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评论员 戴志勇

这几日，媒体对读经教育进行了大篇幅的反思式报道。报道在传播中被冠以“圣贤梦碎”“残酷试验”等标题，批判指向极其明确，正文中对少儿“老实大量读经”方法的质疑，引发了大量认同。但是，文中被报道主角“惟生”随即发出公开声明称“不同意此文章表述”，“文章中对传统文化教育所持基本否定的观点，亦是我所坚决反对的”。

这正反映了当前国学教育甚至“中国式文艺复兴”面临的两难处境。

二十多年来，部分家长们逐渐认知到，现行基础教育存在弊端，譬如以头脑的知识教授为主，语文教材选文短、小、轻、薄，不能深度滋养学生心灵，更缺乏对孩子人格的培育等等。因此，以人格养成为核心，强调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关注修齐治平与天地自然的传统经典，受到一部分家长与老师的追捧。

然而，由于“五四”以来对传统文化的过度批判，“洗澡水与孩子一起泼掉”，再经历“破四旧”等运动摧残，中国的经典教育，在实践中元气大伤。2004年始，首都师大的徐健顺做吟诵采录，发现连适合汉语特点的中国最基本读书法，也已经只能是去最后一代人那里“抢救”。儿童读经教育，基本便是从废墟中起步。这也部分导致了读经教育只能从“小朋友，跟我念”开始的严酷现实。

在反传统已达极点的时代，读经教育从废墟起步，本来值得敬佩。但是，在实践过程中，不少读经教育的践行者，将背诵视为最主要的教学途径，学生花六七年甚至更长时间，每天八小时，背完四书五经，老师却不加讲解，甚至反对学生读其他书籍，将学生封闭于死的经典文句中，隔离于对生活与时代的正常感受与反思之外。对孩子而言，这的的确确是一场残酷试验，不仅难以达到人格养成的初衷，反而激出不少学生对传统经典的深度反感。

每天只知道背诵，要求学生行为良好，却不懂得用礼来引导，希望学生聪明，却不知道去涵养其本来的善良，动辄体罚，像对待囚犯一样，如果这样来教学生，只能是“彼视学舍如囹狱而不肯入，视师长如寇仇而不欲见”……这些王阳明曾严厉批评过的“记诵之学”的做法，成为读经教育中的顽疾。孔子提倡的乐学精神，哪去了？

这种国学教育，反过来又必然会增加对传统文化本已非常隔膜的现代人的误解。难道传统就是这样的吗？传统的教育，比起公立教育尚且不如？做传统教育的人，自己都没有一点点气象，只是在机械复读经典文句，怎么引领学生，涵养人格？更不要说如何与希腊文明及其在历史中历经千回百转生发出来的现代文明对话了。

认同传统文化的人，常常批判现代性中隐藏着“极端个人主义”。这样高迈的期许，如何才能不沦为完全的空想？一面是传统经典教育急需复兴，一面却是很多践行者力不堪任，很多做法，反倒加深着国人对传统经典及国学教育的百年误解。这种两难的困境，怎么破？

办法不会从天上掉下来。中国的经典还在，只是不能硬塞给学生，需要从事国学教育的人，首先自己吃透儒、释、道的基本精神。无论儒家的“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道家的“道生之，德蓄之，物形之，势成之”；还是释家的“缘起性空，自性清净”，都需要落实在日常生活里，透过经典，抵达学生的生命，而且要有力地回应现代社会的基本问题。

它们的确与起源于对世界惊异而逐渐趋于主客对立的“爱智教育”有所差异，从起手处，就不仅仅是智力的，更是收摄理性于人生选择的，是知行合一的。但由于中国传统经典尤其是儒家经典，受到皇权政治的强烈牵引，而被各类权力做了扭曲解读。浩然之气的大丈夫，公天下的人间正道，由圣而王的愿景与因王而圣的现实吊诡，都是今天的教育所当仔细分辨的。

仅仅懂得经典的含义，也未必就可以很好地教学生。孔子的因材施教，启发式、情景式教学，天文、地理、政治、社会无所不包而又“吾道一以贯之”的六艺全科教学，是极高的教育艺术。好在，从孔子到朱熹到阳明，种种关于教育的方法也还在，再参照现代东西方丰富的教育方法，为国学教育开出一条光明大道，为中国的“文艺复兴”培养出一棵棵优质的苗子，并非不可能之事。

只是，这一切，都需要诚实的心性，以勇猛奋进的精神，直面当前国学教育中存在的种种弊端，从一点一滴做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