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晓燕,万平



诗歌中的“面具”美学
——从屈原“香草美人”之“引类譬喻”模式说起

○殷晓燕,万平

屈原《离骚》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香草”和“美人”意象的使用，诗人使用大量笔墨描绘了芬美芳香的植物意象以及极富女性魅力的“美人”形象。“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夙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他将香草佩饰身上，使之与己连为一体，成为其美好人格的象征；他摇身一变，自比为洁身自好、容貌娇美之女子，却遭他女嫉恨与诬陷，惨遭心上人抛弃：“众女嫉余之娥眉兮，谣谓余以善淫”、“指九天以为正兮，夫情灵修之故也。曰黄昏以为期兮，羌中道而改路”；“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余既不难夫离别兮，伤灵修之数化！”故而王逸在《楚辞章句·离骚序》中说：“《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喻，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配谗佞。”

将“比兴”手法用于诗歌，自《诗经》开始。游国恩先生在其《楚辞女性中心说》中言：“在公元前五六百年间，我国的韵文，如《诗经》，它已经在广泛地试验那‘比兴’体的作法了。”正是由于有了“比兴”之法，从此也为文学艺术领域开辟了崭新的境界。因为在《诗经》当中用于“比兴”的材料非常多，有虫鱼鸟兽，也有各种器物，还有自然现象，如风、雷、雨、雪、蝃和阴霾等，但却没有“人”，更没有“女人”。“文学用女人来做比兴的材料，最早是《楚辞》。他的‘比兴’材料虽不限于‘女人’，但‘女人’至少是其中最重要的材料之一。所以我国文学首先与‘女人’发生关系的是《楚辞》，而在表现技巧上崭新的一大进步的文学也是《楚辞》。”①王逸《楚辞章句·离骚序》则提到：“《离骚》以灵修、美人目君，盖托为男女之辞而寓意于君，非以是直指而名之也。”乃是“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刘勰《文心雕龙·辨骚》称屈原“衣被词人，非一代也”，他不仅开启了诗歌个体吟唱的新行为，同时以“香草美人”之意象创立了文学新传统，建立了以“男女”喻“君臣”的抒情模式，“为后世中国士大夫在君臣不遇的困境中，抒发心中的郁结不平构建了一套政治隐喻符码，为后代诗歌的创作提供了一个典型范例”②。以至于“整个中国文学都‘楚’化了”③。众多文学家，如曹植、陶渊明、李白、杜甫、柳宗元、苏轼、曹雪芹等人，在遭遇怀才不遇、人格磨砺时，都会从屈原模式中去模仿与效法。而其借“香草美人”隐喻的模式，也引发了中国文学史中的“代言”、“立言”、“拟言”说，汉代张衡的《同声歌》《四愁诗》《定情赋》等，即是效“屈原以美人为君子，以珍宝为仁义，以水深雪雰为小人”之法写就，自此历代文学家皆有以此“美人喻君臣”、“男女政治”之“性别倒置”模式造就之作，抒不能直抒之情，言不能直言之意。

屈原“香草美人”所开创的模式为何会成为一文学惯例，经久不衰呢？孙康宜（Kang-I Sun Chang），美国耶鲁大学教授、华裔学者，受中西方学术传统影响，具有扎实的中国文化、语言、文学功底，又受西方学术方法与理论的长期浸润，在对中国文学问题的阐发上，基于两种文化“模子”的碰撞，倾向于对问题作出“根源”性的打通。她将此文学现象称为“性别面具”（gender mask），该概念采取了“性别置换”的方式，以文学为主体，在“面具”的隐喻下，涵盖了“美人香草”所涉及到的性别、身份、心理及政治等关键词，从男女文人在中国封建社会所遭遇的不同文化政治命运为契机，将诗歌中的抒情张力予以不断延伸，下面姑且论之。

一、《离骚》中“香草美人”意象的“引喻”使用

《离骚》中，屈原运用大量日常生活中习见的事物作为比兴材料，将其意象发挥到极致，以此隐喻自己因遭受他人谗言与嫉恨而不受重用的愤懑，这就是王逸所说的“依《诗》取兴，引类譬喻”。

