熟县时，依法严惩朱勔父朱冲之家奴。钦宗时，擢为右司谏，后迁侍御史，上书弹劾蔡京、王黼、蔡攸、朱勔等人之罪，被谪监汀州酒税。建炎三年出知宣州，并将田租岁输均收归州郡，因此“十一月金人夺马家渡南牧，郡县皆不能支，光独力修守备，金人不敢入境。”*施宿：《(嘉泰)会稽志》卷15，清嘉庆十三年刻本。建炎四年率领民众囤积粮食、修缮城池，在巨盗戚方攻城之时身先士卒地组织民众抵抗，最终得以保全宣州，其军事眼光和战略部署能力非常人所及，故而得到高宗的重用。绍兴元年知婺州，旋即改为吏部侍郎，次年擢为吏部尚书。绍兴五年除礼部尚书，绍兴六年权兼刑部尚书，绍兴八年擢吏部尚书，除参知政事。因反对秦桧主导的“绍兴和议”，为秦桧所嫉恨，于绍兴十一年开始长达十八年的岭南生涯，先后被贬藤州、琼州。绍兴十七年长子李孟博病逝于琼州。绍兴二十年李光以私撰国史事被诬，次子孟坚牵连入狱，李光被移置昌华军，孟坚亦除名峡州编管。其后几子皆被治罪，家产籍没。秦桧对其忌惮颇深，曾书李光、赵鼎和胡铨三人之名于“一德格天”阁中，必欲杀之而后快。绍兴二十五年秦桧死后，李光始移郴州安置，二十八年始复左朝奉大夫，任便居住。次年而卒，年八十二。李光一生忠心为国却因卷入党争而被排挤迫害，漂洋过海在蛮瘴之地辛苦度日，晚年更牵连家人、承受丧子之痛，这种人生际遇与苏轼是十分相似的。

苏轼与李光被贬海南之时虽相隔四十余年，但苏轼独特的人格魅力，投荒万里仍能苦中作乐的旷达心态，都为李光树立了一种人生态度上的精神范式，这也是李光对苏轼效仿追慕的深层次原因。他在《双泉诗》中写道：“苏公经行地，亭宇稍葺整。方池湛寒碧，曾照东坡影。新诗与妙画，千载未为永。不闻宗庙器，傍欲间瓦皿。吾徒且加餐，今古屈伸顷。何如弃寸绳，要出千尺井。蓬莱隔弱水，未易凌倒景。时能访幽独，论文具醪茗。”可见李光在推崇苏轼文章千古的同时，也表达出了他因重游东坡贬谪故地而产生的人生思考。他在《载酒堂》一诗的结尾处写道：“杖藜乘興訪遺像，遐想英風竚立久。曾吹葱葉送迎翁，當日兒童今白首。莫嗟寂寂路荒蕪，亦有幽人時載酒。”苏轼虽已故去多年，但仍有“幽人”时常来访旧地，重效东坡载酒之乐，与友人欢饮其中，而这一“幽人”自然指的是李光。载酒堂虽然已经荒芜破败，但李光的重访不仅为其增添了新的生气，更是对东坡之立身处世之道和生命意识哲学的继承，使得苏轼的精神思想有所呼应而不至寂寞。同样是将赴贬谪之途，赵鼎“悲忧出涕”，而李光则“青鞋布袜行矣,岂能作儿女态耶!”*陆游：《跋李庄简公家书》，曾枣庄、刘琳：《全宋文》第222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他在与胡铨的书信中写道：“此身已在生死之外，但付之一笑耳！”*李光：《与胡邦衡书(七)》，曾枣庄、刘琳：《全宋文》第154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本文所引李光与胡铨通信之材料均源自此书，不再特殊注明。其豪放旷达、乐观洒脱的性格可见一斑。在谪往琼州的路途中，李光作《渡海三首》，先是感慨“琼山万里乘风便，始觉惊涛异坦途”，进而明悟“出处从今莫问天，南来跨海岂徒然”，对自己九死一生的贬谪之行泰然处之，最终反而涌出了“更来沧海看鲸波”的豪迈之语，丝毫不见怨怼扭捏之态，这与苏轼“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六月二十日夜渡海》)的壮语实有异曲同工之趣。宋代海南还是未开化之地，环境艰苦，苏轼曾总结为“此间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苏轼：《与程秀才(一)》，曾枣庄，刘琳：《全宋文》第88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李光《食无肉》《居无屋》二诗即据此而作。在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困顿与折磨中，李光却能苦中作乐，淡然处之，以“齑盐有馀味，何必常食肉”化解无肉之苦。之后逐渐适应海南的环境，认为“吉阳羊米特胜，诸郡鱼蟹亦不论钱，有此数物品，人生更复何求。况君子无入而不自得，想琴书自娱，不知身在万里外也”*李光：《与胡邦衡书(一二)》，曾枣庄、刘琳：《全宋文》第154册。。不但不以为苦，反以为乐，从中似可见东坡当年“不辞长作岭南人”的风貌。李光身处海南这种蛮荒恶地，仍能安贫乐素，以旷达的心态面对仕途上的失意、精神上的钳制、物质上的匮乏甚至于骨肉分离、家破人亡的痛苦，除去其自身天性中的豪放之气外，苏轼的人生态度和处世哲学为其提供了求得精神解脱的范式和道路，而这种影响自然也就渗透到了李光之词的创作中。

