覃恺洋 汤永隆

〔摘要〕本研究旨在探讨家庭性教育方式、自尊水平对青少年性价值观的影响。使用“父母性教养态度问卷”“青春期性心理健康问卷”中的“性价值观分问卷”以及“Rosenberg中文版自尊量表”对重庆5所高级中学共900名中学生进行调查。结果发现：（1）家庭性教养方式问卷各个维度同自尊总分以及性价值观分问卷的各个维度都呈显著正相关。（2）中介效应分析结果显示，模型中自尊的部分中介作用显著。本研究初步验证了家庭性教育态度对青少年性价值观的影响机制，这表明家长需培养积极的性教育态度，创造轻松的沟通氛围，帮助提升孩子的自尊水平。此外，未来研究需优化研究工具以及进一步探明自尊的影响机制。

〔关键词〕家庭性教育方式；自尊；性价值观

〔中图分类号〕G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2684（2016）13-0010-04

一、问题提出

青少年处在性心理发展的重要时期，树立良好的性价值观是青少年性心理发展的重要环节[1]。所谓性价值观是指对有关性问题的较为稳定的看法和态度[2]，青少年时期的价值观对之后的人生将产生重大影响。信息时代的今天，关于性的信息鱼龙混杂，更需要良好的性教育来促进青少年形成良好的性价值观[3]，以帮助他们顺利成长。在以往的研究当中，研究者们相继探讨了各种社会因素对青少年性价值观发展的影响。就家庭方面而言，有研究者从家庭结构、家庭教育、家庭关系和家庭流动四个方面具体分析了家庭功能对青少年性价值观的影响，并认为家庭是青少年性价值观发展的重要载体[4]。就学校教育而言，有研究者通过实证分析发现，性道德教育对青少年性道德价值观和性行为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因而实施适当的性道德教育十分重要[5]。除此之外，也有研究者从更广阔的社会文化视角出发，认为社会阶层、社会性别和社会群体构建了青少年的社会角色，社会文化通过规范个人角色使个体选择符合自身需求和社会规范的性道德价值观[6]。就国内的研究而言，有关性价值观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大学生群体[7，8]，而少有针对中学生群体的研究。

此外，就家庭与性价值观的关系研究而言，已有的国内外研究着重探讨了家庭教养方式对青少年性教育结果的影响。家庭教养方式是父母各种教养行为的特征概括，是父母在教育子女时的言谈、举止和态度方面相对稳定性的行为风格，是在家庭感情氛围中表现出来的，儿童的态度、感受、认知和一般行为可能反映出家庭中占优势的感情氛围[9]。Van De Bongardt等人[10]通过纵向研究发现，在丹麦青少年的性规范意识发展中，父母和孩子的交流起着显著调节作用。而国内研究者王争艳等人则发现，孩子与父母关于性话题沟通的开放性对青少年性行为具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对不赞同过早性行为的态度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11]。这些结果都说明积极的家庭性教育方式对青少年的性价值观会产生积极影响。

家庭性教育方式对青少年性价值观的影响通过什么机制发挥作用呢？国外的相关研究发现，自尊同家庭教养方式联系非常紧密。所谓自尊是指个体不断以有价值的方式应付生活挑战的状态[12]。如Bulanda和Majumdar[13]发现，感知到的父母与孩子的关系对孩子的自尊水平有很高的预测力，即良好的亲子关系能够使孩子有更高的自尊水平，而父母与孩子关系的好坏很大部分是家庭教养方式的体现。通过进一步研究，Taylor[14]等人发现，自尊同家庭教养方式存在显著的正向联系。于此同时，国外的另一些研究相继发现自尊水平同青少年的危险性行为存在显著负向关联，危险性行为背后的根源则是不当的性态度和性价值观[15-17]，故可以假设自尊水平也能够正向影响性价值观，即自尊水平越高，性价值观越积极。因而，家庭性教育方式作为家庭教养方式中同青少年在性议题上互动的突出表现，也应该同这些变量存在显著关联，于是可以假设自尊在家庭性教育方式对性价值观的影响中存在中介作用。然而，之前的国内外研究并没有做相应的机制探讨。

综合上述的国内外研究，本研究假设：家庭性教育方式对青少年性价值观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青少年的自尊在其中起中介作用。

二、方法

（一）被试

相对于初中阶段而言，高中阶段是价值观形成的关键阶段[18]。故采取方便取样的方法，选取重庆市区的5所高级中学，共900名高一到高三的学生，剔除有遗漏项的问卷，共得到有效问卷774份，回收率为86%，符合测量学要求。其中男生为363人，占46.9%；女生411人，占53.1%。高一333人，高二301人，高三140人。被试平均年龄为16.23岁。

（二）研究工具

1.父母性教养态度问卷

本研究使用的“父母性教养态度问卷”由叶君玲和陈国彦[19]编制，并结合大陆中学生特点进行了修改。该问卷将父母性教养态度分为“父母与子女的性议题互动”及“管教方式”两个维度。问卷共26题，其中前16题为“亲子性议题互动”、后10题为“管教方式”，前者主要指父母与子女在性相关议题（如性的发育、避孕等）上的交流和沟通方式，而后者则为父母与子女的一般互动方式。问卷采用李克特1～5分评分，问卷得分越高代表父母的性教育教养态度越趋于正向积极，反之越消极。本研究中该问卷总的一致性信度为0.915。

2.自尊量表

本研究使用申自立和蔡太生[20]修订的“Rosenberg中文版自尊量表”测量被试的整体自尊。该量表是自尊测量的经典量表，由10个项目组成，采用1～4分计分，分值越高表示自尊程度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01。