诗人取为比兴的“类”，在《离骚》中以花草为最多。宋代吴仁杰《离骚草木疏卷》说：“《离骚》以香草为忠贞，以臭草为小人，荪芙蓉以下凡四十又四种，犹青史氏忠义独行之有全转也，薋资菉葹之类十一种传著卷末，犹佞幸奸臣传也，彼既不能流芳后世，姑使之遗臭万载也。”④所说的虽未必完全正确，但指出《离骚》用花草作喻的原则是很有见地的，下面我们试举例来说明之。

《离骚》常常以香草香花比喻自己美好的品德和才能。诗之开头，诗人在叙述了自己的生辰名字以后，表示要趁年富力强之时不断培养品德、增进才能。诗中写道：“扈江蘺与薜芷兮，纫秋兰以为佩”；“朝搴彼之木兰兮，夕揽州之宿莽。”这些诗句里的江蘺、薜芷、秋兰、木兰、宿莽等香草就是其美好的品德和杰出才能的象征。

有时诗人又以香草香花比喻具有美好品德和才能的人。诗人在步入社会，参与朝政之后，为了表达“尚贤”的政治理想，他写道：“昔三后之纯粹兮，固众芳之所在。杂申椒与菌桂兮，岂惟纫夫蕙芷。”这里诗人以“众芳”喻“众贤”，申椒菌桂、蕙芷则是“众贤”的几个代表。

有时又以培植香草比喻培育人才，以收割香草比喻举用人才，以众芳抚秽，比喻人才变坏。为了实践“尚贤”的主张，诗人说他曾“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畦留夷与揭车兮，杂杜衡与芳芷。冀枝叶之峻茂兮，愿竢时乎吾将刈。虽萎绝其亦何伤兮，哀众芳之芜秽”。这些诗句中的兰、蕙、留夷、揭车、杜蘅、芳芷都是指诗人培育的贤才；而“滋”、“树”、“畦”、“杂”等词则表明诗人为培育人才所付出的辛苦劳动；“九畹”、“百亩”，极言其人才之众多。诗人希望他们长得枝叶峻茂，有朝一日，就向国家举荐他们。不幸的是诗人苦心培育的人才在严酷的斗争中，经不住考验而纷纷芜秽变质了：“兰芷变而不芳兮，荃蕙化而为茅。”这让诗人感到无限的忧伤。

有时又以采撷芳物、佩饰香草，比喻志行的高洁。诗人“尚贤”的理想虽然被楚国黑暗势力扼杀了，但他仍然要保持高尚的品格，决不与黑暗势力同流合污。他表示要“朝饮木兰之坠露”，“夕餐秋菊之落英”，就是因此而“长颔”，也不愿与雉鹜争食；就是受到更大的打击，也还要穿饰满香草的服装：“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这里，诗人借助香花香草为喻，形象地展现了其无比高尚的思想境界。

第二种做法是任命制+轮值制。当发现班干部干活时有点脱离群众，总是自己忙死忙活却得不到理解时，我就会启动班长轮值制。也就是每个同学轮着做一天班长，要负责安排一天的事务，及时反馈还要在第二天早上做总结交接。这样一来，原来班干部的工作得到减轻，同时，同学们也感受到当班干部的不容易。一轮下来，同学们就学会了体谅班干部，并主动的参与到班级建设中来，这样发动非班干部来管事做事，收效甚好。

众所周知，香花香草本身就是具有一定审美价值和美学意义的美好形象。现在诗人把它们从分散于各地的山间水滨，一株一株地精心移植到诗里，这在诗中就好像形成一个春意盎然、百花盛开、异香扑鼻、沁人心脾的大花园。再加上诗人对这些花草的香味、色泽的特点加以适当的夸张和集中的描写，其美丽的形象和美学的意义就更加典型、更为突出。而这如此美好的形象又被诗人用来比喻象征高洁的品德和美丽的灵魂，且这种比喻的双方，又是那样地彼此结合、物我交融，这不仅使诗人的形象被衬托得更加美丽，就是这些香草也因此获得永久的艺术生命而流芳千古了。

