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清涛

反家暴法的威力在于，法律将话语权转移给了弱者。选择原谅还是选择起诉离婚，牢牢掌握在弱者手里。这体现了法律对于弱者的格外保护

3月19日晚，成都火车北站候车室外，超大尺寸的液晶显示屏上，滚动播放着一则关于“人身保护令”的动画。画面中，一个女子在被丈夫殴打后一边哭泣一边走出家门。随后，镜头切换至法院的办公室。

画面下方有字幕：

“女性如果遭遇丈夫家暴，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公安机关和法院就可以责令丈夫远离她，不能骚扰她和家属，甚至丈夫也不能在家里住。”

这是3月1日刚生效的《反家暴法》的宣传片。据四川省妇联提供的数据，去年全省各级妇联共接到1845件家暴案件的投诉，女性仍然是家庭暴力的主要受害者，占比94.2%。

当前，家庭暴力呈现出哪些特点？受害人维权的难点在哪里？《反家暴法》的出台，能在哪些方面进一步保护受害者的权益？

“三低家庭”是家暴高发区

位于成都市成华区五桂桥汽车站附近的成都市妇女维权救助中心（隶属于成都市救助管理站），是四川省第一个反家暴“安全岛”。中心为受救助妇女提供临时生活救助、心理抚慰和法律援助等。

记者看到，这里有专门为家暴受害者提供帮助的房间，被统一命名为“彩虹之屋”。在“彩虹之屋”里，洗发水、衣服、甚至女性用品一应俱全，和救助站其他房间相比，显得更加温馨有爱。然而，据负责人罗莉介绍，该中心自从2005年成立以来，统共仅有30余人人住，入住率并不高。

“受传统观念影响，受家暴的妇女基本不是自主前来救助，而是由于突发情况造成生活没有着落后才会来到保护中心。”成都市救助站救助管理科副科长张俊介绍，这些妇女进入中心时大多情绪低落、忧郁，部分妇女身体上有明显伤痕。

“突发情况造成生活没有着落”，即表明受害者的收入很低，这恰好印证了四川省妇联方面的调查结论。省妇联权益部部长周光圳告诉记者，家暴集中出现在“三低”家庭：施暴者和受害者的经济收入较低，大多夫妻双方或一方无正当职业也无固定收入；文化程度较低，多数是初中以下文化程度；年龄较低，大多集中在40岁以下。

此外，成都市博视心理咨询中心主任、国家一级心理咨询师刘洁从多年来的家暴咨询经验中发现，家暴在城市和农村、在文化水平高的家庭和文化水平低的家庭，都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比如，农村的家暴，往往有公婆和其他亲属的参与，甚至还可能跟婆媳关系等纠缠在一起。而在城市，因为子女一般都是跟父母分开住的，因此无论怎么打闹，往往都是两口子的事情，甚至有的都已经离婚了，公婆也不知情。

处理方式上也有不同。在很多农村家庭，一发生家庭纠纷，女性多选择回娘家，这样一来，很多亲戚朋友会参与调节；而在城市，很多人在遇到家暴后不好意思声张，报案率只有农村的10%。

施暴方多存在心理问题

不过，上面的归纳只是一个比较笼统的说法，实际上，生活中往往有很多“反例”。

周光圳告诉记者：“家暴的发生，与施害者的经济和文化水平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一些经济条件好，或文化程度高的男人，同样会对老婆拳打脚踢。”

与此相印证，刘洁给记者讲了一个真实的案例。

2014年10月，有一对50多岁的夫妇一同来到刘洁的咨询中心。男人是一个皮鞋厂的老板，身家千万，坐骑是加长林肯。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男人，却经常拿棍棒把老婆打得遍体鳞伤。

他老婆告诉刘洁，平时在家里，男人看谁都不顺眼；尤其是，不能容忍别人“乱花钱”。看见老婆或孩子买水果，他就会骂：“你们啥都不能干，整天就知道个吃吃吃，只会花钱！”经他这么一骂，家里的水果，直到放烂，也没有人敢吃。

他们来到咨询室的时候，是下午三点，却还没吃午饭。刘洁问，你们为啥没吃饭就来了。男人的回答竟然是：“老婆不给买。”“你咋不自己买？”“好贵哦”。

刘洁告诉记者，这个男人小时候家里特别穷，缺吃少穿。他是自小就“穷怕了”，以至于后来在经济条件改善后，自己的消费观念却没有跟着转变过来，老是担心自己会一夜变穷。“有钱舍不得花，跟有钱过度花一样，都是一种病态心理。”刘洁分析。

老婆实在忍受不了男人的这些习性，多次提出离婚，但男人无论如何也不同意。并且，老婆只要一提离婚，就会挨打。老婆也曾去法院起诉离婚，但起诉了6次都被法院驳回。男人还在法庭上声称：“我依然爱她，所以不能离婚。”

法律渠道走不通，老婆还曾数次“卷款逃跑”。面对心理咨询师，这个男人很委屈地说：“她要不跟我离婚，我就不打她。再说我又不会把她打死，她逃什么？”

刘洁还讲了另一个发生在高知家庭的家暴例子。两口子都是知识分子，丈夫是一家大公司的总经理助理，妻子是金融机构销售经理。妻子的收入比丈夫高，这让丈夫的自尊心受到伤害，妻子在外面的应酬比较多，丈夫就更加郁闷，常常猜忌妻子是不是出轨了，于是就各种冷暴力加上拳打脚踢。最终，在丈夫的拳脚之下，妻子出轨了。

刘洁分析认为，这个案例中，丈夫对妻子施暴是由于自卑心作怪，他的自尊是一种病态的自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