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维樱

新加坡，城市还是国家？问题的答案在于，如何让居者有其屋。

很多人和我一样，到新加坡第一件事，就想学会分辨哪栋楼是组屋。下午步行在康柏谷组屋区，骄阳被高大绿树遮蔽，那些写着“叻沙”“烧味”之类招牌下的巴刹里，老人悠然用勺子吃炒饭，幼儿园孩子们在草地上跟老师读诗，“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今年初我走访新加坡做了一篇美食报道，尽管那一行吃到许多华丽食物，组屋之下的巴刹却是我最喜欢的地方。喝一杯9毛钱的煎蕊，看着硕大的海鲜被做成平民的云吞和快炒，组屋是我可以感觉到的新加坡最直接的制度式甚至宪法一般的存在。当下住宅对于中国社会来说意味复杂，越来越明显的阶级固化、身份认同、户籍制度和教育改革，无一不附加在住宅上，在一个超级大城市里，我们似乎被戴上了能被住宅魔咒时刻收紧的头箍。压力越来越大，孤独感与日俱增。好奇的我收到了一份来自新加坡国际基金会的邀请：“你想知道更多吗？”

居者有其屋

从地点、高度、建筑外立面、窗户大小、阳台欣欣向荣的热带绿植上，确实很难分辨。“不设围墙的是组屋。”住建部公务员给我个最简单的细节。我发现在新加坡步行确实不会遇到死路，也没有绝对的死角，总能看到几个围坐聊天的居民、一个通往大路的花园。在今天全世界高密度超级城市的行列里，在商业景观下重新定义这个几十年里一以贯之的公共住宅政策，依然像一个不可能却又现实的乌托邦。

作为亚洲最小的发达国家并且没有一厘农业土地，今年的世界城市峰会更集中讨论的，是每个城市自身条件下，与此对应的人的生活方式。年初为了寻访美食，我对于新加坡的巴刹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个号称全世界最“事儿”的政府，却让小贩们遍布全国，价廉物美之外，让大多数人住进塔型公共住宅，这不仅与美国式郊区梦相反，也是稻米文化养育稠密人口的城市典型。新加坡住建局告诉我，他们习惯了美国考察者提出关于民主和自由的批评。不过新加坡人号称是全世界最舍得花钱吃饭的国民。那么日渐增长的居住成本呢？法律规定月供不能超过家庭月收入的四分之一，更多的国民将比例控制得更低一点。

Lianne的家很有情调。厨房里小木柜上有33种欧式和清真的佐料，三室一厅一尘不染，两人座和单座沙发围合成一个小小的电视区，长长的窗户没有落地，围绕出阳台一片小区域是Linane的工作台和读书室。丈夫Ewen来自穆斯林家庭，他是不喝酒的DJ，拥有一项吉尼斯纪录和整整一屋子超过4000张黑胶唱片，这屋子不过十余平方米大小，却设计了各种明暗的唱片格。小朋友因为发烧没有去上学，但还是来跟我用中文打了招呼。同一楼住着她的发小Yoke。Lianne从衣橱里给我分享她的“宝贝”，穆斯林频繁的华丽节庆让这个华人媳妇拥有不少昂贵的礼服。她除了做幼儿园教师，还要去一些公共机构做兼职，社会工作可以换取很多日常费用的减免，新加坡普通主妇乐于参与。这是一个新加坡市民的典型家庭，房屋贷款一个月占他们收入的六分之一。90平方米的房子自从结婚他们住进来已经整整14年。