诗人对香物癖爱，对臭物必然憎恶。出于这种鲜明的爱憎感情，诗人就用臭物来比喻那些他所不喜欢的人和事。有时诗里以臭草来比喻品行的污秽：“菉葹以盈室兮，制独离而不服”；有时又用人们指香为臭，以臭为香来比黑暗现实中的那种颠倒黑白、香臭不分、是非不明的特征：“世幽昧以昡曜兮，孰云察余之善恶？民好恶其不同兮，惟此党人其独异。户服艾以盈要兮，谓幽兰其不可佩。览察草木其犹未得兮，岂珵美之能当。苏粪壤以充祎兮，谓申椒其不芳。”这些臭物本身就臭气难闻，令人生厌，再加上诗人对它们的这些特点加以适当的夸张和集中的描写，并用来比喻象征那些具有丑恶灵魂、卑污品质的“党人”，这样黑暗势力的代表者“党人”的形象，就必然与这些臭物一起遗臭万年了。

除了以“花草”为喻外，《离骚》中还出现以下三种类型的比喻：

一类是以人们行走的“道路”来比喻国家执行的政治路线。由此出发，以“皇舆”比喻君王治理国家，以“皇舆”所驾的骐骥比喻辅佐君王治国的贤臣；以“皇舆”、“遵道得路”比喻路线正确，国策得当；以“捷径”、“险隘”比喻路线错误，国策失当；以“皇舆”、“败绩”比喻国家衰败灭亡。

再一类是以“规矩绳墨”喻国家法度。由此，以“循绳墨而不颇”喻贤臣遵守法度的美德；以“偭规矩而改错”、“背绳墨以追曲”，喻“党人”随意破坏法纪的罪行。

第三类则是以美人自比。据游国恩《楚辞女性中心说》，除《离骚》外，“美人”之意象在屈原楚辞中凡四见：一是《离骚》“恐美人之迟暮”；二是《思美人》中“思美人兮览涕而竚贻”，其余两处便是《抽思》的“矫以遗夫美人”及“与美人抽怨兮”。除第一个指诗人自己外，其余三个都言指楚怀王。由此出发，以男女关系喻君臣关系；以成言定婚喻君臣遇合；以众女嫉美，喻群小嫉贤；以求女无媒，喻求合不成，以男女离别，喻君臣疏远。

正是其以“美人”自比有所寄托的方式，借美人之口、之身，暗含了处境的艰难，表达了对君王的不弃、不舍之思。而无论屈原以“美人”喻自己还是喻君王，其借用的“香草美人”意象，避免了直接抒情的直白，使诗歌的婉曲、反讽之意更为含蓄蕴藉，使诗歌这一文体也能够成为“对话”文本，满足了古代诗人对诗歌“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的“韵外之致”、“味外之旨”的要求，也使得“香草美人”这一艺术手法“先天具备的象征和隐喻性质从诞生之日起便被‘黄袍加身’为一种创作‘原型’。此后，‘香草美人’与‘男女君臣之喻’成为了中国政治抒情诗千年不变的表达方式，对后世文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⑤。

上述种种“引类譬喻”是《离骚》以前的诗歌不曾出现过的，它多样而又统一，丰富而又和谐。就每类比喻看，它们都自成系统，都有一正一反互相对立的两个方面；就全诗看，每类比喻的正反两个方面又联合起来构成了一组互相对立的两个形象。其一是“党人”的形象，他挂萧艾、背绳墨、嫉美人，从捷径；其二是诗人的自我形象，他带香草，食香花，循绳墨，遵大道。这两个形象在矛盾着、斗争着，他们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是当时楚国政治舞台上的阶段斗争的缩影。因此，诗人通过这些描写，就把当年楚国政治舞台上的两个阶级、两种思想、两条路线、两格人品的对立、斗争，真实、深刻、具体、形象地表现了出来。

