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林梅琴

“书虫”赶走书虫

本刊记者 林梅琴

古来没有此种人

国学图书馆位于清凉山南麓龙蟠里，1934年时藏书量3万余部48万余卷，仅次于国立北平图书馆。

1934年，因为华中大学校长的言而无信，蔡尚思愤而辞职。他到了南京，住进当时号称“江南之冠”的国学图书馆，当起了“啃书汉”。

国学图书馆位于清凉山南麓龙蟠里，当时藏书量3万余部48万余卷，仅次于国立北平图书馆，还有珍贵的“海内孤本”和传世名画。而这个图书馆最大的特色，还在于时任馆长柳诒徵订下的“允许读者住馆读书”的制度。

对于这个制度，曾任上海图书馆馆长的顾廷龙评价说：“其对工作人员要求甚严，对读者服务之甚勤。远方好学之士，可以长期下榻，兼备饮膳，取费与馆友相同，欺诚我国图书馆事业中之创举。”

蔡尚思初进图书馆时，有一位馆员问：“先生此来有何计划？”他答：“打算把贵馆的历代文集（诗、赋、词、曲等不在内）通读一遍，选出思想史料等。”这个“海口”，让馆员很是吃惊，他笑道：“古来没有此种人。”

“我是很不服气的！我自誓至少不基本达到目的，决不走出此馆的大门。我生怕不能做到，被他讥笑！同时也得到明代与民国几个学者的启发，就决定以一天等于别人的三天，每天平均必须用十七八个小时来翻图书。”蔡尚思后来回忆道。

柳诒徵是陈寅恪的老师，爱书如命，自上任后，仅用了六七年时间，就将馆内图书加以整理，编出了《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图书总目》，计三十巨册，是当时我国唯一的藏书目录。蔡尚思住馆读书时，便是利用这份书目，逐部查看。他说：“这是我做学问的‘命根子’。”

蔡尚思住读后，便买下了五大册的集部目录，按着先后顺序，一一翻看，还在目录上对每一部需要的书作简注索引，遇到《图书总目》有错误的，他就代为更正。

1986年，南京图书馆工作人员包中协采访蔡尚思后写道：“五册《图书总目》叠在一起，足有半尺厚，里边夹满了大小各色纸条，字里行间，书眉等处写满了蝇头小字，哪卷书有哪些资料，写得清清楚楚，甚至写上某一条资料在几卷几页，以后需用时，一索即得，书目又兼有索引的功能。”其治学态度可见一斑。

当时蔡尚思虽已是大学教授，为了读书，却甘心住在简陋的阁楼里，吃咸菜稀饭，硬生生摘抄了几百万字的资料。然而这样的生活，却让他感到很满足，“上课堂有时不如上图书馆，在文科大学（外文例外）虚坐四年毕业，不如去大图书馆勤读一年书。”

“顾颉刚先生后来在南京相见，竟然对我啧啧称羡，说我是‘得业’不是‘失业’，是‘大幸’不是‘不幸’。我当时听后心里不是滋味，心想你是史学界的遐迩皆知的大红人，我是失业才来这里读书的。现在想来，确是这样。那几年勤奋读书，为以后的研究工作奠定了厚实的基础。当了名人，开会、会客，忙个不停，哪还有这种机会。”蔡尚思晚年回忆说。

“我的全部学问，来自南京国学图书馆。”蔡尚思说，“我从前只知道大学研究所是最高研究机构，经过这段读书生活后，才觉得进研究所不如进大图书馆，故我称之为‘太上研究院’。”

“柳诒徵先生可算是我生平最好的老师。他给我充分利用图书馆的丰富藏书。”

——蔡尚思

把书虫都赶走了

当时，柳诒徵特别关照阅览室的一位工作人员：“蔡先生不是一般的读者，蔡先生借书是无限的，只要他需要，无论几部、几十部你都要给他拿，看完再搬回去，你一定要耐烦。”

“我常在晚上九时以后到十一时以前到图书馆大厅去见柳馆长。他一点架子也没有，从学术掌故到社会历史，乃至算命迷信等等，上天下地无所不谈。”对蔡尚思来说，柳诒徵就是他的老师，“我觉得他关于清代学术掌故方面的知识，最足以为我补课，多是我闻所未闻的宝贵故事，比我在研究所求学时期所得重要得多。”