1965年5月，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在考察安居工程时与当地孩子们聊天

这样90平方米的“四房”（三室一厅），是新加坡目前最受欢迎的公共房屋，均价29.6万新元，约合人民币145万元。前往住建局的“摇号大厅”，巨型屏幕正在滚动播出房屋号码。大厅里人不多。“前两年申请人数减少到了最低值，这两年才略有上升。”住建局小心翼翼地调整着供需关系。除了1984年创纪录地达到十几万人申请，这几年基本都保持在3万以下，人口与住宅在可控的范围内实现匹配。90平方米是一个“新加坡式”的主流。四成国人的生活有赖于此，占人口最大比例。90平方米的申请条件也很有代表性：家庭人均月收入低于1万新元、高于4300新元的家庭就符合申请条件了，新加坡的人均月收入是4622元。Yoke家也是同样户型，家里收藏了不少当代艺术品，夫妻虽然还没有孩子，但他们一直赡养着Yoke的外婆，这样赡养被政策鼓励，得到四房以外还有政府的奖励津贴。

新加坡是典型的稻米文化滋养的亚洲国家，重儒家礼仪，也深受英国殖民风气的熏陶。甚至并不是从一个农业社会结构发展成城市的，而是从一片沼泽而来。本地的朋友告诉我，新加坡的社会结构、阶级分层，就掩盖在运转良好的公屋体系之下，“潮州人把持政商两届，毕竟我们只有这么点大面积、这么多人口。”曼哈顿针尖式的金融中心建筑集群，我还去了新加坡最大的海水淡化库，总统府隔壁的公益艺术家村、文化公园式的残疾人自立局，这些地方没有醒目的外观，甚至有些地方有了年头仍在继续维护，却有看不见的价值。

碳烤沙嗲串是新加坡组屋之下的巴刹美食，不过这样的露天烧烤现在越来越少了（摄于1963年）

“一看过去一大片平民的房子，这不是我们要的，就是要让这一切都看不出来。”为了这个效果，前任新加坡总规划师刘太格说自己花了很多心机。无分内外，道路循环，是为了“增加所有人的碰面机会”。这也是多年以来，新加坡严格按照人种比例分配住房的关键措施。74%比例的华族，马来族占13.3%，印度族占9.1%，除了宗教，住宅杜绝了民族聚居区。商品房强调私产属性，昂贵、豪华，而组屋的特点就是开放给所有人。组屋区的犯罪率最低，从1964年2月推出“居者有其屋”计划至今，82%的新加坡人居住在组屋里。

“中国很多南方朋友来了，反而最羡慕我们的就是巴刹美食。华人出国旅游定居，最思念的一定不是酒店的菜，而是自己家附近那个吃到大的小吃摊。”刘太格对我说。华人爱吃。亚洲的弹丸之地都是美食天堂。比如新加坡和香港，都是因为短时间会聚了大量外来移民，从而形成了高度集中的美食文化。“有小贩中心，因为以前我们满街是小贩。不能给它都赶走，一边要推，一边要拉。”他是李光耀“居者有其屋”计划的操盘手，一手打造了这样的一个城市之国。

廉价与公共之辩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乌托邦构想席卷欧美。从柯布西耶的马赛公寓到普鲁维的meudon预制住宅，都旨在以低成本改善普罗大众的居住条件。从法国、荷兰、意大利到日本，大部分曾经恢弘的集体住宅，现在都陷入了钢筋混凝土的陈腐衰败之中。今天这些曾经的乌托邦却以破败压抑被市民抛弃，政府缺乏长期维护，周边配套基础设施不足，居民的素质不高。2014年《世界报》将这归结于当初的混合各个阶层构想的失败，和移民比例失调。

新加坡的“居者有其屋”计划正是始于60年代。从廉价住宅到公共住宅，是60年代末刘太格提出来的修改方案。“廉价是合理的。”刘太格说，“那时候我们非常非常穷。一开始建设的能力有限，只能为最穷的人先建设。”

“买屋子最早我们是跟香港人学，华人都愿意把钱投在房子里。中国古话‘有恒产者有恒心，那么政府就来做开发商。”组屋从最初做一房式的小公寓，到后来越来越大。尽管房子只能做最廉价的，与欧美相比，刘太格说，新加坡的明智在于，房子是“为最穷的，但付得起房租的人”，而不是“最穷的，但付不起房租”的人建造。“这是英国殖民政府的熏陶。这个理念有合理性，而不是纯粹的理想主义。”公共住宅包含的是从最穷到中高收入的所有人群，贫民窟和种族村必须消失。不过李光耀只给了刘太格一句话，就是两三年之内，把所有还没拆迁的贫民区居民全部拆到公共住宅里。“没说先后，也没有任何具体的问题。”