在李光的词作中，有一个现象是十分值得注意的，在其十四首词作中，词牌之下或短或长皆有题序，《水调歌头(独步长桥上)》和《渔家傲(海外无寒花早发)》两首词下的小序更是长达数百字，完整地叙述了其词创作的缘由和本事。词体兴起之初，仅有词牌而无题序，黄升《唐宋诸贤绝妙词选》卷一中说：“唐词多缘题,所赋《临江仙》则言仙事,《女冠子》则述道情，《河渎神》则咏祠庙,大概不失其本义。尔后渐变,去题远矣。”自五代至宋，士大夫之词逐渐兴起，词成为文人抒写自身情感和经历的文体之一，与最初仅为娱宾遣兴所作之词已有所不同，这使得词作的内容和词牌并不能完全相符，词题词序的出现就显得十分必要了。苏轼并非最先在词中使用题序之人，却是词之题序发展过程中的“里程碑”式人物。在苏轼的三百五十余首词作中，使用题序之词即占半数以上，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内容丰富，题序本身的容量也较张先、柳永等人更大，一些题序本身更是文辞优美，具有较高的可读性。苏轼对题序的广泛使用，使得词的叙事功能大大增强，词与文人的个人行藏也联系得更为紧密，词中所表现的情感由泛指逐渐走向具体，词境自然也就随之得到了扩展，获得了更为广阔的现实空间。苏轼对题序的这种创造性的运用，与苏轼“以诗为词”的词体观念是分不开的，或者可以说是这种观念在形式上的外化。苏轼之后，词题词序的应用日益广泛，黄庭坚、李之仪等苏门中人都有较多的运用，南宋两大词中名手辛弃疾、姜夔更是将其发扬光大。由此可见，李光词中皆用题序，不仅在形式上学习苏轼作词之法，更是对苏轼的词体观念和创作理念的继承。