3.青少年性价值观问卷

本次研究所使用的青少年性价值观量表取自骆一编制的“青春期性心理健康问卷”中的“性价值观分问卷”。该问卷采用1～5分计分。问卷共包括9个题项，分为“性观念”和“性态度”两个维度。本研究中该问卷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92。

（三）施测程序

本研究由心理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担任主试，利用学生班会课时间，在课堂环境下，由主试统一宣读问卷指导语，并发放问卷填写，然后由主试统一回收问卷并进行统计分析。

（四）数据分析

在剔除含有遗漏项的废卷之后，将数据输入SPSS21.0软件，并使用该软件进行相关分析，之后使用AMOS17.0软件建立结构方程模型进行中介效应分析和Bootstrap法检验。

三、结果

（一）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由于本研究的数据全部由问卷收集，可能存在共同方法偏差，故需要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21]。采用Harman的单因素检验法进行分析，设定公因子数为1[22]，结果发现模型拟合指数（X2/df=221.30，RMSEA=0.27，NFI=0.51，CFI=0.62，GFI=0.66）不理想，这表明本研究数据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二）家庭性教育方式、自尊和性价值观相关分析

对家庭性教育方式和性价值观的各个维度以及自尊总分进行相关分析，结果发现，自尊总分其他两个文件的各个维度均呈显著正相关，而家庭性教育方式与性价值观之间的各个维度也均呈显著正相关，具体的数据见表1。

（三）中介效应分析

以家庭性教育方式为自变量，性价值观水平为因变量，自尊水平为中介变量构建中介模型，具体模型见图1。输入数据分析后发现，发现各个路径系数都显著且模型拟合度较好，具体数据见表2。为进一步检验性教育需求的间接效应，根据温忠麟等人的建议，使用Bootstrap法对间接效应进行检验[23]，结果如下页表3。由表中数据可以看出，Bootstrap置信区间的上限和下限之间不包括0，因而该模型的间接效应显著，间接效应值为0.08，且中介效应和直接效应的比值为0.11，这说明该模型自尊的部分中介效应显著。

四、讨论

（一）家庭性教育方式与自尊和性价值观的相关

本研究结果显示，家庭性教育方式与自尊和性价值观的正相关都显著，该结果既进一步验证了已有研究，又进一步扩展了已有的研究结论。已有研究证明了家庭教养方式同自尊和青少年价值观存在相关，但是并没有进一步深入探讨性教育方式和性价值观的相关。本研究更加深入地描述了自尊同家庭教养方式和青少年价值观的正向影响关系，而造成这种正向相关关系的原因可能是积极的家庭教养方式能够让处于自我认同发展的青少年更好地接纳自我、表达自我，从而产生更高的自我认同水平和更高的自我价值感。自我认同以及自我价值感都是自尊水平的重要体现。同时积极的家庭性教育方式能够让青少年更开放地在家庭环境下谈论性方面的议题，正视性发育和两性交往方面的困惑，树立积极的性价值观，故三者都应是正相关关系。

（二）自尊的部分中介模型

本研究发现，家庭性教育态度对性价值观具有积极的正向影响。这也进一步验证和扩展了之前研究的一些结论。一些研究相继发现，父母教养态度会对孩子的价值观产生影响，但是都没有详细阐述这种影响产生的机制和原因。本研究更进一步地研究了父母与孩子在性方面的议题的互动，即家庭性教育态度和性价值观的关系之后，通过纳入自尊作为中介变量发现，自尊可以作为家庭性教育态度对孩子性价值观影响的有效机制，且该作用模型为部分中介模型，故家庭性教育方式不但可以直接影响孩子性价值观的水平，同时还可以通过自尊的中介作用，正向影响孩子的性价值观水平。而造成这种现象可能的原因是积极的家庭性教育方式本身就能促进孩子更好的表达性方面的议题，同时这种促进也能作用到孩子的自尊水平上，而高自尊的个体对自身和环境会拥有更大的包容性以及更高的自我价值感，会产生更积极的价值观，具体到性的议题方面，便是更加积极的性价值观。

（三）研究意义与不足

本研究发现了自尊对家庭性教育方式和青少年性价值观影响的部分中介作用，故在今后的性教育实践当中，一方面要更加重视家庭的作用，将家庭作为青少年性教育的第一阵地，培养父母积极的性教育态度。在这方面，近年来已经陆续有国内外的研究者进行了相应的实践，取得了不错的效果。此外，本研究还发现了自尊的部分中介作用，故在家庭的性教育当中，要更加重视对青少年自尊水平的培养。例如营造宽松、融洽的家庭氛围，鼓励孩子坦诚自己在性相关议题方面的困惑，父母不要忌讳谈性让孩子明白性并不可耻，而是人类发展的必然现象。

本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例如取样方式为方便取样，所得的结果外在效度可能存疑。另外自尊的部分中介效应尽管显著，但是值较小。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本研究测量的是青少年的整体自尊，若是测量青少年在性方面的自尊水平可能会得到不同的结果。另一方面可能是本身家庭性教育方式对青少年的性价值观影响就很大，自尊对性价值观的影响只能起到补充作用。最后，家庭性教育方式问卷使用由台湾学者编制，其信效度和大陆文化的适应性仍需要进一步验证。未来一方面可以更加细致地研究不同类型的自尊同家庭性教育方式和性价值观的关系，另一方面需要开发更有效适合本土特点的测量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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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西南大学心理学部，重庆，400715）

编辑/王抒文 刘 扬 终校/于 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