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冬林

我记忆中的年，是雕着俗艳图案的小船，撑篙的是父亲。

父亲的年里，对联是重头戏。

进到腊月，头一桩神圣的事情是请老姑爹爹来家里写对联。其实，父亲也能写，但他嫌自己的字不好，只敢写些鸡笼与猪圈的对联，人丁出入的门，总要贴上老姑爹爹的字才体面。之前，父亲早已经将红纸裁好，将墨汁倒进一只小碗或小碟子，还将陈年的毛笔尖在温水里泡开。老姑爹爹摆开架势写字时，父亲立在一旁端详着，还间以牵一牵纸角，怕未干的墨汁会在纸上流，私自篡改了字形。写好一张，父亲双手捧着，轻放在地上，几乎要行跪拜礼的样子，那多半在一个下着雨或者落着雪的午后。那个时候的父亲，仿佛是书房里的童子，谦逊地侍奉着老姑爹爹写字。他敬重老姑爹爹的字，他更敬重这一副副红灿灿的对联，大概他心里想要的如意与吉祥，都在这红纸黑字里寄托了吧。

写完对联，晚上照例是有一桌薄酒招待老姑爹爹的，而老姑爹爹的一桌酒话总逃不了前朝旧事。老姑爹爹的桌子前，酒杯深则故事长，酒杯浅则故事短，于是父亲频频起身给老姑爹爹斟酒。写对联的日子之于父亲近似节日，而这个节日，最后总要在老姑爹爹醉醺醺的故事中结束才算圆满。

最后是贴对联，放鞭炮，写了三百六十多天的长文，到了腊月三十才算是明明白白地点了题。三十这天，奶奶和妈妈，一个锅下一个锅上地忙，父亲上午擦洗门板上的旧对联与面糊，下午贴老姑爹爹写的新对联。父亲叫我和弟弟站在他身后一丈开外的地方看，“齐不齐啊？啊……右边高了？”父亲一连串地问。到底不放心，他又从锅边叫来浑身油汪汪的母亲，要她也来目测。仿佛对联贴得不像样，一年的日子怕也要不像样，所以父亲极其慎重。

除了对联这重头戏，父亲的年，还会插入其他一些小情节。

裁对联剩下的红纸条，父亲一片也没扔，年夜饭前，全搬出来，门前的梨树、柿子树、桃树，门后的柳树、榆树、楮树一一都拦腰斜贴一块红纸条，迎宾似的，远看，一片的喜气，父亲喜欢日子笼罩在这样一片茫茫的喜气里。有时，墙角堆放的农具，锄、锹、木锨……也会贴一块方方的红纸片。大年初一，牛屋里牵出的生产队的牛，两只黑镰刀似的牛角上，也各贴了一张小小的红纸片，那也是父亲贴的，弄得憨厚的老水牛像个蹩脚的媒婆，带着两弯羞涩的喜气。

三十的黄昏，父亲端一大盆温热的水，背大半筐上好的棉籽，去给生产队的牛置一桌除夕宴，回家后，再舀几大瓢汤，把门前门后开花结果的树个个根边灌一点。他觉得，与我们贴近的这些植物过年也该喝一点汤，且是荤的汤。他与它们饱暖两不弃。

伺候好了牲畜和草木，父亲终于点燃一挂长长的鞭炮，在烟雾与磷硝香里响亮地关上门。菜已上桌，我们围着父亲，开始过一个人间的年。

多少年后，我坐在除夕的灯影里，回想少年时候跟随父亲过的那些年，蓦然懂得，作为一个中国老式农民，他对日子，是从骨子里怀着敬重之心的，以至对与日子贴近的那些草木、农具、牲畜，也同样敬重。年是他表达敬重的一个神圣的仪式。

（选自2012年12月21日《芜湖日报》，本刊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