“密度不是城市主动选择的，而恰恰因为没有选择。”世界上60%的人口居住在亚洲，土地却只占30%。刘太格是今年城市论坛的主持者之一。新加坡的“组屋”不同于我们经济适用房的样子。“邻里”也不只是一种人际关系。这些语词和对应的现实，让我好奇设计者刘太格的初衷。

“李光耀大我十四五岁，我们都吃过殖民地的苦。”刘太格一家在战乱中迁往南洋，“大人们生活在恐惧的情绪中，任何风吹草动都能带来强烈的不安。”他的父亲是南洋画派的代表人物刘抗，师从刘海粟，是新加坡美术界的领袖。“我父亲在日本占领新加坡的大屠杀中死里逃生活下来了。”50年代刘太格考取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建筑系。“母亲对我说那里可以半工半读，而新加坡没有像样的大学。”刘太格的母亲是满族人，出身官宦。6年后刘太格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获取本校12年颁发一次的金奖奖学金，并获得耶鲁大学全额奖学金。“争一口气”的想法跟随了他一生。

刘太格在耶鲁第一年依然要挤出大量时间去餐馆打工兼吃饭，此后他得到了耶鲁规划院的额外奖学金，和前往哈佛学习的机会，但刘太格还是选择带着全部家当、一周生活费，前往纽约，任职于贝聿铭工作室。“20多岁就可以向贝老师学习”，而不是处于打分体系之下，这是刘太格的自豪。和李光耀一样，刘太格属于从新加坡最贫穷时代生长起来的人。

新加坡政府让大多数人住进组屋（摄于1966年）

“我们东方人怎么一直尊重西方？虽然中国的文化艺术成就是世界水平了，但在城市方面，去了西方大城市，还是会诞生向往的感觉。”60年代刘太格接到了新加坡第一任建设部长张远横的邀请回国，担任总规划师。“欧美建筑师已经是一个非常成熟的行业了，我在美国不过是万中之一，比我能干的人很多，回新加坡却可以切实改善人的生活。”当时新加坡每四个人就有三个住在棚户区，“我能把所学用到这里，对新加坡起作用”。

他自己是一家几口人挤在小屋子里长大，从小骑自行车十几公里去上学。“当时的新加坡，是落后于仰光的，和很多英国殖民者深耕的有农业基础的国家更是无法相比。”新加坡没有农业，殖民时代里的新加坡人口稠密，卫生条件恶劣，移民不断增加，收入微薄。1936年殖民政府成立了改良信托局，存在23年只建造了3.2万个单位供人居住。60年代英国政府撤出新加坡。“160万人口，130万住在棚户区。”要拆除棚户区，兴建公屋，在新加坡政府，是“只有指令而没有步骤”，刘太格说。1960年的新加坡也是从廉价小公寓开始兴建，给最迫切的中下层居民居住，到了1968年，已经有大量三房式的组屋兴建，引起国民申请人数显著的增加。“我们是一个城市国家。60年代做规划的时候，已经懂得什么是好的规划理念。比如珊顿大道，原来是贫民窟，新加坡河北岸，破烂不堪，改成金融中心。玉廊原来担心有污染问题。而新加坡淡水靠马来供给，因此很早就扩大蓄水池。”

“传统中国城市，就相当方正。比如拿一张北京老地图，东西向的路特别多，南北向特别少，甚至有些路不通。因为北京很偏北，多拉几条东西向的路，朝阳的面就增加了。北京的房屋南北向，有冷风吹过来，就设计曲折的路，这是很科学的。新加坡也有顾虑，我们尽量多朝南北向，是为了避免阳光。”