“柳诒徵先生可算是我生平最好的老师。他给我充分利用图书馆的丰富藏书。”蔡尚思回忆说，“当时我就住在图书馆，每天读十七八小时，除吃饭睡觉外，总是手不释卷。主要是读集部的文章，诗、词、赋、曲、小说和专为死者说好话的墓志铭不看。像我这样住进图书馆读文集，柳先生说我是第一人。”

蔡尚思在国立图书馆住读了一年多，后回到上海教书，又几次利用寒暑假到南京继续读书，终于实现了自己的诺言，把历代的文集看完。当时柳诒徵送他走时，特地写了“开拓万古心胸，推到一时豪杰”的横幅作为临别赠言，并高兴地说：“真要谢谢蔡先生！”

蔡尚思心里纳罕，是柳诒徵让他住到图书馆里面，给他各种方便条件，让他读书，怎么反而这样说？他便问道：“柳先生，我应该谢谢您才是，你为何说谢谢我呢？”

柳诒徵大笑着回答：“你把那些书虫都赶走了！我做馆长，从没有人把这么多的书看完。”

蔡尚思回忆说：“柳先生是最使我感动的长辈。我因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逃难住到复兴中路，柳先生当时住在海防路，二地相去很远。有一次他步履维艰地走来看我，他先说：‘您是最多读南京国学图书馆藏书的一个人，自您离馆以后，我经常想念您，所以特来拜访。’接着表示：‘我视图书馆重于自己的家，重视馆藏图书甚于自己的家产，爱护无微不至。抗战前夕，我把馆藏书籍搬运迁藏，但至今已损失了一部分。我对祖国文化未克尽全责。’说着不觉流泪。这非常感动我，我也泪珠欲滴了！”2011年5月20日，在蔡尚思逝世三周年之际，德化县尚思小学举办纪念活动，回顾其生平事迹，缅怀这位中国史学界泰斗。这所以蔡尚思名字命名的小学创办于2010年，立足瓷都优势，提出“以陶传艺，以陶育人”的特色办学思路，先后被评为全国特色学校、第二届中国当代特色学校。

2005年，南京图书馆拍摄馆史资料片，采访了蔡尚思。百岁高龄的他，记忆大不如前，是按照工作人员准备的稿子念的。在念到“柳诒徵是我的恩师”这句时，他笑着说：“这句话是对的，他就是我的恩师，他的确是我的恩师。”

不死不休

“蔡先生常常给我们讲起他自己勤奋苦读的故事，以此勉励我们奋发读书。”蔡尚思的学生、曾任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 《军事历史研究》副主编的李妙根说。

在复旦大学，每每提起蔡尚思，大家总会说：“他爱读书。”

任教复旦大学期间，蔡尚思最常去的还是图书馆，经常在馆里一坐就是一整天。1990年，85岁的他撰写《周易思想要论》，因为复旦大学图书馆的参考资料不够全面，需到其他图书馆去查阅。他不想麻烦学校派车送他，每次都是挤公交车出门，早出晚归，坚持了好几个月。

曾任蔡尚思助手的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吴瑞武回忆说：“他借给我的书，每一本都写满心得、批注。有的还批两次、三次。出版社和作者会寄很多书给他，有时一天就有好几本。奇怪的是，这么多书，他竟然都看。”

1981年，蔡尚思不小心摔破了膝盖骨，当时医生嘱咐他一定要静养，他却利用这半年时间，通读了太平洋书店出版的近500万字、共80册的《船山遗书》，摘抄了一大堆资料，草拟了《王船山思想体系》。

别人问他，什么时候休息？他回答：“死后休。”

而蔡尚思爱读书的习惯，也在言传身教中影响了他的学生。安徽大学历史系教授汤奇学说：“我在复旦读蔡先生的研究生，他会开很多书目，两周向他汇报一次读书心得，迫使我们一定要在图书馆里勤奋地啃书。”

蔡尚思爱书，也舍得送书。1992年2月，他把自己的珍贵藏书装了9大箱，第三次向德化县图书馆捐赠，支持家乡的图书馆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