二、“香草美人”模式蔚然成风的原因探析

“香草美人”意象的丰富与其“引类譬喻”手法的运用，无论是来自楚国深厚的文化资源，还是来自巫觋之风盛行的宗教话语，屈原对诗歌的改造，对巫风艺术的升华，使之向文学审美方式的过渡，都为中国诗歌的发展带来崭新风貌，开辟了新的文学模式。而此模式，吸引了后世文人的效仿，并在文学史中形成了蔚为大观的盛况。当文人们宦海沉浮、仕途失意、人生受挫时，他们就会情不自禁地把自己比作屈原，把屈原当作人格“样板”，借用其开创的“香草美人”样式，“依附着‘原型’进行抒情形式的挪用与‘复制’”⑥。而当他们为自己戴上“美人面具”时，他们会沉浸在屈原的心境中，体味到当年屈原在遭遇困境时流露出的委屈，再对照时下自己的境遇，使郁结之心境予以纾解。而以“美人”的身份而非自己身份进行倾诉时，更让他们感到如鱼得水，在“面具”的覆盖下，在“他者”的叙事与抒情中，使“文人”与“美人”、“心灵”与“文本”进行“对话”。

明朱鹤龄《笺注李义山诗集序》言：“离骚托芳草以怨王孙，借美人以喻君子，遂为六朝乐府之祖。古人之不得志于君臣朋友者，往往寄遥情于婉娈，结深怨于蹇修，以抒其忠愤无聊，缠绵宕往之致。”托“芳草”发抒幽怨，借“美人”以喻君子，自屈原始，使之成为此文学现象之祖，文人对此乐而不疲，在男与女二元对立的性别定位中，频频转换角色，游刃有余游离其中。对此，孙康宜将其命名为“性别面具”（gender mask），揭露了面具覆盖之下文人的性别移置。

（一）“性别倒置”模式下文人真实声音的抒发。长期以来，西方文论的发展令人目不睱接，特别是耶鲁大学，更是美国新批评理论产生的重镇。而浸润在众语喧哗理论圈中的孙康宜，却没有受层出不穷新理论的影响，反而从文学之“根”去发掘文本中隐含的意蕴与心境，强调从文学中最本质的东西——“声音”，去寻求与文本、作者之间的心灵契合。她将文学写作中的“性别”叙事与文学“声音”联系起来，发现文学中的“声音”是非常难以捕捉的，“有时近在眼前，有时远在天边；有时是作者本人的真实声音，有时又是寄托的声音”。可见文本所表现的声音，未必是作者内在心声的真实表达，在诗歌中更是如此，有时则以非常含蓄婉曲的方式加以呈现。

从中国文学“惯例”看，但凡男性文人所做之情诗，一般会被认为是“政治隐喻”，诗中所描写的爱情常常是“言在於此，意在於彼”；“因为男性作者常藉着‘男女君臣’的比喻和‘美人香草’的意象来写情诗”⑦。男性文人受屈原影响，习惯于用女性身份、虚构的女性声音进行创作；而在对他人诗歌进行解读时，由男性文人所写的爱情诗也往往会被阐释为“政治诗”。这种由性别倒置而建立起来的托喻美学，孙康宜命之为“性别面具”。“之所以称为‘面具’，乃是因为男性文人的这种写作和阅读传统包涵着这样一个观念：情诗或政治诗是一种‘表演’，诗人的表述是通过诗中的一个女性角色，藉以达到必要的自我掩饰和自我表现。”当然，这样的创作方式可以让男性诗人摆脱身份的尴尬、畅所欲言：“这一诗歌形式的显著特征是，它使作者铸造‘性别面具’之同时，可以藉著艺术的客观化途径来摆脱政治困境。通过一首以女性口吻唱出的恋歌，男性作者可以公开而无惧地表达内心隐秘的政治情怀。另一方面，这种艺术手法也使男性文人无形中进入了‘性别越界’（gender crossing）的联想；通过性别置换与移情的作用，他们不仅表达自己的情感，也能投入女性角色的心境与立场”⑧。不难理解，当古代男性文人的角色转换与心境变化，覆盖在女性面具之下，使用着虚构中的“女性声音”，男性文人有如鱼得水之感，他们可以隐藏自己的身份，将遭遇到的仕途挫折与人生失意以女性受到冷落、被人抛弃后伤心、哀怨、绝望的心境表达出来。而男女之间、君臣之间形成了“表演”的关系，采用的“虚构”的方式，内含着“隐喻”的秘境，将人性心理的婉曲、隐秘、不欲为人知晓但又意欲表达的矛盾心理展示出来。