由李光词中的题序可以看到，词已经走进了李光的真实生活，其以词抒写个人行藏和生命体验的创作态度可见一斑。从词牌来看，李光词多用水调歌头、渔家傲、念奴娇等声调高亢的词牌，其中尤以水调歌头为多，这与他英伟刚毅的性格气质是密切相关的。作为主战名臣，李光因反对秦桧求和之举而遭贬谪排挤甚至迫害，但他对国事的担忧却从未停止，并不因仕途失意而由此心灰意冷以至闭口不谈政事，始终不失雄豪之气。《水调歌头(兵气暗吴楚)》的词序为：“过桐江，经严濑,慨然有感。予方力丐宫祠,有终焉之志,因和致道水调歌头,呈子我、行简”。此词为绍兴九年李光因忤秦桧而辞去参知政事之后，路过严子陵钓鱼台时所作。表面上看，李光是在向往“傍有湖光千顷刻，时泛扁舟一叶，啸傲水云乡。寄语骑鲸客，何事返南荒”的隐逸生活。但仔细玩味不难发现，李光的忧国之心才是隐含的主题。他由“兵气暗吴楚，江汉久凄凉”的眼前之景，转而想到“南顾豺狼吞噬，北望中原板荡”的严酷现实。词境雄浑苍凉，正是东坡“大江东去”的余韵回响。又《汉宫春·琼台元夕次太守韵》一词，上片写空中之月的皎洁通透：“危阁临流,渺沧波万顷,涌出冰轮。星河澹澹,天衢回绝纤尘。琼楼玉馆,遍人间,水月精神。□□□□,清江瘴海,乘流处处分身。”从高处着眼，境界阔大，视角由天上到人间，气象已不同寻常。下片写人间之欢宴：“邦侯盛集佳宾。有香风缥缈，和气氤氲。华灯耀添绮席，笑语烘春。”用笔有富贵气象又不流于雕琢。然而在一派歌舞繁华之中，词人却是“素娥”“偏顾”的“幽人”，在热闹之中独自“空怅望，通明观阙，遥瞻一朵红云”。月圆而人难圆，他人欢愉而自身却饱受思乡之苦，这种乐景哀情的强烈对比，天上人间的紧密绾和，将全词的情感推向了高潮。用笔大开大合，一气呵成，并无哀怨造作之语又不伤于直露，在词境和笔力上都深得东坡之精髓。

李光性格中原本即有乐观通达的一面，贬谪海南之后，又以苏轼为效仿对象，对苏轼处世哲学和人生态度的继承使得李光词作也具有同东坡词类似的潇洒旷放之气。苏轼晚年热衷于追和陶渊明之诗，以渊明自比自况，李光词中也有《水调歌头(元亮赋归去)》一词。其词序中说：“丞相李公伯纪寄示水调一阙，咏叹李太白，词采秀发。然予于李太白窃有恨焉，因以陶渊明为答，盖有激云而。”李光对陶渊明的认可和赞同，源自陶渊明“富贵比浮云”的高洁品性以及“肯羡当年轩冕，时引壶觞独酌，一笑落冠巾”清高恬淡的生活态度。李光与苏轼一样，都将陶渊明作为苦闷困顿的贬谪生活中的精神偶像，“遗编讽咏，敛衽千载友斯人”。《减字木兰花·客赠梅花一枝，香色奇绝，为赋此词》一词，首句即直接点破梅花孤高洁净之品格，即使在蛮瘴之地也不受侵染，虽“一枝孤静”，却也“脉脉还如背立时”。仔细玩味不难发现，其词虽咏梅花，实乃以梅自况，正与前一首词中对陶渊明的追慕相照应。历来词中咏梅者众多，但李光这首小令却并未从正面对梅花进行描写，仅在题序中以“香色奇绝”概括其气质，反而呈现出一种清绝冷瘦的氛围，将梅与人合而为一，给人以东坡《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之感。《水调歌头·罢政东归，十八日晚抵西兴》一词，李光更直接地表达出了其辞官归乡之后的闲隐心态。上片已点明今后“收拾桑榆景，蓑笠换金章”的生活状态，下片更感慨“回头万事何有，一枕梦黄梁”，“十载人间忧患，赢得萧萧华发，清镜照星霜”。在这种人世无常、际遇悲凉的苦闷之中，也只有“醉倒休扶我”，才能够达到“身世永相忘”的解脱。这种景情交融，今夕交错的叙事手法，对仕途挫折的叹惋，对宦海沉浮的厌倦，以及对自由解脱的向往，与苏轼《临江仙(夜饮东坡醒复醉)》一词何其相似。