在长达30多年时间里，刘太格成为“居者有其屋”的操盘手，被称为“规划之父”。新加坡人对刘太格的亲近感在于他实际操作解决了生存的基本。他并不居功，他说：“最好的园丁是李光耀。”李光耀带领的整个新加坡开国政府，将“价值感”而非价值放在首位。比如建国时就设想，“怎么减少炎热的感觉？通过房屋走向设计，绿地植被和水道循环，运作几十年下来，新加坡现在的气温降低了4～6摄氏度”。同行的一位翻译说，自己30年前购买政府组屋的时候，薪水几百块，屋子也只花了1万多新元。组屋的价格一直配合国民的购买力。大兴土木解决了国民对组屋需要的激增，在亚洲金融危机时，政府公共项目拉动了整个经济，但同时规定一个家庭只能拥有一套组屋，一旦购买私产组屋将被收回的。将新加坡的土地严格控制在政府规划管辖之下。“殖民政府留给我们大概30%的土地，大部分土地是政府回收和征用的。”70%的土地是新加坡国有。

尽管住建部是一个赤字单位，至今建设成本已经支出了244亿新元（1新元等于4.9元人民币），但被《经济学人》概括为“以企业方式治理国家”的政府当然不会制造一个无底洞。“住宅不仅仅是建房，还要盖商业、工厂、学校、巴士线路。效果是，工厂和商业赚钱，拿出部分补贴廉价房。更重要的是，城市得到了全面化的开发，不只住宅，还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举个例子，园丁，就是新加坡特有的职位。新加坡有世界知名的园丁组织。那些付不起房租、房贷的人就可以有工作。这是个很高明的想法。”

从价值到价值感

我看到一份住建局的特殊补贴，是针对那些赡养老人的家庭给出的优惠房屋补贴。多代同堂在新加坡被政策鼓励，已婚子女愿意和父母比邻而居，可以优先选房，每年组屋里有三分之一提供给这些新婚夫妇。不难看出政府鼓励人口增长和以家庭为治理单元的方向。现在全世界各个国家的家庭都在趋向小单元化的发展，但这个住房政策确实让新加坡的家庭“谱系”不断扩大。接近一半的已婚子女和父母住在同一组屋区域内。“一碗汤”的距离，使经济发达的新加坡，尽管也出现了少子化和晚婚趋势，但比起香港、东京甚至北京、上海还是显得从容许多。

城市化当然不是完美的。在“城市病”席卷全世界，很多人把目光投向乡野的时代，没有菜园子的新加坡人倒不焦躁。密度高、层数多，这样的规划和建筑对于新加坡城市的景观产生了重大影响。“宜居和交通在1985年已经做到了。”刘太格提到的新加坡创纪录的速度是，一小时建好八个组屋单位，当时是1984年。增长并不是一直持续的，有些年份人数极多，比如1984年，大量4房式推向市场，引起了国人第一次以小换大的热潮。虽然经济结构在调整，但人们的购房能力跟不上私人产业价格的上涨。80年代完成了组屋数量的兴建以后，住建局已经成了亚洲最大的开发商，并贷款给居民。住建局的开支是独立核算，净赤字由政府拨款补偿，自60年代累积至今达到244亿新元。

联合国秘书长特使韩升洙说，对于人到底应该生活在城市还是农村，一直以来观点都在变化。“1976年第一次联合国人居署的结论是，人应该生活在社会的基本层面，也就是在大自然里。结果这个判断不准确，到90年代又做出了修改，全世界一般人居住在城市里，却创造了80%的GDP。然而这个结论也不是万能的。人生首先是一个故事，不应该用成功与否来衡量。”