而因屈原《离骚》而开启的“香草美人”模式，既引发了诗歌创作中的性别跨越，有时在解读诗歌时也极易引发过度“政治托喻”的阐释，如曹植《秋胡行》中渴望“双鱼比目，鸳鸯交颈”的美人，则被说成是“乐众贤之来辅”的贤明君王；而张籍《节妇吟》：

君知妾有夫，赠妾双明珠；感君缠绵意，系在红罗襦。妾家高楼连苑起，良人执戟明光里。知君用心如日月，事夫誓拟同生死。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

这明明是一首“政治托喻”诗，是张籍在政治上面对两个职位的难以取舍之情，反而被人们从字面上理解为一位已婚女子接受多情男子“定情信物”，在犹豫、矛盾、痛苦之后，还是决定将信物还给男子留在婚姻中，但却表现出来了痛定思痛的不舍。可见，在“香草美人”的模式下，既可能出现以美人面具为遮掩身份与性别声音的文学创作，同时因此惯例而形成的文本解读同样会让人过度阐释。

（二）“面具”掩盖下的性别身份的自由转换。王尔德曾说：“给他一个面具，他便会给你说实话。”传统社会的政治环境，实在不是宜于说实话、说真话的场所，尤其是那些四面楚歌、遭受他人诬陷的文人，任何不当的言论都有可能使自己陷入到“文字狱”。但有了“香草美人”式的“面具”则使之大不同，这种写作策略可以使文人游离于本事以外，以隐晦的形式抒发心志。而对“性别面具”的运用，孙康宜出于如此考虑，“其学理，端在使诗篇变成一种演出，诗人假诗中人物口吻传情达意，既收匿名的效果，又具自我指涉的作用，若即若离，左右逢源。诗中‘说话者’（speaker）或‘角色’（persona）一经设定，因文运事，顺水推舟，其声容与实际作者看来大相径庭”⑨。有了“面具”，男性文人可以藉由“香草美人”之模式抒发自己的政治失意、人生挫意，在性别角色的转换中，他们重新找到在文学中的快意人生。

其实，在性别角色的替换中进行创作，不仅是男性的特权，对女子而言，同样可在二元对立的性别角色中避免父权文化对女性的歧视，从而获得认可。父权社会对女性文人的束缚与要求要比男性多得多，传统社会中对女性的定位让女子即使有才也不便直接抒发，因此，使用“性别面具”，跨越性别界线隐藏自己的身份以期获得男性文化的认同，则使得有些女性也借用了“香草美人”之喻，只不过是以性别倒置的方式。19世纪著名女词人兼剧作家吴藻，在其《饮酒读骚图》（又名《乔影》）中，吴藻把自己比为屈原。剧中的“她”，女扮男装，唱出了比男人更加男性化的心曲，此剧在当时也激起了许多男性作家的热烈反应。如清代齐彦槐说道：

