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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居民养老方式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关系

2016-10-25彭丽华

中国老年学杂志 2016年16期
关键词:养老院总分主观

彭丽华

(廊坊师范学院心理系,河北 廊坊 065000)



城镇居民养老方式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关系

彭丽华

(廊坊师范学院心理系,河北廊坊065000)

目的了解城镇老年人养老方式与主观幸福感的状况及其关系。方法采用纽芬兰纪念大学主观幸福感量表、领悟社会支持量表和自编老年人基本情况调查表对358名老年人进行问卷调查。结果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和社会支持处于中等水平。社区日间养老方式使老年人获得更高的主观幸福感和更多的社会支持。③社会支持在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和养老方式间起部分中介作用。结论影响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因素是多方面的,社区日间养老方式是值得推广的方式,能够使老年人觉得更幸福。

养老方式;主观幸福感

主观幸福感关系到老年人生活质量和健康水平,而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1〕。社会支持、亲子关系、自尊和生命意义感等心理因素及婚姻状况、宗教信仰、经济来源和健康状况等人口学因素均不同程度影响其主观幸福感〔2~6〕。本研究探讨养老方式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关系。

1 对象与方法

1.1对象采取方便取样的方法,在北京、兰州、廊坊、天津、扬州、淄博等地发放问卷400份,回收有效问卷358份(89.5%)。由经过专门培训的人员在各地广场发放问卷,老年人自主作答并当场回收。男193人,年龄61~82岁,女165人,年龄62~77岁,平均66.2岁。按照养老方式将老年人分成三组,分别是居家养老组202人,男100人,女102人,年龄61~82岁,养老院全托组67人,男31人,女36人,年龄73~82岁,合社区日间养老组89人,男54人,女35人,年龄61~73岁。

1.2研究工具①纽芬兰纪念大学主观幸福感量表(MUNSH)分正性情感、负性情感、正性体验、负性体验四个因子,共24个条目组成。正性情感增加一个人幸福度,负性情感降低一个人的幸福度,总的幸福度是两者之间平衡的结果。采用0~2三级计分,总分=正性因子-负性因子+24分,范围为0~48分。分数越高主观幸福感就越高。②领悟社会支持量表由家庭支持、朋友支持和其他支持三个维度构成,共12个题目,为李克特7点量表。1表示极不同意,7表示极为同意。三个维度分数相加为领悟社会支持总分,总分越高表示社会支持程度也越高。③自编老年人基本情况调查表,包括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养老金水平、养老方式、子女陪伴时间、健康状况、服药情况、紧急支持等。

1.3施测程序调查采用匿名方式进行,主试在经过被试者同意后发放问卷由被试者自主完成测试。被试者自己按照指导语填写,完成后由主试者检查是否存在遗漏,当场回收。

1.4统计学分析采用SPSS17.0软件进行t检验、方差分析和相关分析,采用Amos7.0做结构方程。

2 结 果

2.1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和社会支持的总体状况城镇老年人主观幸福感总分(36.54±12.75)分,正性情感均分(5.58±3.92)分,负性情感均分(6.43±3.55)分,正性体验均分(8.23±4.56)分,负性体验(7.34±4.24)分。表明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处于中等水平,并未出现幸福感大幅降低的情况。从整体上看,老年人社会支持总分(51.35±10.87)分,家庭支持(18.90±4.34)分,朋友支持(17.21±4.33)分,其他支持(15.66±5.96)分。

2.2人口学因素在老年人主观幸福感上的差异

2.2.1不同养老方式在主观幸福感上的差异不同养老方式的老年人总分、正性情感和负性体验三个方面在99%的置信区间存在显著差异,在负性情感维度95%的置信区间存在显著差异。LSD事后检验显示在总分上养老院全托的老年人低于居家养老和社区日间养老,同时养老院全托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低于社区日间养老。在正性情感方面,事后检验显示养老院全托低于居家养老、社区日间养老,但居家养老与社区日间养老两种方式差异不显著。在负性情感方面,居家养老组主观幸福感得分低于养老院全托组、社区日间养老组低于养老院全托组居家养老组。在负性体验方面,社区日间养老组低于居家养老组低于养老院全托组,即养老院全托的老年人负性体验最多,而社区日间养老的老年人负性体验最低。见表1。

表1 不同养老方式的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状况±s)

2.2.2老年人主观幸福感总分在人口学变量的特点男性老年人主观幸福感总分要显著高于女性(P<0.01)。不同年龄老年人在主观幸福感总分差异显著(P<0.01),进一步事后检验发现分数最高的是71~74岁组老年人,以下依次是75岁以上组、65岁以下组合66~70岁组,且存在显著差异。在养老金多少方面,<1 000元组老年人主观幸福感总分最低,事后检验显示显著低于1 000~2 000元组和>2 000元组,但后两组间不存在显著差异。子女陪伴时间方面,每月7~15 d组老年人主观幸福感总分最高,事后检验显示显著高于每月1~6 d、16 d以上组,但后两组差异不显著。见表2。

表2 人口学变量的老年人主观幸福感总分上的差异分析±s)

2.3社会支持在养老方式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关系的中介作用

2.3.1养老方式、老年人主观幸福感与社会支持的相关分析养老方式与社会支持中的家庭支持、朋友支持和其他支持均呈现显著正相关(P<0.01)。随着养老方式的变化社会支持会增加,幸福感水平也会增加。主观幸福感与社会支持各维度得分呈正相关(P<0.01),见表3。

表3 养老方式、老年人主观幸福感与社会支持的相关性(r值)