30多年过去了，城市面貌发生了最大改变的就是亚洲。新加坡有一些早期组屋区，就外观和硬件而言仅算得上经济适用，新陈代谢却一直人为进行。为了在外观上尽量柔和，新加坡建屋发展局一直在进行环境保养翻新和维护。80年代末新加坡人已经有了更大的居住需求，4房、5房式的住房大量供应。住建局开始增加新镇，增加游泳池、运动场、大小公园等设备。底层空间改建托儿所、老人俱乐部等等。陈旧的老组屋区被政府不断拆迁兴建新屋，从中调节均衡社会经济结构。老组屋区有优秀的学校、博物馆和运动场，美食街区也是吸引年轻人到来的法宝。各个地点的连接也不都是公路，新加坡修建了长达150公里的环岛步道，跑步骑车的人从身侧一闪而过。“不能把老人们都放在一个社区里头，会出现活力不够的问题。”

像Liane和Yoke这样相亲相爱的好朋友又成为邻居，在新加坡并不困难。这些住宅95%处于新兴城镇，完全按照国家规划蓝图来实现。“现在全球，尤其是亚洲城市，每个都有规划，规划这门学问其实还是在启蒙阶段，到底什么叫城市规划，里面的要素是什么，都不一定能够说清楚。比如，卫星城应该是多大、规定人数的限制、中央商务区比较理想的是多少。两条平行的快速路之间的距离是多少。这种技术问题，我觉得在目前情况下，这个不仅仅是国内，甚至某些先进国家都没有。”刘太格至今提起的很多导师，都曾经是美国、澳大利亚拥有规划、交通设计实践经验的大师，他们保持了一生的友谊，“都说规划师和交通设计师要打架，我的一位导师就是交通设计的专家”。在他对新加坡的早期规划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一个像榜鹅卫星城这样的地方，几个“邻里”中心，综合商业、娱乐、行政和服务中心的功能，是以从家步行5分钟为标准兴建的。其实高密度不一定是坏事，如果为了节省能源，高密度更能够支持公共产品，公交的能源消耗远远比私有汽车小得多，这是一件好事。新加坡一方面已经做到，比如高密度的环境下，把环境做得优美，这种经验是有参考的价值。而且，怎样利用高密度的特殊的优势，把城市做得功能更完善，环境更优质。“公共住宅解决以后，回到那些买不起房的最穷的人，在70年代以后的新加坡，针对组屋兴建的新镇里，服务业开始兴盛，工厂、学校、商业中心容纳了绝大多数人的基本需要。一个新镇有三分之一的人可以在本镇工作。90%的小学生在本镇就学。只有高级的商场、办公楼和文教中心，才处于市中心。”

海绵城市与第四空间

“‘地标我是很不喜欢，这两个字是无辜的，但西洋式的地标就有问题了。”他为新加坡设计的天际线景观庄重而现代，颇有贝聿铭的风格。“巴黎是一个伟大的城市，但是新加坡的起点不同。”以文化的影响来衡量一个城市的历史，只有短短50年建国史的新加坡，在艺术、文化和遗产上没有特长。“中国早已经以文化、艺术、历史获得全世界的尊重，只需要在硬件上继续努力，而新加坡则不同。”

全球化给城市带来的深刻影响对于亚洲尤其突出。伴随快速城市化，城市经济指数级生长，城市规模快速扩容，也重塑了复杂社会里的经济网络。亚洲城市拔地而起的摩天大楼、快速增长的高速公路、新建国际学校和炫目的购物中心在规模和数量上都向西方展示着一种“亚洲增长”。正是内城街区经历的转变，以决定性的方式重构城市驱动力、媒介、网络形态，对于新加坡这样面对多种族迁徙、人口流动速度加快的地方来说，表现出了良好的应变能力。

“新加坡没有阶层固化问题？也有，但是穷人的孩子不至于太绝望。”刘太格说，单一规划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整合所有的资源，而不是各自买单。“有意打破阶级和种族的界限。这就是公共住宅真正的‘手。”在绝大多数生活场所里，巴刹、邻居、幼儿园、学校都是混合的。政府建组屋的每个地块，都严格按比例，把一房到五房综合在一起。“有什么好处呢？那些孩子，即使大人改变不了工作能力，可是孩子看到有钱人的孩子怎么举止、怎么学习，他们很快就能学会，这个对于下一代技术能力提升，获取学历和找工作，都有很直接的效果。”