一卷《离骚》酒百杯，自调商徵写繁哀；红妆抛却浑闲事，正恐须眉少此才。词客深愁托美人，美人翻恨女儿身；安知蕙质兰心者，不是当时楚放臣。

此种模式的使用，在孙康宜看来，“这些男性文人的评语都强调：最有效的寄托笔法乃是一种性别的跨越。屈原以美人自喻，吴藻却以屈原自喻。两性都企图在‘性别面具’中寻求自我发抒的艺术途径。重要的是，要创造一个角色、一种表演、一个意象、一种与‘异性’认同的价值”⑩。所以，“香草美人”式的“男女君臣”之作，即使被男、女性作者同时使用，但其起到的效果却非一致。从屈原所创“香草美人”式写作模式开始，它为中国文人所开创的是一种政治上的隐喻，他们身为男性，自比为“女子”、“妾”，心上之人则为“君”、“男子”；他们以女子口吻所倾诉的委屈、心怨甚至愤懑，实际是对君王所诉之政治清白与忠心；因此，宫怨诗、闺怨诗、弃妇诗在历代逐臣的手中得到了很好的发展，恰到好处地模拟了男女君臣的处境与情怀。与男性不同，女性作者所使用的“女扮男装”手法，以“面具”的方式模糊性别身份，一则是为了获得男权社会男子的认同；二则希企在想象的男性世界中寻找到寄托，满足“举手空羡榜中名”的遗憾，故与真正的“香草美人”式写作还是有所区别。

（三）封建社会政治文化环境对文人性格的扭曲。正所谓诗家不幸文章幸，封建社会文人对屈原“香草美人”开创的模式如此热衷，实属反常。社会文化、政治环境是孕育文人的土壤，社会政治、文化环境对人性心理影响颇大，反映在文学上，孙康宜说：“文学中的模式与创作实与男女彼此的社会处境息息相关。所谓‘男女君臣’的托喻美学也同样反映了中国传统男性文人的艰难处境。从成千上万的托喻政治诗看来，许多文人的政治处境是极其‘女性化’的：他们的性别是‘男性’，但心理却酷似‘女人’。通常的政治情况是：上自宰相，下至百官，所有的人只为了讨好一个共同的皇帝。”(11)故而在这样一种政治环境下，为了获得君王的重用，使自己的才华抱负得以施展，得意之时难以写出脍炙人口之作，失意时不平则鸣的哀怨则引起了众多文人的共鸣，反而造就了出彩之作。但身处政治迫害时的劣势，既想翻身上位又想保存生命，在诗歌的表达上就显得小心谨慎，斟而又酌，故只能以“美人”、“妾”等讨好之女性角色出现。

总而言之，由屈原“香草美人”所引发的中国传统写作模式，既是楚国政治文化与宗教气息所造成的结果，同时也迎合了中国政治的架构，吸引了传统知识分子的心理需求，故其能够成为一种文学惯例长盛不衰、蔚然成风，既是中国文学史之幸，又是中国传统文人之不幸。特殊的社会政治环境造就了此奇特文学现象的出现，而从文学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又有着其合理之处。屈原是中国文学史一个时代的巅峰，他人生经历的复杂反映出中国知识分子对于政治的热爱与追求，反映在文学上又成为一种中国传统文化所衍生的特殊现象。西方学术背景下的研究对我们有所启发，对此，孙康宜见解犀利，“无论是‘男女君臣’或是‘女扮男装’，这些一再重复地以‘模拟’为其价值的文学模式，乃是传统中国文化及历史的特殊产物。这两种模式各表现出两种不同的‘扭曲’的人格：前者代表着男性文人对统治者的无能为力之依靠，后者象征着女性对自身存在的不满与一味的向往‘他性’。二者都反映了现实生活中难以弥补的缺憾”(12)。

（作者单位：成都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①游国恩《楚辞论文集·楚辞女性中心说》［M］，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191页。

②③⑤⑥张晓梅《男子作闺音——中国古典文学中的男扮女装现象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82页，第151页，第163页，第164页。

④［宋］吴仁杰《离骚草木疏卷》［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⑦⑧⑩(11)(12)孙康宜《文学的声音》［M］，台北：三民书局，2001年版，第5页，第10-11页，第13页，第17页，第17页。

⑨孙康宜《文学经典的挑战》［M］，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70页。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西方汉学家的中国传统女性文学与经典化研究”（13XWW001）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