苏轼贬谪岭海之时，为排遣贬谪的郁塞之感，除以和陶自娱外，与僧道之人均有交游。苏轼本就极具禅学底蕴，在惠州之时更热衷养生之术，并写了《龙虎铅汞论》《辨道歌》等文章，而李光晚年也同样浸淫佛道之中。李光在海南的贬谪生活，比苏轼更加艰苦，不只是物质上的贫乏，其一言一行更被严格监视和限制，自称“老懒加之畏祸，又善累人，皆不敢作书，近又缘虚惊，取平生朋友书问悉付丙丁，已而又怅然，如邦衡往来书亦不免为煨烬矣。”*李光：《与胡邦衡书(二一)》，曾枣庄、刘琳：《全宋文》第154册。在这种情况下，他以禅学陶冶心灵，以道家修养身体，以求达到自在解脱之境。他曾在与胡铨的通信中说自己脾疼异常，梦中得三道士所赠《养生说》一书并告知松中藏丹四粒之事*李光：《与胡邦衡书(一一)》，曾枣庄、刘琳：《全宋文》第154册。。在《水调歌头(独步长桥上)》的词序中自述“予自长年，粗闻养生之术。放逐以来，又得司马子微叙王屋山清虚洞所刻《坐忘论》一编，因得专意宴坐，心息相依。虽不敢仰希乔松之寿，度未即死，庶有会合之期。”“坐忘”一词语出《庄子·大宗师》，意为摆脱形体和能智的束缚，达到超越自我、回归生命的虚静状态。而《坐忘论》一书为唐代司马承祯所作，是道教历史上的重要著作，对道教由外丹到内丹的修炼过程起到了关键性作用。李光也在与胡铨的通信中自述“清心宴坐，绝欲望缘。庄老吾师也，其余经史，且可拨置。仆今年七十有八，平生万事足，所欠惟一死耳。”*李光：《与胡邦衡书(二二)》，曾枣庄、刘琳：《全宋文》第154册。“丹砂甚妙，为更求数粒。古人云‘内丹既就，外丹自来’。”*李光：《与胡邦衡书(一五)》，曾枣庄、刘琳：《全宋文》第154册。足见其对道家思想和道教修炼之法浸淫颇深。这首《水调歌头》乃是绍兴二十年李光移迁昌化时的中秋所作，上片写“风定潮平如练，云散月明如昼”的眼前之景。下片触景生情，慨叹身世，回想“少年场，金兰契”，而今却“尽白头”，自己则“相望万里，悲我已是十年流”。忽而笔锋一转，以道教修身之法来解脱这种人生的悲苦，“晚遇玉霄仙子，授我王屋奇书，归路指蓬邱。不用乘风御，八极可神游。”全词用笔直抒胸臆，虽慨叹而无怨愤，虽豪旷而不伧俗，而结句飘然有登仙之意，境界格调皆似东坡中秋之作。其《水调歌头·清明俯近，感叹偶成，寄子贱舍人》一词则以禅语入词，通过“行尽荒烟蛮瘴，深入维那境界，参透祖师禅”的行径，最终达到“潇洒任吾年”的超越境界，足见佛禅思想对其影响不在道家之下。

纵观李光之词，在词体观上秉承苏轼“以诗为词”的理念，以词书写个人生活和真实情感，将家国之忧、贬谪之叹、悠然之乐都融入词中，从高处着眼，词境自然阔大而非婉约闺情之作可比。在这种词体观的驱动下，他将苏轼的处世哲学进行了内化，与其身世际遇、乐观天性以及晚年对佛道的浸淫相结合，形成了类似苏轼的潇洒旷放的词风。兼之笔力雄健，大开大合，用字用语精到而不雕琢，摆脱了绮罗脂粉之气，实乃苏轼“向上一路”的后继之人。李光对苏轼的接受和学习，其本质是生命意识层次上的认同和词体观上的继承，而非单纯的亦步亦趋的模仿，学苏而并未僵化。是以不能简单地将李光词打上豪放派的标签，其词作中如《南歌子(南圃秋香过)》等婉转深致之作，体现了李光的另一种艺术风致和创作特征，同样也是不容忽视的。

张琳(1992—)，女，吉林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长春 130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