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记者 刘昊

发自广西灌阳

音乐比人活得长久。曾宪文过世三十多年了，儿子曾庆平还能唱出父亲教给他的红军歌曲，一字不落：“炮火连天！炮火连天！……苏维埃的红旗插满全中国。”“欢迎白军弟兄们……过来当红军。”

井冈山的歌、劝国民党“白军兄弟”投奔红军的歌、打胜仗的歌。它们似乎已经失传，却伴着盛夏时节的水田蛙声，在位于广西灌阳海洋山脉腹地的盐塘乡田埂边响起。

54岁的曾庆平在众人面前背着手用力地唱，像回到了童年。末了，他还要配上父亲当年对歌词的解说：“日本鬼马上到上海了，中国人抗议了，莫搞内政（战）了。”

从乡人口中，可以依稀复原曾宪文的样貌：个子不高，满脸胡须，吃饭很快，脾气暴躁，但作息特别规律。1930年代末，当他第一次出现在盐塘乡时，当地人并不清楚这个异乡人背负着怎样惨烈的过往：他来自红五军团34师。

这是一个特殊的部队番号。1934年冬天的湘江战役中，这支六千多人的部队，为了掩护红军中央纵队和其他部队渡过湘江，英雄奋战。师长陈树湘受伤被俘，在担架上拉断自己的肠子自杀身亡。

关于父亲活下来的过程，曾庆平只能简单复述：“浮桥被破坏，江面堆满了人，来了飞机，丢了炸弹，把红军全炸了”，父亲受了伤，“把身子扎进水洞”。

灌阳县原史志办主任文东柏曾仔细考证，判断出他说的是1934年12月1日上午的那场血战：34师接到电令，在水车过浮桥赶往新圩枫树角，接防红三军团红六师18团，过灌江时遭到敌机轰炸，200多人被炸死。

之后，曾宪文被当地村民救下藏在牛棚。他得了一场大病，病愈后左腿跛了。为了不暴露身份，他在广西重操江西的旧业——竹匠。他会花十天织一床晒谷子的竹垫，这手艺在当地很新鲜，当地人因此接纳了他。几年后，他娶了一位丧偶的女子，做了上门女婿，成了两个孩子的继父。四十多岁时他得到一女，五十多岁又有了儿子曾庆平。

1980年代，一个群体浮出水面：失散红军。

在寻访这段历史时，《喋血湘江》作者伍禄香曾听一位县党史办主任讲，当年红军进入山区后，“有山必有路，有路必有红军”。

有些失散红军后来又回到了部队，如跳崖后被村民救起的34师100团团长韩伟。他重伤复原之后被人告密，抓进国民党的监狱，直到第二次国共合作才被释放，投奔延安。新中国成立后，他曾担任北京军区副司令员，成为湘江战役为数不多的讲述者之一。

一生未能回到故乡的曾宪文只能在饭桌上向儿女回忆往事，特别是喝酒过后。曾庆平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父亲是江西赣县人，乳名叫曾石贵，1928年参军，“在井冈山跟着毛泽东”，进入红三军团团部新兵班接受训练。湘江战役时，他在红五军团34师100团3营第9连做后勤工作。

曾宪文津津乐道于自己被委以重任的经历：虽然一字不识，但胆量大，被派去一个“很乱的地方”，带了一帮人巧妙避开国民党耳目，把菜米全买了回来。从此连长就让他专门搞采购，动员老百姓卖粮食给红军。他还给孩子们看自己腿上的疤：被炸出窟窿的地方新长了肉，凸成了一个包。这些讲述仅限于家庭这个私密的空间。

即使新中国成立后，失散红军们对公开身份也有顾虑。但一切还是过去了。1980年代初，寻访失散红军的地方史志人员找到风烛残年的曾宪文，他的谈吐和思路已经很模糊，仍说着当地人难懂的江西话。他在1982年去世，享年83岁。

4年之后的1986年，国家民政部门开始对失散红军进行摸底，流落在兴安、全州、灌阳、资源、龙胜五县的上百名失散红军在各县民政局登记完毕，开始按月领取生活补助。一些人直到那时才敢说出自己曾是红军。如今，在纪念馆里还能找到其中一些人的名字。2013年，最后一位失散的红军在兴安去世。

父亲生前没机会回的江西故乡，曾庆平替他去了一次，认祖归宗。之后，他继续回到盐塘耕种水稻。