1)P<0.01

2.3.2养老方式、老年人主观幸福感与社会支持的关系模型根据养老方式与主观幸福感和社会支持各变量间的相关关系,以彼此间的相关系数为基础,采用结构方程模型验证社会支持在提高老年人幸福感的中介作用模型,见图1。参数估计结果显示,模型的各类拟合度指标均较为理想(χ2=1.85,df=0.2,P=0.44),规范拟合指数(NFI)=0.974,比较拟合指数(CFI)=0.965,迈似误差均方根(RMSEA)=0.000,拟合优度指数(GFI)=0.997。这说明养老方式不仅直接影响老年人主观幸福感,而且养老方式还可以通过影响老年人社会支持从而间接影响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社会支持在养老方式影响主观幸福感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养老方式影响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通径系数为0.389 4(0.66×0.59=0.389 4),说明社区日间养老的老年人可以通过提高社会支持提高自身的主观幸福感。

图1 社会支持在养老方式提高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中介作用路径

3 讨 论

本文表明,总体上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处于中等状态,这与谢朝辉等〔7〕研究结果相似。没有因为年龄大或者退休等使主观幸福感出现较大的起伏。这主要是因为中国传统习俗中家庭观念的根深蒂固。在大多数中国家庭中,老年人是比较受尊重的,而且在家庭事务的参与上老年人也有较为重要的发言权。本文表明,老年人总体社会支持处于中间状态,这与吴捷等〔8〕的研究结果相似。在中国社会中家庭是人最终的归宿,老年人通过子女、配偶和其他亲属获得心理上的支持。与此同时当子女工作时,老年人常常以个人爱好而聚集在一起,通过同辈群体来获得归属感和社会支持。但是老年人最基本的心理需要还是来源于家庭,因此,从家庭中获取的社会支持相较于其他方面要多。

社区日间养老方式的老年人主观幸福感总分最高,可能是因为采取社区日间养老的人既能够获得家庭的温暖,又可以获得同辈的认同。白天在活动中心娱乐、休闲,晚上回家休息,对于老年人来说真正做到了“老有所乐”。主观幸福感最低的是养老院全托的老年人,这与王代娣等〔9〕的研究相互印证,他们认为养老院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相对较好,受经济收入、疼痛、文化程度、参与闲暇活动的意愿等多个因素的影响。 可能是因为中国传统的家庭观念使人认为子女是养老的第一责任人,如果子女将老年人送到养老院,会使老年人心理上产生抗拒,从而导致主观幸福感的降低。而居家养老或者与子女生活在一起,或者子女定期来看望,因此,主观幸福感处于中等位置。

本文说明在社区日间养老方式中老年人能够获得更多的快乐。社区日间养老的活动场所往往是老年人聚集的地方,他们在一起娱乐并相互陪伴着度过时间,获得了精神上的满足,主观幸福感自然会比较高。养老院全托养老方式的老年人虽然可以获得其他老年人的陪伴但大部分时间无法与家人相互陪伴,因此,主观幸福感也没有社区日间养老高。居家养老人群由于年龄较大已经没有了帮子女带孩子的压力,但家庭仍然会给老年人带来压力,如隔代教育问题、生活习惯问题或财产分配问题等。与之相对应的负性情感和负性体验也存在相似的趋势。本研究经济收入方面的结果与牛桂芳等〔10〕研究结果一致。可能是因为在分类时设置的不恰当所造成的,后两组的级差太小,如果划分类型时有2 000~5 000元组,5 000~8 000元组等,差异会比较明显。

根据中介检验模型可以看出,养老方式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直接影响的同时,有部分是通过社会支持来实现的,它们都对主观幸福感都具有正向的预测作用,其中间接效应要大于养老方式对主观幸福感的直接影响效应。这与宋佳萌等〔11〕的研究结果相似。可能是因为养老方式的差异主要在于环境和周围人员的差异。养老院全托和社区日间养老的老年人除了家人的关心外可以获得同辈群体的认同,而居家养老的老年人在子女工作时间也无法获得家人的时刻照料,更多的是走出家门和其他老年人一起打牌、下棋或锻炼,因此,三者除了形式上的差异外,获得心理满足的来源是一致的。因此,养老方式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较弱,更多的是通过在不同的养老方式中老年人所获得的社会支持来影响主观幸福感。社会支持在养老方式与主观幸福感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1冯雅楠,王玉环,侯蔚蔚.养老机构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及影响因素调查分析〔J〕.中国老年学杂志,2013;33(2):371-4.

2孙梦霞,李国平,李建湖,等.养老院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的路径分析〔J〕.中国老年学杂志,2011;31(8):3140-2.

3王武林.中国老年人的宗教信仰与主观幸福感〔J〕.中国老年学杂志,2012;32(12):2569-72.

4王大华,佟雁,周丽清,等.亲子支持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机制〔J〕.心理学报,2004;36(1):78-82.

5崔静,史宝欣.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研究进展〔J〕.护理研究,2011;10(25):2643-5.

6孟莉.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研究综述〔J〕.科教导刊,2011;9(26):136-7.

7谢朝辉,郭惠平.北京市西城区社区老人社会支持随访研究〔J〕.中国预防医学杂志,2013;4(14):251-5.

8吴捷,张阔.人格、社会支持与老年人需要的关系〔J〕.心理发展与教育,2011;4(27):382-7.

9王代娣,王志稳,李颖堃,等.养老院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及相关因素分析〔J〕.中华护理杂志,2013;6(48):536-8.

10牛桂芳,孙建萍,宋丹,等.养老机构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及影响因素分析〔J〕.全科护理,2013;30(11):2860-1.

11宋佳萌,范会勇.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关系的元分析〔J〕.心理科学进展,2013;8(21):1357-70.

〔2015-04-16修回〕

(编辑杜娟)

彭丽华(1976-),女,硕士,副教授,主要从事心理健康研究。

R161.7

A

1005-9202(2016)16-4071-03;doi:10.3969/j.issn.1005-9202.2016.16.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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