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蔡 昉

户籍改革可及时释放经济红利

文/ 蔡 昉

“对于保持经济增长来说，户籍制度改革或者说提高户籍人口的城镇化率是一个一石三鸟的改革措施，可以带来非常及时的改革红利。”

在世界金融危机之后，国际经济学界，有一个批评的趋向，也就是说在很多国家，金融过度发展形成了一个潮流。国内也有人警示说，过度的金融发展可能会导致泡沫，但是我们如果这么看，第一，中国的金融业、财富管理业仍然处在一个相对发展不足的发展阶段上。第二，在实体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在民生改善的基础上，发展金融业和财富管理业应该说还有广大的前景。真正为实体经济服务和民生服务的金融发展和财富管理，应该永远不会过度。

金融财富应建立在实体经济发展上

我们过去看世界经济史上出现过很多资源枯竭性经济或经济的诅咒，过去我们把这个资源理解为自然资源，其实任何过于过度的发展，都造成资源依赖，不仅仅是自然资源的依赖，从而会出现资源枯竭的问题。从这个问题上来说，当然存在风险，所以我们必须把金融业、财富管理业的发展，建立在实体经济的发展上和民生改善的基础上。

以山东省为例，山东省是我国实体经济发展的一个大省，也是比较发达的一个沿海省份。按照目前的增长速度，大概两到三年之后，就会达到一万两千美元，它的含义是什么呢？就是目前世界银行所定义的中等偏上收入发展阶段和高收入发展阶段的门槛。也就是说，我大致分析了一下，按照我们现在经济增长减速的结果，我们全国目前到2022年可以达到这个一万两千美元的门槛。山东很显然在“十三五”完成之前，就可以领先于全国达到这个门槛了。

但是，实体经济越是走向高端，城乡越是形成中等收入群体占主体的一种橄榄型的社会结构，金融发展和财富管理的需求也就越强烈，也就越会以会当凌绝顶的姿态得到率先的发展。

谈到财富的时候，我们记得马克思引用威廉·配第的一句话，叫做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这儿，我再加一条，就是按照我们新的发展理念说，创新是财富涌流的终极源泉。

劳动力这个要素，我扩展一下，第一，是我们传统的概念，就是普通的劳动者，劳动力的供给。从这方面看，我们已经进入到了所谓的刘易斯转折点，出现了劳动力短缺，特别是普通劳动者短缺。在过去的这几年里又有了新的发展。比如说2011年开始，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就是15岁—59岁这部分人口进入负增长，如果说劳动年龄人口还不是劳动力的概念的话，经济活动人口指纯粹劳动力的概念。我们的预测是经济活动人口从2018年开始负增长，也就是说我们总量上已经不能得到所需要的劳动力供给了，因此主要的还是要靠结构的变化，也就是劳动力资源重新配置，从农业转向非农产业。

报道显示，青岛前五个月，已经完成了全年90%的就业目标。一方面当然表明我们的就业工作做得好，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劳动力短缺这个趋势已经非常明显了。什么叫劳动力资源的重新配置呢？其实说穿了，就是从它还没有得到充分利用，没有充分就业的状态，比方说农业转向非农产业，转向城市当中。

人力资本是支撑经济转型的要素

从山东省省长郭树清的政府报告中可以看到，山东省有一个很强的优势，一个是城镇化率达到了59%，常住人口城镇化率高于全国水平。但更引人注目的是户籍人口的城镇化率达到49%，全国大概还没有达到39%，也就是说在户籍制度改革或者对农民工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上，山东省已经率先取得了突破。作为劳动力供给，对于保持经济增长来说，户籍制度改革或者说提高户籍人口的城镇化率是一个一石三鸟的改革措施，可以带来非常及时的改革红利。

第一，就是增加劳动力供给；第二，是可以继续发挥资源重新配置，对全要素生产率作出贡献；第三，从需求侧，扩大一个新的消费者群体，中等收入群体，也是为我们的金融发展、财富管理创造了一个基础条件。这个是第一个概念，劳动，第一个概念是普通的劳动者。

第二个劳动的概念就是人力资本。劳动力短缺了，接下来大家很自然就认为数量不足了，要用质量来代替。也就是说我们人力资本要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但是，当我们看到劳动力总量不增长的时候，也就是说没有很强的每年新增劳动力群体的时候，我们的人力资本改善速度也放慢，新增的人力资本总量也减少，因为我们知道，新增的劳动力具有更高的受教育程度，就是比存量。因此，新增劳动力减少，新增人力成本也减少。我们大概做了一个测算，2011年到2020年期间，每年新增的人力资本总量是以每年1%的速度递减，而不是递增。也就是说如果没有教育和培训更大的发展和改革，我们人力资本是不支撑经济发展，是不支撑经济结构的转变的。这是第二个概念。

第三，创新。创新是财富涌流的终极源泉，就是全生产要素的提高。在今年李克强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还有郭省长在省政府工作报告当中提到了全要素生产力的提高。面临生产动能的转换，也就是说过去是人口红利的收获期，现在进入到一个后人口红利发展期，相应人口红利动能一定会从要素投入驱动，转向全要素生产力的驱动。

传统动能消失，包括这么几个方面：第一，劳动年龄人口、经济活动人口，都逐渐进入到负增长。第二，人力资本改善的速度放缓。第三，资本报酬递减，因为你不再有无限供给的劳动力特征，因为你的资本报酬递减速度会非常快。第三是劳动力转移带来的资源重新配置效率会逐渐消失。我们都说劳动力转移，其实我们现在的农民工增量，不是从农业中转移出的劳动力，因为这部分人都是40岁以上的人，他们不再转移。真正转移出来的人是农村初中和高中毕业生，也就是说16—1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这部分人2014年到达了峰值，从去年开始就是负增长，相应劳动力转移的速度大大的下降了。从去年的数字看，我们农民工的新增速度只有0.4%，因此未来劳动力供给不足，同时全要素生产率的一个重要源泉就是资源重新配置效率也会衰弱。

因此，创新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必须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一方面是体制机制的创新，因为我们体制性的障碍还存在，妨碍我们生产要素的供给和配置，妨碍生产率提高，通过改革，还可以挖掘传统的动能，还可以延长人口红利。

（本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在近日举办的第二届中国财富论坛上发表主旨演讲，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