所谓公共空间，不仅仅是巴刹和组屋的开放。有机运转需要极其专业的技术，而文化认同则是更大的挑战。今年的世界城市峰会上，新加坡把已经进行了10年的“海绵城市”作为经验分享出来。我探访了一处新加坡最大的海水淡化处理和雨水收集蓄水池。城市内涝近几年正在成为新的环境问题，一个像海绵一样的城市，可以吸水净化储存，需要时可以释放利用，使新加坡这样一个世界上最缺淡水的和最快速城镇化的国家，经过十来年的时间，成了“海绵城市”。从最开始的基本供水问题，到后来的水质污染、城市洪涝、淡水资源流失等问题，新加坡可谓是将有关于水的解决方案做到了极致。全岛三分之二的国土已经建成为城市集水区，其蓄水与供水量满足了全国用水需求的30%（剩余70%的水源供应分别海水淡化、新生水以及从马来西亚购买）。即使如此，计划2060年才能基本摆脱对于马来西亚的水依赖。

对于亚洲而言，城市是经济转型的中心。政府在塑造和引导城市体系的空间里产生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相比较已趋稳定的西方城市空间生产体系，亚洲在经济加速发展和转型压力下，空间体系仍在不断建构，也不断发生问题产生经验教训。在今年世界城市峰会上，我见到了福岛的市长讲述核污染，也见到了卡塔尔的市长抱怨难民问题。对于每个城市，处于变动中的地方政治经济状况，都会发生不一样的结果。来自中国的发言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张俊国说，政府不应该决定人民住在哪里。目前已经有50%的中国人居住在城市了，这也促使很多城市和郊区的地理边界在不断变动和重新划分。

“解密规划，实际上就是看有没有勇气来面对真实的问题。”从90年代开始，接受中国前副总理谷牧邀请，刘太格越来越多地接触到了中国的城市规划。“‘城市特色就是建筑设计，这是鬼话！”他说，“每一个城市的特色是三件事：一个是自然环境，没有两个地方是完全一样的自然环境;二、古迹的保留，比如中国的建筑，不管外国人怎么看，从广州到佛山就完全不同;三、人口密度，大城市高，到小城市就低。”他熟悉中国“城乡统筹”概念：把“镇”这个功能做完善，“乡”的人不一定要去城里才能满足各方面的需要。住在乡里，生活上可以去镇里满足，不至于让大城市的人口无止境地扩大。

“现在中国人去美国觉得大城市不错，但小城市你不一定看得上。但欧洲就不同，不但大城市美，小城市更美。”刘太格说，因为欧洲和中国一样，历史悠久文化昌盛。“以后去中国的人，我想兴趣点会在二、三、四线城市，因为发展得晚，很多东西还有所保留。从广州到佛山那么近的距离，建筑饮食就完全不同了。”他曾在法国工作过一段时间，每天下课就跟朋友开车去一个不同的村子吃晚餐。“从酒到芝士，很小范围里，每个村的食物都完全不同。中国也是一样的，每个小镇的菜色都有自己的做法，酒有自己的酿法。”刘太格感叹，“真正的美食和丰富性，只有古老的国家才具备。这是难以复制的、具有共性和聚合力的文化。”

以美食和生活为载体，实际上是一个更高要求的具有共同精神追求的第四空间。“像罗马、梵蒂冈那样，有广场，有纪念碑式的建筑，有一种精神自古而弥坚。这是我心目中真正伟大的城市。”近10年来新加坡修建了大量公共建筑、美术馆，举办音乐节和艺术节。“软件是文化教育。能提升全球对一个国家民族文化的尊重。”新加坡近10年一直在扶持艺术，强调本土历史。“城市不是孤独的存在。城市里最重要的还是人、人性和人的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